关于超超主义诗歌

 唐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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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多年前，诗歌超超主义诞生的时候，赵泽亭曾经表述：诗——它确实没有行动上的意义,但它却有拯救的企图；它使我面对现实的污泥浊水时,有保持生命纯洁与尊严的作用。这句话可以视为整个超超群体的集体认知。

    20多年后，回顾超超诗歌的存在历史，感慨无疑很多。在山西曾经出现过的民间诗歌群落中，目前来看，唯有超超主义做到了对山西诗歌乃至全国诗歌的整体性影响，这里面固然有很多原因，比如中坚力量成长壮大的原因，比如诗歌环境良性发展的原因，比如得益于部分诗人社会地位以及权力的原因，等等，更重要的是超超二字所涵盖的那些作为诗歌的深邃态度。在我看来，超超最初的诞生远没有今天这么厚重的意义指向，更多地是灵感所为。随着时间推移，超超二字不断被诗人思维、理念、作品、行为阐释，揉合又打破，打破再揉合，逐步形成今天的饱满内容。我不妨简单把它划分为两个“超”，第一个“超”是超越生存现实，超越贫穷、困苦、孤独；第二个“超”是超越生存时代，超越自身，超越群体。

    诗歌令村庄、围绕村庄的事物、事物栖居的大地被语言滤清，成为诗人内心的一部分标准。可以判断，超超诗人所面对的苦难命题未必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不适宜，贫穷是一个构成要素，却依然不是根本要素。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与当时的四川、北京等地的诗歌写作环境相比，窒息的意义要远远大于落后的意义，这是超超诗人80年代末期诗作里的普遍指向。窒息使得个人的存在感变得强烈，个体灵魂在更高的世界与身边现实产生了不相容。扩大到太原甚至整个山西的诗歌体系，超超的气息带着鲜明的特殊性，他们诗歌所交织的某种魅力正来于此。其中像赵泽亭采取的方式是“向下”的探求，比如他对生活境遇的承认，对生活记忆的诗歌留存，他或者利用亲情，或者利用忘却，或者利用更卑微的事物，做到对窒息的减轻以及消除。而雷霆则充分运用自己在语言上的天赋，达到一定程度的对抗。这里不能够说，因此他的方式是“向上”的，但他的确是轻盈的。

    这就是说，通过第一个“超”，诗歌拉开了与生活的距离空间，成为对生活的回望和俯瞰。这样的诗篇可以说是唱给生活的挽歌。

    在平和的丧失里寻找价值。超超诗歌普遍具有这种“隐忍”，他们的思考灵动、自由，拒绝着规范。雷霆曾经在他的某一首诗里提出一个问题：时代的品质。我认为在这里它是一种感觉的捕捉，时代更多地取自诗人的心灵需要，所以，时代不同于历史界定，它仅仅是诗人的“容身之处”，也许只是诗句诞生的瞬间。可以断定，在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潜意识里，品质才是最重要的叙述——它首先应该是诗性的；一个诗性的时代无疑是健全的、完美的、理想的。这种推究有其较为广阔的背景，甚至可以延续到今天的山西现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原平这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超超诗人的重要生活只与诗歌写作相关。厚重的传统很容易将生活分出了高下，诗意成为最高的生活理想，因此好多人的诗作所描述的正是最高理想的现实影像。诗人们经常相聚，把酒谈诗，一切世俗都与他们无关。麻小燕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回忆到，那时诗人们将筷子折断，两双变成四双；这就是说，快乐并不源于物质。即使到了今天，经济发展的缓慢，加之山西诗歌那种源远流长的个人内心的对抗力量，使得时代的诗性品质依旧成为山西诗人追求的目标。因此，这些诗人某种意义上以他们内心的绝对真实，成为了时代诗性品质的尘世反映。通过第二个“超”，诗人们努力实现并完成着自身的最高追求，在个体不断完善的同时强化着群体力量。这是我今天想说的第一部分。

    第二个部分，我想谈谈山西诗歌背景下的超超诗歌。去年4月初在扬州诗会上，我对山西诗歌的历史、现状作过一番发言。从我的个人角度来看，山西诗歌发展到今天，是比较艰难的。关于“山西诗坛比较沉寂”这个问题，当时以及现在，我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看法。原因之一，山西是文学大省，文学大省只意味着是小说大省，这一点与山西文学现代历史以及政治地缘性密切相关。原因之二，在上世纪最关键的60年代出生诗人的沉浮时节，少有前辈的鼎力扶持。山西主要的文学刊物在很少发表诗歌的背景下，所刊发的诗歌作品普遍低于同时期国内诗歌的创作水准，致使山西诗歌给外界的印象远不真实。原因之三，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山西诗人，以超超为代表，极少有人向外投稿，或者主动参与国内民间诗歌活动。创作几乎成为他们的惟一，而创作结束也就一切结束。这样的现象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当然，沉寂只是表面，超超以及泛超超的诗歌创作实力存在从未消失过。实际上，岗位式的写作自始至终存在着，恰恰相反，作为主义的、流派的、团队的集体写作是暂时的。这些我曾在一篇文章里也多少提及。

    山西诗歌的缺席在一定意义上是诗歌这个文体在山西文学整体中的失势造成的。新中国以来，引领山西文学主流的是小说，无论是赵树理先生还是西李马胡孙，在中国文学史上都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而相对来说，同时期的山西诗歌却不见大家，不见能够像小说一样占据中国文学要津的人物及作品。可以说，如果在全国寻找定位的话，小说山西是当仁不让的重点，至于诗歌则差了许多。有意思的是，山西是民歌之乡，不少诗人都是由民歌启蒙了诗情。然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在中国文坛叫响的却一直是小说，这也是“晋军”光辉称号的来源。进入现当代，不论诗界如何腾蛟起凤，真正在诗学上被认可并提到国家级地位的诗人在山西惟有潞潞。小说则出现了一大批人。如今诗歌在整个中国呈现着一种颓势，无论从获奖的角度考虑，还是作为产业谋取经济利益方面考虑，还是娱乐性考虑，诗歌都不足与文体上更容易利益化、世俗化的小说相比肩。

    我个人分析有几层更细的原因。一，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山西经济水平的制约。实力弱小的地域是常常被忽略的。民间诗歌的交流重心基本在经济发达地区，诗歌虽然不是功利的，但诗歌存在的社会环境是功利的。生存能力首先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种漫游的情形一去不复返。经济力量上升为决定诗歌存在方式的标准，经济力量使得弱域向强域流动、个人向团体流动、低手向高手流动，这种流动是块状的，也是不停变化和甄别的。山西经济的不在场导致民间的认知习惯中对基础之上的领域忽略，小说在今天的相对岑寂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二，山西诗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团伙。山西诗人之间是一种相对独立、自我的松散状态，尽管没有哪个省份的诗人能够像山西诗人一样热情，四海之内皆兄弟，但这些只是在社交的表层。究其原因，山西诗人之间没有利益关系。不以诗歌作为追求利益的手段，这是山西诗人的“潜规则”。我们很难看到有哪几个山西诗人以团伙行为在中国民间诗界纵横捭阖、叱咤风云。当然，山西也有过诗歌流派，比如北国、超超（坚定）、世纪风，包括现在的长治诗群，但这样的结合仍然是趣向的、无利益的、松散的。在个人意义层面，山西诗人普遍缺乏张扬自我的现代精神，诗歌的纯粹性成为每个人灵魂中的一部分，安于写作和安于现状成为他们正常生活的态势。我们可以说他们有着属于个人的诗性生活，封闭自适的生活。三，文本发表、诗学观念交流的阵地严重缺乏。山西刊物对诗歌的忽视程度虽然在近几年有所好转，但仍不属于正途。更多的作品被湮没在个人的书桌里，缺乏展示、缺乏交流，因此就缺乏应有的价值。历年的年度民间诗歌选本中几乎不见山西诗人的作品，许多当时具有超前意义的诗作和观念，尽管现在看来仍意义非凡，但因其“只物化而不诞生”，造成了文学史价值的“个人失落”和群体失落。值得欣慰的是，山西一批像《惊蛰》、《五台山》、《梨花》等刊物的举措正在改变着这种窘境，同时，网络上的活跃也给山西诗歌带来了新的希望。

    第三个部分，我想说的是超超诗歌的发展壮大史。很少有哪个诗歌社团的人员流动性像“超超”这样复杂。作为学院诗歌的标志之一，北国的诗歌流派解分由人员解分决定，而它的人员解分是在四面八方的籍贯意义上做到的。而作为民间诗歌的集团之一，“超超”最早的成员基本固定在忻州、原平周围地区，乡土性要更为纯粹一些，因此，他们的解分仅仅体现在人员的住所离散意义上，流派则基本不受影响。可以说，北国有着鲜明的时间属性，“超超”的地域属性更为强烈。同属地域属性的，还有河津的世纪风，以及太原的东方诗人、旭河等，与“超超”相比，这些流派人员的区域稳定性几乎自始至终。原初的“超超”诗人里，赵孟天从忻州到古交，最后定居太原；宋耀珍、卢丽琳夫妇如今也定居太原；金所军工作调动去向长治；梅生目前也在太原；任高还在大同。与其说当年离开原住地的那部分诗人是由于生活的原因，不如说他们是为了诗歌理想，为了自我在与外界的碰撞中痛苦且快乐地变化。人员分布地域的扩大，丝毫不影响“超超”诗歌内在的一体性，也不妨碍他们之间的交流。相反，这样的生活拓展了每个人的空间，于是才有了赵孟天脍炙人口的《在南下的列车上》，才有了宋耀珍具有经典意义的《西里峡谷的夜》，才有了赵泽亭充满抒情意味的《蝴蝶，１９９０》。

    重要的更在于，这一部分“超超”诗人的走出去，无形中使一个“小”流派成为了“大”流派，特别是在他们与太原一批诗人相识之后，共同的精神品质令诗歌在一次次聚会、一次次朗诵、一次次争论、一次次觥筹交错中不断实现着从理念到境界的飞升。从《黑眼睛》到《超超》到《坚定》，再到年度诗选，到诗丛，“超超”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稳固。我在“超超”２０年纪念原平活动中曾经这样说过：“‘超超’的意义并不仅仅使一批诗人有了名气。‘超超’作为当代山西诗歌的一个高度，它首先使它的组成者们有机会达到了自己写作的较高层面。在自身的孤独与诗歌的孤独中，他们找到了一种最为和谐的方式，使自己的内心坚定起来、丰富起来、完整起来。超越平凡和庸庸碌碌，超越不良的诗歌环境，最终的目的仍是超越自身。”“‘超超’的意义不仅仅是带给了他们以及我们一种荣光。必须看到这一点，它席卷了整个原平大地，并在２０年的光阴里，像一棵大树，在山西的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深深地扎下它的气根。它团结了相当数量和相当质量的一批诗人，它在文学举步维艰的时候，在诗歌如履薄冰的时候，保证了诗人群体的正常发展，并且使这一群体更加纯洁，更加真实，更加富有活力。”

    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们谈论超超，本身就是山西诗歌的一次跃进。我个人更愿意用自身的创作来证明超超的伟大。谢谢大家！

                                               2009年4月  原平

转李杜老师在山大国学大学堂上的讲话

谨以此文祝福“原平梨花诗歌艺术节”

          当代诗歌境况及其走向

               　　　 ——4月22日在山西大学国学大讲堂的讲座

各位师长、各位同学、各位朋友：

今天能在母校的国学大讲堂，做一次关于当代诗歌的讲座，对我来说，既是一种光荣，也是一种幸福！

我是中文系一九八五届毕业生，我在母校做的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与诗人潞潞一起创办了一个诗社，即北国诗社，此后历经刘俏、杜国华、徐建宏、温建生、王显威、乔傲龙、杜星亮、许凌云、张云、孟绍勇等社长薪火相传，达二十余届。母校对于我的恩泽、和给予我的最大荣誉，是让我成为了一个正派的人，一个诗人，一个高级编辑。

为此我一直心存感恩。

我今天讲座的题目是：《当代诗歌境况及其走向》。

我在这里所讲的“当代诗歌”，不是严格意义的“正统文学史”上的“当代诗歌”。在“正统文学史”的概念中，是把中国文学的发展分成了四个阶段，分别是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而且大致是以1840、1919和1949年做这四个时代的分界线的。所以，“当代文学”在通用的文学史教材里，一直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然而我所讲的“当代诗歌”，不是指这样一个正统文学概念；而且我所指的“当代”，也不是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所说的“当代”的意思（他们所说的“当代”，是指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一句话，我所说的“当代诗歌”，指的是从1976年至今的诗歌。

为什么要选择1976年这样一个时间呢？这只是因为1976年曾经发生过一次“天安门诗歌运动”。这个运动，把此前和此后的诗歌创作明显地区分开来。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诗歌创作是非常活跃、而且非常具有成效的。当时出现了一大批好的诗人，包括穆旦、戴望舒、徐志摩，还有象征派的李金发等等。但是到建国以后，这些诗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写得少了，尤其是到五十年代末，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出现了一种“红旗歌谣”式的诗歌，失去了诗歌应有的人文关怀、失去了诗歌应该具有的韵味和品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

1976年，国内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四五运动”，一大批诗歌被张贴到天安门广场、或西单民主墙上，震动了全国……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当时的诗歌就形式而言，主要的还是古体诗词样式（如著名的“扬眉剑出鞘”等等）。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1976年左右，在北京，在天安门之外的其它胡同里、小巷里，还有一些所谓“地下”的诗人，在创作着一些与当时频频见诸于国内报刊的诗歌完全不同的别样的诗歌。这些“地下诗歌”，是以手抄本、或者油印刊物（比如《今天》）的形式流行于世的。这些诗人，便是北岛、食指、芒克、杨炼、顾城、江河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朦胧诗”创作的代表人物……我所说的“当代诗歌”，就是从这些人、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先讲第一个问题。即：

新时期诗歌——北岛、海子：英雄神话或者英雄挽歌

“新时期诗歌”是以1976年为前兆、以1979年到1989年为时限的。这十年，当代史上称为“新时期十年”，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就被称为“新时期文学”。而这里所讲的“新时期诗歌”，也即是对应这个大的界定而言的。

客观地讲，“新时期诗歌”十年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阵营，并不是以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等为主力的“朦胧诗群”，尽管他们的创作构成了这一时期最壮丽的人文景观。

当时的情况是，“朦胧诗群”的诗人们虽然在“地下”活动得很早，但出现在“地上”的时候却很晚。也就是说，当他们在“地上”成名之前，早已有一些诗人提前在诗坛上扬名立万了。这些诗人，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三、四十年代就开始创作并且已经成名的，比如说艾青、穆旦、郑敏、牛汉等等。第二类则是五十年代开始创作并暂露头角、结果却因历史的原因而不能继续写作的这么一批人，也就是当时所谓的“中年诗人”，比如说白桦（写过《苦恋》的白桦）；比如公刘（本来是安徽人，却因被打成“右派”而“流放”到山西的忻州，在忻州度过了十几年的“改造生涯”）；比如流沙河（四川的诗人，也是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还有昌耀、邵燕祥、赵恺等等。他们都是五十年代初走上诗坛、却因在“反右运动”中成了“右派”而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直到1978年得以“平反”后才重新拿起笔写诗的。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共性吧，当时文学评论家便给他们起了一个“代名”，叫“归来的一代”。这一代诗人，便组成了“新时期诗歌”的第一个群落，也即是一个主导“新时期十年”的诗歌群落；一个可以提升自己、却不能超越历史，因而也就很难再开拓诗歌未来的群落。

我这样讲，则是强调这样一个意思：作为这一群体的诗人，虽然在他们的人生及创作经历中，受到了很大的身心伤害，但是等他们复出以后，并没有去埋怨那个时代对他们所造成的创伤。当时白桦写的引起全国争议的电影剧本《苦恋》，也便反映了这一代人的情怀。他们复出以后所写的诗歌，与他们五十年代的诗歌相比，肯定是大有长进，或者也可以这样讲，新时期的创作，代表了他们创作的最高水平；然而从横向进行比较，也就是同当时“崛起的诗群”的创作相比，他们的诗歌毕竟是显得单薄和老旧了。

这样评价“归来的一代”，似乎有些刻薄，况且也真是有违我的本意。因为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我是有过交往，并且势必终生仰慕的。之所以如此评价，或者也可以说是就诗歌发展的历史而言，势致不能不吧。他们的人生遭际，是值得悲悯的；他们的创作历程，是值得书写的；他们的创作实绩，是必须肯定的；当然，他们因受政治的、时代的影响而孳生出的种种局限，却也是必须面对、必须正视的。尤其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自己本曾受到过不公正的批判，然而复出、并成诗坛主持以后，却又不适当地“批判”了他人，或者用一句不甚恰当的话说，就是还对朦胧诗进行了一些“围剿”。当然，这主要的也只是因于诗歌观念的不同，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吧。所以我这样讲只是陈述事实、而并非刻意“批判”。当时的情况即是如此，包括艾青老都写文章说：“朦胧诗是一个怪胎，是个毛孩子。”事实证明，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也正是由于误解太多了，以致不少诗人对于新的诗歌样式的出现，并没有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宽容；对于新的诗群，也没有给予本来应该给予的扶持。

这里，我所讲的“新的诗歌样式”就是“朦胧诗”；所讲的“新的诗群”就是“朦胧诗群”，也就是由诗人徐敬亚所命名的“崛起的诗群”。

这个诗群，就是刚才我说的以北京的“今天派”诗人为主体的诗群。这个诗群主要的代表人物即北岛，其次是在厦门的舒婷，以及顾城、江河、杨炼、食指、芒克、多多、梁小斌、徐敬亚、王家新……后来也有一些人说：北岛就其创作时间来说，是在食指之后——食指本名郭路生，是“这一代”中最早写诗的人——就其创作成就来说，则在芒克之下；但不管怎么说，“朦胧诗群”主要的、优秀的代表人物还是北岛。

惟此，在这里我先说北岛，尔后再说“朦胧诗之后”的另一个代表性人物，即海子。

北岛，本名赵振开，祖籍浙江湖州，1949年生于当时的北平（即北京）。毕业于北京四中。1969年当建筑工人，后作过翻译，并短期在《新观察》杂志作过编辑。1970年开始写作，1978年与芒克等人创办《今天》杂志。1989年移居国外，曾一度旅居瑞典等七个国家。曾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还曾是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2007年，北岛收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8月，正式搬到香港，与家人团聚，结束其近20年的欧美各国漂泊式生活。出版的诗集有：《陌生的海滩》（1978年）、《北岛诗选》（1986年）、《在天涯》（1993年）、《午夜歌手》（1995年）、《零度以上的风景线》（1996年）、《开锁》（1999年），其他作品有：《波动》及英译本（1984年）、《归来的陌生人》（1987年）、《蓝房子》（1999年），散文《失败之书》（2004年），散文集《青灯》(2008年1月)，散文集《午夜之门》（2009年3月）。北岛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出版，曾三度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84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曾和诗人潞潞一起组建北国诗社并创办《北国》诗刊。为组织《北国》创刊号稿件，我和诗人陈建祖专程到北京约稿，由此找到了北岛、江河、杨炼等当时正因“朦胧诗”遭遇困境而处于“沉默期”的诗人。那是一个晚上，我们到中央美院的那个大杂院去找北岛，不巧他出去了，没有见到。第二天早上七点钟，我们还睡觉的时候，有人敲门，然后北岛便背了个黄挎包进来了。此前曾听人说北岛是一个非常不善言谈的人。可是当时他却非常健谈，和我们谈到快十点钟才去《新观察》上班……后来，我们又见了江河、杨炼、马德升等，并带回了他们的作品，发在了《北国》创刊号上。北岛、杨炼他们后来都写信来，对《北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杨炼甚至说“这是当代中国最好的诗刊”）……不过这是后话，且不多说，还是说北岛吧。

在这里，我谨想以“诗歌英雄”这样四个字作为对于北岛的总体评价。

为什么说他是诗歌英雄？因为实际上他是以自己的诗歌书写了一部英雄神话。

他曾在诗中说：我站在那里，让影子横穿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显然，这就是一个“神话”。还有一些诗句，比如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显然是“英雄的”。所以，我们说：他实际上是一个企图用诗歌反抗政治的英雄。他把历史个人化，把一个时代的沉痛浓缩到个人的遭际之中，从而以亲历者或见证人的身份，对历史进行了一系列的追问或反诘。他想以他的诗歌演义一个英雄神话，并不是因为他本身有多么狂傲——现实生活中的北岛，是一个背着军用挎包、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上下班的人，甚至还有人写文章说他的自行车上时不时的会夹着棵白菜——而只是因于历史强加在他身上的“使命”：由于以往的历史的创伤、和新的历史的需要，他想让自己成为极权政治的控诉者和社会公证的代言人，想通过他的诗歌唤醒、进而建造一个民主的、人道的中国。这无疑是北岛的一个唐吉诃德式的梦想。

一个俄罗斯诗人在纪念帕斯捷尔纳克的时候说：“二十世纪选择了帕斯捷尔纳克，用以解决诗人和帝国、权力与精神独立这样一对俄罗斯的永久的矛盾。”这个论断，其实同样也适用于评价北岛。然而，就如帕斯捷尔纳克不可能解决俄罗斯矛盾一样，北岛同样也不可能用诗歌就解决了中国的矛盾。所以，他只是写下了一些英雄的，让人缅怀的神话般的诗歌。

也就是说：北岛企图用诗歌来进行社会反抗、规范社会民主，呼唤时代不再重演历史悲剧等等，实际上是诗歌本身不能承担的。

所以我说北岛是一个英雄，他的诗是一个神话。

这既是他的伟大，也是他的局限。

于是，便又有一批新的诗人出现了。他们一开始便锋芒毕露，有的人喊出“打倒北岛”，有的说：“北岛死了”，就如尼采说上帝死了一样。

这一批诗人，后来被称之为“现代主义诗群”；他们的作品，则被冠名为“后朦胧诗”、“先锋派诗”、或“新生代诗歌”等等。

客观地讲，这一诗歌群体及其所掀起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从一开始，便显示出了“先锋性”和“局限性”共生并旺的特点：他们竭力打倒偶像，是要生产新的偶像；他们渴望创造一种另类的诗、让诗歌的精神性和想象性得以敞开，却又不想让诗歌的“战斗性”或“功利性”得到限制甚或是减弱……一句话，他们在本质上和北岛们是一样的，他们实际上依旧是以诗歌创造着英雄神话，只不过一个是“斗士”式的、一个是“骑士”式的罢了。

1986年，由《深圳青年报》、安徽《诗歌报》发起并组办的“现代社会主义诗群大展”，实质上便是“这一代”进军并占领诗坛的一次运动、一个标识。这次“运动”，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打出了许多的旗帜、喊出了许多的“主义”：如非非主义、海上诗群、莽汉主义、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还有众多的“流派”更是心裁别出，比方说撒娇派、呼吸派、特种兵、三角猫、四方盒子等等，可谓眼花缭乱……这一次诗歌大展，最后结集成书，书名即《一九八六至一九八八，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

在这次诗歌大展过程中，有两个现象是需要特别提出的：一个是：山西诗人没有一个参加——这当然不是说山西落后、或者沉着，只是说没有参加而已——另一个是：在被称为“北大三剑客”的诗人海子、骆一禾和西川中，当时只有西川参加。

就当下的国内诗坛而言，西川无疑是数一数二的，但是在当时，在1986至1989年的中国诗坛，作为代表人物，海子和骆一禾的影响力，毕竟较西川要大一些。

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仅就诗歌本身的质量而言，海子和一禾的诗，无疑是在北岛诗之上的。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因于个人的喜爱，就如我喜欢一禾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抒情短诗）甚于喜欢海子、却仍然必须把海子作为北岛之后的诗歌之王一样。

海子，本名查海生，1964年生于安微安庆的一个山村，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83年毕业被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教公共语文，身居昌平，创作渐丰；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他现留世间的著作有：由骆一禾为之整理出版的长诗《土地》，由西川为之整理出版的诗集《海子的诗》、《海子诗全编》。

海子被公认的成名作是《亚洲铜》，但这一首诗我却不甚喜欢，我甚至也不太喜欢他的长诗，我喜欢的是他后来的一些抒情短诗，比如说：面向大海，春暖花开……海子是一个非常浪漫主义的诗人，他有一个宏大的梦想，就是要以自己的创作，建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的诗歌帝国。海子曾写过这样一段话：这一世纪和下一世纪交替之际，在中国，需要有一次伟大的诗歌行动和一首伟大的诗篇，这就是我一个当代中国诗人的梦想和愿望……

海子是对的。就像中世纪和近代之交的时候会产生一个但丁、一部《神曲》一样，世纪之交，本该是能够产生大诗人和大作品的。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看看整个社会的变迁、文学史的发展，每一个新旧时代交替之际，都必定会产生与之相对应的诗歌。而且，只能是诗歌，而不会是别的文学样式。但丁是一个代表，歌德也是，屈原也是。我有一个观点：不同题材的文学样式，会在社会不同时期引起人们的关注、以至达到这一样式的创作峰巅……而且这是有规律可寻的。这种规律即是：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文学都是依照诗歌、小说、散文这样的顺序轮回的。中国古代的文学，便是从诗歌开始的，是从《诗经》开始的，是从“关关睢鸠，在河之洲”这样的吟唱开始的。当诗歌的繁盛渐弱时，就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小说”——当然那时候还不叫小说、也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而是叫《春秋》、《左传》、《国语》、《公羊传》、《谷梁传》、或《山海经》，也就是记叙历史和地理的一些著述。之后繁荣的，便是诸子百家的散文了，包括孔子的《论语》，《孟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公孙龙子》等等，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气象万千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此后，我所说的“轮回”便开始了，先是屈原的诗，再是《史记》、《汉书》、《说苑》、《列女传》、《搜神记》等等更具故事性的“小说”，再往下便又是政论性“散文”的繁荣，比如《论衡》、《春秋繁露》、《潜夫论》、《神灭论》等等。事实上，这种“轮回”一直在持续着，并无停息。以致直到新时期，我们方更加看清其轮回的轨迹：先是天安门诗歌运动及朦胧诗群的诞生和崛起，之后便是所谓的“伤痕小说”、“改革小说”：比如大家可能都读过的王蒙的小说，蒋子龙的小说、冯骥才的小说，张洁的小说、梁晓声的小说……再往后出现的，便是散文、随笔热了：先是三十年代的作家如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等的散文重新走俏，然后便是当代作家的创作也日趋“白热”，以致现在你到书店里看看，随笔选本或个人专集依然比比皆是、琳琅满目……

所以我说：在世纪交替之际我们所处的时代，依旧是一个散文和随笔的时代。这是一个疏离诗歌的时代，是小说也已成为过去的时代。

我总结并细述这样一个规律，至少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即：当一个已经行将衰老的社会、让位于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的社会时，可能大多数的人还没有、或者也不会意识到，但是敏感的诗人却意识到了，也就如中国的一句古诗所说的吧：春江水暖鸭先知。惟此，诗歌的繁荣也就成为势所必然。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复杂化，小说创作便又势必会热闹起来。小说的本能是记载或者描述存在着社会现象、人物遭际，它是一种记录，却又常常想对时代有所规劝，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当这个时代走下坡路或者行将过去之际，大家也就不怎么爱看小说了：那些东西写得还不如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所遇到的那么复杂，那么有意思嘛……于是大家就不看了，小说也就不能再热了。这个时候，散文和随笔就开始蓬勃起来。散文和随笔的最大特点是“散淡”、是“随意”，就像走路一样，是一种秋天的或者黄昏的步态。中国文人有一句老话：“富，则达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散文和随笔，总的来说便是独善其身的产物，是一种对自我的、时光的、对存在于现实之外的理想世界的追忆或者梦想，是反思、或者体悟，是平和的却也是无可奈何的。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散文及其时代，是个人化的、修身养性的，因而是沉思的和低语式的，是“哲学的”；小说及其时代，则是公众化的、记时劝世的，因而是写实的和讽喻式的，是“社会学或政治学的”；而诗歌及其时代，却如天籁，是灵动的和富有昭示意味的，因而是“宗教的或神性的”。

所以，海子当时便神性地提出、并投身到了这样一次大的诗歌行动：他企图以中国及东方神话系统为轴心，借助西方的《圣经》、并结合印度史诗，从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诗歌帝国”。海子曾从地理、或方位的意义上对这个帝国进行描述：即以东方为中心，东起太平洋，西到两河流域，北到蒙古大草原，西到南亚次大陆……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梦想，或者也正是因为它太伟大了，以致使得海子本人的才力和精力都不可能达到，并最终导致他选择了另一个极端：自杀。

海子是于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的一截火车道上卧轨自杀的。他预先便去那里看过：他选定这截铁路，只是因为这儿正好是缓上坡。他不想躺在火车头前，而是在火车上坡的时候钻进了两个轮子之间，最后被火车轧成了两截……

海子死后，骆一禾将他的遗物、尤其是遗作进行了整理，并为之编辑并出版了长诗《土地》。这是海子的第一本诗集，也是他永远也不可能看到的诗集。

骆一禾和海子的为人是非常不一样的：骆一禾做事非常严谨，他的诗，以及所有创作的第二稿、第三稿都整整齐齐的，自己便拾掇好了；但海子不是，海子的诗就写在烟盒上、报纸的空白处，乱七八糟，到处都是，这也便使得处在巨大的悲痛中的骆一禾在为他整理长诗《土地》时，费尽了心血。以致在海子辞世不到两个月，骆一禾便也因四种病突然同时爆发，于1989年5月13日倒下、5月31号即在天坛医院辞别人世。

一禾生性平和、襟怀博大。他生前曾将手抄的26首诗装订成册相赠于我，诗的封面取自画报，扉页上则题写了他自己的一句诗：

我不愿我的河流上

漂满墓碑

我的心是朴素的

我的心不想占有土地

所以，我曾在题为《一禾的五月和五月的一禾》的悼文里这样说：我说五月，一禾的五月。我知道一禾绝对不会赞成我的说法。他不想占用五月，以至从倒下（5月13日病发住进天坛医院）到“站起来”，他都智慧地选择了最节约的数字：13—31。一个等腰梯形，梯形的腰很短，他却凭借天才让诗接近上帝，又把上帝的仁爱和悲悯回还于诗……

而现在，我则更以为是如此。我认定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整个新时期文学的结束，是以骆一禾的辞世为标志的。

这就是我所讲的当代诗歌的第一个时期，即“新时期诗歌”：北岛和海子，当然也包括一禾，因为海子和一禾，无疑就是英雄挽歌最后一个音符的抒写者。

前边讲的好像多了些，现在讲第二个问题，即：

90年代诗歌：个体化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以及民间写作之间的论争

1990年10月，我曾在《火花》上发表了一篇评论，这个评论的题目即是：《新时期和现代派艺术》。

在这个评论中，我便提出了一个观点：1989年后半年，是新时期文学和即将展开的另一个时期的文学的交汇点。也就是说，“新时期文学”是于1989年6月宣告结束的。当时的《火花》在全国影响不大，因而这个观点也便没能引起多少注意。这个观点，是在后来才被得到普遍的认可的。

其实，早于此文，我便在一首诗中写下过这样的诗句：

洪水卷去道路

把脚印，变成船

送到远远的飘泊里

在这里，当然也包含了我对1989年后半年到90年代初国内诗歌创作状况的体悟，但毕竟不是理论阐述。我所作的理论阐述，便是在上边的那篇文章里。可惜的是，文章发表的时候，那段阐述被编辑删掉了。所以现在我重述的，只能是当时所说的大致意思。

我说：那些被送走的“船”，后来便漂泊到一个孤岛上。这个孤岛上什么也没有，只是有两棵树，一棵叫做“家园”，一棵叫做“爱情”。于是乎一些诗人便抱住了其中的一颗叫“家园”的树，而另外的一些，则抱住了叫“爱情”这棵树。

也就是说，在90年代初，“家园”和“爱情”便成了整个诗歌创作的主题，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有四五年之久。大家如果喜欢诗歌，或者对诗歌有所了解，便会明确看清楚这一事实。当时，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词便是：精神家园。

当然，作为诗歌的主题是如此，是一样的。但诗歌作品所体现出的个性，却仍是不尽相同的。

就当时诗歌创作的“阵营”或创作理念而言，归结起来，大致不外乎三种吧：

首先，是以张曙光、肖开愚、欧阳江河等为代表的“中年写作”（实际上他们的创作，本身亦是多元化的，并不甚相同）；

另一个就是由于坚和韩东提出来、后来又由伊沙等等张扬光大的“民间写作”；

再一个就是：以陈东东、西川等首先提出、后来又有王家新、欧阳江河、程光炜等参加的“知识分子写作”。

这是一个宿命，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事情，就是进入九十年代后，新时期之处在诗坛暂露头角的诗人们，大多数也像当年“归来的一代”一样，不得不进入了人生的中年。我知道，他们肯定也有着类乎于“归来的一代”的某些困惑，但他们超越了“归来的一代”的，却恰恰在于：他们在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存处境及写作状态的变化之时，不是一味地去指责后起的诗人和诗歌，而是针对自身的优势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中年写作。

当然，“中年写作”说到底只是对“青春期写作”的一种反拨，这里的“中年”既不是指向年龄，也不是指时间，更不是指权威，而是指“境界”，一如我前边所说的“散文”和“秋天”。欧阳江河有一段话说得便非常明白、非常到位：

中年写作与罗兰·巴尔特所说的写作的秋天状态极其相似，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的秋天之间，在已逝植物和将逝植物之间，在深信和质疑之间，在关于关系神话和关于自由的各种神话之间，在事与物的广泛联系和经纬考究的有无学问之间，转换不一，这就是中年。

他所提出的相类似的“中年写作”理念，也许是因为说得中肯、说得到位吧，因而并没有引起多大争议。但在另外两种类型的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间，便有了比较大的争论。在这里，如果说八十年代著名的论争是“三个崛起”的论争，那么九十年代的著名论争，则显然就是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大辨论了。这场争论，便是由“民间写作”的代表人物于坚和韩东发起的。于坚现居云南，韩东则身在南京，我对于他们的诗歌及随笔都是非常欣赏的。但对于他们针对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所发起的“攻击”或者“非难”，却是不敢认可的。虽然，我对他们的“民间写作”主张，还是大致认同的。

总而言之，民间写作的主张不外以下三点：第一，我们使用的是口语，而且是南方的民间语言；第二，我们们所写的，是我们所熟悉的是日常生活；第三，我们所站的立场是民间立场。

平心而论，这的确没什么错，但是若以这样的主张为武器而去指责其它类型的创作，便似乎是不应该了。1998年，曾开过一个诗歌创作的研讨会，据说“两派”的人物在会上吵得一塌糊涂，而争吵的焦点，说到底也只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的关系问题、现代汉诗的发展和外国诗歌影响问题、对诗的综合性要求和日常经验问题……对于这次论争，我也关注过，但最终却也没有撰文说说自己的观点。因为我对这次论争的感觉是非常不好的。它让我由不得地想起了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而当一种诗歌论争也成为路线斗争的时候，那只能说明意我们的诗人在思想、理论、以至人性修养等等方面都倒退了。而且说到底，诗人的立场只能有一个，就是“人”的立场、“人性”的立场，这个立场，和“民间”或者“官方”无关。

可叹的是，中国的文学总是如同政治一样，而这样的一场诗歌争论，无疑也让人看到了历史的和政治的影子。

这场争论。恰恰是出现在一个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一个旧的世纪的行将结束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出现的是大诗人和大作品，而绝不应该是大争论。然而这恰恰也就是当代诗坛的真实处境，是寂寞和萧瑟的。

这就是整个九十年代的诗歌创作境况：一个前期佳作迭出，而后期却是争论胜于创作、观点超出作品的时代。

第三个问题：

本世纪初的诗歌境况、以及我对诗歌发展的理解和期待

一场论战似乎耗尽了元阳，所以当新世纪曙光投到地球上的时候，诗的世界显得异常的平静而又寂寥，使人甚至产生即使有些个胡争乱吵也好的感慨。

这样的感慨，显然是针对整个文坛的状况而发的。新世纪开始之初的文坛，和2000年文坛的热闹劲相比，显然总体上都多多少少地有些低沉。但在诗歌之外，总也还有一些让人觉得“热闹”的现象或事件。从2000年至2001年年初，文坛上发生的大的事件便至少有三：一个是《收获》上发表了王朔等人的指责鲁迅的文章；另一个是北大毕业的怪才余杰同余秋雨进行论战，即所谓二余之争；还有另一个，就是王朔向金庸先生叫板……与此同时，就和98年到99年上半年的诗坛一样，整个散文界仍热闹不息。尤其是主持人、艺人等名流的随笔，依旧不断面世并形成畅销；成套成套的散文、随笔选本，仍在源源不断地出版……所以，新世纪初真正寂寥难耐的，其实只有诗坛。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0年初，我和诗人潞潞、师周宗等创办了《少数》诗刊。之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做这样一件事，当然不是冲破寂寥、或者挽救江湖；而是我们认定：在所有的社会中，诗人毕竟是属于“少数”；亦惟其少，才更应进行以一当十的努力。这个诗刊就像我们当年办的《北国》一样，也在全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大家或者迷惘、或者争吵的时候，我们就办了这么点事儿，出了这么一本民间诗刊。

诗人潞潞为我们这本刊物写了“发刊词”，题目即是《诗歌的村庄》。

《少数》在当代诗歌的一片沉寂中，在几乎是一面倒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享乐主义中脱颖出来，的确也就如同远山的村庄，和平、宁静，充满生活的热情、烦恼和忧伤……在无论什么都可以炒作的今天，它依然克制着、梦想着，它跨越着栖身的土地，它把自己的视野伸向远方：伸向人类隐秘的信念，伸向诗歌的天职和使命……它是诗歌神性的召唤，而不是某个时代哗众取宠的回声……

我们在封底郑重地写下这样一句话：献给无限的少数人！

2001年6月，山西省图书馆周末讲座约我作一次关于当代诗歌的讲座，我欣然应允。前边所讲的，当时大致都讲到了，只不过是没有今天这样详细。就是在那次讲座上，我这样说过：

然而我坚信：这一个世纪最初的十年，必将是中国诗歌的丰收之年！

从那时到现在，已是八年。非常庆幸的是，我当时的预言，至今已然得到初步证实。

2002年，《诗刊》率先改刊为半月刊，上半月刊以名家名作为主，下半月刊则向青年诗人倾斜，随后，《星星》诗刊也改为半月刊（下半月刊以发表网络作品为主，从2007年改发诗歌理论评论）。与此同时，又有两种新诗刊面世，一是山西的《大众诗刊》，一是甘肃的《敦煌》诗刊。据诗人林莽透露：《诗刊》扩版后一年中比往年多发表作品约2000首，有600多人次的青年诗人在《诗刊》下半月刊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

与新诗创作相比，古体诗词创作，几乎可以用“空前繁荣”定论。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郑伯农亦曾披露：中华诗词学会现有一万多名会员，全国经常参加古体诗词活动的人员达百万以上；全国约有500多种公开或内部出版的古体诗词报刊，每年发表的古体诗词新作达10万首以上……

当然还有更厉害的，这就是网络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机遇，诗生活、诗江湖、论坛、橡皮、界限、诗中国、中诗网、终点等等网络诗刊（或诗论坛）应运而生，向传统的纸质诗歌刊物宣战，并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说来也庆幸，我就是在网络上看到了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累累硕果和丰收前景的。我是个迟到者，只到去年十一月才开博客，开了博客后才开始大量阅读发表在网络上的诗歌（顺便提及，我不甚赞同“网络诗歌”这样的术语，诗歌就是诗歌，和介质无关，就如同不存在印刷诗歌、手抄诗歌一样，所以这里权以非术语的“发在网上的诗”叙述之），我为波澜壮阔的诗歌浪潮所震撼，为中国诗人的创作实绩而赞叹！

尤其是山西诗坛，我认定山西诗人的诗歌创作是非常了不得的！就是在今年春天，我读到了唐晋的《株儒纪》、金汝平的《歌声唱给白骨精》、石头的《身体史》、赵树义的《赵树义无题诗一百首》，我坚信这是他们对于中国诗歌的重大贡献；而雷霆、雪野、病夫、李坚毅、柴然、刘文青、温建生、无哲、汉家、赵泽汀、吴笑冬、晋侯、朱宾、任晋渝、韩玉光、刘宝华、阎海育、阎扶、古陶、山西北野、竹无俗韵、陈小素、木头、如斯、山西小诗妹、麸言、张黎、爱斐尔、麻小燕、清露挂月、一苇、张佳惠、田长水、小镇人、紫衣人、小鱼摆摆等一大批诗人的近作，都让我感动、振奋！他们大都开有博客，喜欢诗歌的同学不妨去读读。

今年恰逢北国诗社创办二十五周年，在徐建宏、温建生二位社长的倡导下，潞潞、刘俏、唐晋、金汝平、圆子及我等经过慎议，决定举办如下三项重大活动；

一、再以《北国》为名，创办一本不定期的诗刊；

二、编辑出版一套旨在倡导和助推诗歌创作热潮的丛书，以整体的方式向外界推介山西优秀的青年诗人及其作品，继续弘扬具有创新勇气和包容气度的北国精神，以期在省内形成独有的创作气候；

三、举办一届规模较大的诗歌盛会——“北国诗会”。

总之，当诗歌经历着世纪交替的根本性转折的时候，投身于这场语言革命、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人无计其数，而我自己本来是可以算作其中一员的，但我却总是觉得：我不是参与者，我只是一个见证者。我觉得，我能够作为这样一个见证者，已是应该感到满足。

当然，我毕竟是一个诗人，所以也不可能不劝勉自己：还是应该多写，要坚持下去。可人与人的才力和精力，终究是不一样的。于是我现在只能是这样说：能干多少就干多少，能写多少就写多少，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想，不管怎样，作为一个诗人，无论是在什么时候，都负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让诗歌被遮蔽的神性得见光明！

就讲这些吧。谢谢大家！

附言：

本不准备贴这个讲稿的。然而上午接到诗人麻小燕女士电话，落实能不能出席“原平梨花诗歌艺术节”，甚是感慨（此感此慨此前我已向长水兄说过）：对于这样一次诗歌盛会，我心向往之，并以能够参加为荣。然而却正遇上山西日报六十周年社庆，虽然，作为一个诗人，诗之于我，肯定是重于社的；但作为一个报人，社之于我有成长之恩，况还有一系列具体的工作需做，是以不能弃社庆而奔诗会……前些天，见因事不能参加诗会的病夫兄等写诗以贺，而我一是忙社庆版、忙准备这个讲座，想写而心不在焉，是以未得一字。

午间忽想，就贴这次讲座以致祝贺吧！

原平是山西诗歌创作重镇，造就出一大批优秀诗人，他们的创作，已成为山西诗坛亮丽的景观；本届诗歌艺术节，亦必将成为山西诗歌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祝福原平梨花诗歌艺术节！

祝福所有与会诗人！

高涵诗页

麻笑燕诗页

唐晋诗页

 超超主义：生存状态的实验文本………………………….--韩玉光

代序      韩玉光        时间的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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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

赵树义        无题（7首）
雪野          哭泣的山岗（5首）
无哲          下午的向日葵（4首）
晋侯          卑微的书写
鲁克          给父亲洗澡（7首）
高慕容        开往凌晨三点的地铁（6首）
任晋渝        云中河（8首）
鲁绪刚        无风的下午（6首）
古岛          黄金周（6首）
曹谁          双头的白天鹅（3首）
王国伟        挽歌十八节
陆恒玉        三百公里外的虫子（3首）
王占斌        车过得胜口（2首）
碧杨树        温州，哪一朵花瓣点燃篝火（2首）
黑牙          希玛娅（3首）
平沙          山谷
四马          瞧我这只笨鸟（3首）
郭新瑞        酸莓（3首）
周晋凯        面向窗外的人（3首）
上人          假如逝去的事物能够修改（3首）
朱宾          线段（4首）
香泉先生      张三以及他的琐碎生活
帅树森        相似的字（3首）
刘宝华        洗手（2首）
晋柳          无题•之丑角
大可          我是一只胆小的老鼠（3首）
闯王          当大河辽阔得像个小虫子（5首）
祁梦君        雪殇
闫海育        一只乌鸦口渴了（5首）
李剑啸        一缕轻寒（四章）
阎扶          老乡，咱们在秋天相聚（3首）
笑醉雪寒      不合适宜的温度（2首）
北琪          疾病（3首）
风过喜玛拉雅  亲人（7首）
田长水        写给自己的挽歌（二章）
苏志刚        空旷（3首）
苏建斌        深秋的歌谣（3首）
李肖峰        雨和泪（2首）

韩晨曦        没有故事的人（2首）

金所明        名叫施家野庄的村庄(3首）
王梦灵        午间操（2首）
铁乌鸦        没有人向你的嘴里——（2首）
贾常文        雪满岢岚（2首）
康晏飞        瞬间我老了（5首）
李云玲        种瓜还是种豆（3首）
车邻          火炼树的小鞋匠（4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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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

夏雨          有一个人（4首）
夭夭          哦 废墟（6首）
刘小雨        为某个夜晚而作的记录（7首）
朱巧玲        麻雀（4首）
女祭司        雅歌的守候（7首）
竹露滴清响    漠河的风吹到我们这里时（6首）
丛林          盛夏（4首）
田沁梅        月亮，圆圆的月亮（2首）
沅茵          影子（6首）
赵襄敏        苹果（4首）
一梅          在高处（3首）
成建华        他们（2首）
李艳玲        太阳照着空房子（5首）
可馨          爱的文字狱
秀枝          坐在新居窗前（2首）

王慧琴        把绽放安置在苍凉的十月（3首）

李圆          一个光阴的刻度（2首）
枕秋          沉醉（2首）
乔进波        有鸟掠过（2首）
秋临          浅浅的浮云，深深的酒（3首）
清露挂月      秋雨（2首）
闫庆梅        美丽的老虎（3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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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曹谁         反大诗主义宣言
祁梦君       在不弃的高地拣拾隐忍的贝环
刘宝华       网络时代山西诗人网络栖居现状初析
闫海育       我读朋友的诗
秋临         《惊蛰》2007诗歌专号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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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

王国伟       行走的诗行

如斯         桃花源诗会侧记

康晏飞       你的诗歌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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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

 关于山西诗歌的一些思考

[记忆中的诗歌]30年30首经典

北岛：回答

顾城：一代人

食指：相信未来

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舒婷：致橡树

江河：祖国啊，祖国

杨炼：诺日朗

芒克：阳光中的向日葵

多多：阿姆斯特丹的河流

昌耀：一百头雄牛

于坚：尚义街六号

翟永明：女人：母亲

王小妮：悬空而挂

伊蕾：独身女人的卧室：镜子的魔术

柏桦：在清朝

欧阳江河：公开的独白

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

周伦佑：想象大鸟

张曙光：1965年

孙文波：歌颂

肖开愚：北站

韩东：有关大雁塔

海子：亚洲铜

骆一禾：月亮

西川：在哈尔盖仰望星空

伊沙：车过黄河

席慕容：一棵开花的树

汪国真：热爱生命

于小韦：火车

臧棣：蝶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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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群体]

超超主义11人诗选

雷霆的诗＼秋天忆事＼又见冬日＼一个人的描述

赵泽汀的诗＼大地的乐器＼夜宴

宋耀珍的诗＼创造一把椅子 ＼果子狸

金汝平的诗＼大师的抒情＼墙角的捕鼠器

唐晋的诗＼神话

徐建宏的诗＼冬夜诗稿

温暖的石头的诗＼我为什么要深深地记住 11月17日＼天堂

吴笑冬的诗＼我们说过的话＼雪覆盖了一切

金所军的诗＼午后＼对手扶拖拉机的记忆

麻笑燕的诗＼南山寺＼云冈大佛

韩玉光的诗＼1970年的月亮＼雪

中间代7诗人选

安琪的诗＼时光何其漫长＼我试图说出这些往事＼天亮就去看医生

周瓒的诗＼基耶斯洛夫斯基：《情诫》＼阿尔莫多瓦：《高跟鞋》

祁国的诗＼自白＼大雪＼献诗

侯马的诗＼国会大厦＼在威尼斯

陈先发的诗＼秩序的顶点＼偏头疼＼青蝙蝠

郑国锋的诗＼目光落地＼游戏规则

老巢的诗＼我们还在＼过年，我们把爱过的人再爱一遍

扬州诗群

吴开龙的诗＼夜听《广陵散》＼醉酒后的琴声

殷枫的诗＼春天在里下河的流水里生长＼无助的水蛇

沙克的诗＼春天致我＼深刻的地方,你还要我什么

叶橹的评论＼呼唤长诗杰作——序《百年华语诗坛十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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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24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