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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木李林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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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方孝孺案是整个朱棣屠戮建文遗臣中争议最大的一件,而其中的焦点就是十分著名的“诛十族”说,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看看关于方孝孺案记载的演变是怎么回事。

明朝官方最初对于方孝孺结局的定位正如上一节所言,将方孝孺塑造成了一个泥首乞哀的小人形象,是一个怕死的懦夫。然而这种完全站在朱棣这个胜利者立场上的记述当然是靠不住的。实际上,方孝孺的门人在永乐年间受到了大量株连,方孝孺自己的著述也遭到禁绝。对此,《明英宗实录》在时过境迁之后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永乐初,严治方孝孺之党,庶吉士章朴与(杨)善同坐事。朴言家有孝孺文集,善即借观,密以奏闻,遂戮朴而复善官。[1]

虽然这段记载主要是贬损杨善,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永乐年间对方孝孺的禁忌之深,私藏其文集都是会惹来杀身之祸的。倘若方孝孺真的如《奉天靖难记》与《明太宗实录》记载的那么不堪,这种情况的出现无疑就很不合理。

第一位开始还原方孝孺殉难情况的人正是明英宗复位后天顺年间的内阁首辅李贤,他在《天顺日录》中第一次尝试还原方孝孺殉难的情景:

文庙过江之日,初即位,欲诏示天下,问姚广孝举代草者,曰:“必须方孝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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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燕王朱棣建文元年(1399年)十一月初九日上建文帝朱允炆书,此为《燕王令旨》中的原始文本,可以看看狡辩的最高境界:

燕王棣谨奏:为报父仇事。臣稽首顿首百拜,昧死言:
臣闻天下至尊而大,莫君与亲也。故臣之于君,子之于父,必当尽其礼而已尔,尽其礼者,不敢忘其大本大恩也。大本大恩之所以不敢忘者,亦理之当然也。故臣之于君,则止乎忠,子之于父,则止乎孝。如臣不忠于君,子不孝於父,是忘大本大恩也,此岂人之类也欤!若然,则君亲之大本大恩,为臣子者,既不可以不报,则君亲之仇,为臣子者,其可不与君亲报乎?!《礼》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我太祖高皇帝,臣之君也,父也,君亲之仇,其可以不报矣乎?!
我父皇存日,因春秋高,故每岁宣藩屏诸王或一度或两度赴京朝觐,父皇谓众王曰:“吾之所以每岁唤尔诸子或一度或两度来者,何也?我年老,虑病有不测而去,则不能见尔辈,往来当劳勤也。”父皇健日尚如此,父皇既病久,焉得不来宣我诸子见也?不知父皇果何病也?亦不知用何药而弗救,以至于此大故也?《礼》曰:“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父有疾饮药,子先尝之”。臣忝为父皇亲子,分封于燕,去京三千里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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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洪武十年(1377年)六月,伴随着邓愈以征西将军身份率军征伐西番川藏、罕东等地区,朱元璋在六月下达了一份 《谕西番、罕东、毕里等诏》 ,内容一如既往非常直白:

​奉天承运的皇帝教說与西番地面里应有的上官每知道者:俺将一切强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子里坐地。有为这般上头诸处里人都来我行拜见了,俺与了赏赐、名分,教他依旧本地面里快活去了。似这般呵,已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罕东、毕里、巴一撒他每这火人为什么不将差发来,又不与俺马匹、牛羊。今便差人将俺的言语去开与西番每知道,若将合纳的差发认了,送将来时,便不征他,若不差人将差发来呵,俺著人马往那里行也者,教西番每知道。俺听得说你每释迦佛根前和尚每,根前好生多与布施么道,那的是十分好勾当,你每做了者,那的便是修那再生底福有,俺如今掌管著眼前的祸福俚,你西番每怕也那不怕?你若怕时节呵,将俺每礼拜著,将差发敬将来者,俺便教你每快活者,不著军马往你地面里来,你众西番每知道者。(出自: 朱元璋:《明太祖御制文集》,卷一,《谕西番、罕东、毕里等诏》。 )

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朱元璋对西番诸部的不满,这种风格的诏书也给人以亲切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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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26 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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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吴元年(1367年)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正式发布“吴王令旨:命中书右丞相、信国公徐达做总兵、征虏大将军,中书平章、军国重事、鄂国公常遇春做总兵、征虏副将军,统领大势马步舟师,前去征取中原等处城池,招来军将,安抚人民。大小将士,悉听节制。依奉施行者”[1],大军二十五万渡过淮河,正式开始了北伐。十月二十三日,朱元璋正式檄谕中原各处百姓,这便是朱元璋发布的著名的北伐诏书: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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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明穆宗朱载垕的诏书是很有意思的,比如他的遗嘱有两道,一道给皇太子朱翊钧,一道给顾命大臣高拱、张居正、高仪,风格区别很大。
给皇太子朱翊钧的为:

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阁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无事怠荒,保守帝业。

给三位顾命大臣的为:

朕嗣祖宗大统,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所托。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

可以看出,颁给皇太子朱翊钧的遗诏比给顾命大臣的要直白很多。另一方面,圣旨经过内阁大臣润色后,风格也会大为改变。曹大埜因为弹劾高拱激怒了病中的穆宗,穆宗命司礼监拟定圣旨云:

曹大埜这厮,排陷辅臣,着降调外任。

张居正与高拱不和,要保护曹大埜,因此将圣旨润色修改后变为:

曹大埜妄言,调外任。

不仅口气温和了很多,还删掉了关键的“降”字,巧妙的达成了自己的目的。
一点小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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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朱文正事发后,朱元璋给李文忠的谴责朱文正的家书,颇为通俗白话,王世贞将之抄录在《弇山堂别集·诏令杂考》中:

老舅家书,付保儿(李文忠),教你知道驴马(朱文正)做的人。当自从守江西,好生的行事不依法度。近来我的令旨,为开按察司衙门,他三日不接我言,教在江上打著船,便似教化的一般。他又差人往浙西城子里官卖物事。及至开我令旨,不许军民头目来听,密行号令,但有按察司里告状的,割了舌头,全家处死。在那里奸人家妻女,多端不仁。我禁人休去张家那下买盐,他从江西自立批文,直至张家盐场买盐。江上把截的不敢当,尽他往来,南台城里仓与库四处俱各有物。其余多等不仁不孝的勾当,我心里闷,说不得许多。保儿且知道这几件,你父亲到时,自有话与他说也。保儿守城子,休学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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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29 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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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读刘景纯《明代九边史地研究》随感一:
刘景纯在《明代九边史地研究》第十章中提到明朝之所以失去河套,导致河套最终被蒙古占据,有两点原因,其一是“永乐时期弃守洪武时期的‘一边’,也就是‘东联开平、独石、大宁、开元,西联贺兰山、甘肃北山’一线的守卫”,其二是耿炳文放弃守黄河,而将兵马内撤延绥。这两点都可以讨论。
其一,关于朱棣放弃守卫洪武“一边”的问题,拙作曾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朱棣虽然内迁大宁都司,但并未放弃过至关重要的大宁,而是始终坚持“惟守开平、兴和、宁夏、甘肃、大宁、辽东,则边境永无事矣”的原则,如图所示,如果这个大宁是指内迁后的大宁都司所在的保定,无疑是不恰当的,而郭造卿在《卢龙塞略》中也对这个问题有专门考证,拙作也曾谈到,此不赘。当然,作者对明朝北方防线形成的立论是基于永乐年间随着放弃大宁而将防线南移到边境线而立论的,如此阐述,自有其背景。
其二,关于耿炳文放弃守黄河而退守延绥的问题,作者从《皇明九边考》和《明宪宗实录》中各引用了一条史料作为佐证,然而正是这两条史料却恰恰自相矛盾了。《皇明九边考》云:“国初耿炳文守关中,因粮饷艰远,已弃而不守,城堡兵马烽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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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当我们追溯方孝孺被“诛十族”的说法,则又能发现颇为有趣的现象。方孝孺被族诛的记载,首见于李贤的《天顺日录》:

文庙过江之日,初即位,欲诏示天下,问姚广孝举代草者,曰:“必须方孝孺。”召之数次,不来。以势逼之,不得已,孝孺持斩衰而行见。文庙即命草诏,乃举哀大哭曰:“将何以辞?”敕左右禁其哭,授以笔,既投之地,曰:“有死而已,诏不可草。”文庙大怒,以凌迟之刑刑之,遂夷其族。(李贤:《天顺日录》,第1163页。(出自: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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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追溯方孝孺被“诛十族”的说法,则又能发现颇为有趣的现象。方孝孺被族诛的记载,首见于李贤的《天顺日录》:

文庙过江之日,初即位,欲诏示天下,问姚广孝举代草者,曰:“必须方孝孺。”召之数次,不来。以势逼之,不得已,孝孺持斩衰而行见。文庙即命草诏,乃举哀大哭曰:“将何以辞?”敕左右禁其哭,授以笔,既投之地,曰:“有死而已,诏不可草。”文庙大怒,以凌迟之刑刑之,遂夷其族。(李贤:《天顺日录》,第1163页。(出自: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四十八)。)

李贤是明英宗复辟后天顺年间的内阁首辅,随着明英宗释放“建庶人”朱文圭等行动,建文朝史事之禁有所松动,因此李贤才能留下这样的记载,加之《天顺日录》成书的天顺至成化初年距方孝孺被杀并不算久远,因此李贤的记载自有其可信度。然而在李贤的记载中,也仅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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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朱棣战死北疆”并与马渭源先生商榷
李林楠

马渭源先生在大作《大明帝国:永乐帝卷》(引用时简称“马著”)中提出明太宗朱棣“就在他第五次亲征的过程中恰恰中了北虏的圈套,最后战死在北征的战场上”(马著,第621页。其后,马先生又以一系列论据论证了朱棣是在最后一次北征班师途中被蒙古间谍害死的,而这个“间谍”,马先生认为是归降的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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