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人们对主流媒体和权威信息失去信任是长期信息垄断甚至虚假信息的必然结果。当说假话已经成为一种惯习时，还能指望民众的公信吗？当空泛虚假新闻每日充斥耳鼓的情境中，还能指望人们相信偶然有之的真实消息吗？更何况，谎言的荒谬与编造的离奇时常超出人们的想象：尽管在利益无涉的情况下大多数国民都属于“打酱油”一族，但如果谎言过于污辱人们的智商，还是会遭遇激烈的民意反弹，不信可以看看每次群体性事件所产生的“流行语”、“关键词”：从“瓮安事件”我们知道了“俯卧撑”，从云南晋宁事件我们了解了“躲猫猫”，从杭州飙车撞人事件我们听闻了“七十码”，从上海“在建楼房倒塌事件”中我们懂得了“压力差”；此外还有层出不穷、惊诧不断的“做恶梦”、“洗澡澡”、“发烧死”、“自缢死”……这些说词的突出特点在于离奇——远离常态，挑战常识，违背常理，超乎想象。虽然不是文学作品，但比文学还文学，比虚构还虚构，而且虚构得太离谱——因为虚构也

（载于《社会学家茶座》总第33辑 2009年第4辑）

胡锦涛总书记向全体人民发出的“不折腾”号召似乎未能得到很好的响应，近年来中国愈发进入了一个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时期。据《2005年社会蓝皮书》和《瞭望》周刊等报道，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从

社会记忆是一个民族的良知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栏目曾播出这样一个节目：河北保定农民李红旗十年前从古董市场高价“淘”到五张抗美援朝烈士证书，这个爱好收藏且原本以赚钱为目的的普通农民开始了贴钱寻找烈士家属的过程。十年间，李红旗在不懈的努力和有关部门与媒体的帮助下，找到了三位烈士的家人，使自己成为送这些英雄魂归故里与其家庭团聚的使者。烈士的家人在接到证书之前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人五十多年来身处何方、魂归何乡——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当他们手捧烈士证书老泪纵横甚至嚎啕失声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到李红旗的确很像上苍派来的使者。

媒体的有关报道当然是高度赞扬这位“送烈士回家的人”的普通农民亦堪称英雄的举动，而除了钦佩赞赏之外，一些问题一直在心中回旋，挥之不去，左突右奔，尤如一股力量将胸膛撞击得生疼。这些问题就是：烈士证书为什么没有送达烈士家庭？即使送交有困难也应该在相应部门存档，但却为什么流入旧货市场？谁有权力这样地处理这些宝贵资料，把它们当作废品卖掉？这些牺牲于战场的英雄对于国家来说可能只是千千万万英烈中的一员，而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却是唯一、是一切，他们难道仅仅是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