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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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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往事回忆
          
                    


            有一种罪过无法弥补

 

前些天读到一篇好文章,题为《最严格的制度彰显文化的自觉》,主题是说,最近政府出台了一项制度,以落实对城市文化的保护,文中提到只有提升城市管理者们的素质,亦即提升城市管理者们的文化自觉,让城市管理者们把文化保护作为义不容辞不言而喻的职责,城市历史文化风貌最严格的保护制度的实行,才有可能落到实处。说得义正言辞,句句落地有声。所以,我认为作者应该将题目倒过来,变为只有文化的自觉,才能落实严格的制度。当然笔者知道,作者的意思是:能出台个制度,已够彰显管理者的文化自觉了。

 但是这样的“自觉”来的实在太晚了,因为这种意识理应早就存在,二十年前我参与接待过一批新加坡朋友,那时浦东开发和新城市建设才刚刚启动,一位新加坡长者看到正在市区崛起的幢幢高楼,就十分关切地向在场的一位“城市管理者”说,在新加坡凡建设项目,首先考虑的就是旧城风貌的保护,因为旧建筑是这座城市的历史,历史被拆除了是无法复制的。“管理者”闻之自然是连连颔首称是。不久,又有幸听过一位访法归来的学者所作的报告,他比对着巴黎对历史风貌的严格保护,大声疾呼上海在新一轮的大建设中,必须切实重视对旧城的保护。

 然而有用吗?没有,文化价值永远不是经济利益的对手。在这二十年的建设大潮中,多少珍贵的历史建筑,随着隆隆的推土机声变成了废墟瓦砾,多少承载着动人故事的遗址化为了尘土。我听说有一位同济的教授和一位华东设计院的专家曾到处奔走,痛惜得蹬足捶胸,但文化在经济的车轮前犹如螳臂挡车。

 我生于解放前夕,自然够不上是同某些历史建筑一起过来的人,我才疏学浅更无法列入有识之士的行列。但因为生长的环境,因为自幼对美术和历史的喜好,使我在自己的内心一直很关注这座城市里和我的生活戚戚相关的老建筑、旧风貌,因此同样有撕心裂肺的疼痛。

 我的母校,上海纺织工业专科学校。其前身为圣玛利亚女中。那是一座何等何等美丽的校园啊,怎不让人梦牵萦绕!

 去年,我无意间在网上看到“张爱玲母校被毁,周围居民群情激愤”的帖子,并附有一张照片。一大批校舍的屋顶已被掀掉,只剩一座钟楼孤单地立着,我简直不敢相信,如此优秀的历史建筑,如此完整的一所经精心规划的校舍,非常珍贵而具体地反映了旧上海“贵族”教育的历史风貌,反映了一百多年来外来宗教与其文化活动在中国的遗迹,其意义完全不亚于最近被挖掘并引起重视的土山湾!怎么可能说毁就毁呢?

 我赶紧从浦东赶过去,眼见的情况远比那些照片更惨,整个校区唯有钟楼灰不溜秋地竖在瓦砾间,边上还有三栋建筑仅剩了无顶的骨架,其余均无踪影。我忍不住泪流满面!我愤怒!哪一位官员如此无知,如此妄为!在这六、七万平方米的地块上,今后无论造起什么样的建筑,能与它的历史价值相比吗?百分之一都够不上,绝对够不上!不管你请谁来设计,就是请来贝律铭他一定会流泪的,他一定会说,造什么也比不过把它修复。

 写此文前,我又点开了“圣玛利亚女中被拆”的网页,几千条信息,可惜写贴表达痛惜的好像都没有在那里生活过。也难怪,上网写贴的大多是年轻人。圣玛利亚女中时代的淑女们大概已经很少有在世了,像我这样六十年代中期在那里学习生活的也都已六十开外。文革后这座学校划归于东华大学,东华大学自身也把重点迁往松江新校区。

 因此,现存而真正对她充满感情的,除了那些对这座城市充满了责任心的学者、建筑师,就是我们这批五、六十年代的学生了。三年前东华大学校庆,把我们也请了去,因为我们是“过继给他的孩子”,他还管着我们在校时的档案呢。我在校友会上讲述了母校被拆的情况,讲述了我的感受,大家都动容了。回忆起母校的种种美好,那教学楼的阳台,那沟通了全校的长廊,宽阔的大草坪,要几人才能合抱的香樟树,肃穆的钟楼,宽敞的健身房,小巧的医务室……所有的围墙都盖有桶状的褐瓦,所有的墙沿、屋檐都有类似西方宗教的纹饰,支撑着长廊的数百根罗马柱及女生宿舍的小园,那透着的一扇扇圆顶的窗……。

 最可贵的不是在她的毕业生里有过张爱玲,俞庆棠,乔冠华的前妻龚澎冯亦代先生之妻郑安娜张灵甫的妻子王玉玲等等。这些不过是说她囊括了旧上海的名媛淑女。在我看来她的珍贵在于,她是上世纪初由外国设计师,完全按当时最先进的教学理念,设计建造的一所美丽的、规模相当,又异常精致的寄宿学校。包括教学楼、办公楼、教职工宿舍、学生宿舍、中央会议厅、图书馆、实验楼、健身房、甚至有带病房的医务小楼、小卖部、理发室和带钟楼的礼拜堂,以及连接起所有建筑的遮阳避雨的长廊,和由这些统一式样的建筑围起的宽阔的大草坪。一个一气呵成而又面面俱到的建筑群,并且还带着教会与女子的概念,其文化和历史的内涵是无以伦比的。尤其是解放后的整整半个世纪她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只是绿树庇荫更加漂亮了。

其实,有识之士早就在不断呼吁,“不要再让珍贵的、无法复制的历史建筑变成房产大佬们口袋里的银子啦!”好像有种说法“了解中国,万年看西安、千年看北京、百年看上海”。这刚巧是近百年外国教会在上海设计建造的中国最大、最完备、最漂亮的一所教会女中,理该是必须重点保护的历史文化建筑。

 下命令拆除这样一个珍贵的历史遗迹的家伙,如果不是心怀叵测就利令智昏!回到开头引用的那篇文章,文章的结尾处有那么一段话:“如果说上海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制度是一种文化自觉的话,那么,这种文化自觉还必须成为城市管理者们的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尽管这样的制度迟来了二十年,尽管那位作者的呼吁还略显委婉,但总归是一种声音。

我只是觉得还必须补充上,只有当这种文化自觉性强烈到能抵御金钱、利益和政绩等来自各方面的诱惑时,制度才可能是制度。再也不要犯下无法弥补的罪过了,历史总有一天会审判他们!

 

2010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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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7 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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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玛利亚女中

到上海纺校

到高档的网红场所

             

             

    上月底。当年纺校的部分同班同学结伴回了趟母校——上海纺织工业专科学校,而七十年前它叫“圣玛利亚女中”,1952年它并入江苏路的另一所教会女校,改称为”上海市第三女中“。而这里便建起了”上海纺校“。1964年我成为该校的学生。那时“圣玛利亚女中”的校园和全部设施保存完好,就是原本的教堂改成了图书馆,此外所有的树木比当年张爱玲就读时更加郁郁葱葱。
    上面两幅照片是我在1982年纺校三十年校庆时,用135相机拍的,当时拍了不少,“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照片就找到这两张,很小的。翻拍了一些模模糊糊。但总算有点面貌。
    这次,用手机拍了几张。我在八年前写过一篇《有些罪过无法弥补》,是得知母校被定为“不可移动保护建筑”之后,照样被拆剩了一座钟楼后写的。后来与一些热心群众一起到处奔走、呼吁,当然一定还有其它方面的“力量”,最终,不仅保留了钟楼,并且基本按原样恢复重建了不到四分之一的“老建筑”。还大打“张爱玲”招牌,粘上教会的“洋气”,将重建的所有场所,搞成了高档的时尚中心,有不少“网红”的咖啡店和西餐馆。老建筑的外围则建起了一批“新概念大楼”专售进口奢侈品。
    那天,与同学们回到载满了青春回忆的地方,那些曾经留下过珍贵的岁月痕迹的场所,从内心到镜头都感慨万千。


看出哪个是本人了吗?

当年的“花季”青少年都成了老头老太。






像这样的走廊,原先沟通了整个学校,从教室到办公室、到实验室、图书馆、健身房、学生社团、宿舍、食堂,下雨天不用打伞。

左边有矮围墙的是女生宿舍,当年张爱玲就寝的地方。右边是原教工俱乐部。



镜头最前端二楼就是我曾经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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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6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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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毋庸置疑的进步

分类: 往事回忆
                      

                公交上的“桑拿”

 

又到了盛夏。因每周都会去看望父母,从浦东往浦西的中山公园,中途还得换次车。所以即便退休多年,依然经常与公交打交道。登上崭新的车厢,冷气开得很足,瞬间就抹去了侯车时烈日下的烦

    这不由得使我想起过去乘车时的种种“困苦”,回想的场景里,总会忍不住笑噱。

我下乡回沪后,在外滩工作,从家到单位一段不短的路,一早就得到车站等侯同一车站通常会有多条线路的车停靠故车站上总是人头攒动。上班族们焦虑地望着来车的方向,有人不耐烦了,就在人群里探出身来,渐渐地一个又一个向着路中移动,朝着来车的方向不多会就划出一道弧形的人墙,所有的脑袋都尽量地伸展,身体向路中倾斜,一种自发的集体的顾盼,像极了一幅漫画。

那时我就曾设想,要是这站牌上能显示车已到了哪里?省却了如此无谓地焦虑。没想到现在真的有了,有了下一趟车的到达时间,看来有此幻想的远不至我一人。

来了,有时是空欢喜,那不是你要等的。有时心急的见来车就挤,结果上错了。那时除了在起点站有排队。沿路的其它站点,线路多呀,排队的就很少,拼力气,靠窍门。时的公交大多是三扇门的“巨龙”,在一大堆急吼吼的人群里,你必须根据来车的速度,估摸好车门的位置,否则即便大呼小叫,使出“吃奶的力气”也无济于事。这时骂人、吵架、喊救命是平常事,无论你是何种身份,斯文是不管用的。除非你有的是时间。最常见的是挤在最后的,死命地扒着车门,不让你关上,习惯上称其为“吊车”吊车者不分男女先决条件是脸皮要厚,无论怎样难听的谩骂或可怜的哀求,一概不动声色。直到驾驶员站起来使劲地请求大家再往里挤点,尽一切可能腾出点缝隙,往往是以吊车的得逞而告终。车启动,迎接下一站的重复。公交公司在上下班的高峰时段会派些人到某些车站,关不上门的最后时推一把。当最后一个被推上去,在车门关上的一刹那,被推人的屁股上会挨上一巴掌,那可不分男女,也说不上“吃豆腐”,因为那是一种胜利的节拍。

官方有过统计,公交车每一平方最多可挤12人,也有说15人的。有的小个子被挤在中间,不得不一路将头使劲仰着,有的体小身轻的干脆一路都被挤得脚不着地。冬天还挺得过去,要是在大伏天,老天啊!满车厢的汗臭,如果就近来个腋下的汗腺有点不对头的,那就得自认倒霉了。小学时读到过茅盾描写雷雨前闷热的景象,记得最清晰的是“浑身像涂了一层胶水,”每当此时我总想起这句经典。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一个酷暑难耐的大天,我勉强在中门挤上车,巨龙车中间风箱式连接下有个转盘,两边有低矮的座位,我只有一脚着地,呈金鸡独立状,车子一晃,就撞到坐着的,坐着的更闷,就干脆让我一起站到座位上,我俩伸手抓住“风箱”顶下的铁杆,吱吱冒出来顺着手臂往下滴,紧靠我们的是个女孩,几乎就淋着我们的汗,见她涨红了脸,掏出一块毛巾手绢盖在头上,多么尴尬呀,尴尬也无奈。那时还不知道“桑拿”这个词,但已享受到了类似的待遇!

那时文革刚过社会风气还好,挤得前胸贴后背湿透的衣服沾在一起都是常态,也偶尔听说有女孩子受辱的事。可男同胞也有受罪的,要是前面是个扎马尾辫的,她无意一摇头,后面的脸上就是一“扫帚”,躲也没处躲。

今天,我坐在只有18度的车厢里,灰色的窗帘挡住了灼热的阳光。突然想起三十多年前的情景,不失笑。如果我们能记住曾经的被桑拿”,就不能莫视眼下的进步。喇叭里响起了三种语言的报站,我没能力评判那英语是否标准,只觉得上海话还不是那么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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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往事回忆
       

     小家败气的有奖储蓄

 

理财,现在有无数家庭在为此奔忙。但在五十、六十年代,老百姓的收入普遍很少,但因为平等,大家的心态安宁,没有攀比、少有贪婪,自然也没有理财的烦恼。可大多依然能在节俭中省下一些小钱参与储蓄,那时叫“支援国家建设”。其时最流行的储蓄,叫“零存整取”,因为会有些小小的奖励也被称作“有奖储蓄”。每年银行通过居委会向居民发放一种带格子有一张简易封面的长条纸。每个月可以在居民小组长那里去购买像邮票那样每枚一元的“贴花”,每张都有编号,用以兑奖。买一元,两元,四元均可。将贴花粘在那张长条纸上。小组长会与银行结算。小额又方便。这个月没钱,可以不贴,有钱了再继续。而银行每月公布一次得奖号码,分好几个档次,得奖的面还挺广。非常亲民。

贴满十二个月就可到银行兑奖并领取本息。要是家里临时有急用,可随时将未贴满的去银行换钱,依然有利息,只是放弃了兑奖。因为不记名故也可相互转让。因为就一元两元的,居民们购买都很踊跃。

我妈妈也有这样的几份,每当要贴满时,总有喜悦流露在脸上,有时兑上了几块钱的小奖,就会额外地给全家买些平时舍不得的好点心。自然也有不到期就急着去兑现的困窘。我姐姐80年代末分到了新房,搬家清理东西的时候,竟然在抽屉底下找到一张二十多年前贴了十个月的二十元贴花,到银行兑换出四十来元。姐姐说一定是姐夫的私房钱,姐夫说是你将抽屉塞得太满卷到底下去了。这二十多年前的官司是打不清的,反正四十元是捡着了!

现在银行门口天天竖着“高利息”的广告,起存都在五万、十万的。自然也有人买,但总觉得其承诺不是十分可靠。

钱币在贬值,生活却好起来了。没有人愿意回到艰难的日子里去,但却留恋勤俭岁月里,那别样的坦然与安宁,和哪怕仅一点点奖金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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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有关上海方言
                

    弄堂里的“洋泾浜”

 

“洋泾浜”原本是一百多年前旧上海一条河浜,就是现在延安路。由于上海很早就成为通商口岸,国商蜂拥而,加后来有了“洋泾浜”就贯穿在英法租界中,两岸洋行、买办云集,周围上海人因谋生需要与环境影响英语个势必越来越多,英语就逐渐对上海产生了影响。后来忒条河浜就变成了种半生不熟英语,再后来“半生不熟”一部分常词,就成为了上海里个“外来语”。其实上海外来语本来勿少,主要从江浙语系吸收演变过来,最典型个要算“阿拉”原本是闸刮挺硬宁波话,现在已成为上海闲话个代表。不过我朝要讲个“外来语”单纯是指“洋泾浜”。

所谓“弄堂里的洋泾浜”然不是全部“洋泾浜”,包括洋行买办官场、舞厅、大酒店等特殊场合用语。只是弄堂里、市井之间游戏白相时常用大多已经融到日常生活当中成为上海人老老少少熟悉并常用习惯用语。

现在,就用弄堂里经常看到一伙人围了一只小方桌旁打牌做例子,洋泾浜纸牌叫扑克”,扑克老早已经是正式个中文词汇。今朝白相沙哈”,沙哈”是扑克游戏个一种。

有人跑上来就厌比小方桌太小,会讲“嘎小只台子,只比法莱盘大着一眼眼,那能打法?”“法莱盘”就是洋泾浜“平底锅”,“哦幺,侬勿要嘎考究好伐,忒搭就混混腔势”“腔势”就是洋泾浜“腔调、样子”,有时看到对方牌捏了手里,眉头皱起之,就光火了:“好来,腔势做足,摆啥哇尔势哇尔势”来自英语wise,上海话里“耍小聪明”意思打牌过程中,说派司”是指放弃。“陶盘尔”是要分数翻倍。是只要一半就说哈夫”。手里只有辣末一张叫“拉斯嘎”。最后得分第一,称作“能牧温”。侬服帖对方,夸奖伊打得好就讲“万利谷”,赢得多是“稳得福”,相反输得尽光就是“毕的生司”了。

其实忒种洋泾浜使用范围邪气广。像打康乐球时,经常讲复落克”即指翻袋。

小时候弄堂里搁块铺板打乒乓,对擦边球,连小孩它去”。放学后到弄堂里将两只书包两边一,踢起橡皮球,就会“啥人当搞尔啊?”“我当、我当搞尔呒没讲守门员

外,对一些生活用品如门锁叫斯别林”,水龙头叫“凡尔”,水泥地称作“水门汀”, 拐杖称为“斯迪克”,毛线叫“开司米”,冰砖叫“冰淇淋”,床垫“席梦思”,短外套叫“夹克”,长外套称“派克”,证件叫“派司”、消毒水叫作“兰沙水”等等,通通了上海人个闲话里,有叫关已经成为“正统”名称 还有不少原本是来品”,但不一定译成“洋泾浜”,而是直接勒拉头加上”字。:洋伞、洋火、洋蜡烛、洋铅桶、洋车、洋风炉、洋面袋,连小孩玩的也叫洋皮球、洋泡泡、洋囡囡等,另外将西式房子叫洋房,西式服装叫洋装,当众丢丑叫作出洋相,真是不一而足。

虽然伊拉实质上“殖民”痕迹,但真实反应了上海曾经个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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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31 13:53)
分类: 往事回忆
                  
                  找不到五原路的救主堂照片,这是衡山路的国际礼拜堂旧貌

    五原路上的Zhu

 

听说过“救Zhu堂”吗?尽管基督徒是多了起来,但还是很少有人知道在五原路65弄的西面,曾有一座算不上宏伟,却不失气派的教堂就是“救Zhu坐南朝北二层楼式的,门前还有个不小的院子。底层较矮,从正门进入,一条走廊贯通南北,两边是无数个小屋。二楼才是堂的大殿。从建筑的正面,露天有两道对称的楼梯通向主楼从正面形成了一个对称的梯形主楼的前面竖起一座长方体的“塔”,四、五层楼高,二米宽,塔顶是平的,在正方形的平顶上竖着一座水泥的略显笨重的十字架。“救Zhu”三个黑色的字就竖着镶贴在长方的塔柱上。这样的堂式样在别处从未见到过。

     整座建筑都由红砖砌成,正面非常简洁,仿佛就几个几何体,全无一般教堂华美、繁杂的装饰。尤其是两道露天的三角形楼梯的扶墙,形成了两道一尺多宽的水泥“滑滑梯”,一直是附近孩子们的乐园。堂的正殿,却照例辉煌,深远宽敞,同样有无数扇彩色玻璃拼成的高大窗户闪着神秘的光泽,大殿的两侧上方有窄窄的回廊,回廊的栏杆很精巧大厅里一排排厚重的长椅。只是在我打小第一次进去时,就已没有了耶稣和神坛,唯有在墙上还留有不多的几幅纸的宗教画。

应该是在解放后不久,该堂就成了周边单位和居民集会的礼堂,小时候我也曾纳闷,开会时里边满是红旗什么的,怎么还挂着这些外国人的“迷信东西”?想是么想,可眼睛却舍不得离不开,悄悄地端详着,那环抱着婴儿的女人,那么慈祥的脸庞,白皙肌肤,那小孩卷曲的金发,胖嘟嘟的小手……。

离家不远的麦琪路衡山路口,也有一座被称作“国际礼”的堂,外观的规模要比其大,就是没“救Zhu堂”高,但它那灰色的高耸的尖顶,显得特别庞大,大半座建筑全被爬山虎的绿荫密密地覆盖着,增添了几多神秘。除“特别革命”的那十多年,每到周日,里边总传出管风琴与唱诗班悠扬委婉的声音,很好听的,可惜我一直也没敢进去。

      还是回到“救Zhu”来吧,可惜的是“主”最终还是没能救住这个堂。到大跃进的时候,其底层建起了里弄托儿所,我弟弟就曾在那里入托,我放学回来常去接他。而大堂则变成了仓库,常见有大卡车停在前院里。到1966年毫无疑问地,三个黑色的字被凿掉了,十字架拆了!那建筑突然间丑陋了、平庸了。就这样懒懒洋洋地好不容易熬到八十年代,该落实宗教政策了,但不知为什么?不知是何方“神圣”反而将其彻彻底底地夷为了平地,又一枚镌刻着文化的美丽珠子被碾碎了。在那块“神圣”的地方,非常拥挤地盖起了几栋十分难看的火柴盒似的六层楼房,门口挂的一块牌子倒是有几分新鲜——“上海学院”,我们有学院了?是修道院还是大学?列入高考系列吗?毕业分配到何处呢?能不能再出国深造学博士呢?顿时满脑子问号。也许就是这些恼人的问号,神学院的牌子没两年就摘落了。我搬家后好多年没去那里,次路过,房子变得很破旧,与漂亮的五原路格格不入,显得很无趣。门上一块了无生气的牌牌上写着“昂立进修学校”,私营的……一块宗教圣地怎么也被变卖了呢?一定是犹大!

其实凡宗教用地,市里是有很严格的规定。因为有宪法作后盾,宗教团体的腰杆挺硬。我在市侨联的时候,下属有个企业,很多年来一直占据着永嘉路一个不大点的道观,什么名子一下子想不起来。它在解放初就有一部分房子成了一座小学。但到90年代初道观一定要收回,我们的企业只好让道。为了安置该企业的员工,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毕竟是维护宪法与宗教信仰更为重要。

     这使我不得不聊聊“信仰”。什么是信仰呢?我认为,对某一思想体系以及其所规范的道德、行为准则,心悦诚服地膜拜、追随,并克己遵守,那就是信仰。

     我不是宗教学说的研究者,甚至知之甚少。但一个人有信仰总比没有好。基教、教所倡导的最终目标都是美好的。马克思要实现世界大同,人人平等,劳动成为所有人的第一需要物质按需分配,理想很美好。基要求律己,要感恩,要赎罪,要尊重他人个人的独立与自由。而教要求行善积德,苦修来世。我的认知一通大概。区别有神与无神。

     信仰督的,坚信自己无论做什么,神灵看着,从而对自己的行为有约束。为此我十分尊重他们,尊重这份自觉与虔诚。我不是基徒,但我有信奉基的好朋友,有幸参加过他们为灾区的募捐活动,聆听过他们动听的吟唱和震撼人心的祈祷。但我与督有缘,不仅是这座从小熟悉的“救zhu堂”,还有我的母校,一所有百年历史的无比完美的教会学校——玛利亚女中我在那里整整生活了五年半,可恨的是,这两处竟都被野蛮地拆毁了,为此我深恶痛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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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往事回忆
               

                             

 三友浴室从和平到战斗


     最近看到上有篇描写“安福路”何等典雅的文章,勾起我对“老家”边上这条小马路的不少回忆。我小时候的安福路虽然也称得上僻静,有一些漂亮的花园洋房与别墅,可全然没有连街的咖啡馆和飘着幽香的玫瑰“典雅”相去甚远

    其实就是一条普通的未经公交惊扰的小街,既有如“华园”这样花园洋房的西式弄堂,也有“孟姜堂”里杂乱堆砌的贫民窟;转角上既有玻璃橱窗里摆着“力弗隆”补血糖浆的永远大药房,也有正对角以高大的石库门作传统门面的鼎盛酱园。

但我今天特别想说得是,安福路上坐北朝南的一家浴室,是解放前由三个老板合办的,故取名“三友浴室”。浴室上海人习惯称作“混堂”,容易让人联想到赤条条一堆挤在浑水里的不雅景观。

“三友浴室”是一栋三开间的三层楼房,三楼有出挑的阳台,而一、二层的窗户按得特别高,射得进阳光却看不到里边。正面两端有简单的水泥装饰,整栋楼呈浅浅的绿色,所以在安福路上还颇为显眼。

底层的中间有扇对开的镶有玻璃的弹簧门,进门不足一米正对着售票窗口,售票处的左侧是女宾部,右侧有一楼梯,与楼梯成直角的是第一男宾部的那扇窄窄的门,沿楼梯到二楼便是第二男宾部了。在这里,一与二自然不仅是层的不同,更是设施、规模与服务的区别。

楼下只要八分或一角,楼上是贰角或贰角五分,随季节有所上落。我楼上楼下都去过,第一次是随父亲一起去的楼上,怯生生地坐在脚凳上,伙计招呼我们指点了两只空位。是可以舒坦地躺下的铺着大毛巾的沙发,两张之间都有一只茶几。而楼下则是靠墙一长溜可安坐的软椅,浴池也稍小一些,而且没有淋浴。二楼要大得多,有三十来张铺位,围着大厅兜了大半个圆,中间也安排得十分紧凑,虽朝向各异,但过道通畅。所有的位置上方都有暖气管围绕,并有一圈挂衣的木架,木架上布满了钩子。

虽说售票处有告示:贵重物品可以寄放,但一般无人“多此一举”,因为所有洗浴者都十分信任浴室里伙计们那颇具特色的另外“一举”,只要将皮夹、手表之类在衣袋里放妥帖了,是不用担忧的,待客人将除贴身内衣外数脱下后,老伙计会由内而外把你所有的衣裤十分有序地套在一根长杆上,轻松地向上一举便稳稳地落上挂钩。即便是在寒冬,大衣、长褂、厚厚的棉袄,他们举上拿下一概轻松自如,关键是从不出错,绝不张冠李戴。这手上与眼睛的功夫,这认人认衣的记忆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就的。

二楼的浴池也不是很大,五、六平方吧,靠里有一个“烫池”上面盖着木板,几位老人不停地将毛巾在板缝间放下提起,烫着脚丫。浴池里四周做成一步阶梯,可以坐着,水也就一米来深。池的周边有一尺多宽平整的边沿,要搓背的就躺在上面,搓澡工相当卖力,常把拧干了的毛巾裹在手上拍得“啪啪”直响,有时还让客人两手撑边沿上,将背高高拱起,搓澡工边搓边会哼哼哈哈地吟唱起“号子”来。远不像如今的浴场,专门有搓澡的场所和睡床,还有精油、牛奶、保健盐之类的花哨。大池间的空间很小,塞满热腾腾的蒸汽,弄得像是在云中雾里,顶稍带着圆弧,常会有蒸汽凝成的水珠滴下,掉在身上凉凉的。

在大池的外面有几只淋浴的花洒,和两只洗脸的瓷盆。“泡”完澡,就到外面淋一阵,冲走大池里留在身上的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但由于“花洒”少,经常要等。

最有意思的是你刚走出来,换上干拖鞋,就有伙计在木箱里拎出滚烫滚烫的毛巾为你前前后后一抹,又换上一块复在你后背,使劲地拍上两下,再给你一条小浴巾围在你腰间,另一只手已让你捧上了两块热毛巾,白的擦脸,彩条的擦身,这一切快捷而利落。你就该回你的沙发休息了。沙发上早已准备了较大的浴巾,你可盖上美美地睡上一觉。那时我小,最多是合上眼假装一会。鼾声如雷呼呼大睡的,通常是老顾客。像我待热汗出尽,也就作罢了。你只要朝服务员一招手,一条热毛巾就会随着一声吆喝远远地飞旋过来,到你手上时暖暖的正舒服。若你笨到接不住另当别论。如果不是你主动要,而服务员给你扔过来的话,那就是催你该穿衣起身接近于“逐客令”了。

 浴室里还有另外一些服务,要一两杯开水是免费的,沏茶则要加一毛钱。此外有敲背,那是你躺着时能听到的最美妙的“音乐”,手掌、实拳、空拳,背部、腿部、颈部,快慢、缓急、虚实,“劈劈、啪啪啪、劈劈、劈、劈、劈劈……能演奏出一出交响来我自然没福享受,但听着也挺舒服。那些老伙计个个有一招。还有就是扦脚,是由专门师傅干的活,一只小凳,一盏两尺来高的“台灯”,一套在金色的灯光下闪着银光的刀具,当然主角是一双双不忍细瞧的脚。

所有的伙计清一色的苏北人,而那位老板倒是本地的,“三友”中有一位姓陈的与家母还沾点远亲,他家就在浴室的三楼,他儿子曾来看过我母亲几趟。但即使在类似春节前,需要排长队等候,那时的人也不会想过要走什么关系,无论是洗澡此类小事,还是别的。

年前好好洗个澡,彻底地打扫一下自己,如同家里的大扫除。那时老百姓家基本很少有洗浴的条件,往常浅浅木盆搁在厨房里,夏天还方便,寒冬有时会从老虎灶叫上一担热水。但到春节似乎是一定要上澡堂的,为此每逢小年夜前后,三友浴室总是那一段路上最热闹、最吃香的。尤其是女子部,每天早早地门口就往左排着长长的队伍,听姐姐说,女子部地方不大,但也分淋浴与盆浴,盆浴自然不是男人的大池,而是类似家用的浴缸,再具体我自然无从知晓了。男人也一样,一楼基本上是洗完了就赶紧走人。二楼要等,在二楼的楼梯口摆了一凳子,走一位进一个。记得有次我和哥哥刚坐定,上来一熟面孔,一想,不就是在电影《红日》里演石东根的杨在葆吗?他带着儿子,我要让他坐,我可跟哥哥挤,他笑着让他儿子坐了,那笑里有相知相识的谢意,他那大高个就矗在我的身后静静地等其实满屋的人都知道他,但自己和服务员都没有要给他半点“特殊”的意思。那时的社会风气与风俗,是很值得细细回味的。

三友浴室只是上海一家中档的澡堂,却恰恰可以是一个行业,一种规范,一项习俗的表达,现如今这样的行业、规范、习俗都被异化了浴室演化为大浴场,大浴场在本质上已成为可以脱衣洗澡的夜总会,或者是有衣着简约的洋妞舞蹈和说起黄段子也神情自若的女孩们肆意表演的游乐场,那不是普通老百姓爱去的地方。

浴室的消失可以说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但其曾经拥有的淳朴民风和成熟又到位的服务也同样可以是一份永恒的有价值的记忆。为此我细细地记载了这段文字。

三友浴室之“三友”因是资本家,故在五十年代末,改为“和平”,到文革时又强行被改为其反义词“战斗”,很难想象一个个光作身子该如何“战斗”,那年代的笑话是说不完的。直到文革结束才改回“三友”。但本世纪初在房地产大潮整个浴室无论是“三友”还是“和平”均被彻底“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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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9 19:11)
分类: 往事回忆


                   可怜的小麻雀
                                      .  .

       那是60年多前的一件的往事,

       那年月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粮食奇缺,不少地方有人挨饿。怨谁呢?有“专家”找到了替罪羊——麻雀,说麻雀是粮食歉收的祸首。为此将其与老鼠、苍蝇、蚊子为伍,合称“四害。老鼠发药,苍蝇见就拍,蚊子各家自行处理,那么麻雀呢?有专家出高招——哄,全城一起哄,不让它们停下,一直飞飞呀,惊慌失措地飞到累死一只只掉下来。

      于是乎,在一个初秋的周日,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开始了。家里、厂里、机关、学校能响的东西统统搬出来,单位里有锣鼓、有喇叭、有大铁板、响声震天,家家户户有锅碗瓢盆,有铅桶,有两个锅盖合起“镲”……。所有的屋顶、厂房、广场、公园、操场、道路、农田,均派人看守。哥哥那时念高中,扛着稻草人浩浩荡荡地一大早就开赴郊外姐姐将家里的晾衣杆系上一把蒲扇,参加巡逻队我呢,那是我头一次名正言顺地从二楼的晒台爬上了屋顶。居委的叔叔以点响高升为开始的信号,接着将鞭炮扔进火油箱,顿时嘭、啪,噼里啪啦,响成一片,乐坏了欢蹦乐跳的孩子们。果然成群的麻雀从树丛里,屋檐下,和没人知道的那慌里慌张地飞了出来,夺路远逃,它们一定未曾想到这一就再也没了落脚的地方。

      我举着根细竹竿,杆头上系着妈妈的一条红色的丝围巾,一开始坐在靠晒台的屋顶边缘,慢慢就壮着胆子向上爬, 最后坐定在屋脊上。麦琪里的屋顶非常壮观,十五六米宽,十几栋长长地连在一起,一排排汇成橙红的一片其间点缀着举着各种“武器”的大人、小孩。只要偶尔看见有精疲力尽的鸟儿飞过就使劲地摇旗呐喊,同时响起一片脸盆、铅桶的敲打声。可怜那些鸟儿挣扎地扑腾着,直飞到没有一点力气直直地掉下来,“战斗”一直继续到太阳下山,我还懊丧自己一只也没有捡到。可据报道那天共消灭了几十万只麻雀,老百姓对数据没有追究的习惯。但后来的那几年无论是清晨还是傍晚,确实再也听不到它们叽叽喳喳的叫唤。

      更懊恼的是,没过多久又有专家说,麻雀吃掉的虫子远比稻谷多,麻雀是益鸟。如此兴师动众地“一场狂欢竟然只是一场“残忍”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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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往事回忆
                      

         总也忘不了邮递员的声声呼喊

 

以前在上海有“银行金饭碗,邮局银饭碗”的说法。

邮政曾被视为国家主/权与实力的象征故在2016年中g邮政庆祝了开办120周年。各地邮政纷纷推出一系列纪念活动可惜的是,由于快递业的爆炸式发展,加之网络膨胀与普及,短信、微信及转账业务的不断开拓与迅速被全民接受,使中国邮政除了靠发行已经单纯成为收蔵品的邮票,与投递报纸外几近瘫痪。好在成立了邮政银行,使中国邮政得以延续。

小时候我家订一份《新民晚报》,每天才三分钱。我最爱看小说连载,记得《罗成》和《佘太君》。有画,并且比小人书讲解得精彩。

投递员的自行车铃声,经常打破一弄堂的寂静,“111号夜报”送来的不光是新闻还有各种精彩。59年我哥就去了北京上大学,妈妈总是盼着他的佳音。人们常说不要跟投递员比车技,他们穿街走巷,再小的弄堂,弄堂里摆满了各家的东西,他们穿行自如。小朋友们总是羡慕不已。

在邮递员所有的呼喊中,最令人喜悦的自然是“拷图章”,远远就听到那洪亮的“111号拷图章……”,爸爸的一枚牛角章就放在饭桌小抽屉里,姐姐会抢着跑出去,投递员的一只脚早就踏在门口的墙沿上,根本就不用下车,就盖好了,旁边会围着一圈孩子,看着他脚轻轻一蹬,车就滑走了。自然灾害那些年,远方的亲戚偶尔会有东西寄来。哥哥大学毕业后分在南京,每月会有汇单表达他的孝心。我上小学后给《儿童时代》发过一篇短文讲兔妈妈生小兔的事,第一次有稿费寄来,邮递员竟会招呼起我的名字,我至今难忘那个声音。二姐姐支内后,也会引来投递员老远的呼喊……,当然有时是“107号唐生坤……”尽管叫的是别的人家,那声音也一样熟悉可亲。我下乡后,由于是林区,有工资、有高寒津贴,虽说那里条件艰苦,得靠自己设法改善,但还能省下些给妈妈寄去,在填写汇款单时,就想着邮递员在弄堂里远远地喊着“111号巴本珍拷图章!”车靠在了门上,又听他说喔約,大兴安岭寄来的,忒个尼子灵光合。仿佛看到了妈妈拿起图章笑盈盈朝门口走来……一个早产儿,一个一直不省心的家伙,在妈妈心里可不是汇款单上的那一点点数字,又仿佛看到有泪水在妈妈眼里打转。可没多久妈妈就来信说“家里够用,你不用寄钱来。有那份心妈妈很高兴。”妈妈总给我邮东西,那时候什么东西都是有钱也难买呀……

还得写上一笔送电报的。大部分依然是我们熟悉的邮递员,也是老远就喊上了“111号电报”后来也见过用邮政摩托送电报的。现在电报已彻底“灭绝”了,但那时电报以字计费,所以是对简炼叙事的考试,家里有事时,我给南京的哥哥,贵阳的姐姐都写过,字字斟酌,有点像写文言文,很是有趣。而且电报的另一大用处是,必须凭电报方能到火车站购买站台票,接人。像我们家有好些在外地的,电报可真是少不了。

说到电报,想起了“长途电话”,那是在连打电报也“不赶趟”时,必须打长途了。打长途的地方较少,一般邮电局也没有。我们得跑到静安寺,长途电话局门面不大,就两排标有号码的小屋,那是“老上海”难得的“私///密处”,尽头一只柜台。先得填张表,写明对方电话、地址、收话人姓名等。柜台会叫后面拨号,拨通了会招呼你到几号小屋里通话。打长途得大声,那小屋还挺隔音的,互不干扰。话费以时间计,如果对方没有找到收话人,或电话不通。是无需付费的,这点非常开明。

现在根本无需打长途了,收过一阵手机漫游费,也取消了。而用微信通话打到全世界也不花钱。脑筋赶不上科技的发展。不要再说听不到邮递员的叫喊,连那身绿衣服也见不到了。有送报的如同快递小哥,一厚沓往门房间一放,完了。我倒是偶尔还会有稿费单子,也是签在门卫的本子上。我有图章呀,可从未为邮件盖过。尽管如此,每回走过邮局,还总是会回味旧时邮递员的声声呼喊。

最近邮政也加入了“快递”,尽管是“国家队”但送邮政快递也只是“小哥”,同样不再见“绿衣”在小区里穿行,写下这些算不算记载了历史?那是一页关乎万户千家的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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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7 19:15)
分类: 往事回忆

   在电影院里找人

 

 因为刚写了电影院,想起一件与之有关的趣事。

 那天去看《我是医生》是部讲述吴孟超事迹的电影,以电影来颂扬一个尚还活着的人物在我国很罕见。他是马来西亚归侨在侨联时,曾去长海医院采访过,老人个小又近视,却是中国肝胆外科的第一把好刀,待人和蔼而谦虚。

 正沉浸在电影里时,口袋里麻麻的,是手机震动了,悄悄低头一看是社区养老院发来的信息,说是有云南的同道来参观,能不能去拍照。因为对电影的故事很熟悉,再说人家从云南那么老远来,我便立马离开影院,赶往养老院。

 路上,我便想起了过去电影院里中途找人的情景。

 看电影,观众自然都得保持肃静,这方面上海人都做得很好。但以前我在贵阳、合肥、沈阳、哈尔滨等地都看过电影,闹哄哄的,唠嗑的、抽烟的、吃瓜子的、吵架的……比银幕上还热闹。也有找人的,影院的工作人员就在话筒里呼叫,要不是夹着方言和杂声,还以为是电影里的人物在说话。上述地方的见了千万别生气,我说得是若干年前。上海就不一样了,静静的只见一个工作人员,举着一根棍,上面横着一只长方形的两面都按有玻璃的匣子,匣子里有微微的灯,既不影响到银幕,在暗暗的影院里又足够看清,两面玻璃上写着所要找的人名。工作人员一声不响地举着从一侧走到台前又慢慢地走向另一侧。这举措是不是属于“租界”的“遗产”不好说。不仅影院这样剧场也一样。这么走了一圈要是没有观众出来就会再走一圈。不会多走,因为再没人出去,就是根本不在影院。

 但我要说的就是一次有趣的例外,有一回我大姐姐带我去看电影,中途看到举着的灯出来,上书“颜开玉” ,远远望去有点像姐姐的名字“顾卉玉”,但仔细一看差得太多。见那灯已走了两遍。好像没人离座,姐姐突然问我,“那会不会是找我?”,是呀总归是有个“玉”字,那去问问吧,我就跟着姐姐出去了。还未到门口,就看到焦急的二姐,呀,真是找大姐。二姐不等我们到跟前,就说:“阿哥工伤了!”阿哥是指大姐的男友,那时还是“毛脚”。“在哪医院呀?伤哪里啦?”大姐问着,我们正赶紧要望回走。只听工作人员埋怨,怎么兜了两圈才出来!我们也不理会,可能二姐心急写得但二姐说念给他们听过。三个字错了两个,叫人如何认得?现在想来估计那时很多人不认得花卉的“卉”。好在“毛脚姐夫”的伤不重。

那已是“老里八早”的事情了,这种找人的方式,我估计不仅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如今在影院里工作的也不一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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