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我们村，我三叔是个能人。不光我这么说，左邻右舍都这么说，就连我们村长王老黑也说，你们看看，人家狗日的熊赵大勇，小皮包夹着，小面包开着，贼溜溜地风光着哩！全村上下五六百号人，唯独有一个人对我三叔嗤之以鼻，就是我爹。我爹也是能人，他的能是因为种菜的手艺上。比起我三叔的能，名声上还差两节箍。我三叔的能，是因为他会挣钱，就是会做买卖。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们村没有一个人比我三叔家称钱的。光看他的房子就能看出来，起先是两间瓦房，和我二叔家挨着，当年我爷爷盖了四间，等我二叔、三叔成家了，一分，一家正好两间。没过两年，我三叔的房子变成了四间，现在没地方盖了，他就往高里盖，成了两层小楼。在我们村，最高建筑除了那个废弃的凉水塔之外，就是我三叔家的两层小楼了。
　　平日里，我爹和我三叔并没什么过节，他瞧不起我三叔是那种的瞧不起。老是认为我三叔是不务正业，觉得庄稼人不好好伺候庄稼活，净弄那些捉鱼摸虾的事，很对不起庄稼人

    肖涛的评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fbe0890100fnhw.html
　　弟弟，作为一个形象，在我印象中，新时期刘心武写过一篇《醒来吧，弟弟》，之后就沉默了。从音乐方面而言，大致以妈妈为多。1980年代，四个现代化的遥指想象，让民族国家这个受难嶙峋的母亲干妈，拉着装满一堆孩子的老破车，一个劲地奔向那虚无缥缈的乌有之乡。这一切在1990年代，因断裂而失衡。无疑，先是从崔健的花房姑娘开始，让妹妹和姐姐浮出被历史神话这口浓痰压抑堵塞的喉咙。无论是信天游之类的妹妹找哥哥，还是之前《小花》中的哥妹之恋，抑或是火风、尹秀杰唱出的那些个俗而有俗的穷凶吵嚷，反正妹妹替代妈妈获得了合法性。
　　1990年代，恋母孱弱的中国文化，开始转向了欲望的释放。妹妹是一个很好

　载《打工族》2009年9月（上）

    1,小雨淅沥沥地下了一整夜，到早上六点，老婆起床了，我跟着起来。
　　老婆左右晃晃脑袋，接着拉开窗帘，看着外面还在下的小雨嘟嘟囔囔，咋下个没完呢，真是的，熊天！
　　说完，又拉开窗户伸手试试外面，接着缩回来，手指像被雨弹了一下。转过身又套上一件花里胡哨的大汗衫，两个大奶子也被扯拉着晃悠几下。
　　昨天说有雨，我看天气预报了。我套着大裤衩附和着老婆。
　　赶快让大宝起床，我去做饭。熊学校也不让孩子睡个囫囵觉，七点就上早读了。
　　我答应着，到了儿子那屋。儿子还在睡，像婴儿似的，我晃了三下才把他晃醒。
　　我好困爸爸，让我再睡一会吧。儿子伸着懒腰撒娇。
　　我知道你困儿子，快起床，不能迟到了。
　　儿子吃饭的时候，我例行查看一遍三轮车，一直到儿子出门，我还在拾捣车子

    载《辽河》2009年第7期

    1,夜里两点，弟弟突然打来电话，让我明天给他寄五百块钱。他说话时语速很快，像有人在追赶。他说，哥寄给我点钱吧上周没去演出我快撑不住了……后面还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就挂了电话，生怕吵醒妻子。
　　这是弟弟第N次向我借钱了——从他辞掉工作去北京搞摇滚以来，已经向我借了很多次钱，而还钱的次数却是零。好在他每次借钱的数目不多，有时候三百、四百，这次是五百，最多一次是一千五——他前年买电吉它时向我借的。对于弟弟借的钱，从内心来说我是不想让他还的。我知道他在外面闯荡不容易，而且又在搞一些我听不懂、又感觉遥遥无期的摇滚乐。可碍于妻子的嘟囔，我得装出不情愿借给他钱的样子。所以每次弟弟向我借钱，我都是晚两天才给他打过去。
　　说起来，妻子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

　  载《阳光》2009年第5期
　　

    洗煤车间主任吴大勇早上还没起床就接到了厂长刘斌的电话，说是厂里有急事让他赶快过来一趟。吴大勇的老婆被铃声吵醒了，摸索着摁开台灯，眯缝着眼，看看表，说：“才六点十分，有啥子急事？你厂长真会折腾人。”
　　吴大勇说：“我也不知道。昨天下班时没听说机器出啥毛病了？不会是厂长逮住俺车间有‘三违’的吧？”（三违是指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
　　吴大勇的老婆说：“有可能。以前就好这样，夜里三点了也把你叫过去训一顿，你说有那个必要嘛。”
　　吴大勇没再吱声，像战士听到了冲锋号一样迅速，三下五除二就把衣服穿好，拉开门。

    他老婆在后面咋呼：“慢点老吴，路上滑，骑车子小心点！”
　　吴大勇急慌慌来到厂长办公室，刘斌正背着手在屋里转着圈踱步。
　　“厂长，您找我？”吴大勇堆起笑脸问。
　　刘斌

　　载《山东文学》2009年4期
　　

    啤酒喝完了。康利数了数，六瓶。“不能再喝了。”他自己嘟囔着。康利打算明天早晨去前妻那里看看女儿——这个漆黑的夜，他的前妻正和她的情人睡在一起。
　　这些日子以来，康利一直都坠入了这种绵绵的旧情回忆中，坚强的外表却始终被内心的脆弱左右着，以至他都不能轻松地忘掉这些事。
　　康利知道，自己不能老是用酒精帮住自己忘掉，他知道这样做会加快他坠落的速度——一阵迷惘，一阵坚强就这样在他的脑海里荡漾着，还不断膨胀着，让他觉得自己非常可笑、可怜、可气、还很可悲。
　　妻子的离去对他的打击太大，原本说的海枯石烂现在都变成了虚无缥缈的冥想。
　　他恨她的妻子，也恨自己，谁叫自己没那么大的能力去挣钱。从毕业就做教师，一直到现在，已经十年过去了，自己还是教师。妻子可能厌倦了这种单调、重复而又紧张的生活，有什么办法呢？他知道自己别的不会，只会教学。
　　康利现在

　　 载《作家与读者》09年2期
　　

    仔细看看，这个女人还是个美人。炭黑色的长发，晶莹光滑的脸蛋，小而高挺的乳房，说话时带有很好听的鼻音。就是个子不高，一米六，或者一米六二，我没问过，她也没说，只是我的目测。她刚从洛杉矶回来。我问她还回去吗？她说不一定，看看吧。我们吃完饭，她说去洗手间，我抽着烟等着。回来后，我邀请她到家里坐坐，她答应了。
　　我的房子在北三环慧欣小区，一套八十九平米的小三居，前年买的。饭店离我家不远，驱车十五分钟。到了三楼，开开门，保姆李大姐把我的外衣接过去。我招呼她坐下。
　　我问她喝点什么。她说咖啡。
　　还是一个人过？她坐下后问我的第一句话。
　　我笑笑，点了点头。
　　我们已经两年没见了。她和她的丈夫都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们毕业后都留在了北京。她俩进了外贸局，我留校当了老师。六年后他们出国了，我也辞掉工作，开起公司。中间他们回来过一次，我们见了面。由于离的远，我们有时候打个电话。上

　　载《民族日报》09年2月17日
　　

    在我们老家，喝汤不叫喝汤，叫喝糊糊。三八年日本人占领俺村后，看到我们村人都油光满面、精神抖擞的，很纳闷。狗腿子王三蟹给日本人报告，说是喝糊糊喝的。
　　其实糊糊也不是什么稀罕物，就是棒子面汤。那时候穷，没什么吃的，吃不饱就用糊糊撑肚子。
　　日本人就吩咐王三蟹找两人专门熬糊糊给他们喝。
　　当时日本人在我们村驻扎了一个步兵团，还有一个步兵团驻扎在离我们村不远的北家坊村。王三蟹问了一圈没一个愿意去的，最后找到了我大爷和赵四。

    每次读完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都情不自禁为他翘起大拇指——太好了！这样的人简直和乔丹一样，30年里才出一位。

    他的小说，在国内读的人很多，喜欢的人也很多，我就是其中一位。他的小说有个很大特点，就是巧妙，一个“巧”字。不论内容巧还是结尾巧都是独树一帜，很像武侠电影里，张三丰的武功，有四两拨千斤的感觉。
　　欧亨利的小说主要是以，准确的细节描写，生动简洁的语言，使一系列栩栩如生的生活场景展现在读者面前。另外他的小说，有独特的幽默——充满了辛酸的笑声。在夸张、嘲讽、风趣、诙谐、简洁、机智的幽默之中，含有抑郁、凄楚、心酸的情绪。而在处理故事结尾时，却又别出心裁，出人意料，使读者感到豁然开朗，柳暗花明。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不禁拍案叫好。
　　我在网上找了篇欧亨利的短篇《爱神与财神》，全文只有寥寥4200多字，却写的曲折沸腾，简洁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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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英国作家戴维·洛奇的作品，他于1935年在伦敦出生。
　　这本书7、8年前读过，去年3月又读了一遍。这种小说我感觉也是很难写的一种小说，他是用那种插叙的方法写作，时空错乱，事件叠加，倒叙，正叙，全都掺在其中，我估计写作水平不高的人，自己都会把自己转迷糊。小说读起来趣味十足，曲折沸腾，而且学术性很强，是一本很出彩的小说。
　　小说的内容主要讲述了学术界的种种离奇现象，学者们的眼睛不再仅仅盯在书上，而是大张旗鼓地在世俗的社会中寻找物欲和情欲的满足。他们满世界地飞来飞去，今天不是在德国，明天就是在美国，表面上是为了学术交流，实际上是追逐名利，寻欢作乐。小说还巧妙地穿插了许多文学典故、新鲜理论，对人性、文化冲突、婚姻与爱情等观点作了入木三分的透析。
　　当然，他们飞来飞去也是有目的，提交论文，参加各种会议，总是以这个为借口，可以去很多新的、有趣的地方，遇见各色各样的人，和他们闲聊或者交谈。会议一结束，晚上和他们一起吃喝玩乐，和参与会议的漂亮女性打成一片。在这一切结束后，回到自己的学院还可以得到学术上的更高荣誉。这就是《小世界》所表达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