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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仪三：我相信古城墙修复“认真做，能重现”
时间： 2011-12-23 来源： 苏州日报
本报讯（记者 宗文雯）古老的城墙承载着千年苏州的历史印迹。为了留存和再现历史记忆，今年9月，总投资近2.4亿的苏州古城墙保护修缮工程开工。最近，在率先进行保护修缮的相门段古城墙，一座雄伟的相门城楼也将原样重建。在实地参观了为修复相门城楼所作的模型之后，昨天，一直关注苏州古城保护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通过电子邮件给本报记者发来他特地撰写的一篇文章。文章中，阮老对苏州在古城墙保护修缮工程中认真做事的作风给予赞赏，并对苏州古城保护寄上了一份美好祝愿。
阮仪三所写原文如下：
认真做 能重现
日前苏州市园林局和园林设计院邀我到苏州相门观看他们为修复相门城楼做的模型，这个模型就做在现场，是一比一大小，也就是原大的，反映了真实的外观景象。它就搭在干将路相门桥北边城河边上，城楼墙体、城门券洞、城堞垛口，用钢柱、钢梁拼联，一一毕现，双重檐的屋顶，飞檐翘角，全都表达清楚。因为是原大就可以仔细地研究它的型体尺度、造型比例以及摆布的位置。我们在现场就有了非常切题的讨论和研究。我觉得做得很好，相信这个城门楼实体建成以后会给苏州相门地段增加一道风景。
我特别赞赏苏州人认真做事的工作作风，过去在重要的古建筑如皇宫等修建前要做烫样，也就是用纸板、胶水、烙铁制作成模型，让业主（皇帝）审核。不过那些模型与原物的比例是一比二十或一比五十，当然看起来就不那么真切。我记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苏州为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做古典园林“明轩”时，由陈从周教授主持这项工程，就做了个一比一的原大模型（这个模型还留在苏州东园内），令美国人大开眼界。后来那座“明轩”誉满全球，是苏州人的骄傲。苏州人继承了这个优秀的传统，做事就要认真去做好它，这个一比一的城门楼模型就是实际工作认真的表现，先搭出个样子来供大家研究、揣摩、修正、改进。当然这个模型研究完了就会拆除，搭这么大的城门楼要花不少的功夫和经费，拆了似乎有些浪费，但却是完全必要的，特别是做成了一比一原大，就显出工程设计和策划的格外的谨慎和周到，是严格的科学态度，看了这个模型我相信这个城门楼修建一定会做好。
对于苏州要修复古城墙，我本来是不赞成的，历史建筑破坏了，《文物法》和《文物保护准则》都不提倡恢复，因为失去的历史信息是无法再生的，对于文物建筑的维修，要用原材料、原工艺、原样式、原结构和原环境的“五原”要求，重建难以做到。现在许多重做的古建筑往往为了旅游和景观观瞻的需求，有不少粗制滥造、形象丑陋，成为了假古董，在当今的旅游地区充斥视野，破坏了中国古建筑的形象。我就害怕苏州古城墙的修复为了图快，也做得假兮兮的，破坏了苏州古城墙遗址原本古朴的风光。我在现场看到了这个模型以后，觉得有这么认真的态度和精到的技术是可以做出好东西来的，虽然它不可能做到“五原”的要求，但是认真的研究了过去的形象，从而能最大程度的重现历史的风貌，可以局部地重现历史景观，这就能召回人们对过去城市的记忆，同时也增添了城市的风景。认真的修复重现历史的陈迹，能给青年学子们学习的园地，它是基本上符合古代的原样的东西，就不会存在误导的现象。我觉得一切的关键在于“认真”二字，我期待着苏州古城墙修复后的新貌，也祝愿苏州古城越来越美好。
阮仪三2011.12.20
新天地未来将要打造成上海的“迷你百老汇”
2001年6月30日，在“市中心的市中心”,崛起了一片由老式石库门建筑改建而成的地产项目，因是“新的一大会址所在地”,便取“一 大=天”之意，定名为“新天地”.那时，痴迷民国历史和石库门文化的淳子与友人前来观摩，纷纷扼腕，“太假了，就像到了片场。”
光阴流转，从北里和南里延展到太平湖边的写字楼与高档住宅区，“新天地”用十年的时间成为了沪上知名时尚地标。外国人来这里寻觅“老上海的味道”,中国人去那里感受国际化的“海派气息”,很多人想复制它，最终却只是证明了它的唯一性。淳子轻言浅笑，“不知不觉，每次只要有朋友来上海，特别是外国朋友，第一个想带他们去的地方不是外滩，而是新天地。”
回溯历史赋予石库门生命
1996年，上海卢湾区政府决心大力改造太平桥地区52公顷的旧城，邀请了现在新天地的东家香港瑞安集团参与重建。面对如此大规模的石库门聚集区，时任瑞安集团主席的罗康瑞请来了美国旧房改造专家本杰明·伍德建筑设计事务所为自己出谋划策，那段时光，他和杰明·伍德一起穿梭在大街小巷，走进烟火之气的上海弄堂。在那里，上锁的水龙头，一字排开的晾衣架，72家房客的生活被有限的空间公共化。
石库门住宅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是上海弄堂建筑中极富特色的部分，“石库门弄堂”也因此得名，成为弄堂住宅的代名词。它吸收了江南民居的建筑特色，其单体平面结构脱胎于中国传统的院落式住宅，同时，它起源于租界内，又具有西方民居的特色。可以说，具有中西风格融合的石库门建筑本身就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也已经成为了海派文化的一个核心符号。“罗先生考察了很多欧美城市，在心里构建了‘新天地’的雏形。”瑞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商业总经理刘梦洁回忆道，彼时，各方专家“会诊”,就如何改造这片旧式里弄提出了繁杂的意见，建筑师伍德为了这个项目共32次来上海，最终，保留石库门基础并赋予它新的生命成为大家的共识。改造工程也就此拉开序幕。
中共一大会址对这块地区的改造提出了诸多要求，层高、外墙、建筑形态都不能“变味”,对商业地块的开发而言无疑阻力重重。“可以说，这是一场赌局，罗先生押上了一半的身家性命。”刘梦洁感慨道，当时，对这片区域的改造可谓“不计成本”,从楼体加固到水电系统的重排，再到光纤和空调的安装，甚至是每一块青石板路的花纹，都费了好一番心思。金钱和心力的投入让这片区域呈现出“新”与“旧”的双重交替，也让走进新天地的人感受到了不一样的“还原”.“这片区域面积不大，但是人们走进来却不会觉得狭窄单调，因为每幢楼的细节是不同的，甚至每一个转角处石板的花纹也是不同的。”刘梦洁笑道。“我们当时感觉这里很假，就像到了影视基地。”回忆起与新天地的初次相遇，女作家淳子毫不掩饰最初的不以为然。第一印象在往后的岁月中被洗刷和打磨，渐渐地，淳子和朋友们开始爱上这片保留了石库门“华洋混合”特质的建筑群，爱在冬日的午后前来漫步，随处一坐，入眼的都是风景。
十年发展商业定位“三部曲”
上海新天地在开发过程中，在开发的不同阶段，定位也发生了三个层次的深化。
20世纪末的上海，有外滩，有南京路，有徐家汇，有衡山路，但是并没有一个能够将餐饮、娱乐、购物和旅游、文化等等全部集在一起的地方。
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新天地把第一阶段开发的重点放在了综合性上，首先打造的是一个餐饮与购物相结合的时尚地带--新天地北里。北里由多幢石库门老房子所组成，并结合了现代化的建筑、装修和设备，化身成多家高级消费场所及餐厅，充分展现新天地的国际元素。
当初如何吸引这些品牌入驻，投资方着实费了不少心思。“我们建起了一些样板房，举办活动吸引不同行业人士来参与。给大家传递一个信息，在小小的石库门里也能有国际化的感觉。”瑞安集团相关人士介绍。
在有了一定的市场基础的情况下，“南里”的开发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如果说北里是一个餐饮为主的场所，那么我们希望南里更像是一个集餐饮、休闲、时尚于一体的场所。”于是新天地南里被建成了一座楼面总面积达2.5万平方米的购物、娱乐、休闲中心，并于2002年正式开幕，进驻了年轻人最喜爱的时装专卖店、电影院、美容机构等。
而今的新天地被世人所津津乐道的不仅是餐饮、酒吧、电影院，还有那些叫不上名来的时尚潮牌。“时尚”--这张新天地十年来不断打造的名片，如今更是将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新天地时尚购物中心，作为第三阶段开发的重头戏，原创、时尚成为了“主题”.
正是这样层层深化的定位使得上海新天地成功地穿上了时尚文化炫目的外衣，抓住了人们的眼球，用十年时间从无到有成为了一个享誉海内外的上海时尚地标。
展望未来打出文化新王牌
十年，“新天地”从地产项目变成城市名片，从休闲娱乐场所化身为城市历史文化的隐喻，与光环并存的，是争议与质疑。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主任常青在肯定新天地商业价值的成功时认为，新天地绝非旧里改造的典型，“可以说，新天地为城市留下了一点文化肌理，但能不能够得到认同，是见仁见智的。”新天地开发至今，究竟是对石库门文化的传承还是践踏，新天地究竟是旧城区改造的典范还是不可模仿的失败案例，从来都众说纷纭。
作为开发商，瑞安房产面对质疑泰然自若。“有争议是很正常的。”刘梦洁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任何一个历史、文化，如果不能使这些资产本身自发性地产生经济效益，那只能成为一个标本，就没有意义了。”
一个十年的终点，是下一个十年的起点。未来，新天地将以现有的北里、南里以及太平湖为中心，向东、向南大范围扩张。扩张后，整个太平桥的面积将翻倍。企业天地的二期将建造高标准的商务楼，配套商场将引入更多奢侈品牌。
除了商务楼和购物中心之外，文化是新天地的一张王牌。
记者了解到，在位于更东面的西藏路上，则规划建设4个剧场，它们将聚集在一起，但又独立上演各类剧目，包括小剧场话剧、音乐会、歌舞剧等，打造成上海的“迷你百老汇”.此外，着名的东台路古玩街也面临改造，定位仍为古玩、古董特色街，但目前各自为政的小摊形式可能会改变，将利用街道上已有的历史保护建筑，建成更高端的国际着名古董、画廊街及国际拍卖中心。
“我们希望新天地可以展现一种国际化的生活方式。”谈到下一个十年的蓝图，刘梦洁如此憧憬。多元化、丰富性、城市历史与国际潮流的兼容并蓄都将是新天地努力呈现出的内涵。
对话“新天地”
Q:本报记者
A:瑞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商业总经理刘梦洁
Q:今年是新天地十周年，回顾这十年的发展，有些什么样成功的经验和收获？
A:总体来说，我觉得是蛮成功的。从前期的建造设计时间，到这十年中间不断地去经营，包括里面的商务，我们的定位、我们的一些不同的文化都在不断地转变，而且这个转变也是跟着整个上海的发展、整个太平桥的发展。
你可以看到现在的南里、北里，最重要的是你看到整个太平桥的改变。十年之前我们只有新天地，其他还没建出来，包括我们企业天地，我们的住宅，现在我们住宅已经做到第三期了，销售方面也是做得很好；企业天地我们也是做了一期，现在二期已经在建造了，我们其他的一些新的地块在动迁了。这个我觉得是从外部的元素来说，包括我们旁边的越来越多其他的发展商，住宅的也好、商业的也好，重要的是整个太平桥的转变。
但是往后这十年我觉得还是会有更多的竞争，而且客人的要求可能也会大大地提升。包括你的服务态度，我们在年底也增加了很多的培训，在这方面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去提升软件。
Q:新天地成功了以后，近几年依托老式的里弄、洋房发展起来的商业体，比如思南公馆，好像经营的也是差不多的项目。您觉得在上海，新天地模式是可以复制的吗？如果说要复制这样的新天地模式，可能需要哪些元素？
A:我觉得复制肯定是可以复制的，但是复制之后有多成功要看很多的因素，有同样的地点，但是有没有同样的文化，有没有同样的旧的建筑，有没有这些里弄，有没有这个规模。有多少人十年都真的愿意付出那么多，愿意这样长期地持有？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多不同的因素。新天地当时做的时候没人知道它做什么，全都是自己的钱，现在好一点了。但现在成本就越来越贵了，像我们的企业天地可能需要五六十个亿，怎么平衡经营资金的流转，另外你的利润，还有后面的开发，确实是很困难的。但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有其他类似的开发模式，其实这个市场很大，再增加一些吸引力对我们也有好处。做房地产靠一个人是做不起来的，如果不是大家都看好的市场的话，大家很难做得好。还需要政府很多的支持才做得下去。
Q:新天地在租金方面这十年来有多大的变化？
A:租金变化应该讲还是比较惊人的，但其实都是一个市场价格。因为最早的时候这个区域也没有成熟，大家也不太理解石库门里面为什么可以做商业，所以开始的时候租金是比较低的，最低的就只有几毛钱美元，高的也就是一美元左右的。发展到今天我们的租金翻了十倍，同样也是一个市场认可的价格。目前为止，可能在餐饮方面，我们的租金在上海是属于最高，零售类的话可能跟淮海路、南京路这些街铺去比的话，我们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没有它们高，但是在这个区域里面的话，我们应该是属于最高的。
但我们追求的并不是租金最大化，而是追求租户组合最优质化的前提之下的利益最大化，不是说谁出钱多，我租给谁。有很多的商家和品牌，他们其实愿意付很高的租金，但我们考察下来可能他们的品牌、业态跟整个新天地的定位不匹配，或者与周边商家没有差异性，那么我们宁可婉拒它。相反，像一家以经营下午茶为特色的品牌找我们来谈，哪怕租金并不是给得很高，但因为能形成业态的补充，那我们就欢迎。
Q:外界一直有质疑，认为新天地存在过度开发的问题，您怎么看？
A:我听到的很多的质疑并不是说过度开发，而是说表面上我们是在做保护石库门的事情，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保护。所有历史、文化的东西涉及到保护最后都是一个商业化运作的问题，像美国的百老汇，它就是纯粹的商业运作，从演员的培养，到剧作、上演，每一个环节都在经受市场的考验，这样才能呈现全世界最好的东西，吸引全世界最好的人才。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任何一个历史、文化，如果不能使这些资产本身自发性地产生经济效益，去形成良性循环的话，那只能成为一个标本，就没有意义了。
他们眼中的“新天地”
新天地就像是一个“公共客厅”将文化与商业完美嫁接
淳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文艺编辑，上海东方广播电台主持人）
无论何时走进新天地，都能感受到上海这座城市海纳百川的文化特征，它就像是一个公共客厅，既有国际元素，又有地域性元素。作为地产项目，它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历史保留了言说的空间。
新天地动工那年我正好出国，等我回来的时候一期已经基本完成，当时的感觉并不好，觉得很假，但是慢慢地，当太平湖让这块地方有了呼吸，空中走廊的建造将新天地与当年的霞飞路勾连在一起后，感觉就变了。现在每当有朋友到上海来，尤其是外国朋友，我都会情不自禁带他们去新天地，.在我眼里，新天地是一个样板，将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与现代商业嫁接得非常完美。
十年创“新天地”未来别成“旧天地”
顾晓鸣（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老上海都知道，现在新天地这块地方在当时并不算是什么好地段，也称不上是高端人群聚集地，但十年间，“上海新天地”在海内外已声名鹊起，到上海必到新天地，这就是它的成功之处。从文化历史遗产保护的角度出发，“新天地”同时满足了旧区改造和老城历史风貌保留的两重目标，无疑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对于新天地最合适的定位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业地产项目，它有效地带动了周边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让这一区域的房价跃升为上海顶级水平。相反从文化创意产业的角度出发，新天地有很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看看现在入驻新天地的这些品牌，都是运作成熟的商业品牌，并有没一家是属于新天地的品牌。
如今的新天地，搞设计师品牌、搞小众潮牌，这本身就存在矛盾。外国人到新天地是为了看中国，中国人到新天地是为了感受国际化，在观光客多于消费客的情况下，小众品牌的盈利性就难以保证，而事实上目前新天地时尚就是一个门庭冷落的状况。因此，我觉得，新天地既然已经是“新天地”了，那么未来就不应该走“老路”,要知道“追时尚”是最不时尚的一件事，希望下一个十年新天地不要把已有的美抹杀掉，变成“旧天地”。
新天地是披着保护石库门“外衣”的地产项目
阮仪三（建设部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作为一个商业项目，新天地是成功的。它运用了石库门符号来吸引大众眼球，勾起了人们的怀旧情结，周边地产也运作得很成功，吸引了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邀请他们开发“新天地”.
然而，从城市历史建筑的保护而言，“新天地”只是一个“假古董”,因为它仅仅留存了改造后的建筑形态，却破坏了生活内容，也就是民居。那里从一个72家房客聚集的里弄变成了消费场所，搬空了居民，也就搬空了真正的历史。如果将“新天地”作为石库门街区改造的范例，我是坚决反对的，如果上海的石库门都变成“新天地”,那就没有真正的石库门了。
当然，新天地还是给了我们启发，那就是人们对于旧城的形态是很需要的，政府应该加大对历史建筑的保护，这可以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抓手。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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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对话 只要最终能把话题转到文化遗产保护上来我就回答
——阮仪三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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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仪三，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建设部城市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苏州、扬州、杭州、绍兴、平遥、丽江等十数个城市政府顾问。阮仪三教授长期致力于城市发展历史与遗产保护的教学和研究，对中国历史城镇的保护与规划有深入的研究与长期实践，抢救保护了山西古平遥，江南古镇周庄、同里、甪直、南浔、乌镇、西塘等免遭建设性破坏并使之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地。2003年和2006年，由阮仪三教授主持的江南水乡古镇的保护规划和苏州平江历史街区规划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2005年法国文化部授予他艺术与文化骑士勋章。
问（▲）：您平时经常看新闻么？主要在哪些媒体上看？ 答（●）：新闻是我生活的必需品。我每天都看报纸,家里一直订着《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报刊文摘》等，网上的新闻我也常看。我常看的就是普通的门户网站，新浪什么的。我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很多时候是学生或秘书帮我找新闻或者处理邮件，邮件来往的量很大。 ▲：您对哪类新闻比较感兴趣？ ●：首先是与我专业有关的，关于城市建设、城市规划、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等领域，同时文化艺术等领域的新闻我也比较有兴趣。我对股票不感兴趣，现在的娱乐新闻或者市场啊什么的也都看不懂。现在报纸改版得很厉害，什么财经专版、汽车房产什么的我都不看。 ▲：您认为现在媒体上关于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报道做得怎么样？ ●：现在关于遗产保护的报道有很多，包括专业的媒体，甚至时尚媒体都有。但是很多媒体、记者在对遗产保护问题的认识上还有很大的误区，很多理念是错误的。所以现在我到各地去，如果有媒体来采访，我都愿意讲，去纠正错误的理念。比如说前一阵大量报道赞扬北方修了很多古城，包括西安在世博会上宣称自己恢复了汉唐风貌，这个观念本身就有很大的片面性，汉唐风貌怎么可能完全恢复？去年《羊城晚报》开座谈会让我去，他们很骄傲广州城的焕然一新，为了开亚运会建了三座地标性建筑，请我去是想让我赞扬一番“新广州”。但在座谈会上，我把他们的主题改了，谈“呼唤岭南建筑”。我说，每一座广州的新地标从单体的角度看都不错，但是没有一座是中国人做的，没有融入中国文化，跟广州的地方特色也没有衔接，没有广州特色。其实广州在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初期是引领中国建筑潮流的，那是岭南风，可现在一点特色都没有了。后来广州的报纸把我的发言全文登了出来，说明他们的观念也在转变。 ▲：除了观念上的偏差，您认为媒体的遗产保护报道还存在哪些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媒体容易受政府领导的左右，奉命写的文章太多。很多文章都是领导指示写的，根本就不符合实际。比如福州三坊七巷，明明做的是假古董，媒体缺少反思，只根据领导的意思宣传它好。北京很多仿古街的建造，媒体对其也是一片赞扬。其实，媒体自己不是没有鉴别能力，所以有的时候我批评一些地方的媒体，就问他们：“我说的情况你们敢不敢登？”结果有的地方媒体登了，有些没登。 目前我们还要纠正另一方面的错误观念：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下来到底要做什么？保护下来发展旅游到底对不对？可以这样做，但是最根本的目的不是发展旅游，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为了实现文化的传承，留存我们的历史文化精髓。这些传统的东西是最能反映出我们民族特色的，而目前很多媒体在这个问题上传播了错误的观点，认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就是为了发展旅游、振兴经济”，却忽略了历史文化遗产只能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而不是杀鸡取卵。我们现在绝大部分旅游景区都是杀鸡取卵，榨干取尽。媒体的报道更要克服这种功利的价值观。 现在很多地方媒体讲低碳，我说那是假的低碳，而我们古代的木结构体系才是真的低碳——它有活动余地，防震效果非常好。现在大多数的公寓房是筒中筒结构，电梯间是个筒，外墙是个筒，两个筒套在一起，中间用楼板连接。地震来的时候，两个筒同时起作用，看起来很坚固，但是还远远不够，它没有留出余地，完全是硬碰硬。丽江古城也曾发生过7级地震，但是它没有被毁掉，就是因为木结构的灵活抗震，还有四川的昭化古镇也是。我们把丽江、昭化保护下来发展旅游，当然可以这样做，但是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留存一个完整的木结构体系营建的中国城镇。 ▲：怎样的报道才算一篇好的遗产保护报道？ ●：首先是要有思想深度。之前《新京报》对我的采访，写出来的报道就很不错。他们很会写标题，当时正好在举办世博会，他们的标题却是《城市并没有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下就很抓人眼球，接着再仔细讲解其中的道理。文章把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同城市化、低碳、城市发展理念等很多宏观的问题相连，对上海石库门保护错误做法的批评也很大胆。另外，媒体的报道中如果能直接引用被采访人的原话，我认为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还有就是尽量保证充足的篇幅，这样才能说清楚问题。我在《文汇报》和《新民晚报》上为了石库门保护连发了十几篇文章，有长有短，为的就是给读者带来更全面的认识。最后就是要保持严谨、科学的文风，警惕空话套话，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 ▲：在您接受电视媒体的采访中，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 ●：接受电视采访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001年4月参加崔永元《实话实说》。我记得当时崔永元采访我，问我说“你保护了很多房子，为什么还说自己是屡战屡败？”我说平遥和周庄只是我保护工作中成功的少数，大部分的文化遗产没有保住，比如福州的三坊七巷，那块地已经卖给港商，要全部拆除，规划都做好了。我去找了做这个规划的设计师，他也同意我保护那里的看法，但是没有办法。节目录制完我问崔永元，“我说的这个好不好？我说的你们能播吗？”结果4月底这个节目播出，有中央领导看了我关于三坊七巷的评论，因此开展了调查，6月3日中央就通知我到北京参加一个相关会议。这使我深切地感受到媒体的力量。 ▲：您认为在对遗产保护事业的推动中，大众媒体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媒体的作用主要是传播正确的理念，但同时还有一个我意想不到的作用，就是能够教育领导、影响领导。现在的领导人还是很关注媒体舆论的，这体现出我们民主政治的进步。比如2009年保护“外滩划船俱乐部”，一方面是我们给领导写信，另一方面，媒体报道也施加了舆论压力。还有更早的周庄开路的事情，当地媒体没有报道，但是我直接跟中央电视台打招呼，中央电视台一播，国内外报纸也随即有了反映。当时正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这里来考察，我跟他说你们在法国报道这件事，后来我再把法文报道给当地领导看，起到了很大的说服力。 当然，媒体不仅教育领导，还有教育群众的作用。上海石库门保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多老百姓对石库门的价值还不够了解，普遍的意愿还是“我们要拆了旧房建新房”。但是再深入地进行调查，其实他们不喜欢的是现在过度拥挤的居住条件，假如可以把房子修好，把人口疏散，条件改善了，他们骨子里还是愿意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因此，我在《新民晚报》上连续刊发了12篇保护石库门的文章，目的就是要教育群众提高认识。其中一篇评论《很特殊、很别致》就是在讲上海高层建筑下的里弄——高层是现代化，里弄是地方化、民族化，这种城市景观只有上海有，很别致、很优美，是上海特殊的天际线的保护。大家把石库门看作是一般的民居，其实是对它不够了解，石库门的发展对于我们今后城市空间形态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价值。我从来都没有反对过建高层，问题是高层底下怎么办？全是高层么？人家的高层底下都是有基底的。这些作为上海城市基底的石库门蕴藏着丰富的传统历史文化，传承了天人合一、合家团聚等基本的哲学理念、伦理理念。石库门保护还解决了城市就业问题、交通问题、环境问题。我们现在把它们都扔掉来搞现代化，而现代化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是非人化，机械化。通过这些文章、报道，也扭转了许多市民和记者的错误观念。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媒体在城市遗产保护中的作用的？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有大众媒体来采访我。当时是为了宣传周庄，当地领导推荐记者来采访我。更早则是在一些城市规划专业的学术期刊和行业媒体上写文章或接受采访，像《中国建设报》等等。《中国建设报》是中国建设部的喉舌，地方领导，特别是相关行业部门的领导，为了解中央的意图，很重视这一类报纸。在这样的情况下，行业类报纸起到了重要的上传下达的作用。行业学术期刊在保护文化遗产项目中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比如《城市规划杂志》《建筑杂志》等。当年在全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理念，不清楚究竟什么是保护规划的时候,我第一个做了安阳的保护规划，刊登在学术期刊上。于是大家明白，保护规划就是这样做的。以后做的历史文化名城平遥的保护规划等等，这些材料刊登在专业期刊上，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在推动保护项目的过程中，您会更多选择大众化媒体还是专业媒体来宣传和推动呢？ ●：两方面的工作我都会做，但目前我更倾向在大众类媒体上写文章——教育大众、教育领导更为重要。专业杂志虽然能影响到一些专业领导，但是大多数领导没时间看这些杂志。再加上现在很多专业期刊文章格式繁琐，有扼杀思想之嫌；有的则学生腔太重，可读性不强，很难流传下去或者获得转载。 ▲：与媒体接触多了，是否也与其中一些结成了朋友关系？ ●：当然是这样的。与媒体合作有很大好处，大多数媒体都很有正义感，保护文化遗产，很多方面要靠媒体。像石库门保护，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晚报》就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它们曾举办专门论坛，宣传推广石库门保护中心的成立等等，发表了很多好文章。我们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中心还专门聘请了一位退休的资深记者来负责新闻稿、召开记者招待会等工作，很多内容送出去之前会先给他把关，他会指出什么内容媒体更感兴趣，哪些内容应该送给什么媒体等等。 ▲：那您有没有拒绝过采访？ ●：有拒绝过的，有的记者来找我谈，抱着猎奇的态度来找我了解情况，把保护事业作为生动的故事来看待，我就会有些反感。 ▲：您如何看待一些专家学者在媒体发言的现象？ ●：这是好事情，专家的发言从专业刊物扩展到大众化报刊，可以互通信息，对一些事情有所评论。至于目前有一些错误的观点，也不是都有必要去反驳，明显错误的观点，把它立此存照就好了，过不了多久，肯定会见分晓。 ▲：如果有媒体来采访您关于您专业之外的问题，您会怎么应对？ ●：能回答就回答。只要最终能把话题转到文化遗产保护上来我就会回答。■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 |
保护吊脚楼，比保护凡尔赛宫难吗
——对话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阮仪三
日期：
2011-12-07
作者：
来源：文汇报
上海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阮仪三教授，是《凤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00年版）的制订者。今年9月，他受当地政府之邀再次前往凤凰考察，将于明年年初推出新版保护规划。日前，记者就凤凰古城及吊脚楼的保护，专程采访了他。
保护古城，还是多做减法好
文汇报：吊脚楼的建筑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它对中国建筑文化有什么意义呢？
阮仪三：吊脚楼是苗汉居住文化融合的产物，少数民族的穴居和汉族的巢居相结合。这种吊脚楼多建筑在溪旁高坎之上或竹木掩映之间，在河岸外悬挑建屋，下用大木构架支撑而形成吊脚。一则因依山就势可减少土方工程，少占好地；二则住室离地高，一门出入，外有栏杆维护，既可避免潮湿，又可防毒蛇野兽。吊脚楼和四合院、石库门一样，都是合院式住宅，设计上讲究“尊老爱幼、阖家团聚、主尊有序、内外有别”，形成了远亲不如近邻的感觉。
但今天原汁原味的吊脚楼已经不多了。原来沱江边的吊脚楼三三两两，只有20多座，现在全满了。以前的吊脚楼是一两层，现在都是四层，样式材料也变了。这让人心里很难过，为了发展旅游业，有的地方连城墙都改过了。改过了，就不是文物意义上的城墙了。
文物保护，以前的问题是乱拆，现在的问题是乱建。乱建的目的无非是想通过仿古，来达到发展旅游的目的。我认为，吊脚楼的保护只能做减法，不能再做加法了。法国凡尔赛宫的大屋顶也是木结构，整体上基本未做过变动，只是部分建材的小修小补。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很多木结构的老房子依旧保护得很好，有的现在依旧没有厕所。古建筑的修缮应该讲究原真性，遵循“五原”原则：原材料、原工艺、原样式、原结构、原环境。
文汇报：沿江的不少居民都说木结构房子腐蚀严重，房屋进水漏水现象很明显，不改造没办法住。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呢？
阮仪三：木结构是我国民居建筑的精髓，在地震灾害中可以发挥“以柔克刚”的优势。吊脚楼确实容易进水，木柱也易腐蚀，但可以上漆保护，万一腐蚀了换掉不就行了么？吊脚楼作为过去“边城”人民的智慧结晶，确实已经不适合现代人的长期生活，但如果要把它当作文物，那就应该好好保护起来。只要观念上的问题解决了，政府肯拿钱出来保护吊脚楼，吊脚楼的保护还能比凡尔赛宫难吗?
没有了“翠翠”，谁记得《边城》
文汇报：把古城区里的机关和加工型企业搬出去的思路是对的。但我们这次去凤凰，发现吊脚楼的原住民基本上都搬走了。有一种说法：把古城让给旅游者。所以很多地方的古城区住的都是外来经商者，原住民不见了，让人感觉“边城”里没有了翠翠。您怎么评价这种现象？
阮仪三：没有了翠翠，谁还有兴趣读《边城》？人是文化的主体，文化要靠人来传承。吊脚楼是有故事的，故事要由人来讲述。没有人，吊脚楼只剩外壳。居民也是旅游资源，爷爷在巷子里下棋，边上孙子在嬉闹，这是最舒服的“人文景观”。凤凰是什么？边寨古镇。要是没有了“边民”，谁知道你是边城？所以，一定要请原住民回来。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的老师去了威尼斯回来跟我说，威尼斯80%的人都跑了，墙上都挂着大便，一派萧条的景象。但后来政府将部分房产收购，花钱修建好之后再廉价卖给当地人，造好了“贡多拉”船廉价卖给当地人经营旅游业，当地人就愿意回来了。同样做生意，在给本地人减税的同时给外地人加税，本地人就愿意回来做生意了。现在威尼斯生机盎然。
沱江才多长？千万不能再架桥了
文汇报：新的《凤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即将在明年春季出炉，新的规划将对吊脚楼提出什么保护措施？
阮仪三：首先，能留存的要尽量留存，能恢复的要尽量恢复；其次，以前造的“假吊脚楼”要尽可能拆掉，绝对不能再造新的假吊脚楼。还有，沱江上千万不能再架桥了。沱江在古城区有多长啊？如果再加上几座桥，是对沱江景观的破坏。
文汇报：前些年，凤凰县领导在央视接受采访时，曾承诺如果游客量太大，将会限流。但去年游客达到了526万人次，依然没有限流。您认为适当的限流，会不会有利于兼顾保护和发展？
阮仪三：对旅游规模的限制，至今依然没有施行。其实很简单，从景区的空间、流动时间等就可以计算出旅游的适宜人数。但如果一味地把增加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来作为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要想限制客流就比较困难。
凤凰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搞旅游是为了发展，保护也是为了发展，而且可以促进进一步发展，所以应该坚持在保护的前提下再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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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家海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要恪守“原真性、整体性、唯一性、永续性”，对古建筑修缮要做到修旧如旧。这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导、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中心主任的阮仪三一生所坚持的原则。阮仪三教授是清代扬州学派中坚人物阮元的哲嗣。已近耄耋之年的他，一生殚精竭虑，为中国近百座历史文化名城、古镇的保护挥洒过汗水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
本文一方面见证了一名扬州籍专家的辉煌人生，更重要的一方面，则通过阮仪三教授对苏州、上海等城市保护与发展规划、实施的案例，再次提醒城市的决策者和建设者们，对于历史文化科学合理的保护，实际就是对其长久持续发展的有效保证。
他一生致力于中国近百座历史文化名城、古镇的保护。他保护的扬州、苏州、平遥、周庄、西塘、乌镇、云南丽江、福建土楼等一系列名城古镇，或已进入或正在申报世界遗产名录。他——阮仪三，阮元的哲嗣，他做出了令高祖欣慰并含笑的业绩。现近耄耋之年的阮仪三仍一如既往带着他的团队，呕心沥血，奔走各方，保护着中国的古城镇，守护着我们祖先留下的根。
他秉承了祖先的文化担当
研究文史的人，恐怕都知晓清代扬州学派的中坚人物阮元，他是有“贤相兼大师”之称的“三朝阁老”、“九省疆臣”，晚年进京任大学士的一代名儒。他一生勤政爱民、有守有为、德高望重，他一生不废学术，知识渊博，著述宏富，研究广泛，凡经史、文学、哲学、天算、舆地、金石，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无不涉及，实为乾嘉学者的最后重镇，他一生的学述被晚清著名学者龚自珍视为楷模，曾盛赞阮元，文章学术堪比唐代的韩愈、李白……
阮元的第四代后人——现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导、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中心主任的阮仪三，虽没有传承先祖的事业、却同样做出了令国人瞩目并称道的大业——古城镇保护。
提到同济大学过去曾有“北有梁思成，南有陈从周”的说法，而阮仪三正是陈从周的门生，且是得意高足，他1956年考上同济大学，1961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在同济大学求学期间，受影响最大的有两位导师，一位是中国古建筑、园林研究专家，《说园》的著者陈从周教授；另一位是《中国城市建设史》著者董鉴泓先生。他参加过董先生《中国城市建设史》的编写工作，至今他从事历史名城名镇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近40年。他主持并带领团队完成了全国近百座名城、古镇等一系列保护项目，其中先后完整保护的有平遥古城、周庄、乌镇、南浔、同里、西塘、甪直、朱家角、新场、前童、安昌、木渎、龙门等古镇以及福建永定的土楼，并为云南丽江的保护做出了有目共睹的巨大贡献。“刀下留城救平遥”、“拼死守护周庄”等佳话更是成了与他齐名的典故。其中有些已经进入或正在申报世界遗产名录。
他将扬州瘦西湖作为景观环境保护的成功案例
他在“扬州情缘”里提到：“我虽生长在苏州，但我的父、母以及祖辈都是扬州人，许多亲戚都在扬州，因此能说一口道地的扬州话。抗战初期逃难到扬州，住过一段时间，那时我年纪还很小，但留下忘不了的印象。父辈们引以为自豪的是我家是阮元的后代，带我去过太傅街，看过阮家祠堂，也去过阮元墓，依稀记得离城很远，要坐独轮车，吱呀、吱呀走不少的路……”进了同济大学建筑系，他跟着陈从周先生学古建筑学园林，陈从周对扬州情有独钟，也很喜欢他这个扬州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陈先生带着学生把扬州的古园林和老宅子都测绘了，阮教授帮陈先生整理资料，并对扬州的这些建筑精华有了一定的了解。一九八二年扬州被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当时的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梁思成的高足罗哲文，以及建设部顾问郑孝燮跟他说：“要关注这座著名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还说“你是研究城市规划的，可以试试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规划方法与理论”。之后，阮教授就带着学生、连续两年对扬州古城的保护进行了研究，对一些重要的历史地段，像仁丰里、教场、东圈门、小秦淮以及几个私家大花园等区域，都做了保护和发展规划。做规划需要熟悉地形地物以及风土人情等，他跑遍了扬州古城里的大街小巷，也和一些老扬州们泡熟了。阮教授提到：“现在回过头来看，假如当时做的规划能实现的话，扬州古城会更具传统特色。”2001年邗江区政府找阮教授做隋炀帝陵和阮元墓的景区发展规划，隋炀帝陵早已湮没了，是阮元发现并整修的，他觉得义不容辞。后来这个规划获得了很好的评价。还有，他为扬州东圈门历史街区保护与整治争取国家级的立项并取得专项资金出过不少力。他认为，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的主任，要面对全国的名城，但对扬州的事，他觉得应特别花些气力才对……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我最为赞赏的是瘦西湖，在中国所有的城市风景区中，瘦西湖的景观环境保护得最好，在其四周极目四望，没有高楼大厦，没有烟阁水塔，没有广告牌和大标语。一汪碧水，湖光旖旎。那长堤柳丝低垂，芳草茵茵；那朱栏一字的虹桥，衣香人影，那白塔，不是喇嘛教的信物，却是造风景的点缀，那五亭桥，十五个相通的桥洞，水波掩映。对瘦西湖地区如果没有严格的保护与控制，就没有今天瘦西湖这样美好的风光，也没有二十四桥景区的延续与再现，这是扬州人的高明。”阮教授高度赞赏了扬州人保护古城的意识。相反他提到，许多历史名城在大规模的城市开发中，守不住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急功近利，目光短暂，导致许多美好的环境消失，像南宋的都城杭州西湖边盖起了多幢丑陋的高楼，又说拥有山水甲天下美名的桂林古城里已是高楼甲山水了……凡此在全国多不胜数。
他为苏州平江街区的保护赢得遗产保护奖
同样，他对生他养他的第二故乡古城苏州知根知底亦尽责尽力的保护。
人们都知道，苏州是吴国的都城，早在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即有城镇，苏州的城墙直到1958年以前还相当完整。阮仪三教授早在中学时代曾多次到城墙上玩耍看风景，他说，当时在城墙上可从一个城门走到另一个城门。城墙外护城河河面开阔，城墙高大雄伟。攀上城头，俯瞰城里密密匝匝的黑瓦屋顶，几座高塔耸立，城外一片水光山色，真是美极了。
他提到1958年北京市提出建设新北京要拆北京城墙，梁思成先生曾多次向中央提出古城墙的价值，希望能保留它，但没有成功，结果北京城墙被全部拆掉了。后来许多历史古都仿效北京，全国出现了一片拆城墙的风。
此时苏州也闻风而动，准备拆城墙，其间苏州市政府邀请了一些专家研究拆城墙后苏州城市发展规划问题。同济大学派出了著名的建筑学家冯纪忠教授、城市规划专家金经昌教授、古建筑专家陈从周先生，还有一位正在同济讲学的德国专家雷台尔教授一同到苏州接受咨询。专家们一致劝说苏州市政府不要拆城墙，强调了苏州城墙的重要历史价值，并提出不拆城墙如何解决交通和城市发展的方案，德国专家还介绍了欧洲的例子。但是当时的地方领导没有听进去，认为这个破损的城墙妨碍观瞻，不能体现社会主义新风貌，特别是北京带头拆了，苏州更应该拆。同济的专家们和苏州市长们争论得很激烈，这个会开得很不愉快，后来连晚饭也没吃就回上海了。很快苏州的古城墙被拆掉了，只留下西南角的盘门瓮城和几处门洞遗迹。
1961年，当时大学三年级的阮仪三，毕业设计选题是苏州市中心规划。金经昌和冯纪忠两位教授指导了他的毕业设计，并对他详谈了苏州拆城墙的事。阮教授最后提到：历史文化遗存是不可再生的，假如苏州城墙当时不拆，今天的苏州当是世界之瑰宝。
到1986年阮仪三教授率一批研究生和大学生与苏州市规划局合作，共同研究苏州古城保护，收集了第一手科学系统的数据资料，对古城改造更新，一些特殊街坊进行保护。这些项目当时在全国也是领先的。以后又对几个街坊作为毕业设计课题，试作了保护与更新规划，成为苏州市第一批试点工程。1996年，他主动承担了苏州古城中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平江历史街区的保护规划，力求使该区更具古城特色风貌，并亲自写报告向中央申请到专项保护资金。同时进行的还有苏州城西的山塘街历史街区规划，直至完成。
2006年，平江街区的保护项目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保护奖。
他的“限高”规划保住了上海外滩优美的轮廓线
上海则是阮教授的第三故乡，同济大学又是他成才出成就的摇篮。他对国际大都市上海的保护规划也做出了有目共睹的业绩。
1991年，他受上海市规划局委托做上海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当时在学术界对上海的城市特点有不同的看法，他针对性立了个科研课题，“上海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要素分析”。经过大量的阅读、充分的理解和多次的研究讨论，总结出纵观上海城市发展的四大特点：以港口航运而兴的发展；以租界为中心的发展；以商贸金融为主导的发展；面向全国和国际的全方位发展。他还从上海历史文化名城的角度，为上海归纳出如下特征：近代产业经济的崛起地；近代金融商业的根据地；近代科学技术的引进地；近代人文史迹的富集地；近代优秀建筑的荟萃地。凡此他写了诸多文章在杂志和报纸上发表，受到好评，也获得了上海科技进步奖。
在二战期间，以色列犹太民族到处受到迫害，他们四处寻找暂避风雨的港湾，结果只有一个失望。唯有在遥远的东方上海这座城市接纳了四万犹太难民，其中绝大部分是在虹口提篮桥。六十多年过去了，那里依旧保留着大量犹太难民的生活史迹。至今，有一批又一批亲历者带着他们的家人和子孙，从世界各个角落来到这里，缅怀那段难忘的历史。他们感恩上海人民，感恩提篮桥地区的市民，也感谢编制保护规划让提篮桥得以保留历史原貌的阮仪三教授所带领的师生们。
同时，阮仪三教授还承担了上海外滩、南京路、老城厢地段及全市圈划的历史风貌建筑区域和石库门的保护和发展规划。石库门尤为上海民居的独特风格，2009年9月他给上海市党政主要领导写信，要求保护石库门等建筑。很快就得到市领导支持保护的回复。为此他们在全市重点保护了186处里弄建筑。
阮仪三教授说，对外滩的保护并非一帆风顺，付出了很大精力，顶住了很大压力。为此，他曾经组织了一支强大的队伍，并连续两年作为毕业生的研究课题。他们先做了认真的调研，北到苏州河、南到金陵路、西到河南路。当时外滩所有的大楼几乎都是办公楼还有工厂和仓库，这些大楼被不合理地使用着，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例如：这些建筑都有很大的商业交易或营业大厅，有精美的装饰、大吊灯和漏光的大玻璃天栅，作为办公楼用，就被改得乱七八糟。他提出首先要合理利用，恢复合适的使用功能，当时有不少人认为提了也没用，还有人说他是极“左”思潮，更有些人提出反对意见。幸运的是，正值改革开放的好年头，这个意见被市政府采纳了，迁出了这些办公单位，成立了外滩房产置换公司，向外招商，许多金融、商业机构取得了这些大楼的使用权后，花了大钱对这大楼进行整修，使这些美轮美奂的重要的历史遗产重现出艺术光辉。又对每幢大楼都做了详尽的保护规定。对于外滩第一线的35幢优秀建筑，阮教授并不担心，他知道谁也不敢动的，他担心的是怕有新房子插进来，破坏了外滩优美的轮廓线。因此，他重点提出了外滩建筑高度的控制，并对已建的、即将造成破坏和干扰的新建高层列出了名单，提出要砍掉过高的部分。用他们的话说：“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但不得改判。”上海市政府严格地执行了这“限高”规划，因此，一些新的高楼再也没有出现在外滩及其周围。外滩以其优秀的建筑群和优美的轮廓线，傲视全国所有的滨江、海滨城市……
他要为国家为民族为历史留住祖先的根
他为保护我国的原真性、完整性古城镇可谓殚精竭虑，他抨击并反对仿古建筑，他说：“我要为国家为民族为历史留住祖先的根”，他的言、行以及收到的实际成果，得到国家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次嘉奖。
几十年来，阮仪三教授为古城镇的保护竭心尽力多方奔走。2008年盛夏，他应江西铅山县之邀踏察铅山古镇。铅山县以清代木楼为主也穿插民国时期的店铺，明清时盛产纸张，曾与景德镇的瓷、苏杭的丝织、芜湖的浆染、松江的棉纺并称“江南五大手工业中心，又是舟楫往来，商贾云集号称‘八大码头’”。还有全国重点文保的“鹅湖书院”，是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等“鹅湖之辩”的纪念地。南宋词坛巨擘辛弃疾晚年卜居此地留下的两百余首辞章也为此地增加了丰富的文化资源。近耄耋之年的阮仪三教授冒着酷暑长时间地踏访、发掘，提出保护、整治措施，使逐渐湮灭消失的历史文化遗产重新焕发出生命。关于铅山古镇的保护，阮仪三教授还为此撰文于《文汇报》。
他历来坚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要“原真性、整体性、唯一性、永续性”，对古建筑修缮要做到修旧如旧的原则，就是使用原材料、原工艺、原样式、原结构、原环境，保证其历史风貌及老建筑周围的环境。对破坏历史文化建筑的行为，不管涉及谁，他都“敢于犯颜直谏”。他反对出现的各种造假古董行为。浙江横店花二百亿元异地重建圆明园，山东济宁市要建一座“中华文化标志城”，“两会”期间他与政协委员联名反对，河南某地要建21公里长的“华夏第一祖龙”，乐山建巴米扬大佛等，他马上撰文抨击：“从保护遗产上说，重建、复建不属于保护遗产的范畴，《文物法》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在欧洲没有一个遗产是重建的……造假古董是对文化遗产原真性的亵渎……”众人知晓曾盛极一时的无锡“三国城”、“水浒城”现在还有人光顾吗？
他的辛勤坚守换来了古城镇保护与发展的辉煌业绩
几十年来，他始终致力于我国历史文化古城镇保护与发展的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他出版了逾30部专著（略），他带领的团队走遍中国（台湾在内）的大江南北，完成了大小近百座古城镇的保护规划，赢得了多个国内外的嘉奖。1998年和2000年，他先后获得建设部优秀城市规划一等奖、法国文化部“法兰西共和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获得者、2003年在他主持下的江南六个古镇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2006年凭苏州平江历史街区保护又获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2008年44届国际规划大会在大连召开，“阮仪三基金会”获国际规划界最高奖、凭借其“大运河保护与研究”项目获颁国际规划协会的最高荣誉——“杰出贡献奖”、由阮仪三任技术顾问、同济大学主持的福建永定南靖土楼保护规划项目获2008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奖”、2011年6月又获“文化中国十年人物大奖”等。
现近耄耋之年的阮仪三教授仍如壮心不已的“老骥”，一如既往地带着他的团队，奔走在祖国各地的古城镇中。他仍用生命践行着他的奋斗信念：“我要为国家为民族为历史留住祖先的根。” （作者祖籍扬州，现为上海知名摄影师）
后 记
我和阮教授因扬州、苏州、上海的三联关系，又从诸媒体和他多部专著中了解其瞩目的业绩，对他产生敬仰，交往逾十年。
他祖籍扬州，与我同籍。他生在苏州，我舅父家亦在苏州，小学、初中的寒暑假我几乎在苏度过，巧的是我住所毗邻同济数百米，距阮教授府上不足千米之遥。唯惋惜的我不是他的门生，更不与他同专业，但我相当崇拜他从事的专业和取得的骄人业绩。平素每当看到报载他的新闻和事迹，我都阅后留存。因为我在他那里找到了自己认可和喜爱的东西，读出了他的精神和品格，进而赞赏、钦佩、痴迷于他。他陆续出版的多部专业书籍，蒙他不弃，均签名赠送于我，这些书，是他“护城”的“踪录”，“规划”的“纪实”，见证了他一生为保护中国的原真性文化遗产的艰辛历程和巨大贡献。应家乡《扬州日报》梅岭文化周刊之约写下此文，也算游子对家乡的一份感恩。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与理性回归
近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千万幢建筑拔地而起。新时代、新作品、新内容，反映了人民的新生活。我国有着5000年灿烂的历史文明，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保护古城与兴建新城，两者可以同时并存。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鳞次栉比的高楼中，有多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又有多少能成为百年千年不拆的建筑？很值得我们思考。
中国的城市历来是有规划的，汉朝以来的城市规划都有城市平面图。“宫城居中，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左文右武”的规制，有其文化的内涵。伍子胥在规划苏州城的时候，在《越绝书》中有记载，“象天法地，相土尝水，立水陆门八，造大城”。“象”就是端详、研究、考察的意思，“法”指规划，“相”是仔细的研究，“尝”是研究观察、亲身体验，意思是在城市建设时，要先考察人和天文、地理、水土等环境的关系，要有科学性。过去规划也讲“风水”，“风水”指的是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与现在所谓的“风水”的概念不同。
民居建筑，如北方的四合院、延安的窑洞、江南的厅堂式住宅、岭南建筑、云、贵、川的建筑和上海石库门等，都是合院式的住宅。其住宅的设计讲究“尊老爱幼，阖家团聚，主尊有序，内外有别”，出现了合院风情、胡同特色、里弄情结等。在历史城市居住区里人与人之间、不同阶级之间和谐相处，形成了一种远亲不如近邻的感觉，由家庭亲情延伸到了社区亲情。无论北京的胡同，苏州的街巷，还是上海的里弄，都是秩序井然，和睦相处，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传统的居住形态。而现在按规划建造的新居住小区，就缺少了这种生动而和谐的居住氛围，只是讲究“科学性”，而没有人情味。
1982年，中央政府提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先后推出三批共116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但是，大多数城市的历史风貌都没得到很好的保护，越是规模大的城市，或者开发力度大的城市，越是保护不佳，如小小的荆州城。其城墙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被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但在城市中心区却突兀地盖了四幢政府、银行等高楼，严重破坏了原有的城市特色和风貌。桂林曾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美称，桂林城内却新建了很多不伦不类的高层建筑，把很多漂亮的独秀峰、象鼻山等小山都给挡住了。遵义是遵义会议所在地，是革命圣地，首批国家名城。其最珍贵、最精彩的一条老街，只留下了遵义开会时的老房子，其旁边的房子全在90年代拆光了重盖，历史风貌街的原真性消失了。还有国家级名城大同，近年来把所有原有的民居全部拆光，盖成所谓“辽代风格”的建筑。北京把原来琉璃厂的明清老建筑全部拆掉，重建成了琉璃厂明清一条街，前几年做的前门大街也是如此，难道这就是保护历史风貌？
1 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1.1 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
世界各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待历史文化一般都采取尊重和审慎的态度。英、德、法等国，在经过世界大战以后，对遭到破坏的历史建筑进行了修缮，老建筑都尽量保留下来。这几个国家地理位置虽然很近，但其新、老建筑各有特点，民族文化特色都非常鲜明。
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它要靠历史遗存来传承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包括物质的、非物质的，失掉了这些最基本的、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财富，国将不国，民将不民。
1.2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质是为了留存优秀的文化遗产，并把遗产中有用的、有价值的东西加以提升。从建筑来讲，应保留传统的、特色的建筑。保护下来的优秀文化遗产，我们较多地是用来发展旅游业，如建文化博物馆、传统商业街供人游览、参观，大多是片面追求经济效益。
在某次世界级的论坛上，有个名城的领导公开宣扬他们城市的建筑重现了汉唐风貌，说这些新的高质量的精品建筑都是名师大作，他还说，这些建筑100年后都会成为世界遗产。把重建仿古风貌作为历史的辉煌是杜撰，是对历史的一种侮辱，更有害的是对人们的一种错误的理念引导，可悲的是他的讲话还赢得了不少人的掌声。
在对历史城市，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进行修缮时，是不是认真地按照国家所规定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来修复？很多地方都做得不够好。我们把文物保护、遗产保护仅仅看作是旅游，或文化活动的资源，没有看到其本质的、本来的文化内涵。
譬如上海在保护石库门的理念上也有几个错误的样板，如新天地，是典型的假古董，它是把老房子拆了重建，而人们往往误认为这就是城市改造最好的方式，其实这仅仅是模仿了石库门的外貌而已，把内在的东西都抽掉了。兴业里更是原样重建的石库门房子，是一种伪作。上海还有人提倡这样的重建方式，这是保护理念上的误区。
1.3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缺失
中国在历史遗产保护上最大的缺失，就是没有注意保护那些最能反映人民生活风貌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民居。现在保护的多数是重要的建筑，如庙宇、宫殿、风景建筑、名人故居等，而一些有特色的民居，如窑洞，却并没有被成片地保护起来。延安的窑洞虽然作为革命纪念地保留了下来，但并没有留存窑洞原来的乡土特色。又如四合院，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也没有成片地保护，平遥的四合院和北京的四合院各不相同，河南的四合院和河北的四合院风格也各异。苏州、扬州有许多私家园林保护下来了，但厅堂式住宅却没有成片保留。试看，云南、贵州又有多少少数民族的民居被认真保护下来了呢？
2 上海历史风貌保护的症结
上海在被确定为历史文化名城以后，在中心城区内规划了12片历史文化风貌区，并且都做了控制性详细规划，使其成为法定规划。除此之外，又确定了历史风貌保护道路，对这些特色地段，做了更详细的规定。确定了632处优秀历史建筑，在全国名城中保护的量是最大的。
由于城市建设发展的速度和人们对历史风貌保护认识上存在差异，有时保护还是无能为力的。比如人民广场历史文化风貌区，拥有很多优秀历史建筑，比如国际饭店、大光明影院、华侨大厦、跑马场等，但是为了发展，周边耸起了不少高楼，改变了整体的历史风貌。
上海总体上风貌保护做得不错，但还是遇到很多具体的困难。如上海市政协委员们调查有115处名人故居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表现在既没有相关政策的保护，也没有相应资金的支持。去年，作为外滩源地区最早建筑之一的划船俱乐部，在外滩源半岛酒店的环境设计中是打算拆掉的。经过我们反映，媒体的曝光，市有关领导的关心，这一历史建筑最终得以保留，拆掉的一小部分也原样修复了，现在很精彩地重现了历史风貌，成为外滩的新景观。同年，我们还建议有关部门保留了杨浦区的聂家花园，这是上海前道台聂缉槼的故居。故居旁边是用他名字命名的一所缉槼中学（现名市东中学），是上海市重点中学，也是上海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他的老宅却未列入保护，这就说明在保护区和非保护区内也还有许多应该保护的优秀建筑。
关于石库门建筑的保护，我建议进行成片地整体修缮。前年，我组织研究生们对上海所有石库门建筑做了地毯式的调查研究，发现还有大量的里弄应进行保护，我们还发现里弄的低矮瓦屋顶和高楼的耸起构成了上海独特的城市轮廓线，这在世界众多大城市中也是很特殊，很别致，很优美的景观。我们认为，上海可以设立若干片石库门保护区域，有约150处里弄住宅需要进行重点保护。
上海石库门保护症结何在？主要有方面：
第一，缺乏政策引导。上海目前没有出台石库门建筑的相关保护政策，现行的政策只适用于拆迁。石库门建筑的产权大部分归国家所有，个人无法进行修缮，政府也没有拿出资金进行维修。因此，通常是等到它破败成危房后就将其拆掉。同时，由于拆迁补偿政策的原因，拥有石库门房子的人，也希望通过拆迁后的补贴来改善居住条件。政策上的缺失，造成了很多石库门房子年久失修。
第二，缺乏资金支持。因为没有维修资金的投入，上海很多石库门房子都处在自然衰败中。加之人们理念上也有个误区，就是建房有GDP，拆房有GDP，保护房子没有GDP，因此大家都不愿意做。所以，有必要大力宣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的意义，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文化，而建筑是文化最具体的反映。没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和建筑，就反映不了城市的风格和特质；没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质，就不会受到人们的尊重。
第三，缺乏法律保障。目前，国内对历史建筑保护没有立法。而在国外，如法国，1840年就有历史建筑保护法，1962年施行历史城镇保护法，1972年又出台了世界遗产保护公约。而中国目前从法的概念来说，只有《文物保护法》，而文物保护和建筑保护有很大的区别。上海目前有《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但大量的石库门建筑并不在上海优秀历史建筑之列。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上的缺失造成法律上的缺失，最后造成事实上的缺失。目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更多的还停留在教育单位、研究单位的探索中，实施单位的成功范例并不多。因此，既要提高全民，特别是技术人员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认识，更重要的是，提高各级领导的保护意识。
这种情况全国历史名城中普遍存在，我认为上海可以从石库门保护中探索出一条中国传统民居保护的路子，借此来引导全国的民居的保护，这是有关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大事。
3 历史文化风貌保护的理性回归
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应避免三个误区：
一是真古董不如假古董，假古董做起来又快又好，要重新打造“历史风貌”。上海城隍庙也有假古董，号称是明代的城隍庙，明代老城厢地区有8层楼的房子和大屋顶吗？没有。上海的七宝古镇也宣传为完整地重现了明清风貌，其概念是错的。保护要讲原汁原味、整修要“整旧如故，以存其真”，要延年益寿，而不是返老还童。
二是保护是做给人看的。我们对一大、二大、三大会址，包括最近发现的四大会址，全都进行了修缮，弄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漂漂亮亮，一看就觉得不真实。我曾去过德国的马克思故居，政府补贴进行了修缮，现在是马克思女儿燕妮的孙女居住其间。一看就是完全的生活状态，非常真实。马克思生前起居的几个房间都在，可供参观，配有英文、中文、法文、意大利文的解说。所以，保护应该做到把原样，原来的生活环境呈现给大家，而不应以做给人看作为目的。
三是保护是种经济负担，这是观念上的错误。保护也是为了城市的合理发展，该投入的应该投入。德国柏林市有专设的修缮资金，不是用于修缮历史建筑或文物古迹（另有专项资金），而是用于修缮普通老百姓的老房子。柏林市一年拿出600万欧元的修缮资金只是可见的一个数字。还有计算不出的政府免税的部分，即老房子的修缮政府给予免税，最高达到30%。因为他们意识到修缮自己的房屋是对国家的遗产保护做出贡献，政府应该设立专项资金来做好老房子的保护工作。
避免以上三个误区，我认为我们的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工作将会做得更好。
你可能不知道阮仪三，但你不会不知道云南丽江，山西平遥古城，江南古镇周庄、同里、乌镇、西塘、南浔、甪直……这些古城镇之所以能在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背景下固守自己的特色，并被列为重要文化遗产，都与一个名叫阮仪三的大学教授有关。
阮仪三，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建设部城市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两度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是法国文化部“法兰西共和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获得者。
从“刀下留城”救平遥到 “死保周庄”，他赢得了“古城卫士”的美誉。而今，年届八旬的他依然奔波在古城保护第一线，力争以翔实客观的调查报告和切实可行的规划措施，留住那些蕴涵丰富历史记忆的文化遗产，让古城在人们的视线中停留得更久一些。
做有心的“跑腿”
1956年，阮仪三从部队进入同济大学建筑系，学习城市规划。当时的同济大学精英云集，陈从周、冯纪忠等老一辈建筑界巨匠文理兼通的学术造诣和高风亮节的学术风范，让他大为折服并深受影响。学生时代的阮仪三勤奋好学，每年暑假都跟随 陈从周先生到苏州、扬州测绘民居和园林。他笑称自己那时是个“跑腿的”，但这个有心的“跑腿”善观察、勤思考，在一次次的实践中练就了过硬本领，以至于后来仅用半天时间，就能跑完一座小城并画出测绘图，而且不用标尺，就可以准确丈量路程长短。
1961年毕业后，阮仪三留在同济大学。最初几年，他走遍国内100多个城市，被中国古典建筑之美深深震撼。上世纪80年代初，因大规模拆迁，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大批蕴藏丰厚历史文化的建筑和城镇迅速消失。阮仪三是苏州人。1958年苏州古城墙拆除给他留下了痛苦的回忆。现实激发了他为保卫古城镇而战的激情。记者在阮仪三办公室看到，长长的书架上摆满了他的著作：《楠溪江宗族村落》、《江南六镇》、《护城纪实》、《护城踪录——阮仪三作品集》、《旧城新录》、《中国江南水乡》、《江南古镇》、《古城笔记》、《江南古典私家园林》、《历史环境保护与理论实践》……这些著作既是50年来他孜孜不倦、探寻古城保护之策的见证，也是他在实践中得来的无数宝贵经验和对历史建筑文化的深刻体悟。
敢作敢当的“实践者”
军人出生的阮仪三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实践者”，然后才是一名学者。尽管很多人认为，只要将建筑测绘写成文字、做成资料就尽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但阮仪三有自己的想法。
为了“把东西留下”，在山西古城平遥被拉开几百米口子、180幢明清建筑即将被拆掉的当口，阮仪三直奔政府奋力阻止，并当场承诺，只要停工就免费制定建设规划并帮助实施。后来，他还为古城保护争取了经费。为留住受到农村工业化挑战的古城镇，他不仅保护了周庄等六个江南古镇，还确立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自然人文环境，发展旅游，振兴农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全新理念。
除了这些，最让阮仪三自豪的还是四川广元市昭化古城老街的修复工程。当时，他带领团队历时两年，对昭化古城留存的木结构古民居进行了原真性修复。这些经过修复的古建筑在2008年的大地震中创造了奇迹：除一些瓦片掉落外，其余部分完好无损，整个古镇没有人员伤亡。这一精彩案例验证了阮仪三多年来践行的“整旧如故，以存其真”这一保护理念的正确性，也成为传统建筑具有丰富研究价值这一事实的完美注脚。
用双脚丈量中国
在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会议室的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地图，上面标有密密麻麻的小红点，这些都是阮仪三去过的地方。这幅地图被命名为“阮仪三的中国”。50年来，他用双脚丈量中国，几乎走遍了每一个古城古镇。
城市发展历史与遗产保护的规划研究，现场勘查必不可少。外出调研，一两个月是常事。在外住宿，身上经常爬满虱子。“虱多不痒啊，现在这种小动物都没有了。”他诙谐地对记者说。
近十年来，阮仪三组织人员对历史街区和历史村镇进行调研，试图发现、抢救、保护那些遗落各地的历史遗存。他们的调查报告以连载形式发布在《城市规划》杂志“遗珠拾粹”栏目，迄今已有91例。谈到历史城镇的调查研究，阮仪三说，他希望在寻访过程中，通过保护工作者不谋私利、不计报酬的行为进行言传身教，让当地老百姓意识到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保护事业只有成为广大老百姓都来关心的事情，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做到做不动为止”
缺乏理念、认识模糊、政策引导与法律保障滞后，文化遗产保护教育落后、民间组织经费匮乏……面对保护工作目前面临的种种困难，阮仪三疾呼：保护也是一种发展，只有留住优秀的城市文化遗产，才能守住我们民族的根。
2006年，以他名字命名的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成立。基金会致力于通过资助和奖励对城市遗产保护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推动城市遗产保护事业的管理、科研、宣传、人才培训、学术交流等各项工作的发展。阮仪三说，“保护古城镇，人员的培养很重要。我们要‘授之以理’，教授他们以理论、方法，而不仅仅是给他们一个工具。”
阮仪三还热心支持青年人的保护志愿活动，“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传承，青年人是主力军，是接班人，希望在他们身上能成长起新一代遗产保护的中坚分子”。去年夏天，基金会与法国REMPART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联盟在法国的国际建筑遗产保护工作营组织了一次活动，推荐和资助中国大学生参加修复古城的劳动。这些年轻人感受到了法国志愿者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情，回来后自发组织成立了青年建筑遗产保护联盟，今年在平遥和苏州分别开了新的劳动营地，吸引了许多志愿者参与。
采访接近尾声时，已近耄耋之年的阮仪三坚定地告诉记者，他会一直做下去，“做到做不动为止！我还想尽量多培养点人才”。
“走基层”感言〉〉
一座没有文化、没有历史的城市是贫瘠的。从事城市规划保护工作50年，当然很辛苦，但也很值得。我们希望能留存国家和民族的城市记忆遗产。现在的形势越来越好，通过我们和许多同行的实践，人们开始意识到，城市文化遗产是有价值的、珍贵的世界财富。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现已成为一项大事业。我做得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认真地按照国际上保护世界遗产的要求保存了像平遥、丽江、江南12镇等多座历史文化名城，并对它们做了原真性保护，给中国城镇的保护留下了重要范例。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严格按照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按照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可持续性的原则对它们进行了规划和保护。
我和我的团队培养了一批建筑规划领域的人才。用科学的方法，借鉴先进的经验，结合现代方法和古代工艺，在实践工作中取得了实效，也得到了国际专家的认可。
阮仪三：呼唤中国建筑内涵的回归
2011年08月30日 14:46 来源：文汇报 阮仪三
说到建筑，人们一般都会想到满眼的高楼大厦。这些年来，人们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善，盖起了亿万幢的住宅楼，也出现了许多摩天楼和吸引人眼球的奇异造型的建筑物，这些都是新时代的作品，有的也很精彩。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呢？
这些建筑都是外来的，是西方的文化和技术，有人说这是科学的交流与普及，是先进文化的传播。但是，纵观我国大地上这些年的新建筑，你有没有感觉到缺失了什么？我们许多富有民族特点、地方特色的千百年来的历史文化沉淀到哪里去了？你如果有机会到欧洲去看看，你会看到英国的房子就是英国式，法国的是法兰西味，意大利的是意大利风格，更不用说那些特色鲜明的北欧城市了。再说我们的近邻日本，那里的建筑无论新的、老的，大多也是日本味道十足，显然日本人十分注意自己文化的传承，没有像中国在大规模城市建设中，只注重速度，所谓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变成了全国万楼一面，千城一貌。人们认识的片面性，导致大多数的城市失去了原来的特色和风貌，城市也就失去了记忆，变得浅薄和丑陋。
中国的建筑是独具特色的，不仅因为其历史悠久，还由于其人文和历史环境的独特，形成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体系与类型。近些年来西方世界提倡生态、低碳、人性。而中国建筑出现伊始就尊重自然，讲究“天人合一”。中国人造房子一开始就是用木结构，早在六千年前，浙江余姚河姆渡村的先民们创建的木屋，用卯榫结构造成的屋架、梁、柱，就能抵御地震的灾害，从而庇护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先民，而丽江和汶川的大地震，也印证了中国木结构房屋的减震功效。可是，我们现在都丢弃了，在中国大学里现今学建筑的学生也很少有人去学习和研究木结构的技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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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的皇家宫殿以及寺庙形式都有些相像，那么，各地的民居则特别丰富多彩。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中国的传统民居，无论是北方的四合院，还是江南的厅堂以至上海的石库门，它们的平面布局，都是有堂屋、两厢、前厅、后房。堂屋是不放床的，是礼仪和会聚的场所，这是阖家团聚的需要。住房中都有天井，讲究个上有天，下有地，房屋用墙围合起来求得安全，但不能没有天地。西方人所追求的是物化了的概念——“住宅是居住的机器”，只注重个人的物质需求。中国人崇尚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四合院相连而成胡同，宅院组合有街巷，上海的石库门排列在一起就是里弄。它们虽然没有间距、密度、绿地率等等的指标，在过去人口不是那么膨胀的情况下，却能让入住者安居乐业，邻里融洽。四合院的温馨、街巷风情以及里弄亲情，住过这些老居民区的人们会有那些美好的回忆。而现在套用西方模式建造的新公房、居住小区、别墅群，似乎很先进、很科学，邻里关系却要冷漠和功利得多。这些年来，不知道是不是被外来的文化搞得弄不清方向了，中国建筑的博大精深以及传统的技术和艺术中的精彩似乎逐步被人们遗忘。所以，我们要呼唤中国建筑的回归，回归中国建筑中蕴藏着的许多优秀的传统——在这些年造了这么多房屋之后，本也该好好地反思一下。
前些日子，我去广州市图书馆做讲座，主办方专程陪我去看了近年新建的建筑，有新电视塔，广州人昵称为“小蛮腰”，有大剧院称为“大磐石”，还有个高层大楼叫“水桶哥”，这些建筑的造型都很有特色。只是既说到“特色”两字，我就觉得还缺少了广州的地方特点，同时也没有中国味。这些高楼钢塔放到哪个国家、哪个城市都可以。又想到从前广州的建筑是以岭南特色而著称的，广东的骑楼、岭南派的花园庭院……广东的老建筑有开敞的平面，通透的空间，轻巧的造型以及高天窗，趟栊门，广式廊檐、门楣，迥然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建筑。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广州也出现了白天鹅宾馆的“故乡水”中庭，兰圃的深廊和白云山庄，从化温泉的内外庭园的结合，这些都是当时广州人引为骄傲而引领了中国的建筑新潮流的，而现在没有人提起了。据说广州还要建十几幢摩天大楼，更多的城市还在攀比着建筑的多、高、大、洋，比着新奇、怪异，殊不知要烧多少钱，要产生多少碳！而从深层次上说，这就是根本不管城市文化了。
作为中国人，我期待着学建筑的、造房子的以及管理建设的有心人，认真地回顾一下这些年来的建筑发展和演变，沉下心来甚至是要耐得住寂寞，做出些好作品来；不是搞建筑的，也要关心建筑事业，毕竟建筑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我希望大家都能懂点建筑，并且能真的读懂中国建筑。希望我们共同来努力改变当今建筑的这种尴尬——中国建筑没有中国味、地方建筑没有地方特点的情况，让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和城市重新跻身于世界城市与建筑之林。
2011.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