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cultura国际跨文化学院二十周年纪念暨UNESCO世界哲学日（活动日程）
危机国际研讨会
2009年11月23日
14h30-18h00 ， Lycée Louis Le Grand高中大礼堂
主题：
“
14h30
15h
应答： Nicole Lapierre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教授）
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4辑目录
圆桌会议
王铭铭、汪晖、崔之元、唐晓峰、李孝聪、荣新江、杨镰、王连茂、杨念群、王建民、潘蛟、龚荫、郭丽萍、强世功、杨正文、刘正爱等
跨学科讲坛
Thoughts on Postcoloniality and Modern Chinese
Religiosities
追忆
藏学家王尧教授访谈录
会议纪要
“陶云逵与中国人类学中的德国影响”读书研讨会纪要
“葛兰言、中国学与人类学”研讨会纪要
文化人类学席明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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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斯特劳斯（1908.11.28-2009.10.30） 东方早报理财1周，2009年11月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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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斯特劳斯无需失望：关于“非西方”与他者认识
半个多世纪前，在以“民族学的未来”为题的讲座中，大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敏锐观察到了作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对象的非西方（主要是拉美、非洲）民族的心态；他说：
从客观上看，这些民族正在转型，他们的文明正在逐步向民族学长久以来就没有能力研究的西方文明靠拢。[1]
他接着说：
更加严重的是，从主观的角度看，这些民族对西方人种的政府表现出愈加强烈的憎恶。所有这一切就像被研究的民族对民族学进行诅咒，使其濒临这样一种绝境：一些民族从地球表面上迅速消失，从肉体上逃避民族学的检验；另外一些民族尽管欣欣向荣、人口兴旺，但从道德上拒绝把自己当成民族学研究的对象。[2]
列
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
人类学界的“牛人”，多将自己的论述建立在别人的论述的评论上，在承前启后中，别开生面。
研究一门学科，要先把握它的精神面貌，而要做到这点，最好的办法，也是阅读与评论。然而，这并非是说，我们要拘泥于泛论，也并非是说，个别原典，不能呈现学科的一般精神；我们其实也可以采取一种相对简单的做法，像从事民族志研究那样，从个别看整体（特别是当个体具有高度代表性的情况下）。
人类学中能使我们透过个别看整体的著作有哪些？
经典的民族志之作，确还是值得推崇的。这些作品不宣扬泛论，而以平实的笔调，为我们呈现出那些“遥远的地方”人文世界的丰富内涵，让带有自身文化观念的作者，与“遥远的地方”之间换位，在“遥远的地方”的叙事中融入作者的种种设想，使作者的观念，在“遥远的地方”得到表达。可是，民族志的意义，并非那么容易把握。它们的作者，经常为了叙述的“科学性”，而牺牲作者身份与思想的呈现使人无法理解那些被民族志堆砌的事实到底要说明什么。
于我看，相对于大量存在的民族志之作，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
刚得知列老上周逝世，11月3日安葬（此前我曾称他“老列”）。
列老刚过一百周岁。
近30年来，不批他的其他人类学家都是大师。
1980年代，吴泽霖、吴文藻等他的同代人将他的理论介绍到中国来；后又有青年考古学家和神话学家如谢维扬、叶舒宪、李幼蒸等，将他的结构人类学和神话学翻译出版。
21世纪初期的9年，中国人类学有个局部性的列维-斯特劳斯阶段。2000年北大几位青年“结构主义者”集中阅读他和他的追随者的论著。几年后他的文集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后至少20年，西方的“后结构主义者”有必要认识到，自己的理论不过是结构人类学理论的或好或坏的延伸。
《石器时代经济学》中文版出版说明
几年前我曾建议几位青年学人将人类学大师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教授所著《石器时代经济学》一书翻译出来，鉴于该书对于人类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我也曾将之列为北京大学西方人类学原著选读课程的核心阅读书目。
好像是好几年前了，萨林斯教授在与我的电子邮件交流中慷慨地许可我们展开翻译工作。2008年夏秋之交，他应邀访问北京、上海、泉州三地。在泉州期间，他又正式与我签订了翻译、出版授权书。
也是在2008年萨林斯访华期间，《石器时代经济学》的译稿大功告成。张经纬翻译了该书第一、五、六章，郑少雄翻译了第二、三章，张帆翻译了第四章，梁永佳翻译了萨林斯2003年所写的“新版前言”。译文初稿完成后，张经纬统校了全书，黄向春从学术的角度通读了译稿，并提供了修订意见。
作为热衷于将萨林斯教授有关论著介绍到中国学界的人，我应感谢萨林斯教授，他的授权，使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而这是他对中国人类学界的一项重要支持；我亦应感谢翻译本书的几位
我所认识的王明珂
明珂兄正好大我十岁，他1952年出生于台湾，我1962年出生于福建，这个感觉像歌海相望，但这些年，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多。原因到不是因为海西海东的交流，而是我们对于中国西部的研究，有共同的爱好。明珂兄可谓是1990年代以来，汉语世界新民族学的代表人物，而我1980-90年代则主要从事“家乡人类学”，主要精力集中于福建泉州城乡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西部研究，我从他那里学到许多。
明珂兄是位儒雅的学长，总是能用文雅的语调，表达尖锐的批判，这我真是望洋兴叹；相比于他，我真可谓是老粗。
明珂兄因有台湾师范大学及美国哈佛大学研习经验，而能对中西学术兼容并蓄，在后现代研究中不弃古史，在古史研究中不弃后现代，而因之，不怎么能被只修后现代或只修古史的专家理解。
不过，也没有关系。
我以前跑西南多，已知明珂兄著述的普及，且鉴于太多人东施效颦，而对明珂兄故作批判状。昨日，我刚从西北回来，在西北民族学界获知，明珂兄的著作，正在深入人心。
王铭铭（为网易讨论写）
社会学与民族学：“西方”背景下社会科学中国化的问题
王铭铭
论文概要
某些西方学者将西方自身视为一个“宗教-宇宙论整体”，且将这个整体视作为近代社会科学观念背景，我同意这种做法，但与此同时，在理解近代西方社会科学时，我却又不同同意将“西方”视作铁板一块，而主张注重研究近代西方学术的国别、地区差异及学派差异。就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国别差异而言，欧洲就曾于19-20世纪之交在德国的文化与英法的文明之间“竞争”的背景下，产生了德国式的历史、法国式的社会学及英国式的功能人类学之别。若往历史的深处追究，那这些不同的人类学类型亦有共通的“西方宗教-宇宙论”渊源。但这不是我此处要论述的主题。
在本论文中，我将在以上“西学”背景下展开“西学在中国”的某种诠释，我的焦点，将放在“中国人类学”上，尤其是这门学科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在中国境内出现的分化。
论述的要点如下：
1.
“跨社会体系：历史叙述中的区域、民族与文明”研讨会
主旨的简要说明王铭铭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传入以来，中国学术论述，大多围绕着“社会”、 “民族”、“社区”、“群体”、“国家”等“关键词”展开。
20世纪30年代前后，曾出现过对于跨社会文化传播的讨论，有关研究，也提出不少关于不同 “民族”、“社会”、“社区”、“群体”、“国家”之间历史关系的成果，但与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一样，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一向侧重研究分立的社会体系，而较少关注大小不一的超社会体系（supra-societal systems）。
197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的一个局部，借助政治经济学与世界体系理论，对于跨社会体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历史研究。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这些研究的前提性预设是，“传统时代”超越社会局限的体系，难以维系，只有到近代以后，相互关系并不突出的“社会”，才由一个西方中心的、世界性的政治经济体系所覆盖。
无论是关注作为包括各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