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和遗产观

——纪念父亲去世十周年

忽然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的熟语，十年前还不怎么为人所知。证据是，父亲去世整十年了，他晚年最热衷的事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但那时还没有这么清楚的概念，同样，这件事也还没有成为人们能够普遍承认的“事业”。

80年代中期，父亲就出版了有关“非遗”的第一部书，之后又带着我一同跑了许多地方，搜集民间文化习俗资料，近九十年代时，又出版了第二本专著。我虽然参加了这本书的编辑工作，但当时对这项工作的意义，其实并不理解。父亲带我们一干年轻人到乡下过春节，看窗花、看枣花馍、看祭祖，我们最多感觉是“此中有真意”，却不知道是怎样个真意，说“寻根”吧？对“根”也没什么感情。当时，我们所有的“非遗”活动，得不到什么人理解，更谈不上支持。因为还没有“申遗”一说，遗产不被认识，也不能直接给人什么好处。

前一段看资料，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里程碑式的文件《威尼斯宪章》，也不过是1964年才诞生的。直到2005年，中国才设立了文化遗产日，各级官员才开始强调守护“精神家园”，民众和地方官员们始知“遗”还可以“申”，“申”成了能得好处，官员有绩效，百姓也获益，旅游业能发展，进一步带动商业繁荣，这是近几年的事。

然而，十多年前还没这回事。父亲的研究也因此很困难。困难也还努力干，完全由于他醉心于此。

十多年前仅是没多少人支持，四十多年前，则是所有人都反对，甚至“不耻”。正是《威尼斯宪章》通过的那年，父亲竟倾力编修了一部“家谱”。以致文革期间连亲友都说他，你头上的帽子：走资派、反革命，黑帮，都不要紧，最不可原谅的是弄封建家谱。简直荒唐！有远见的朋友预言，所有的帽子都好摘，唯这一顶，肯定是永远戴上了。

父亲半生在研究和琢磨“文艺政策”，对政策和任务理解的很透，可还是挡不住“遗产”的诱惑，竟在文艺界已经风声很紧的时候，干了这么桩事。

关于这件事，父亲反复认真写了交代材料，当然也是事出有因。

他之所以胆大包天，在那么个时代做了这么件出格事，真正的原因竟然是“忆苦思甜”！

当时已经接近文革，开始农村“社教”了，一家出版社要出一部名为《光绪三年年景录》的书，意在揭露封建王朝末期连年灾荒，人民生活困苦的景象，不知怎么就找到父亲，想让他为这本书写个序言，我家祖上当年受苦异常，连我这不常回老家的后代，都听乡下的叔父说过。父亲便借这机会，找到资料，用家谱中那段“光绪三年”的悲惨家境，做了活教材，当然，他肯定又被家谱本身给吸引住了，那种体例、样式、编修过程，都会使他浸润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河流中享受一番。序言的副产品便是一本书写工整、装帧精致的家谱。这事没到文革就“东窗事发”了，公社书记觉悟高，在“破四旧”中，带头烧掉了村里的古老木结构建筑“奎星楼”和“玉皇楼”，很快又发现了那本全新的家谱。之后立刻向上级汇报，一级一级由公社到县，到省委宣传部，宣传部立即通知正在原平“四清”工作队当“政委”的父亲，估计他当时有些如遭雷击，马上承认错误，并回话说，那是封建糟粕，请公社书记在村里“当众烧掉”，肃清影响。他没料到马上就来了文革，这件事成了他若干“罪状”中，显得最没觉悟，最与众不同的一桩大罪。

文革期间有个术语，叫“触灵魂”，为这重大罪挨批斗，当时肯定非常的“触灵魂”，肯定肠子都悔青了，我还记得，冬天的晚上，文联牛棚里的“牛”们被发配到锅炉房烧火，这地方没人看管，也不必挨斗，“诸牛”乐翻了天，天天在锅炉房搞创作，灵感又回来了，他们东一句西一句地凑过一首民歌《走西口》，是表现他们肠子悔青的肺腑之言，大意是：

哥哥你去烧锅炉（读若楼），

烧的时候要看好火候，

你可不敢粗心大意，

一不小心，变成第二个胡绍周＊

＊（文革前文联锅炉工，烧锅炉时因锅炉爆炸而受伤）。

 

哥哥你去烧锅炉，

你可不要搞创作，

如果实在想创作，

也要先当个工农兵，

你得先烧锅炉后创作，

可千万不敢呀——，

先搞创作，后烧锅炉！

 

他们当时打心眼儿里认定了文化工作危险论，真心劝戒年幼的我们，一生别沾文艺的边儿。

我的老师王錞先生极有真知，文革期间，受了许多苦，从干校解放，刚刚出来，一上了进城的汽车就说，这地方只能触及皮肉，根本触及不了灵魂！

所有倒行逆施的“触灵魂”皆如此。

发誓洗手不干的“牛”，一熬过文革，全都重操旧业，父亲也不例外。但他真正甩开膀子，全身心搞文化遗产研究，是在离休以后。

八十年代初，刚有了离退休这一说，他就立刻办了离休手续，开始专心致志于两件事，一是画画；二是研究民俗与民艺（就是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指）。他说，这才是他自己有兴趣的事，供职期间没法好好做，离休后得满足这个兴趣。

他谢绝社会活动，专心画画，开了美展，出了画册，除此之外就搞“非遗”。醉心于“四旧”，从晋南（临汾）木板年画，到地方习俗，从小戏到农家剪纸，无不认真把玩。除了可见的遗产，还致力于物候历研究。

我参加了父亲第二部民俗研究书籍的编辑（由宋庆龄和平基金会旗下的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那是本很特殊的书，字里行间有与字等大的彩图，那是赵二湖精心鼓捣出来的，还有大量照片，是摄影家丁允衍拍的，也有一些精美的小散文，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每个人都醉心制作，不问报酬，也不管能不能印的出来。

八十年代末，我曾跟随由父亲和老艺术家邓焰、张焕率领的一个电视摄制组，到晋南去拍“非遗”，三个老人都被政府授予了“人民艺术家”称号，是一个超豪华的班子。这个组的导演是山西省话剧院的著名演员王荫斋，我负责文字，还有一群小年轻，担任摄影、灯光、声效等职。值得一提的是，除我是“子弟”兵外，场记小邓是邓焰先生的女儿，与我差不多年纪。正在壮年。

省文化厅给我们派了辆走风漏气的中型客车，一路向南，先把大营扎在临汾，天天到襄汾县的丁村，那里不仅有丁村文化遗址，遗址所在的村子还保留了大量遗存，那时文物部门已经有个干部在把守着，根本不买我们的账，不准拍摄，也不准拍照。对我们警惕非常，这个人完全不晓得他所防范的人中，邓焰先生正是当年主持丁村遗址开掘的领导之一。所以，我们在被那个文物部门忠实而又粗暴的能员的追打中，不得不逃跑的时候，就听邓先生给我们讲述当年发掘时的故事。

我们的狼狈还不止于此，当我们转场到了洪洞县招待所，房间里蛛网密布，卫生间的澡盆里全是泥，我们白天拍外景，回来往往就有些人在我们的房子里打麻将，父亲酷爱清洁，生生把自己房间的浴盆用小刀喀赤干净了，请大家到他屋里洗澡。晚上我和王荫斋坐在地毯上讨论拍摄计划，竟有小老鼠跑来吃我们放在地毯上的花生豆。终于有一天父亲火了，同意摄制组顺便拍条曝光的新闻，摄像和灯光在楼道里拍了几条，次日，服务员就当面训斥我们，我们只好全体搬到该县万安镇的一家小旅馆里。之所以如此，皆因三位老人坚持不找当地领导。一旦沦为无主的客，就是这待遇。摄制组的人都很生气，就是三位老人心平气和。最大的问题是，拍来拍去，我总也不能找到一种叙述的方法。如果是今天的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片子的大纲写出来，必要的话，我甚至可以亲自上非线，直接把片子搞出来。但当时不行，荫斋是搞戏的，天天晚上开电视都能看到他演的梁化之。所以，他是电视剧的思路，俩人唱不到一起去。三位老人不管，对他们来说，好像是一场游玩，天天一同出外景，什么冰天雪地都不怕。最后，终于拍到了我的老家。村民们高兴极了，要什么给什么，比如，早过时了的新媳妇上花轿用的花鞋，总有个老太太翻箱倒柜，带着怀旧而新鲜的心情找出来送到摄制组。脸上带着几分羞怯，好像重新上了花轿。

当时春节已过，村里为我们又重过了一回，贴上新对联，组织锣鼓队，生起大火塔。我们甚至找到了几十年前的礼帽和马褂，让叔父装扮起来，小孩子们给他跪拜。大家热热闹闹，高高兴兴。拍完了，父亲会接受孩子的的要求，请摄像师回放一下，许多的大人和孩子便围着小小的监视器看，总嫌画面太小。

记的最清楚的是，父亲要求一个画面里要有泥塑的十二生肖，张焕老人便兴致勃勃地做起这些小泥塑来。捏出来，两手泥，晾在院子里又怕小孩动，人多了，他会像小孩一样，冲过去和小孩抢夺一番，嘴里还叫着，“还我的鸡！”做完了这些玩艺儿，张焕老人还亲自写了小对联：

 

一夜连双岁

五更分二年

 

老人们都是超水平的专家，但我和荫斋确实一时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结束了外景拍摄回来，大家好像瘾头已经过了，不久摄制组人员各有任务，我自己也身不由己，回编辑部了。老人们没有怨言，父亲好像觉得事情已经办了，并不催我。

终于一夜，月黑风高，场记小邓叫我和她一起潜入编辑机房，我们用心挑选，将工作带上的精彩内容拷贝到家用的大1/2录像带上，为的就是让老人们在家能先看上这盘带子，万一摄制组解散，片子下马了，也好留个纪念。

但是，好像家里并没有这盘带，至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难以求证的是，小邓竟然不久后就患病去世了，她那么年轻，还没有成家，却让邓公尝受了老来失女的巨大悲痛。

闻知她去世后，我有些不敢肯定那一夜是梦还是真了，反正那盘带子是找不着了。

父亲到晚年还常常回忆起拍片子的事，他一点儿也没指责我，但每提起这事，我便觉得愧疚，觉得没完成任务。

父亲对传统民俗民风民艺的情感太深了，他费心费力地做，丝毫不图回报，他不“申”遗，没有功利目的，到好像他自己在回报遗产一般。

毫无经营目的和毫无霸占意识的遗产观，本身不就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吗？

 

 

再度“换笔”？

 

我弄来一个黑皮本子和一支笔，开始在上面写字。我写字的目的一直是自言自语，既如此，也不需要人看，况且最真实的话，也许是一生也说不出来的。上的什么网呢？

二十年前用计算机时，中国还没有网络，也没有多媒体，就是一家名叫“浪潮”的公司到作协来“换笔”。说是用电脑写字更方便。当然，确实如此。

二十年间，有时也觉得在电脑上敲字不那么专注，常常心猿意马，因为电脑本身给人的可能性太多。之后电脑更厉害了，让你很难不分心，我想，如果让一个人写份检讨，限定两小时，他大概会先在电脑上玩会儿游戏，再坏的电脑上总有纸牌吧。这就够让人痴迷了，到最后十分钟，到google一查，下载一份，略略替换些名词，事情就成了。这还怎么认识错误？

鉴于此，有时我也想用用纸笔，但手生的让我吃惊。过去，我的书写能力较强，偶尔也可以大笔一挥的，现在居然抖抖颤颤，字写的如此难看了！我失去了控制纸笔的能力。这也提醒我，至少还是部分恢复手写吧！

这决心一直没下，因为已经陷在网络里了。

而今年，我的电脑终于用它本身给我昭示，还是改手写字吧！

目前使用的电脑是去年新买的，至今也是高配置，但一直跟我捣乱，写到好处，它便黑屏，或者提示不能存盘。于是得求高人检查，结果当然得格式化。一而再，再而三，最后连格式化的高人都懒得理它了。

说是硬盘磁道有问题，所以时好时坏，最可怕的就是时好时坏，因为它能抹去我的劳动，它还不如永远坏着，让我绝了用它的念头。高人为我考虑，加装了一块硬盘，将系统装在加装的硬盘上，其他500G硬盘仍然使用，用作储存自己的数据就是了。行啊！这不也很好吗？但不行，实际情况是：今天看得到那块硬盘，明天兴许就看不到，分明存好在某处的东西变得无处找寻。

谁也奈何不得这台电脑了，我打算买台哪怕配置低的，但能稳定工作的笔记本了，买前，想想死马当作活马医，也无甚不可，趁双休日，将电脑送到街上一家电脑店，操河北口音的小伙子一会儿就鼓捣好了，同时劝我将目前的两块硬盘都取下来，重新装个好硬盘，我喜出望外地又用了两天，果然又抹走了我半篇稿子，其实也就是整篇了，如此一折腾，谁有兴致再去写后半篇呢？想采纳河北青年的建议，但又没办法再把电脑送到他的店去。电话里苦求河北人，他仍旧嫌远不上门。如此折腾，才明白，我该改用纸笔了，这多省事，真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现在，我已经在黑皮本上歪歪扭扭写了好几大页，专心致志，下笔如有神，除了字难看，没什么不好。

我已经一周左右没上网，起先觉得有些失落不安，后几天便渐渐平定了，原来不也没网络吗？不是也很单纯？今天偶然上来，网上也没增加什么新东西，也许就此拉倒，不再受工具的牵扯了。

当然，如果能有台合适的电脑，我还会用，但黑皮本子，将不可替代，我会随心所欲在上边写甚至画。甚至撕，甚至烧，现在才知道，黑皮本子其实具有办公软件的所有功能，或者这么说，电脑书写软件的全部功能其实都在模仿黑皮本子。

外乡人老大

 

顺着无序的思路想起老大。

起先无意，是溜到他身边去，但既然想起，就循着想下去，老大渐渐清晰了。

与老大分开，已经快四十年了，四十年间，仿佛什么时候听说他死了。没有太经意，因为即使活着，我也不会再见到他，他就像我后来闯江湖，无意间在晚风和暖的广州海珠广场遇到的一个擦肩而过者，像我在上海淮海中路，盯着看了一刻钟的旅行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他们构成了我对人世和红尘的某种认识，为我勾勒出人群这个概念的具体模样。他们中的许多，与我撞过肩膀，与我挤在一处，亲密无间，在拥挤的公交车或其他城市容器里，我们被团在一起，撕扯不开，我们被按在一起，身体凸凹相嵌，成为同一，但他们是谁呢？

在已经再不能行动，成为顽石的今天，我愿意称他们为兄弟姐妹。转瞬即逝的同类朋友。我在你们眼中也是尘埃，大家都不过是尘埃。

但与老大，交往比这个深些。突然，我明白了，为什么会想起老大。是那天说起打开局面，交往能力的话题，我一下走神了，搜索我所知道的天下最会打开局面的人，从外交家到记者，挨着排奔前捋，直到最早，定下格来。这人就是老大，他是在我17岁不到时，走入我记忆的。

那天是1970年7月28日。只要我活着，就忘不了这日子。

下午5点多，我们全家被两辆卡车卸在吕梁山一个小山缝里。卡车掉头而去，我们被一群看热闹的农民围在一团。那景况让你真切地感到被扔了。周围密密麻麻的人，与你语言不通，他们彼此也一言不发，就那么盯着。我被盯的很毛，便说些抱怨的话，谁知这使我们更有看头了，更多的人陆续跑来。我们坐在地下，守着家当，纯属一组行为艺术，背景和我们形成对比，很有感染力，让这么多人大饱眼福。，盯到一定程度，他们中有人过来摸我们的柜子，还有人将我们的自行车，从家当中拖出来，喜孜孜骑了就走。没人问我们是谁？为什么突然闯进山村。僵持了很久，总算人有人来看我们的文牒，之后，要我们搬到村口小庙侧边的石窑里住。围观者一下冲到我们之中，每人一两件地把我们的行李和家当一举搬进那石窑之中。那股搬腾劲，就如秋风扫落叶一般。

此刻，逆流中这个叫老大的人，分开众人走向我们，他身躯高大，一脸严肃，声音宏亮地训着：慢些！你们这些混蛋！这是我下车后听懂的第一句话。老大来到我们身边，俯身言道：你们可要小心！这些小子很赖。看紧点东西。我们正茫然，他回头看看又俯身悄悄说，“我也是刚刚才来的，从中央下来的。”

我大吃一惊，完全是对这个人的面貌。一个也是刚才下来的，居然被改造到这种地步，以至除了说话口音之外，哪里都和当地百姓毫无二致，黑红的面颊上是长长的永贵式皱纹，粗糙的皮肤，浑身的旱烟味儿，难道不是长年雕刻与浸润的结果？

我们说，“自行车被人骑走了。”他说：“那没事，他能骑到哪儿？溜溜就回来了。看好小件细软。这地方，东西越大越不好偷。”他斜斜地眨眨眼指挥别人搬东西去了。

行李初放定，老大坐在炕沿开始搅烟袋，我们问：您是这里的领导？话刚落，围观的人便大笑起来，老大有些尴尬，更有几个光屁股的小孩说，“他是个驴球。”老大扬起烟杆，把围观者轰远些。我们问：您是哪天到的？老大激动而又一本正经地说：

“我是1953年才来的。”

他那表情，让我一下想起渣滓洞监狱，与老许相认的华子良：.

“三十年前，我是华滢区委书记！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就这么震动，53年！还才？我正是53年出生的，距今17年了。老大却说“才”，接着又说，“我是从中央下来的。”

比华子良还隐藏的深，让我们颇起疑心，即使17年，也是中央干部呀。老大摇晃着脑袋嘀咕起来：“中央那个地方呀，真不好待。”

他是牵进高饶的案子？或者胡风集团？

肯定是胡说八道，我心想，就冲他那副老农民模样，说他在中央看过传达室，我也不信。就是在中央当过马夫也不至成这样。

但老大完全没有胡说。

他说的中央，其实是中阳，中央下来的，其实是说“中阳县来的”，到是怪我，当时不知道这个地名。他当过几年兵，复员时嫌老家过贫苦，53年来到这个小村，虽然也是土山沟，但以人少地多，好养穷人，便定居下来。17年来还是第一次见到外面又来了一拨新人。

老大的眼睛给我很深印象，很大，有些斜视，定定地睁圆了看你，却让你觉得他在看你的左耳：“这里的人就不知道有时间，不知道世界上有表这么个东西，你看这些娃娃们，吃了饭又来啦！滚！滚回去睡！”娃娃们一齐指着他鼻子说“老大你是个驴球货！”

老大斜眼看着，就把鞋扔过去，之后慢慢光着脚去取鞋，从容的步态，就和穿着鞋一样。他身后是满天明亮的星星，窑里的烛光照亮他圆眼中的瞳孔：“你们累了，明天来招呼你们”老大是当晚最后离开的人。

由于刮起“潇瑟秋风”，而且还“换了人间”，我一夜没睡。想这想那，一想到老大就担心，日后我会不会也成了老大。而且确信，我已经滑到了成为老大二世的边缘，那时我总共活了17年，觉得每年很长。但今天第一次从老大的行为中感到17年或许很短，他毫不夸张地用了个“才”字。这是他的真实感受。他仍然看不惯当地人，一见之下就主动与我们为伍。欢的像孩子。这17年他是多么孤单？可是，就像今天这样，我不也被扔下了吗？真的中央（而不是中阳），不就是让我们“扎根”吗？扎根怎么也得17年以上吧？所以，今日之老大必是明日之我哉！

凌晨4点，老大便在窗外叫我的名字，其实他是在喊我父亲，当地的礼俗避大人名讳，父亲警惕地问：“谁？”

“我是老大。问一下，几点了？”

父亲看了看表说“才4点半，有事？”

老大说“来早了些，5点烧火，漏粉。你们休息吧。”

这还怎么休息？月光把老大的侧影投射在窗户纸上，他发出生物的动静，呼吸，咳嗽，擦火点烟，吭吭吃吃。等他离开，我们也睡意全无，从那天起，在我们搬离石窑前，他天天早早来问时间。他的意思很简单，大不了两层：一是他知道有几点钟这么回事；二是让人知道他起得早。

早上开门才看见，我家对过就是生产队的粉坊，老大是粉坊的“把式”，按照分工，他专管粉坊，主司漏粉。漏粉就是做粉条。粉条的原料先要拌成稠稠的浆水，之后盛入一个大葫芦瓢里，瓢的底部开几个小眼儿，漏粉的人须单臂将这一瓢浆汤举过头顶，另一支手在一侧轻轻而有节奏地敲瓢帮子，让浆汤从小眼儿里流下来，流入下边的一大锅沸水里，举的越高，漏下来的粉条越长。后来我常去看老大漏粉，他高擎着瓢，赤着膊，大块的肌肉棱棱角角绷着，很好看。

漏粉这活其实很苦，从配料、拌浆汤（很稠）、到漏，到煮，再捞出来晒，全是老大一个人干，这一揽子工程，只是漏时好看，其他工序我就懒得看了。粉坊很脏，味道呛人，

村里设置粉坊，并不为卖粉条给人吃，人吃只是附加功能，主要是为了养猪，做粉条的所有剩余物（多过粉条几倍），包括煮粉条的汤，都是很好的猪饲料。所以老大最后的完成品，是挑着几担粉渣到对面的猪圈喂猪，后来我还在粉坊的墙上写过大标语，当然也是毛主席语录，这句话一般人记不得，是县里蓄牧站的干部让我写的，是这样几个字：

“为革命大养其猪！”

我一个字写一天，老大天天蹲在阳光底下斜着眼看，却很能看出个偏正。不时告我：“偏啦，越写越高啦！”我便按他说的调整。一个礼拜，我下了梯子，退到远处看看：很好嘛！横平竖直，老大说，就是“猪”字瘦了些。气得我瞪眼。

这个字笔划多，我那时真没有把它摆弄到和其他字相协调的本事，别人没说什么，偏是他话多。看看泼了我的兴头，老大挤了挤斜眼，笑着说，“那个字道道太多，怪字，不怪你。要是还有个语录，为革命大抓老鼠，那最后一个字，能顶革命两个字，亏得没这条语录。没有吧？”。

老大自称没文化，但这一番评论还是很有道理，足能平我的气。

老大喂的猪确实很瘦，粉坊里的老鼠却很大，他熟视无睹，不以为然。那时期的我喜欢看烹饪书，村里空闲多，中午便照书炒菜。村里菜少，只有大量的土豆，我便天天炒土豆丝。刚在油里煸上葱花，老大就急急从粉坊跑过来帮我拉风箱，一边拉一边怨风箱做的卯窍不严，风小漏气。在这儿拉五下，顶在他家拉一下。不一刻，土豆丝出锅，旺火之下，我烹一点儿醋，撒些蒜末，立时香飘满院，老大撂下风箱，过来品尝，我问：“手艺怎样？”老大边吃边说：“关键是有调和！村里人少盐没醋，就是有手艺，能炒出个啥味道？”我于失望中觉得他说的有理。

此后他经常来我这儿吃菜，赞赏调和，痛骂风箱。我说你帮我修一下吧，他站起来踢一脚风箱把儿，说：“这东西还值得修？以后给你做一个。”

很快我们就成为村里的中心，而老大依然坚守在边缘。

村里拨给我们一孔新窑洞。很大，但入住前出现了争论：窑里那盘炕怎么办？

这个村的居住习俗相当奇特，与川里不同，川里一户人家至少要有三孔窑，或五孔窑，没见过谁家只有一孔窑，也就是说，睡觉与活动都在一个空间。这个小村则家家只一孔窑，贫穷还是富裕，只看窑的深度或建窑的材料。

一般是土窑，顺山脚挖进去便是，有挖一丈的，有挖三丈的，甚至有的土窑还有不小的角度，走到底部能转弯儿，黑洞洞的，转弯处多是盛粮食的大瓮。味道令人窒息，联想到瓦斯。这些窑洞光线很暗，手头宽裕点的，最多在土墙上抹一层泥，为的是光滑，但没一家用白灰。高级的窑是用石头券的，里边挂不住泥，就原汁原味地裸着石头，石材中能敲光些的，整齐些的，朝着外墙，窑内则棱棱角角，参差嶙峋。无论哪种窑，炕的位置都占据了窑的大半。全家老小，无论几代都睡在同一大炕上。偶然来个亲戚、客人，也在这炕上。

我们问，别扭吗？人家说，炕大。基本上不妨碍。所有人家孩子的性教育就是在这大炕上自然完成的。

我们将要入住的窑，是村里唯一的砖窑，也是独独一孔，同样有占据了半窑的大炕。村人持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反正你们睡不惯火炕，家里那么多床，这大炕干脆拆掉，能腾地方放你们的家什。另一种意见认为，炕绝拆不得，人得入乡随俗，不然会作下病，目前睡不惯，以后会习惯。

正没主意，老大来了，私下跟我们说，两种意见都不对。炕必须拆，“不拆咋办？把柜子放到炕上？炕上再放上床？”他瞪着眼睛说。“可是，乡下生活不能没个火炕，不然，很多分下的粮你摊在哪儿烤。所以，应该拆了大的，再盘个小的。”至于小炕多大，老大当场就划定了地方，就是个比单人床大些的炕。

我们认为老大的意见很全面，合于“两分法”，决定采纳。

不料次日，这个意见遭到大家的反对。尤其是知道这计策是老大所献，反对的就更厉害了，“歪人出的歪主意，驴球货老大反正天天是摞着睡，就他不嫌炕小，做那么小的炕，还不如睡在灶台上！睡醒了也烙熟了。”但无奈我们十分坚持。于是队里请来盘炕师傅，照这主意来做。盘炕师傅说，这倒好干，对他来说，把满窑都盘成炕才是重活儿，“往大做麻烦，往小做还不容易？这点点的个炕，也就抵小半个工。”他说。

小炕很快做好了，但一用，发现严重的“倒烟”，灶台上一点火，烟不顺烟道走，全都反灌回窑里，点几回皆如此，不能用，只好又叫了大家来，众人就再度骂老大，说，祖辈炕就是那么个盘法，这是规矩，老大就是个不规矩的日能货，叫他来！

老大被叫了来，他取了些柴，点了灶，一拉风箱，果然立刻浓烟滚滚，紧着搭上火圈儿，烟还是从圈缝里渗，大家全跑出窑外，老大蹲在灶台熏的马眼长泪直流，他闭着眼敏捷地舀了瓢水，把灶里的火浇熄了，跑出来对大家说：“你们都没见过火车！知道火车是咋拐弯？”我们村当时，直到四十后的现在，也没有通铁路，大家自是没见过火车，也不知道火车咋拐弯。老大伸出他的胳膊比划着说“火车拐弯要很大的角度，得有距离，不像赶牲口，推住屁股直接就拐。”他的意思是烟道弯度不对。盘炕师傅说“倒烟就说倒烟，跟火车有什么关系？我盘了大半辈子炕，还不如你懂烟道？”老大说：“你盘过这么小的炕？”

盘炕师傅更火了：“这点点炕是人想下的主意吗？没盘过，也没见过，还没听说过，你狗的能不够，你弄出一个我叫你师傅！”

老大不敢搭话了。收回了比划弧度的胳膊，慢慢蹲下开始装烟袋。我说：就你盘吧。他翻了一下眼，说：“我也没干过。”

盘炕师傅坚称干不了。最后队长说，“老大你小子想的主意，你自己干吧，干成了记你两天的工，干不成多漏三天的粉！你个日捣货。”

老大费了两天的劲儿，小炕盘好了，而且绝不倒烟，取得了大胜。连一帮骂他的人都来称赞：狗日的老大就是个把式，不干归不干，干什么什么行！还鼓动去找盘炕师傅，让他来拜师傅，老大慌忙挡住：“不结那个冤家，主要是他没见过火车！”

自搬进了新窑，我就不怎么去粉坊，也就极少见老大。冬闲时，那盘小炕成了客厅的座位，老的少的进窑就脱鞋上炕，歪斜在上边抽烟拉家常。这个走了那个来，唯独老大不来。人们说，老大这人不合群，就爱说他见过世面，谁也不待听他那个世面。于是必有人说，闺女们可有爱听的。

老大的故事于是渐渐浮出水面。

53年老大一个人来到这个村，虽然穿着破烂的黄皮——棉军服，可看上去跟个叫花子一样。村里收留了他，但没多久，就有个村里的闺女住进了他家。这下惹翻了一村人，一个外乡人，才来不几天，就睡了本村姑娘，简直是反了天。而且这姑娘还是村里最漂亮的，更激怒村民的是，这姑娘比老大足小了十岁。所有人都堵到老大的破窑前，让他交出拐走的姑娘。叫嚷了半天，姑娘出来了，说她不是被拐走的，是自己愿意跟老大过，反到把大家训走了。这姑娘跟老大过了几年，生了两个女孩，忽然不跟老大了，说老大嫌她生不下儿子，这到也算了，让她受不了的是，老大在老家娶过媳妇。大家说，当初是你自己把我们撵出来的嘛！看我们去凑狗日的老大给你解气，不料那媳妇不让，说，他在家有媳妇一开始就告诉她了，“有就有，那是以前，现在既然我跟你过，我就是你老婆，可老大非说我是二，老家那个才是大。那我不成了旧社会的小老婆了？但老大说，他给不了老家那媳妇一分钱，啥也给不了，还不给人家个名份？”村里人听了反觉得老大这话也有理。除了去骚扰了他家几次，慢慢也就罢了。

让大家死活想不到的是，没过两年，又有个年轻漂亮的本地闺女住到老大家去了，而且心甘情愿，又给老大生了两个女孩。完全是上次事件的翻版，只是这次这闺女比上次那个还年轻，完全可以做老大的女儿，而且更顽固，说“我不管什么名份，就是情愿！”从此闷在老大窑里很少出来。一晃五六年了，至今如此。

这次事件出了以后，大家不再说老大拐人家女孩了，因为明摆的是女孩自己送上门去的。村里一个老人说，老大必有法术。专迷小姑娘。加上老大斜视，村里大人都告诉自家姑娘，千万不要看老大那双斜眼，随着老大渐渐被妖魔化，老大全家也不与村人打交道，虽然老大会石匠、木工、瓦匠，但谁家也不敢雇请他上门，老大就只能去漏粉。直到当时，还有人不让自家闺女吃老大漏的粉条。说吃了他漏的粉会不知不觉怀上他的娃娃。之后会不知不觉想老大这个人。

初听这些传说，连我都害怕起老大斜眼看人的样子，觉得确实有些勾魂摄魄。而且由于老大自从做好了炕，就没再上门，我确实有些想他。

去粉坊找他，只有个叫文祥的小徒弟坐着，也不漏粉，说是老大病了。我问老大家在哪儿，我去看看，文祥说：“家就在村口，你可不敢去，他家的门谁也不敢进。”我问：有狗？文祥说：“不止狗，还有圪针，门里有弓箭，院里有陷阱。窑里有暗道。”我大感奇怪：“他是玩打仗吗？”文祥说：“村里也没办法，队长找过他，让他卸了机关，小心伤人，他说是防贼，说他住村口，不比村里，更得严防。”文祥说完又叹了一句“他家有啥可偷？是他脑子里有病。”

一连三天，我守在井台附近，愣没见他来担过水。第四天天擦黑，远远看见老大挑着空桶过来了。晃晃悠悠，像条鬼影。看到这久不见的家伙，我几乎相信老大有“法术”了。他能让我都“想”他，更别说乡下闺女了。

只见他额头上满是拔火罐的黑印，做为同性，我居然很感同情：“听说你病了？”

“这里边出毛病了”他指指脑袋。

“去看过吗？”

“唉！看甚？就是看了，也吃不起药，自己料理吧。”他有气无力地把水桶系于井绳，我赶紧过去说：“我帮你搅”。他坐在井边的石头上掏出烟袋。我放下井绳，搅起来总是半桶，甚至少半桶，气的我把桶里的水复又倒入井里重新来过。老大于是告诉我，桶到水面时，要把绳悠起来，左一下，右一下，之后猛一下让桶倒载下去，才吃得上满桶。干这营生时，我问：

“听说你家不能进？”

老大把烟锅倒嗑了说：

“我估计你迟早总要听说我的故事。外路人在这里不好待呀！”

“有人偷你家东西？”我问。

“不是偷，是明抢。不是偷东西，我家啥东西也没有，是抢人。”

“真的？”

“抢我女人，抢我孩子，幸亏我当过侦察兵，布下些机关，让他们尝了些苦头，这些乡下人，吓唬一两次就不敢来了，咱不真伤他，可是你不能不防。能战方能言和，是毛主席说过吧？”老大居然调了句文。

“谁抢？你不会去告？”

“我女人家爹，我能告吗？况且，到哪里告？公社？治保主任就是我大舅哥。”

“那不都是亲戚？又不是永久的冤家。”

“亲戚？我当人家亲戚，人家当我是骗子，说不拢。”老大无奈地摇头。

两桶水满了，老大晃悠着挑起担子，我说：“我送你回去吧。”

老大一摇一晃往村口走，我便小心地跟着他。

“不容易呀！要不是真把这些亲戚治一下，你永远不得安生。自让我岳父跌了回陷坑，让狗日的治保主任挨了一箭，现在没人敢上我门上捣乱了。就是可怜了孩子们，谁也不和她们耍，她们也一步不敢出门子。”

说着话，到了老大家的岔口，一条通往一堵黑土梁的小道，都看得见他家窑里忽明忽灭的光影了，老大说：“你回吧。”我还想聊下去，说“给送你进去吧？”

老大伸手从我肩上卸下担子，说：“不用了，我那家进不去。”

“我又不抢，我也是外来户，还防我？”我说。

老大斜眼眯眯地看着我，说：“谁也不能去。”

他的神密又让我感到他的“法术”。一怔，我回过神来：

“老大你不要总是神神鬼鬼，一个家嘛，弄的这么古怪，难怪别人说你有法术。”

老大本已挑着担子走上了小道，听我这句话站住了，一换肩回过头，看了我一会儿，点点头说，“好，你来吧，可我有言在先，我一家子女人，大的小的都没裤子穿。”之后挑着担子走了。

我当然赶紧止步。

此后见到老大，就平平常常打个招呼。但我总觉得和他关系不凡。

所幸我没有成为“老大第二”，两年后，接到返城通知。县里又派了卡车来拉我们。反正要走了，所以真有些恋恋不舍，全村人都来相送，从始至终，就是没见老大。

车开出村口，路过老大家那条小径，忽然看到，一排危卵般垒起的石墙后，生着一丛桔黄灿烂的沙棘，边缘镶一串紫色的牵牛花，后边探出四个女孩的脸，她们美丽到让人惊愕，隔着老远，我能看到她们的大眼睛，白白的皮肤，除非外来户，本地绝没有这样长相的姑娘。她们完全是乡土中的另类。我向她们挥挥手，她们像受到惊吓的麻雀，一下不见了

我吃惊之余，也很落寞，将近两年，我竟没再到过老大家门口，尽管他家离我住的砖窑不超过五十米。

 

顽石就顽石

 

以我今年的运道，我一直准备着努力熬9月。

我根本不懂运势，也不相信运道。但正如熟语所言“倒霉上卦摊儿”。虽然谈不上“倒霉”，但今年事多、坎多，是在去年就知道了。常常身不由己，便不由进入祖宗通过遗传密码，附到我灵魂中的阴阳五行方面去了。即使提前预知了命运，其实也没用，艰难的日子也得一天一天过。

还好过了9月，理所当然地遇上了“禁街”。虽然知道，经一番查验也可以通过，但也不乐意被查验，当然，说好听点，也不愿麻烦本就紧张的士兵。

我返回的那天，禁令仍然未开，关卡依然设着，但管事的人已极疲惫，只是按本地与外埠车牌分流，我们属于回家，未遇任何“查验”，平安而省事地到了家。

这是今年第二次回家。得适应几天，才能习惯。到家次日就接到潞潞电话，他则准备两天后离开北京，因为有“顺车”。

顺车二字立时让我想起“人世如寄”之类的词，自今年以降，我一直就在等顺车，一旦有了，好像不搭就费了，年中搭“顺车”回来即如此。给我开顺车的人也是一派好心，本来并无此顺，只是听说我须被“寄”回，便索性出一车队，浩浩荡荡把我“顺”回来。但当我觉到此一寄并非适宜，顺车已原路返回。要想挪动，又得等顺车。直到无可再寄，无法再存，只好开专车重新“寄”回，所以，返回老家去是“特快专递”。

寄回后马上意识到的是，下一回顺车究不知何日才有。只知道十一必有长假，便将9月底作为等待的终点。

今年被如此寄来寄去，都不是我在彼处有什么急用，恰恰相反，全因我在此处无法保存，必须立刻寄往彼处才行。不是当事人，很难体会个中滋味。

根本原因是，我已成一块顽石，不是补天剩下的那种，那叫宝玉，性情再顽劣，但来去自由，并有一僧一道袖了，携入红尘。似我这样，则是纹丝不能动。除非被人携了（“袖了”则又太大），便无法动弹，

假如在以下两种情形之间选择一种：不通灵而能动，通灵却不能动，，你愿意选择哪一种？

我情愿放弃选择。但运道选择了我，是后者。

假如把明事体，有思索力叫通灵，那我当然是通灵的，可偏偏不能动。

作为动物，我也就唯缺一动。缺这一动，就坐不了公共交通（尽管十分认路），就弄不到饭吃（尽管一肚子菜谱），就只能被“顺车”寄来寄去到易于保存的地方去。

作为石头，早无凡心，但唯求一静也很不易。家人总在餐前挪我到最稳妥的位子，我从别人眼里看我，都觉得别扭。一块顽石居然占据着最稳的座位（那本应是我八十多岁老母亲的位子呀），而且毫不融入，当众人在酒精与亲情作用下，渐渐溶化为同一种液体时，独我不化。顽石如旧。自知无趣，便央人挪至床上，以午睡为名，给他人以快乐的空间。

我好像只要存活着就行。

汉时王充“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我虽然已如顽石，但非常的不倦，不知不倦的是不是叫做“志”。看来还不能止于存活，还是存了凡心。他人也认为我不能仅仅是存活。于是我看书，既看没看过的，也看早看过的，但岂不是越看越“通灵”，而益感不能动之困厄吗？

一回北京便捞到一本“禁书”，这本书让顽石都泪如雨下，其中一个细节随便提到，内战中的伤兵，竟用单腿跳了500公里，回到首都。刚好是我从老家到家的路程。让我惭愧。抱着禁书，心渐渐安下来。

能在美国遍寻各地，终于在科罗拉多的丹佛为我买到了一把单手驱动的轮椅，并且千山万水给我送到北京，这样的朋友，世上能有几个？

难怪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说我运动细胞发达，坐上这把轮椅，一下意识到我的小脑有多么发达，不出十分钟，我就熟练掌握了它。我立刻驱车走遍了芳草园，到每个邻居家门口探头探脑，这是我从未造访过的邻居，G先生夫妇跟我聊了好久，都没注意到我乘坐的这把轮椅。可见，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别人的状态。我们只是聊陶瓷、聊新近投入他帐下的几个著名作家。接着我跑到素来没去过的北区各家门口转悠，许多窗口伸出脑袋，看喧哗着的我，因为在我身后是踏着滑板的儿子。我想去跟所有邻居打招呼。

早令我腻味了的芳草园，此时好像成了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

小马费了大力气为我重新布置了书房。顽石就顽石吧，能在一定范围转悠，有这么好的书房，何况仍然有顺车，有愿意携我的人，寄来寄去有什么关系？就寄情于顺车里吧。如果无情，那真的成被邮寄的货物了。

权当这儿是青梗峰下，我就在这儿想所有我想念的人吧。之后至不济字迹分明，编述历历，只要不是怀矜惧忧苦至死就行。

兴趣爱好的个人性

 

我认识的人里，有业余爱好的，大体分两类，一类爱下棋、打牌之类能分胜负的游戏。另一类，爱好舞文弄墨，丝竹管弦。

有前一类爱好的，往往好勇斗狠，有赌徒心理，有领导力，喜欢有对手，喜欢交往，不交往就没对手。

有后一类爱好的，比较懦弱，但注重自身内部世界，“内部世界”越强，越不适应外部世界。不善于与人交往。或者只能和自己相类的人交往。

前者注重功名，想当大王或者尖子，后者醉心于某件美好的事，希望外界别防碍“我”。

但有例外，例外也属必然。爱争胜负的，判断力都强，或许早早知命，明智地退隐，什么王也不当。安当其份地当自己。

喜欢舞文弄墨的反到爱上了功名，靠文墨或丝竹管弦当上了小王。

我自己不爱任何分胜负的游戏，自幼喜欢“文”。所以按前边所说，至少不强，多半时间生活在他人看不见的内部世界。喜欢“文”的人爱美，甚至是唯美为上。所以会因此犯世间难容的错误。外部世界对人有许多规定，一心营造内部世界的人对此很害怕，但有时候顾不到那么多。所以落得失败与批评。年轻时不怕，渐渐就怕了，胡耀邦老了之后都说：“有家庭妻儿子女，不能舍得一身剐了。”（见《炎黄春秋》今年9期）何况别人。

不管哪种爱好，如果爱的肤浅，最后都等于放弃，社会自有一种强大的移情力，多数人难于坚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毛主席半个床摆满了书，是为寻找真理而学习吗？当然不是，读书是他的爱好。不为什么他也要读。他给自己创造了完成爱好的条件，以至去世之前，理性尚存就在读书，管他什么医生护士，何时咽气！大业又如何？

退了休的，下了岗的，最怕没个干的。可见，爱好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上一代人，一生忙于开会，听报告。多数人没有个人爱好，退下来靠什么支撑？电视新闻。其实仍然是开会和听报告的变种。获取知识或者消息，一生都靠听报告，有人在科里听，有人在部里听，反正都是听上级的。你让他重建一套接受与分析系统，已经来不及了。

无论怎样的兴趣爱好，都是个人的。对于完全不认知个人世界的人，当然只承认外部世界，也不看重独立思考，所以当然没有兴趣爱好。但不排除生物性嗜好。比如对五味的追求，对酒色钱财的追求（主要是上级报告里，这一追求被批准了）。对嗜好的追求可能导致生病，不管什么病，也都只相信上级的判断。

我有时想，如果我穿上白大褂，肯定能治好许多这类人的病。

 

家庭CEO

——兼谈桑兰“保姆门”

 

近来桑兰的保姆问题引我关注。因为我也是个长期雇保姆的人，而且今年实实在在遇上了同样的保姆危机。

但也许桑兰毕竟年轻，总在抱怨中介机构，并指望国家能管管这事。抱怨中介，在我看来是与虎谋皮，指望国家，别说保姆这么细小的事，就是失业之类关乎多少人生计的事，指望国家也不行，万事指望国家，等于把政府当保姆。

我个人认为，保姆是家务事，是是非非也是清官难断。诉诸公众完全无济于事。

保姆这个名，好多人觉得不好听，似乎是干贱活儿的。大概出自褓姆（奶妈一类活计）于是有人换作家政服务员。称呼一变，地位似乎高了，“服务员”在中国，是囊括国家政要在内的桂冠，换个名儿，好像有人愿意干了。

中国的事就这样，改革之初要分田单干，解散人民公社，许多党员都想不通，胡耀邦苦思冥想，想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就解决了大半，据说胡耀邦为想出这个词高兴的从办公桌上站起来，在院里很放松了一阵。之后要解决计划经济问题，市场又是资本主义概念，不便于用，一步步更名，从“必要补充”，到“市场为辅”直到最后才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保守的人才渐渐想通了。如此类推，保姆更名也并非不是办法，服务员都嫌不够，干脆叫家庭CEO岂不更好？

我从小就是在保姆身边长大的，我家保姆是个扬州老太太。桑兰抱怨看保姆脸色行事，自有她的怨气，可我妈，是一向是看扬州老太太脸色行事的。我妈买回的任何东西，先要拿给她老人家过目，东西不好，保姆要骂，买贵了，更要发脾气。管理孩子更是敢骂敢打，我最调皮，吃她打骂最多，对此，我妈一句也不敢说，甚至看着保姆脸色再加打我一顿也是常有的。左邻右舍皆知我家有这一尊保姆，亦不敢惹。我家的卫生搞到脱离群众的地步，皆因无人敢擅入。然而这个老人为我家也算操碎了心。最后年纪大了，害怕城市火葬，不得不南归。临走时大家泪如雨下，确如生离死别。这个老保姆在我家干了十多年，成了我家的靠山，她自己回南后也陷于深深的孤寂，不久便去世了，很久后，我见她的乡人，连他们都知道我家的事情，因为老人回去天天念叨我们，扬州那边的乡邻也听的耳熟了，知道老大忠厚，老二调皮，老三是掌上明珠等等。

我自己成家后，也先后雇过三四个保姆。不过这时代已经没有“老妈子”了，肯出来做保姆的全成了乡下小姑娘。这三个小保姆初到我家都只有16岁，第一个是帮我们代孩子，做了三年多，相处融洽，后来荐她到朋友开的大饭店工作，学的是做粤式点心，现已在城市结婚安家，说不定自己也雇保姆了。

继她之后，雇了个接送孩子上学的女孩，这女孩心高气傲，一心想当老板，来我家有卧薪尝胆，寻求发展之意。但刚好那时我家处于上升势头，乔迁了新居，出有车，食有鱼。白天我们上班，她偶然会呼朋引类，招了男保安来，吃喝玩乐。颇像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中那个借男朋友豪宅“派对”的薇拉。只要我们回家房间是干净的，且由她去。她就是翻天覆地，你有什么办法呢？她高兴，情绪高涨，并不使我们情绪低落。我们只希望在与她之间找到共同点。一个家里，同一屋檐之下，和平最重要。之后我突然得了重病，严重影响到这女孩当老板的志向，于是咬牙走了，还给我写了封信，尽她全力表示了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希望我原谅。后来这女孩真的当了小老板，在城里买了商品房，过的很好。

我出院后用的就是俊丽。我早在博客里写过，这个孩子从见到的第一面，就令人尊敬。她尽职尽责到我不敢轻易打搅的地步。听到我的任何一点动静，她都会立即跑来，哪怕是我翻身取一下枕边的眼镜。作为长辈，我们为她的将来着想，提前给她找了工作，毕竟在我们家里做保姆过于寂寞，没有接触男友的可能。但4年多后，她还是走了。她告诉我，并不想换工作，在咱家干保姆就很好，但无法违拗家里习俗，父母已经给说下婆家了，不得不回到已经不习惯的老家去结婚。这个可怜的姑娘在回家后的第三年，死于煤气中毒。

俊丽之后就是小宋了。关于小宋得专门另说。因为她在我家整整干了6年多，几乎是青春年华都在我家渡过。

她的突然离去，让我受到与桑兰相似的打击，因为走的突然，让我至今都不大明白发生了什么问题。我本人突然陷于不便，动弹不得了。甚至自己的东西怎么用也弄不清了。与此等量齐观的难受是为小宋婉惜，不仅我，周围的人无一不为她婉惜的。在我们所用的小保姆中，没有谁比她更城市化的。小马以训练公司白领的方式教给她解决问题的方式，她自己也很用心，6年多看了许多书，日记就写了几十本。几乎没有人能看出她身上还有乡下的痕迹。这个孩子也自重、自强，她与我们共同度过的这6年，正是我们家生活遇到困难最多的6年。她捍卫与维护这个家，也吃了不少的苦头，但没有过一句怨言。与我在街上散步，有路人称我“师傅”，她也会生气，认为是对我的不敬。她一度认为，我们待她并不比她的父母更差，甚至回家宣布，她的婚姻大事不要父母再管，全交给她的叔叔阿姨了。

我们的朋友明确说，要小宋到她的公司，而且去做管理工作，小马很早就给她挑了一个IT青年做她备选的对象。光明的前途就在眼前

可是，今年某日，我们从小川家回来，见她满面泪痕，自此陷入我们不可知的反常状态。不久就提出要走。

尽管我时刻离不了保姆帮助，但自从小宋走后，4个月没找到保姆。一方面不好找，另一方面我们总怀有某种幻想，还想把这位置留给小宋。直到不久前，小宋终于打电话告诉小马她的处境。做为长女，她不出嫁，两个弟弟就不便于娶媳妇。在一次与我的电话中，她也说，她对目前的生活极不适应。

我们的朋友，就是想让她去做管理人员的老总问我：能不能把她叫回来？我说：不能。朋友说，这女孩将来会很悲惨

真没办法。

压根不想走（企图永远留下）的著名保姆袭人说过：“便是朝廷宫里，也有个定例，或几年一选，几年一入，也没有个长远留下人的理”。

仔细看《红楼梦》会记得，袭人说这话是规劝宝玉之计，其实她是断不想回家的了，说这话前，袭人在家，“听见他母兄要赎他回去，她就说至死也不回去的。又说：“当日原是你们没饭吃，就剩我还值几两银子，若不叫你们卖，没有个看着老子娘饿死的理。，如今幸而卖到这个地方，吃穿和主子一样，又不朝打暮骂。况且如今爹虽没了，你们却又整理的家成业就，复了元气。若果然还艰难，把我赎出来，再多掏澄几个钱，也还罢了，其实又不难了。这会子又赎我作什么？权当我死了，再不必起赎我的念头！”

袭人这种心理说明，在好人家做保姆是不想走的，贾府上下那么多丫头，哪个也不愿意被撵出去。而且我想，多数人家对保姆是好的。刘文彩把冷月英打入水牢，事实证明是编造的。斗争哲学和斗争史学歪曲了不少事实，持家的哪个不愿意家里和睦？正如《维基百科》的释语：

仆人是一项工作。工作内容为一个人被雇用来提供专业的居家照顾与服务。为了便于就近照顾雇主，相当程度的仆人会与其雇主住在一处或邻近地方。由于工作性质使然，仆人与雇主容易产生一种家人的亲密关系。简单来说，即是日久生情。

保姆一词是1949年以后的词，所指的就是佣人，换了这两个字是为了免于歧视。但实质上还是佣人。

我对于被强化了的阶级观念有些怀疑，许多教科书说，除士、农、工、商（良民）以外，皆为贱民，婢女亦在贱民之列。然而，从古到今，可以举出许多并不仇恨主人的保姆，他们之间并不像教科书那样充满了压迫和被压迫的仇恨，比如金玉奴、西施、赵飞燕、红娘，小青、祥林嫂、长妈妈、以及红楼梦里众多的“佣人”、外国的简爱、《音乐之声》里的玛丽亚小姐、电影《蝴蝶梦》里的女管家，则更是曼德里庄园可怕的魂灵，此外，马克思的保姆叫琳蘅，据恩格斯说，如果有人告诉她，马克思是个伟大的人，琳蘅定会把谁把成疯子，琳蘅终生未嫁，死后葬在马克思家的墓中。还有宋庆龄忠心耿耿的保姆李燕娥，都堪称主仆关系的典范。

教科书上说，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然还存在着阶级，但未必就一定有阶级斗争，有老板和打工的，有城市豪绅和外来妹，怎么就不可以有佣人呢？菲律宾的女佣还是世界品牌呢！

桑兰和众多议论者都批评保姆介绍所不好好培训，也没说到点子上，谁家的保姆谁家培训，因为居家并没有一把尺子，主人要把保姆培训到什么程度呢？至少要以主人的家为家。至于能力大小到在立场之下。

保姆介绍所培训的保姆多半只为保姆一面想，甚至有的专事“放鹰”，所以，保姆既是家事，外人培训大半无用。

通过发生的“保姆门”，有许多名嘴参预评论，原来在中央台开讲的“老梁”说，“现如今找保姆比找对象还难！”此话有理，找对象还有恋爱的途径，找保姆可真是无迹可寻。

但是，但有奈何，千万别找中介。把私事与他人的生意搅在一起，只有自己吃亏

 

生趣

 

在比较僵化的范氏《中国通史》里，有一处不僵化，是说东汉末年，黑暗到出现了“徒附”这样的阶层。说到这个阶层的苦时，有这样的话“作为人的生趣被剥夺的干干净净了”。

可见，奉行阶级斗争的严肃学者，也不排除个人生趣。一般说，生趣是什么呢？自由？饮食男女？消费？旅游？和所有令人开心愉快的行为？伟大人物的生趣是拯救人类，但多是借口。财迷精的生趣是赚到大钱，好雇“徒附”，让他们活的全无生趣。

范先生说的很明显，是指个人的生趣。

比如喝二两。很多人有这个乐趣，并认为是人生大快事。宁死不戒。要的就是那份迷糊，在昏沉产生的错觉中放松与忘却。即使酒劲过去，恢复如常，也是快活一时算一时。

再如性爱，或者恋爱。连正人君子都承认是人之大欲。当然也是生趣。取消不得，不然物种都不能延续了。尽管自古到今都有伪道学，形形色色的花季护航，但人还是以生趣的方式繁衍着。

还有其他生趣，比方看书，诉说（写博客）、下棋和各种游戏等。所以人的生活质量，常用有无生趣作标准。无能力满足生趣或欲望，生活质量便下降。

但另有“无欲则刚”的道理。欲望令人五迷三道，五色、五味。田猎、香车美女、锦衣玉食，豪宅等等都是有害的诱惑，让人六根不得清静。

六根清静才能生慧。智是加法的结果，即知识的增加，没啥了不起；而慧是减法的结果，是猛回头，猛收手，立见真理的结果。慧能如何？能给人生趣吗？就是能，也不是生物欲望的满足。但芸芸众生，多不过是生物，不按本能行事的少。

生趣在很多情况下会迷失，比如冷静地算笔账，由着性子饮食让人生病；男女之事就不光是病的事了，逞一时之快，会丧失更多，生趣的短暂性，使清楚的人明白获取的代价过高，以至于因不划算而主动放弃。

再如，住在大都市，上下班驱车几十公里，出入高级写字楼，进出打卡。一天闲暇只够吃快餐和睡觉，这样的西服革履者在当代都市到处可见。他们还必须干干净净。

范先生说的“徒附”生趣之被剥夺，用的词也是干干净净。可见“徒附”并非东汉才有。

争取

   

我天生不会争取。不知是因为遗传，还是因为教育。

从我观察，我父母也不喜欢争取。不过那一代人有个好理由，争取也是为天下人，个人利益不能争取。所以，直到离休，我父母还退掉一套三房两厅两卫的房子。当然，这几年也为自己的放弃而有些不平了，此前更不争取，单说房子，还退掉过灯市西口一个大院里的一排正房。要后起悔来，肠子就不是悔青的事了。

我自己自幼也不争取。给啥是啥。争取过早日加入少先队，因为非常容易，只要坐直，手放在后边，乖乖的就行。如果入少先队也得找老师去争取，我肯定连这么个组织也加入不了。也没争取过考高分，没争取过做班干部，总之，毫无积极性，什么也不争取。那个时候，感觉生命在一个管道里，你什么也不用做，自会顺着管道到达某个地方。上了小学，和仍然在子宫里似的，等待着到时候被分娩出来。

在食堂吃饭，中间一个大转盘，哪个菜转到离我最近，我吃哪个菜，没有一次因为争取吃到某个好菜而站起来过。

身体不好，也从未争取治好过。所以也不为有病而烦恼，直如戏文里唱的“生死二字且由他。”

长到成人，看到《老子》有这样的话，“夫唯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觉得找到真理了。我以为这是作人之道，不争的有理。

不争的状态是什么？是等待。等什么？不知道。但问题要相继出现：

就业、分房、上大学、结婚……都是等来的。直到等来改革开放，好像就什么也等不来了。而且争取忽然成了风气，早争的早发，早占便宜。不争取就只有饿肚子。

我不争还有个原因是懒。过去所有的大道理，都支持了这个懒字。

当等待不过是等莫须有，这个现实蔚然成风，争取的本领还没练出来。

到了北大，这座具有光荣传统的名校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是“争取”。教给我们这两个字，用的是另外两个字，那就是“不管”。

放下行装，就去领书，系里老师感到奇怪，挖苦我们说，“什么时候北大发书？上课做笔记吧。到时候老师会给你们开书单的，凡热门书，老师也会说明，你们不是有借书证吗？去抢就是了。”大家怏怏然不大相信。

起初我们班被安排在41楼，是个破旧的本科生楼，我们不服，又去找系里，这次老师说的明白，进了北大，万事靠争取，系里不管，也不知道哪儿管，自己去争取吧。

大家于是打听门径，上表陈情，终于换到了研究生楼。此后万事不再找领导。取得了一些豪情。

在这所学校，一切要争取，处处放着天梯，你等着关怀，注定失败。

面对一扇关闭的门，我素来不敢擅入，就是轻叩，也极为小心。巴不得里面没人。但唯独在北大，没有这样的顾虑，我相信，只要你争取，明白地表明你的诉求，问题总会解决，至少会朝解决的路上迈进。不然就只有等待。等待戈多，而天知道戈多是谁？

离开学校就又迷糊了。还是没练出来。不是不敢敲门，而是找不见门。单位几次分房，都不得其门而入。评职称亦然。在我找不到门径时，其实心里明镜似的，知道争取的前提已经是交易。没几个本钱，那扇门不会向你打开。我所讨厌者，是机关交易的隐性化，不洁化，伪善化。是劣币的交易，甚至是色相交易，人格交易。

那还不如直接到市场。那是个万头攒动的丛林，但总体说是良币交易，是直接的利益交换。想明白这一层，我纵身一跃就下海了。奋不顾身地争取。但到头来还是先天不足，即，丝毫不会为自己争取，当我在生意场上玩命争取时，支撑我意志的，是为公司利益。

我这代人就是这样，必须打面旗，才敢争取。我衷心希望我的孩子们别再这样了。

哀莫大乎此

 

看了桑兰的博客，深感悲哀。为她的全部处境。

人落到不得不雇保姆活着，乃是极不得已。

从早，就得想怎么办，起还是不起？叫人还是不叫？反复想，怎样穿上衣？如何将残软的胳膊伸到袖筒里，多次失败，让你琢磨出多个方案。想好了上衣，想裤子。想好久，下决心起来，获得了第一个成功，但最后也只能止于床边。纵然你已经冒着栽倒的危险，连鞋也穿好了，也只能在床侧坐着。其余的就无论如何没办法继续了。在不安稳的床侧，还不如躺着安全。怎么办呢？叫人？再等等吧！需要人服务的人，不知早熬练出多少耐心。因为她害怕，害怕人家的脸色。在经常的等待中，她学会了多心，这是个没法避免的结果。等吧！等多久都不怪别人。悬在床侧就悬着吧。她没有怪的意思，只有怎么办的判断。人来了，你得考虑好第一目的与第二目的的次序，因为到了那里，无论是哪儿，就无法轻易改换地方。往左往右，是个需要认真想好的判断。别人是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犹豫的。

如果考虑未来，就是觉得未来太长。

不知要等到多久，才能等到不再需要叫人的时候。

如果你一直是桑兰，毕竟还好些。

做为女儿，就不知道还要多么窘迫。你还得藏起性子，保留尊严。在这种情况下，等着未来的那一天，更加急迫，而且还有些不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