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下午，大巴开开停停，前门闭不上嘴，呼啦一下，吞进来几个背背篓、穿军鞋的农民，一看就是从山里逃出来的；过一阵，几名士兵敲敲司机的窗子，示意检查。
在映秀镇上车时，大巴上只有5、6个人，几名专家和S。候车时，S遇到个小男孩站在一块大岩石上，旁边，两块巨石硬生生夹了一块蓝色标志牌。孩子10多岁大，穿校服，背书包，原来在等妈妈过来，下映秀，重新找学校念。
问他原先在哪读？
孩子伸出灰灰的手，往几百米处的漩口中学指了指。S望了望，空气透亮，触目可及处，不再有那座面目惊悚的教学楼了。几天前，漩口中学四个大字，跟着教学楼，在爆炸声中，灰飞湮灭了。
地震后，漩口中学四个大字牌被一分为二，像对被岁月击溃的老夫妻，漩口两个字往左撤，颤巍巍站立在上下被震裂的教学楼顶端；中学两个字，如同中风，向右撤退，右肢被拉扯地着，门窗、玻璃、水泥板，撕着自己没有弹性的胸膛，向地里作倒栽葱状。刚看到这栋原本4层的教学楼时，S触目的倒是那些桌椅。几十张几百张半悬空倾倒、裸露着，如无处逃生的野生物，来不及奔忙，被命运死死夹在水泥层中，脆弱而心慌、体面全无。
地震10多
去镇上爷爷家的路，和往重庆外公家的方向，是一致的。坐大巴，过桥，爬山；山上绕几圈之后，往后眺望，我生长的小县城仿佛是一座孤岛，三面环江，来时的那座长桥是小城唯一与外界相连的脐带。坐在车上，我老担心，洪水季节一来，桥如果坍塌，我们的小城会随着江水不知飘到何方。更多时，大巴车在崇山里来回绕行，我就不免担忧起来，视野的下方，万丈悬崖，松树、杉树密集，不见太阳，大雾终年绕山。我老是一边盯着窗下的深渊，想起每年车翻人亡的恐怖故事，一边跟老天许诺，如果安全抵达爷爷或外公家，我一定做个好孩子。
出城，是假期里必须要做的事，和过春节，穿新衣、走亲戚、拿红包，有着同样神圣的节律。那时，孩子都向往成为鹰，展翅飞出那个封闭的小城。家
周末，70、80位未来的爸爸、妈妈，小蜜蜂一样，拥坐在光线昏暗的蜂巢教室里。
台上的王蜂是一位40多岁的北京妇女，短发、金丝眼镜，翠绿羊绒开衫，黑西裤，平底鞋。王蜂发出金石声，不时碰出一个美式单词来。原来，她出国过，还做过老外产科门诊。言谈中，混杂着古怪的北方女革命青年的志气高昂，与美帝国主义式的、荷尔蒙分泌过剩的天真精神：“心怀柔情”、“marvelous ”、“wonderful”、“伟大的母性精神”、“感恩”……
很多时候，她的种种没有消化掉的私人的情感在上课时变成了慷慨激扬的宣泄：“我爱看到孕妇，她们是多么幸福的人，我每次看到有个老外孕妇，她的神情都在告诉我，什么叫做爱，叫做心怀柔情”，“在座的母亲们，你们是多么美丽，多么幸福，要知道几十年前，我们的革命先烈为了我们的祖国颠沛流离……”
我疑惑，眼前明明是一个操北京话的传教士、道德演说专家。那个敦实的身材里跳动着一个异常饱满、易感的心；说到邓稼先，也不知道这位老科学家怎么跟怀孕扯上了关系，她突然哽咽住了，空气凝固下来，眼睛金鱼一样，在镜框后闪闪发亮。她哭了。她说，她这一辈子不能在任何场合
无书可读，了无可观。
近日，杂书读太多，心思不齐，好比受邀去了家装潢豪华的餐厅，吃了顿海鲜、鱼、肉、水果拼盘俱全的晚餐。一夜梦回，张嘴咸味，意疏懒，怅怅然，时光流走，人捂在被子里，不知道下床来，迎接的是新的一天，还是老日子。
决心重新把厄普代克、普鲁斯特翻出来，清心、定神。这些曾是我的白米饭、大白菜。
读完《爱的插曲》，竟然更怅怅然。曾征服我的那些字句、场景、情节，成为了淘过几次的米粒；那些原始生气的语词魅力，被冲刷走了，留下光秃秃的米粒，琐碎、平庸地连接起我早已知晓的小说世界。
爬上床，醒来再读。夜里，对厄普代克过山车的焦虑、失望，竟连带成近期对自己的焦虑、失望。梦见自己在一条黑深深的河流上飘荡，船舱里有大学同学、现实朋友、居然还有一个名人，人人都在面对一场大考，唯独我身心不安，在封闭的船舱课堂里，仓鼠样，来回挪动。
起床，郁闷了半天。
焦虑，记得查建英曾形容这是现实中国的时代病，我相信自己绝对是个典型人物。
焦虑，这种是自我审视过度引起的
下午2点半，我等在地铁口。
半个小时后，下行电梯出现了我熟悉的两个人。一个穿短袖运动T恤，黑色运动鞋；一个穿蓝色薄毛衣，外面是件橘黄色小外套，银色皮鞋。一男一女，均背了运动包，拉着蓝色行李箱；有区别的是，男人的行李箱上还有一个14忖电视机大小的迪斯尼塑料袋，手上拧了一个纸袋，上面冒出绿油油的叶子来。女人，则是胸前背了个实用的小皮坤包。
我从男人手里接过纸袋，一看，是兰花，问：“干嘛？”
“种呸！”对方回答得倒轻快。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的花园里，大大小小花盆倒是几十个，能幸存的花，可是少之又少。
回到家，一男一女在沙发上小坐，脱衣，喝水，视察一圈，打开行李箱，拾掇起来了。
我是插不上手的旁观者，看着两个人行军打仗似的忙碌起来了。
女人是我妈，正蹲在地上，将两个行李箱一字排开，底朝天地展览着。
“你看，这箱全是湿货，上飞机前从冰箱里急冻的，2只草鸡、150多块钱呢!”
我往下看，那个箱子里面，全是白茫茫的塑料口袋，里面藏着几斤豆瓣酱、酸萝
10月，到孕妇学校上第一课，老师特骄傲地说：“别看我们上海妇女娇气，但在中国，我们的自然分娩比例可能是最高哦。”
一猜，多少？
改革开放前，中国妇女们大都是在嚎叫声中，产下一个个小盆友来的。看了一个数据，上世纪50-70年代，我国妇女剖腹产率为20%——30%。
当然，30年光阴过去，我国妇女剖腹产率，毫不逊色于国家GDP增长速度，并赶超了亚洲四小龙国家，直达了70%。据说，全世界第一。
欧美现在才多少？ 15%。
想当年，我妈生我的时代，真真是自然生产的大保守年代
从没有自我意识的小动物，我们慢慢长大，成长为懵懂少年，成为欲念、野心齐飞的青年，再成为有独立意志和情感的成年人。再翻一页，我们又要孕育一个个软弱无力的小动物、小天使了；他/她们将重新演绎人类的发展史。仅此点，我应该感谢上帝，给我又一次生活的机会。
我相信，人是有两次生命的，一次是为着自己，另一次是为着他人。这是两次不同的生命体验，一次是本能的生长，另一次是为着重新了解生命的成长。
孩子，他/她是父母意志的附属物，是情感的玩物，是寄情托志的延续物，是养老、对抗寂寞和死亡的法宝？还是父母生命的见证者，是再度了解自我和他人的镜子，是爱和创造力的混合物，还是其恶习与品性的化解者还是曝光者，还是一个独立意志和情感的人？
父母是他/她的主人，奴隶，朋友，引路人，还是陌生人？
他/她带给我的，和我带给他/她的，到底有什么？
我不知道，每个人是否都如我一样，曾深深困惑于父母和自己的关系：小时候，他们是我们的全部；慢慢地，他们的言行举止、为人处事风范成为我们人生观的某部分；再慢慢地，我们羽翼丰满，视野与
昨晚，做梦，梦见跟一个短发女到了作家库切家。老先生家是栋冷冷清清的木房子，餐厅是中世纪的饭桌。他家无他，有个傻儿子，腰比女孩子的还细。见了我们，老先生并不开心，问打哪来？短发女是个粉丝，超级健谈，说自己公司老板有钱，借了他的私人飞机，自己开着飞机来见作家的。中途，女粉丝飞越了好几个沙漠才找到了老作家的家。我似乎是空气，在旁边无话。我们的到来为库切家带了几分实惠，女粉丝超能干，做了各种蔬菜色拉、薄饼啥的外国菜。老作家和儿子开心地不得了，大家其乐融融。大白天，我们带着英俊的傻儿子在利比亚各种五颜六色的古堡街道来回穿巡了……
醒来以后，一友告知波兰斯基因30年前强奸案在苏黎世电影节被捕，可怜的天才导演啊。这几日正好在看《耻》，是为记。
1999年，库切59岁，发表了《耻》。那年，他离异快满20年了，过着跟书中主人公、大学教授卢里一样的单身生活；此外，他跟
周末，从长乐路往华山路上拐过去，在希尔顿酒店对面，有几间灯红酒绿的小酒吧，一律是黄木窗棂，门外放了整整齐齐的桌子、椅子。我们路过时，八点左右，几间酒吧除了洋酒缤纷外，客人寥寥无几。只有一家酒吧，触目地与马路对面尊贵的希尔顿酒店，做着有趣的对峙。10多位女人，一律短裙不及膝、直发或卷发，抽着烟、翘着腿，面目不清，昂然地在酒吧外坐着喧闹着。齐刷刷的煞白、顺溜的大腿，映照着秋夜的天空惨淡而堕落；这天没有月亮，月光仿佛躲藏在这群欢乐、下坠的女人大腿里，大腿的光亮挑逗着上海，这座城市暧昧的道德底线。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集体性的存在，她们的姿态有种昂扬、毫不在意的傲然。如果单单一个神色轻佻、性感暴露的女人坐在空旷酒吧前，我还有点怜悯，想到生存之不易；而当一群乱摆着女人更像示威样的端坐，几个良家妇女走过时，我倒有点惴惴不安——她们那种堂而皇之对待肉体的自信，我们从来都没有过。有多少正经女人，从少女到妇女，对自己的身体无不是遮遮掩掩，偶尔在朋友的阿谀或讽刺下，才来不及地正视下自己的身体。而对这群女人，身体是武器，对我们来说，身体更像一个慢慢熟悉的他者。
有个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