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想拿郑樵说事儿。

说来郑樵也是个很有个性的主儿，在满世界士子挤破头往仕途上奔涉的时代，他年纪轻轻就十分坚定地拒绝参加科举，而是以读书为学为己任，属于莆田乡间的自由职业者。要说郑樵入仕为官，也并非没机会，绍兴二十七年，郑樵把已修书五十种献给皇帝，被授右迪功郎，但他没有接受。

但是有一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很深的情结：修史。郑樵亦莫能外，尤其是参与国家修史，无论是乡间个性士人还是庙堂之高的贤达官人，都很希望自己能在青史中留得一文半字。

中国古代在很长时间内禁止私人修史，故而，郑樵要作史，算是很有难度，再说，即使史书做成，没有官方运作，如何能广为传播而留与后人。所以，在郑樵漫长的学问生涯中，求得朝廷支持一直是他的追求，按照史料记载，他一生曾多次上书，献书，为的就是能使自己的史书能顺利完成且能如官方史书一样为人所重。

 1152年，新任福建同安主薄朱熹上夹漈山上拜访郑樵。上山之后，郑樵用豆腐、白盐、白姜、荞头招待朱熹，二人在山上大谈诗文，甚为投缘，彻谈三天三夜。后来，朱熹给人说：此‘四白’（豆腐、白盐、白姜、荞头）乃山珍海味齐全也”。

 朱熹身为一代大学问家，和郑樵就学问切磋如此投缘，且不以山上粗鄙饭食为意，视之为“山珍海味”，由此可见，郑樵的学问也很不一般。

 郑樵这个人，出身书香门第，少时死了父亲，性格固执而坚强。很小的时候就发誓：“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而无遗恨。”他不但拒绝科举考试，还拒绝了皇帝授予的官职，回老家在莆田夹漈山筑草堂一心读书做学问

1941年底，日本人开始进攻香港，何香凝，邹韬奋，柳亚子，茅盾，还有联大教授陈寅恪等一些文化人没来得及撤离。

当时，中航属于国有企业，航运的行使权掌握在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手中，孔家在香港有大量的私产组织抢运。据说是孔家二小姐在香港沦陷前的最后一个航班上，带了几只狗上去，陈寅恪没坐上飞机，很生气，说“恪不如狗'。

香港沦陷后，《大公报》发表文章说，国难当头，有人霸占飞机运洋狗，昆明的报纸也发了一篇文章说，最近太平洋战争爆发，逃难的飞机置应该内渡的人生死于不顾，上面装运箱子笼子老妈子和洋狗。

此时，西南联大正处于国民党实施思想控制和民主人士激烈反抗的对峙之中，此事一传开，昆明和重庆的西南联大的师生悲愤交加。师生们以为陈寅恪等人就此死在日本人手里了，就刷了一篇叫《痛悼陈寅恪师》的墙报，文辞哀婉悲愤之情跃

这两天颇为忙碌，每到年末，手头的杂事总是很多。端的是孩子这几天病了，发烧反反复复，孩子生病，最忧心的是当爹妈的，不单是我时常旷工，俺家里领导也时常厚着脸皮找他单位领导请假，俩人围着孩子转圈，眼瞅着体温计上的条儿落在正常的刻度上，才能松口气，时常半夜爬起来摸摸孩子的额头，看看是不是好透了。

天冷了，暖气迟迟不来，恨得牙痒痒，发誓说下年教代会，老子一定要在大会上鼓捣鼓捣这事儿，领导天天在台上说学校事业大发展了，大冬天的却把教师冷得心发凉。过后一想，没机会，咱家啥时候还当教师代表了，一直就没这个资格。正说着话呢，暖气就开了，虽然温度不是很好，有总比没有好。暖气来了，心就暖了，骂人的心思也被暖没了。俺家里领导说话了，切，该干啥干啥，别整没用的。

偌大的学校医院，真是白瞎了那三层楼，还不如学校门口的小诊所有生意，更让俺满头出汗的是：俺在小诊所，看到了校医院的某医生，干啥，到小诊所看病。小诊所的高医生露出十

想起一件事儿。

去年。

孩子感冒，带他去市里大医院。爱人说，挂专家号。

专家边开单子边说：“输液”。

我说：“最好别输液，打针行不？”

我承认我是多嘴。一是我和爱人上午都有课，一时没请好假陪孩子；还有，我一直对现在看病动不动就输液有点看法：小时候，压根就没输液过，要么吃药，要么打针，打小针，屁股针。

专家一下子就不高兴，说：“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做，病看不好，我不负责。”

孩子感冒，我陪他输液。

门开了，进来一姑娘，大学生模样。

“我有点发烧，好像”，她给医生说。

满屋子患者，医生一边手忙脚乱，一边顺手给她一支体温计。说，量。

几分钟后，她把体温计从腋下取出来。

“37度”，她给医生说。

“发烧了，要输液”，医生拿出诊断结果。

“我不发烧吧”，她半疑。

“你说不发烧就不发烧，多少算是

这个冬天的寒冷，犹如四处闲逛的野孩子，如惊风般来来去去折腾。这几天不怎么冷了，但天阴着，还时而不时下点雨。

到了年末，也是杂乱的事儿比较多的时候。转眼又是一年即将过去，许多事情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想说几句岁月匆匆时光如水的感叹词，忽然就觉得平淡如水。该感叹的，都感叹过了，许多光阴在不经意间从指间流过。

今年的今天和去年的今天一样，上班，下班，带孩子，看书，写字，上网，找熟人聊天。偶尔会觉得这样的日子很平淡。但大多时候，觉得这样有节奏无波澜的日子，也很享受。

这个国家不出大师，成了大事。钱学森一言之后，大家伙儿忙着想办法，新一期《社会科学战线》上刊载了中国社会会科学院哲学所叶秀山的文章：《“学问”的“自由”与“自由”的学问》，叶认为，30年没出大师，“一个原因不可回避，那就是我们还没有形成真正的自由的关系来保障、发展学问的自由”。他说：“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自由是基础性的’”。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础，自由不是放任；自由是有内容的形式；自由需要有真正的自由来保障学术自由，他突出了自己的观点：学术自由体现在创造性，体现在不沦为权钱名利的工具，体现在决策和被决策的自由，体现在物质和精神的不可分割。

关于学术自由的问题，叶文上升到哲学层面认真的思辨，读来收益很多。目下学术病殃，读此文，的确很能明确一些事理。

个人以为，除了哲学意义上理清思路，还需要弄明白几个现实问题：1.叶文中探讨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认为这些年来谈物质要比谈精神多，这是事实。

天气越来越冷，前几日的落雪即将消融殆尽，暖气还没有来，好像这几日天天都在试水，暖气片里水声哗哗，却不见丝毫的温暖。

很冷的时候，就开始想念大炕，还有火炉。

看了中央音乐学院周海宏关于音乐的讲座片，自我感觉是对“幸福”二字的理解更准确了些。把网上相关“感性能力”的页面百度出来，学习了下。在“珠海文化讲堂”里，看了陈丹青讲文化，考古学家韩伟讲法门寺。

白老师上午来了。不过这次是自己带烟，没让我出去找。有些不同的是，以前来，一般都是纸杯，这次是带了一个很讲究的杯子，保温的。下班后，子谦要出去吃快餐，就和白老师一道了，我要了一碗面，白老师要了一个砂锅。他边吃边说：音乐是听觉的艺术，要听高雅的，饭菜是味觉的艺术，要吃通俗的。我说，这个，我基本大概差不多赞成，说白

好久没见白老师。

一般，他隔三差五的来，进门先正坐，然后看我一眼，水杯子在桌面上一顿，说：倒水，给烟！

水我有，两大壶，烧得咕咕冒气之后备着的。我不抽烟，没烟，但一直不少他这一口，就满世界给他找烟。不仅找烟，还有火。

 昨天上午，忙完手头杂务。在网上晃荡，看了伟芳的博客，她写了一篇字:《老白》。伟芳是我和白老师的学生，她从这里毕业3年多了，在杭州上班。三月去杭州公干，见到她，还一起说起白老师的。伟芳写白老师的文字很好，里面有很多故事，我以前都不知道。

我知道，学生在他跟前很亲切地叫：白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