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十月》2007年第4期

 

与成名作《水乳大地》和《悲悯大地》一样，范稳的《香格里拉客栈》（中篇）依然关注汉藏文化交叉地带的故事。在城市里身心疲惫的汉族男人，并非偶然地滞留在类似“香格里拉”一样的藏区，和年轻纯洁美丽的藏族姐妹展开了充满“主动和被动”吸引的故事。结果男人留下一幢名为“香格里拉”的客栈后离开。然后，有了多年以后的故地重游，当年的那对姊妹花，一个在照顾着物质形态的客栈，另一个则眷顾到男人精神上的缺憾——做了修女。在《水乳大地》和《悲悯大地》收获了太多的赞誉之后，《香格里拉客栈》的叙事主人公也似乎因为某种叙事上的“正确性”而拥有了更多的主体姿态。虽然故事多少有点当年张承志《黑骏马》的影子，但脱离了特定的文学语境和恰如其分的场景烘托，张承志小说中那种真诚忏悔的意味在这里多少变了调，小说所强调的信仰等终极因素也不免缺少了足够坚实有力的细节支撑，徒留下叙事主人公孤单的“解说”和“抒情”。

《暖死亡》（黄咏梅，中篇）有个很讲究的名字，读来却是个畸零的故事。丈夫林求安是个继发性重度肥胖症患者，对食物有着疯狂的胃口，妻子张小露则在丈夫的贪食中发掘出对食物的仇恨进而发展成对烧菜的贪婪。这对“强迫症患者”就此结成了奇异的组合，妻子每天热衷于不停地将食物搬回家、烧制、端上餐桌，丈夫则永远在对食物的渴求和享用中安然度过每一个肠胃波澜起伏的日子。这般循环中的细节描写，也充满了某种“畸形的诗意”和“魔幻的想象”，林求安晨梦中的“飞翔”，张小露对常规烹饪方式不乏“先锋”的颠覆与挑战，林求安所有感官都蜕减为敏锐嗅觉的愉悦与否，等等。这样的场景似乎只是“后工业化时代”众多无“意义”的场景之一，“意义”彰显在林求安接受胃切除手术之后伴随着疼痛感一起丧失的、曾经在对食物的享受中获得的愉悦感。对林求安来说，这无疑于与死亡相距不远。接下来他对死亡的恐惧和追问也因此“荒诞”得顺理成章。这迫使多年不能、也不愿出门的林求安终于走出了家门，到殡仪馆去验证火化炉能否盛得下他死后庞大的躯体……

显然，如题目中的“暖”与“死亡”的某种扞格所寓示的，祛除了作者过去以“冷”写“小”的“阴影”之后，小说试图以“暖”（肥胖？）写“大”（死亡？），来呈现现代都市生活中某种可意会却不可言传的悖论情境，它像林求安在饕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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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汉语运用娴熟、被称为“藏族作家”的阿来自成名以来始终关注的是在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藏族乡村文化的变迁过程。计划中庞大的长篇小说《空山》由六卷三部组成，新近问世的《空山2》延续了《空山1》那种由内在逻辑上并无必然联系的两个故事合成一部长篇的结构方式，由《达瑟与达戈》和《荒芜》两部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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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十月》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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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篇小说处女作，《无巢》（中篇，熊育群）在本期《十月》中也许会吸引更多的视线。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作者、来自于真实新闻报道的题材、“底层写作”洪流中的又一个追随者诸因素多少先入为主地为这篇小说定了性。但作者却仍能于热闹与陈腐中显出沉静与张力，不能不说是难得。贵州打工仔在抵达广州三个多小时后将三岁女童扔下天桥并跳桥身亡这样一则曾广受市民关注的新闻事件是小说《无巢》的故事原型，在多家媒体对这一事件多角度多层次连篇累牍的报道中，小说写作在情节创造上的可能性几乎已经被穷尽。因此，除了在结构上以全知视角将顺叙倒叙交叉起来“重述”这个故事，《无巢》在情节上几乎毫无突破。

好在小说之为小说的关键之处并不仅仅是情节和结构，《无巢》也正是在情节与结构之外，抓住了“人心”这一核心要素，围绕主人公郭运出入于城乡之间寻觅身心栖息地的心理波折大做文章，才使小说避免了混同于新闻报道的命运。

打工仔郭运怀着朴素的梦想来到城里，想赚了钱回乡造房，然后娶妻生子，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他认定了自己只是个乡下人，城市只是临时的栖息地，他像一只鸟，巢筑在乡间的树林里，到城里只不过是来觅食的。在觅食的时候，他时时想着的是自己的巢，在外受了欺负，人家给他最差的食吃，他也都能忍。因为他一想到自己温馨的巢，眼前的一切都变成临时的了，临时的忍一忍就过去了。他在想象中把童年的日子越想越好，把黄包包村的巢也越想越美。时时拿村里的长处与城里的短处来比，心里不知有多熨贴。”然而，城市固然不是他的归宿，但城乡之间长期的巨大差距也让他的回乡变得如“逆水行舟一样艰难”，村里人早已将到城里打工视为他的日常状态，回乡反倒因为成了“客居”而无法长久。加之他在深圳六年辛苦挣来的钱够不上村里造房的新价格，因此他只能再次离开村子到城里“觅食”。

但此次进城他却遭遇了众多陷阱：票贩子，黑店，黑中介……“那些欺负他的人其实与自己一样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都是打工仔”。更令人心寒的是他的求救和呼告处处遭遇冷漠和躲避，这导致了他最终的崩溃……善与恶，强与弱，热情与冷漠，真诚与怀疑，在种种令人绝望的场景中呈现了应有的张力。

小说并没有将

 

2006年《十月》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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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创新”成为一个政府倡导、“全民”“响应”的口号，似乎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今日社会“创新”因子的贫乏，这种贫乏在一向被视为“创造性劳动”的文学领域也毫无例外地成为一种常态。

因此，我们倾向于这样来描述当下的小说写作：在这个精神、艺术等诸多“形而上”领域更为积贫积弱、“创新”乏力的年代，小说借以表明自身存在价值的空间正在被“人为”地压缩和转移，不得不靠标明“立场”、追赶“热点”、“入侵”报告文学和社会调查报告等文类的地盘来对社会和现实“发言”。于是，我们在2006年的各大文学期刊上再次看到大量未必真诚的“底层面孔”，虽然作者们竭尽“伪悲情”、“伪苦情”等诸多真煽情之能事，可读者们的心灵却愈来愈麻木，从文学中获得的灵魂净化和精神升华也越来越少。

如果以上描述是当下小说必须面对的生态环境，那么任何一种针对上述现象的无谓批评都是无益的，作为文学的关注者，我们只能在整体贫弱的背景下去发现些微的丰润，在大面积凋零的空间里品味墙角的小花。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敢说，2006年《十月》的基本样貌是：虽然也会出现《狗的一九三二》、《低温》、《市长马宝汉》这样或者“极尽惨烈”试图“赚人眼泪”、或者时尚无聊、或者幼稚地正面塑造政府官员形象的作品，但这并非主流；虽然也未能提供令文坛耳目一新、令读者眼前一亮且能令文学史久志不忘的经典之作，但在扶植“文学”新人、坚守“文学”岗位这两方面的努力，仍足以表明它不以追逐时代热潮为主流的办刊方向。

就扶植新人来说，《十月》的“小说新干线”栏目每期都会推出一些文学新人的一两篇小说，虽然同成熟作家相比，这些作品多少有些稚嫩的痕迹，但年轻的作者们还是呈现出了一些特质，他们或者试图提供不同的经验，或者尝试不同的叙事手法，或者努力以真诚的品质胜出，哈南、何炬学、吕魁等都在此列。

对“文学”的坚守则体现在一些较为成熟的作品中。

中篇小说中，刘庆邦的《黑庄稼》依然有他立足于乡土的那类小说常见的无须添加和修饰的质感，无论是矿区附近庄稼地的乡野风情，还是特定乡村文化背景下的伦理陋习和人性善恶，作品都能通过人物的心理、语言、行为等流露出来，作者的褒贬态度也自然而然地寓于其中，不是

 

看《十月》2006年第6期

魏冬峰、解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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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奸细》（罗伟章，《人民文学》2006年第9期）一样，本期《十月》的“第一阅读”《潜伏期》（罗伟章，中篇）依然取材于中学教育领域。如果说《奸细》主要通过人物近乎悖反的言行向读者呈现了存在于某些高考毕业班的“掐尖儿”现象，从而间接揭示了应试制度给师生们带来的人性戕害，那么《潜伏期》则在几乎同样激烈的竞争状态下塑造了中学教师杨同光这一人物形象。杨同光自幼父母双亡，“性格内向，敏感，不善与人结交”，同时却善良、孝顺，为了对他恩重如山的养母，颇有才华的他从上海某名牌大学毕业后放弃了保送读研和留校的机会，回到养母身边做了一名煤矿中学的数学教师。在以产业化为目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煤电一中，杨同光因为能够把数学课上得“好玩”、“轻松”尤其是能获得“相当好”的成绩，一开始颇被校领导们器重。但在这个教师们人人自危、随时都可能被“动态”掉的环境中，“被器重”反而成为杨同光心里难言的“累”。加之杨同光对种种量化了的规章制度和同事之间勾心斗角的不适应，这种“累”慢慢演变成一个悄悄“潜伏”下来的“炸弹”。养母住院暴露出的家庭财政危机和当年赏识自己的数学家的去世最终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摧毁了杨同光，引爆了那枚“潜伏”已久的“炸弹”：杨同光患上了抑郁症，最终被学校“动态”掉。小说结尾显然想为这个灰色的故事加上一点暖色：杨同光的老婆赵新华并没有如人所料地离开他。从《我们的成长》、《大嫂谣》到《奸细》和《潜伏期》，我们看到了一个逐渐沉潜下来的罗伟章，这位擅长以情感和经验入戏的作家正在脱离一种文艺腔式的简单直白，虽然《奸细》和《潜伏期》仍然显得“实”了一点，缺乏某种可以令小说更上层楼的“虚”，虽然《潜伏期》的人物关系和情节设置不免还存在一些概念化的迹象——不擅世故而有才华的主人公身边总是有着虚荣而世俗的家人、同事、领导，情节的发展也总是靠来自主人公外界的力量推动，主人公自身的内在逻辑缺少变化，等等——但对小人物的再现、向现实大地的无限靠拢，都会使《潜伏期》受到更多读者的重视。

素以短篇小说和艺术地呈现“文革”人

 

看《十月》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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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十月》刊发的小说整体来看相对充实，《云端》（马晓丽，中篇）、《千万别让她说话》（格致，中篇）等小说都各有可圈点之处。

《千万别让她说话》（格致，中篇）是本期《十月》的头条。标题中的“她”在小说里是家庭主妇甘棠周末在超市买到的一个布娃娃。对于“在自己用年龄一点一点铺就的生活轨道上规则地运转着”的甘棠来说，这个不能吃不能用被甘棠取名“降珠”的娃娃显然是甘棠规范生活的一个“入侵者”，“入侵”不仅体现在甘棠要为“她”做一些类似于梳妆、洗衣、安置“睡眠”等额外的家务活儿上，更体现为“她”将甘棠婚前婚后的两次怀孕经历联系起来。小说的情节就在当下生活和甘棠两次怀孕的往昔经历中交叉对照地展开。这个偶然“入侵”的布娃娃也在这样的今昔对照中幻化为甘棠人工流产掉的那个孩子，“她”能否发出声音便成为往昔能否对今天的甘棠发问的关键。由此，甘棠生活秩序的“被打乱”不仅是身体的操劳，更是不同时期记忆的不时回溯，曾经的身体之痛也在这样的回溯中逐渐沉淀为精神之痛。性别显然是小说另一个隐在的线索。无论合法与否，婚前情人刘康和丈夫李军的形象在这篇小说里都不甚光彩，这也许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叙事者的性别立场，但小说并没有纠缠于狭隘的性别之见，而是在一种看似“无事”的生活表层下，探讨了女性的身体经验引发的心灵之思，虽然琐碎，却也独到。

《云端》（马晓丽，中篇）中两个女人的“较量”虽然也着眼于女性的硬与软、贫乏与富足、精神财富与外在地位等方面，但这里的矛头所向不是狭义层面上的女性较量，而是掩藏在革命、正义、进步等名义下女性的压抑与抗争。小说的构思颇为巧妙：两个同样叫“云端”、同样有着温婉细致内核的女性，在特殊的战争年代，被分属于

  

看《十月》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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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是刘庆邦一个重要的写作资源，他大量的作品都书写了煤矿工人艰难困苦的生活、工作以及这种恶劣环境中的生离死别和人性的善恶斗争，本期《十月》刊登的《黑庄稼》（中篇）则将笔触放在了死难矿工的家属身上，围绕着儿媳田玉华、公公苗心刚和婆婆三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展开情节。丈夫死了，田玉华为了分到丈夫的抚恤金，答应了公婆不希望自己改嫁的要求。同时，才二十多岁的新寡田玉华身边又不乏追求者，这成了公婆心头最大的隐忧。跟踪、防备、稳住儿媳便构成了公婆（尤其是公公苗心刚）每天的日常生活，他甚至荒唐地做出了希望“占有”儿媳的举动，此举虽然未遂，但却令一家人的关系更为僵化……最终小说以十万元抚恤金被骗结尾。刘庆邦立足于乡土的小说总是有一种无须添加和修饰的质感，在这篇小说中，矿区附近庄稼地的乡野风情，特定乡村文化背景下的伦理陋习和人性善恶，都通过人物心理、语言和行为等流露出来，作者的褒贬态度也自然而然地寓于其中，不是《神木》、《卧底》的浓烈，也不是《鞋》、《信》的清新，但其中的克制和从容却一如既往，颇富功力。

哈南的《那一刻你不再担保》（中篇）以流寓东京的中国学生欣欣由落魄到发达的经历为线索，讲述的却是蕴涵了某种民族情结的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复杂纠结的关系。先是落魄的欣欣得到日本人涉谷的“担保”，顺利完成学业并得以开创自己的事业，然后是欣欣对涉谷生意的“担保”和对涉谷的女儿京子情感的“担保”。小说以不同处境中人物的心理暗流为基调，风格略为阴郁飘忽，情节的跳跃近乎随意，有着此类小说惯见的优劣之处。

张雅茜的《磨坊与紫色》（中篇）以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结构全篇，讲述一个新版的“出走”与“归来”故事：迫于妻子强势的“作家”丈夫同保姆“

 

看《十月》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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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十月》“第一阅读”栏目刊登了李锐的“农具系列之八”《犁铧·耧车》（短篇），继续从不同侧面描述现代都市化进程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入侵”。《犁铧》中，旧日的乡村图景成为都市人的“怀旧”消费项目之一：商人们录下乡村的“真实”声音，画下“真实”的田耕图，为高尔夫球乡村俱乐部营造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环境。但随着“停电”，这种“美景”顿然消失，小说也因此完成了对这种商业化行为的反讽。《耧车》则借在地头田间耕作的祖孙俩的对话呈现了远古与现代的对峙。耧车的发明联系着华夏民族起源的神话传说，但这种农耕文化却面临着当下“新农村”规划的挑战，“种最后一回庄稼”的感慨中融进了叙事者不尽的哀挽之情。两篇小说背景不同，一城市一乡村，却表达了相同的主题，写法上都较为传统，相比之下，《犁铧》的主题和叙事立场也更为直白。

钟求是的《远离天堂的日子》（中篇）讲述的是父亲的“不良”形象如何影响到成长中的儿子。软弱、嗜酒却因母亲的“不忠”而变得粗暴和洋相迭出的父亲，让成长中的“我”感到无所不在的屈辱，最终将父亲钉在了棺材里。小说情节之间的张力并不是特别紧凑，但叙述的分寸把握得比较恰当，一些细节处也颇具匠心，比如父亲将母亲捆架在窗户上被人围观、“我”将父亲钉入棺材、鲫鱼被父亲的叫声惊死等等。而通过一篇作文来展现儿子对父亲复杂感情的结尾也调和了之前的恐怖与紧张气氛，使小说在整体上获得了一种平衡。

“北方船”是一个建筑工号的名字，小说《北方船》（马秋芬，中篇）在拖欠工资、劳资对立等“众多”已为人熟知的惨烈画面之外为我们呈现了另一个无法成为新闻题材的民工世界。在作者的笔下，“北方船”是独立在繁华都市中的“小社会”，虽然有旁边繁荣的商业街和同在这里工作的廖珍、老范等“城里人”做参照，但此处吴顺手、吴青苗等“民工们”的情绪却更多地被远在家乡的亲人们所左右。因此一个小小的建筑工地，却颇有层次地呈现了城市与乡村的立体世界。此外，《北方船》并没有落入日渐为人诟病的“极端化底层叙事”的窠臼，这里的城里人与乡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