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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告白

握过锄头扛过枪,当过社员站过岗。23岁上被提了干,一直是个下级军官。36岁上转了业,始终是单位的“中间力量”。领导者总比被领导者多,写的材料换算成“著作”起码可以“等腰”。1987年开始文学创作,20年时间在全国30个省市上百家报刊杂志发表作品千余篇,毛估估能够凑够150万字,著有《飞鸿印雪》和《闲写青山》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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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难忘当年醉景芝(散文)

 

市酒文化协会组织作家到安丘景芝酒厂采风,我因故不能前往,失去了一次重访与兑现的机会,引为憾事。

十年前,我还在青州市政协任研究室主任。一次,经济委员会前往安丘景芝酒厂学习取经,拉我作陪。上午在酒厂参观,中午在酒厂的招待所用餐。厂长李先生作东。喝的当然是他们的当家酒——好酒景阳春。那一次喝酒,让我领教了人与人之间生理上的差异,可能比家犬与野犬之间的差异还要大,也看到了知人善任的单位,确实能够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我们一行四人,两个主任,一个秘书,一个司机。

厂长李先生,是安丘市政协副主席。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却不知为何与酒打起了交道。健谈,豪爽,印象最深的是,好酒量。

我是一个惧怕喝酒的人。记得有一次酒文化协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市电台的记者采访我,问我对酒文化协会组织的活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当然要顺杆往上溜,回答说:“很好,很好。”又问对酒的印象,我却脱口而出:“我对酒是生理上拒绝、心理上消极。”回答不用说令记者失望,但我说的却是实话。因为我是货真价实地不胜酒力者。也因此,失去了不知多少参加酒宴的机会。不是与那些山珍海味过不去,实在是对美酒佳酿难适应。然而任何理由,在这个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厂长面前,都成了既不充分也不必要。他的理由似乎只有一条:是人就能喝酒。

于是我第一个败下阵来。

同去的经济委员会栗主任本来能喝半斤老白干,如今碰到的是景阳春,主人又盛情难却,还要作为我们青州一行的“代表”,就主动增加了一二两,就像卖东西时添了个高头。可是厂长仍然不依不饶,与老栗死打乱缠,老栗也耐心地与其周旋。几个回合下来,栗主任也缴械投降了。

秘书小王酒量最大。平时有二分之一公斤的能力。我与栗主任跟李厂长推杯换盏的时候,他作为秘书,正好作壁上观,当我们两人都蔫头耷脑了,他恰如其分地站起来,敬李厂长酒。

李厂长或许正陶醉在欣赏我们两位败将的喜悦之中,或许正在琢磨下一个涉猎的目标,一见王秘书向他敬酒,旋即作色,道:“你不甘寂寞吗?”遂又下令服务员:“倒啤酒!”于是将小号的白磁杯撤下,换上大号的玻璃杯。

小王的啤酒水平我是有数的,半打以内没有问题。

李厂长就与小王较上了(现在轮到我们坐山观虎斗了)。两人你来我往,一杯接一杯。小王毕竟有着可观的酒量垫底,又仗着年轻气盛,开始时结结实实地与李厂长斗了几个回合。厂长一口一杯,小王也一口灌下;厂长两口一杯,小王也如法炮制。可惜路遥知马力,渐渐地,小王就有点招架不住了,一边喝,一边揉肚子。而李厂长还像无事一样。最后,小王使出了看家本领,也没有让李厂长叫停。无奈之下,只好甘拜下风。

临上车时,李厂长拉着我们的手,亲切地说:“服不服?不服再来!”

 

 

 

诸葛亮鞠躬尽瘁为了谁?(杂文)

 

 

诸葛亮是中国人引为骄傲和榜样的伟大政治家。这个政治家不但有非凡的政治与军事才能,而且有宽广的胸怀和正直的人格。他那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名言,千百年来成为天下仁人志士的指路灯和座右铭,令人肃然起敬。

然而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报刘备的知遇之恩,并非为了——至少出发点不是为了社稷江山。这从以下几点可以看出。一是诸葛亮一再的表态。就为了刘备当初的“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其实刘备那时只是一个新野县的县长,并没有什么势力,既非高官亦无厚禄,但诸葛亮为人仗义,看准了的事,答应人家的事,便豁出性命去干。后来刘备在白帝城“临崩寄臣以大事”,可怜兮兮地提出“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可自为成都之主。”以刘禅的昏庸无能,肯定不能担当起治国安邦的重任。其实由诸葛亮取而代之,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尽管是刘备真诚假意地先提出来了。再说了,刘备那个“汉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后”还不知靠谱不靠谱呢。然而诸葛亮一听此言,立刻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指天誓日道:“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呼!”尽管所辅佐的是一个昏弱之辈,但诸葛亮仍然忠心耿耿,认认真真,为刘氏当好大管家。他在蜀国负总责,摄一国之政,但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行法严而上下悦服,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堪为一代君臣之师表。二是如果诸葛亮只是坚守巴蜀大地,凭他的能力和水平,加上天府之国的优越地理条件,魏、吴两国只能望洋兴叹,徒唤奈何。可是诸葛亮却偏想统一中国,为老刘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以诸葛亮横溢的才华和超凡的判断,他不可能不明白,蜀国当时的经济和军事势力,远不是人家曹魏的对手。然而,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明明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和势力,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非要与人家去撕扯,去搏斗,一决高低,这是非常冲动、不理智的表现。其实胜负早在预料之中。最后“出师未捷身先死”,巨星陨落五丈原。诸葛亮的主动出击,其实与刘备头脑发热,一时冲动,穷兵黩武,为关羽报仇,属于半斤八两性质。

所以说,一个人有才能,肯干事,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然值得肯定和表扬。但要看他是为了国家、集体还是个人。如果是为了社稷江山,就是一个伟大的人;如果客观上是为国家操劳,而实质上是为了报答某一个人的厚爱,尽管恨不能掏出心来为其服务和工作,而遇到关系国家安危的关键时刻,却将天平的砝码顾及到某个人的一边,虽披肝沥胆,忠心耿耿,但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损失,那么我们的佩服就要打一个折扣。

诸葛亮是一个好人,一位君子,一个智者,也是一位伟人。但他确有不够完美之处。尽管他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来要求自己并且做得近乎完美。

记得共和国第五任总理朱镕基当选后,在记者招待会上,曾慷慨陈词:“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后来的实践看,朱镕基真正有资格担当履行这八个字的楷模。他的“鞠躬尽瘁”,是全心全意为了国家和人民,没有夹杂半点的私心杂念和个人恩怨,这是最为令人佩服的。

畅销书与畅销人(杂文)

 

 

 畅销书就是销路畅通,既印得多又卖得快的书。此类书的作者都有自己的粉丝或追星族。他(她)们视作者为偶像。为了见作者一面,日晒雨淋忍饥挨饿失眠头疼都在所不辞。作者一出书,粉丝或追星族们就像自已得了元宝一样兴奋。作者举行首发式,粉丝或追星族抢着买上书,然后再排着长长的队伍,挨到偶像面前,请他(她)签字,然后在那个名字上留下一道吻痕。目前在中国,能够被称为畅销书作者的委实不多。易中天、于丹、余秋雨、郭敬明、余华等等,肯定要名列前茅;还有当年明月、天下霸唱、南派三叔等等,他们的书我没有看过,但网上说他们端的厉害。有一次我去逛一个书市,看到自己出的一本小册子居然与著名写手韩寒的书并列在一起,心中一阵激动,以为我也当上了畅销书作家。又仔细一看,原来放在这个柜台的书,全部作三折处理!

 人是非卖品,当然不能像书那样被卖来卖去。但有些人确实是很“畅销”。表现就是炙手可热,大受欢迎,总之是少不得他。有的是官员。开会需要其讲话,开业需要其剪彩,盖楼需要其奠基,宴会需要其主陪,开支需要其签字,文件需要其签发……。前些年,我认识一位常务副县长,竟然兼任了近二十个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每天都有人请他去出席会议、宴会、剪彩等等。直到他从市政府领导的位置上去了人大,兼任的各种领导小组组长职务被取而代之,但像出席会议、宴会陪客、盖楼奠基、开业剪彩的事还经常参加;然后又从人大领导的职务上退出政坛,赋闲在家,找上门的单位和个人就寥寥无几了。还有的是业务骨干,比如工程师。图纸需要他来画,机器需要他安装;比如律师。越是名气大的,要价高的,业务越多,当事人排着队请他;比如演员,越是名气大的,出场费贵的,走穴越多,挣钱越多。今天A地举行桃花节,明天B地举行螃蟹节,后天C地举行骡马节,都想请明星演员大驾光临。我所知道的一位明星,当红的时候,与单位签订的合同是每年上交300万,剩余的才是自己的。

 畅销书是时代的产物,更是时代的宠儿。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永远畅销的书籍,只是时间长短而已。《红楼梦》算是最为畅销的书了,至今也就二百多年的光景。那个作者曹雪芹还与其书背道而驰,书后红了,人先没了,所以《红楼梦》没有留下一本作者的签名本。共和国成立之初的那些著名作家的畅销作品,现在的新华书店的书架上还占据着一些地方,但据我观察,翻阅和购买者不多。而“文革”结束之后的“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品,目前在一般的书店里几乎难觅其踪。而“畅销人”更是如此。工程师也有技术落伍的时候,律师也有年大体弱的时候,明星到了人老珠黄,也就失去了粉丝。而一部分官员,其受到欢迎和爱戴,并非人格,而是仅位。今天你还在台上领导,就有人将你吹得天花乱坠,明天组织部门一谈话,你成了平民一个,那些拍马屁的、抬轿子的,瞬间就没了踪影。畅销立刻转变为滞销。

 邓丽君唱道:“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有人斥之为颓废,其实是真情。清末诗人赵翼说:“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则不仅道出了真情,而且充满哲理,发人深思。

散文<幸运海宁行>(2009-07-01 09:26)

 

 

 

幸运海宁行(散文)

 

 

人这一辈子,遇到一两次天上掉馅饼的事并不稀奇,天上掉馅饼砸到自己的头上才叫稀奇。

日前,潍坊晚报与浙江美大集团共同举办了一次“游皮革之都、观钱塘大潮”公益活动,征集幸运读者。我本无心插柳,没有想到竟然在一千多名报名者中被抽中了,成为四十个幸运者之一,获得免费游海宁看钱塘潮的机会。

6月26日中午从美大集成环保灶潍坊办事处出发时,潍坊正经受着历史未遇的高温天气。看气象预报,此时的南方,反倒比潍坊低三四度。我们戏称,这是到南方去避暑。

车上坐的都是幸运者,希望旅行社提供的又是很高档的大巴车,大家心情舒畅,一路欢声笑语。晚上10:30,我们安全抵达目的地,住美大集团的耀明宾馆。一夜无话。

第二天,我们参观游览了世界最大规模的皮革城——海宁皮革商城。海宁这座仅有65万人口的小城,不仅以汹涌澎湃的钱塘江大潮闻名于世,还创造了一个“中国皮都”的神话。全市皮革业总产值占全国产量的四分之一,皮衣及皮革制品年出口额列全国第一。在海宁,平均3秒就能生产一只票夹;平均48秒制成一组牛皮革沙发套;平均1.3秒诞生一件皮衣。它不仅辐射全国,销售面几乎覆盖了全国大中城市,而且远销美国、法国、加拿大、德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到这个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的商城去转了一圈。那真叫一个大:巨大之大,宏大之大,庞大之大,广大之大,硕大无朋,大气磅礴。一上午的时间,让人大开眼界,也累得筋疲力尽。

下午去观看钱塘江潮。我本是奔着苏东坡的那句“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而去的。但因时间相差悬殊,他老人家说的是八月十八,我们去的时间是闰五月的初五,景色差得很远。感觉就像看的是一次彩排,听的是一次前奏,表演者也只是模仿秀水平。下午三点,大家站在最佳的观潮点,恭候钱塘潮的到来。先是在东方天际处,隐约传来似风沙、如雷鸣的声音,极目远眺,一条白练横卧江面。此时大家开始瞪大眼睛,屏住呼吸,看那白练与远山扯开距离,越来越粗,越来越近,伴随着声音也越来越大。轰隆隆,哗啦啦,如马达,如火车,转瞬之间,高约两米的潮头便奔腾而来。也不停歇,也不招呼,大摇大摆地呼啸而去。人群中有人发问:“结束了?”“这就没了?”导游告知,结束了。于是说不出是激动还是失望。百闻不如一见,原来如此!

观潮之后,去了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盐官古镇,逛了宰相府第风情街(这个名字似乎有点俗)。盐官镇的名气大矣哉!这条长度为600米的老街,凸显了杭嘉湖平原特有的古邑风貌,集名人故居、官僚豪宅、城隍古庙、传统商铺、特色民居于一体,可谓风格别具,布局独到。要正统有纯正统,要风流有真风流,要学问有大学问。唐宣宗大中年间,李忱在坐了14年皇帝之后,忽然看破红尘,厌倦皇位,来到盐官镇削发为僧。而清朝更是来了个真假难辨。传说雍亲王胤禛早年无子,后生下一个女儿,恰巧与大臣海宁人陈阁老的儿子同年同月同日。雍亲王以庆贺两个孩子周岁为名,把陈阁老及其家眷骗进府中,趁机以女换男。陈阁老明知中计,却只能牙咬碎了往肚子里吞,只好把女孩送回盐官镇抚养,而自己的儿子就被留在了雍王府。男孩长大以后,便接了老父亲的班,成为大名鼎鼎的乾隆皇帝。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影响很大,故乡是海宁的金庸老先生顺水推舟,以讹传讹,干脆写进了《书剑恩仇录》小说之中。而海宁人更是把无稽当证据,假戏真做,堂而皇之地打出了“乾隆故里,观潮胜地”的宣传口号。让人不由想到,谎言重复千遍真的会成为真理。到了民国时,袁世凯不顾国人反对,复辟称帝,其内阁总理唐绍仪竟然提议,把国都从北京迁到盐官镇,以图偏安一隅。这样一个小地方,居然与历史上的皇帝有这么多瓜葛,也属罕见。而说到风流,古街上的花居雅舍,相传原为宋朝名妓李师师开设的青月醉花楼此楼历经沧桑,屡毁屡建,但粉脂气息不减。当年张纪中拍摄《鹿鼎记》时,就将此景作为“丽春院”,来实现历史与艺术的嫁接。盐官更是一代风流才子徐志摩的故乡,他与陆小曼演绎出的恩恩怨怨,缠绵悱恻,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要论学问,盐官镇出过真正的大师——王国维。他一生研究中国文学与历史,著有永恒不朽的《人间词话》一书。其总结人生和诗词的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成为想干大事业、做大学问者的不舍追求。

值得庆幸的是,古镇的众多人文景观,虽经千百年的历史磨砺,包括文革的浩劫,竟然基本保存完好。老城门,旧宅第,青石铺街,井然有序;小桥流水,曲径通幽。或高墙深院,或门楼砖雕,一副江南风情画驻足面前,引旅游者发思古之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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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掌多了未必好(杂文)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上,搜到了毛泽东主席在会上所致的开幕词。使我感兴趣的是,在这篇包括标点符号在内总共2258字的讲话中,全场竟鼓掌34次,其中“鼓掌”13次,“热烈鼓掌”14次,“长时间的热烈鼓掌”4次,还有3次是“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不知别人如何,在此之前,我是把“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一类的会议报道定义为形容词来解读的。而今天看毛泽东在致词时全场三十多次的掌声,感到自己有点孤陋寡闻。如此排山倒海般的掌声,可以看出,全体党员代表对这次会议的喜爱和拥护程度。的确,从1945年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到1956年,已经整整11年的时间没有开过代表大会了。这十几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领导全国人民“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这次会议,就是一次庆功会,一次总结会,一次展望会,一次誓师会。代表们的激动心情,会议的热烈程度,可以想见。

然而,二千二百多字的开幕词,鼓掌34次,无论如何也显得过于密集、频繁了一些,至少没有完全的必要。例如:“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鼓掌)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鼓掌)”这些地方,鼓与不鼓,差不多,但实际上却接二连三地鼓个不停。还有,“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热烈鼓掌)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热烈鼓掌)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热烈鼓掌)”……这些地方,如果是今天的会议代表听到,可能激发不起鼓掌或热烈鼓掌的冲动。

仔细研读一下掌声的“来源”, 也可以隐隐约约地发现一些“苗头性”的问题或说倾向。掌声在两个地方最为突出:一是每当说到我们的成绩时,都会赢得热烈的掌声,例如上面提到的关于我们党的评价,就激发起一浪高过一浪的热烈掌声;二是凡是说到苏联老大哥时,都是“热烈鼓掌”甚至是“长时间热烈的鼓掌”。例如,“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其灿烂的成就。(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长时间热烈的鼓掌)。前者,可以看出既对自己(他们都是党的代表,其中大多数是党的高级领导人)是多么自信和自豪,又充满了对领袖的过度崇拜和敬仰;而后者,可能是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鼓掌是我们对他们的仰望,同时也感谢他们给予我们的很多支持和支援。

以我的理解,鼓掌是一种欢快情绪的表达,是对别人言行的喝彩。但是这种表达,必须恰如其分,必须有所节制,太多太滥并不好。鼓掌一多,就如赞扬多了一样,会显得不那么郑重和严肃;而掌声听得多了,尤其是雷鸣般地掌声听得多了,耳朵恐怕也会“跑偏”,就会变得沾沾自喜,进而觉得“句句是真理”,不可避免地产生骄傲自满情绪。日前有某大师“亲自”把万余册图书送到四川地震灾区,又给几千名工程技术人员作了一次报告,由于“全场肃静,掌声不断,没有一个人离开”,大师于是感觉良好。心里决定动作。试看八大之后,除了与苏联的决裂出乎意料之外,党内一步步地扩大个人崇拜,民主的氛围越来越少,一言堂越来越厉害。与此相伴的是,掌声越来越热烈,越来越经久不息。不但鼓掌,还喊口号,直至“万岁万岁万万岁”响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空。1969年4月1日,党的“九大”召开,毛泽东首先讲话。短短649个字,毛泽东足足用了二十多分钟,大部分时间都被与会代表又蹦又跳又哭又闹地大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所打断。

不能说都是掌声惹的祸。这样一来可能会招致将复杂的政治问题简单化、幼稚化的指责,但鼓掌多了,赞扬多了,崇拜多了,多到离谱的程度,泛滥的程度,不实事求是的程度,恐怕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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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天下前后之“得民心” (杂文)

 

    汉语言最大的特点或者是最大的缺点是没有时态,给一些人钻了空子。如“办好某件事”,既可以理解为正在办——当然是很认真地往好处办,又可以理解为已办完而且办得很好。因为很难从字面上做出准确的判断。

    这里有一句人人皆知家喻户晓的经典格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乍一看,似乎充满了哲理和辩证法,然而仔细琢磨和分辨,便会发现其实未必那么简单和正确。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其关键在于得天下之前和之后。此前,天下不是你的,群雄逐鹿,非胜即败,谁赢得了民心,得到人民的拥护,谁的大纛之下就有更多的追随者。兵源粮草,武器弹药,势力割据,都不成问题。谁要是看不起人民,与人民为敌,视人民如草芥,则只能自掘坟墓,自断前程。甭说得天下,连身家性命恐怕都难以保全。这个时候,人民在他(他们)的心目中,不亚于一个恋者,冬日可爱,善气迎人,听话得很,顺从得很。因为此时是双方的博弈和拼杀,大众的人心青睐谁,战斗的力量就倾向谁,胜利的天平就偏向谁。

    然而一旦得到了天下,做稳了天下,还需不需要、能不能继续地赢得民心呢?恐怕就得两说了。一来竞争对手消失了,不是打天下的时候,对手虎视眈眈,命运交关,稍有不慎,便葬送了前程。二来打天下终究与治天下不同,前者艰苦卓绝,后者轻松容易。可以说,能夺取江山者,不是豪杰,便是枭雄,无一草包和脓包。而坐江山就不尽然,哪怕小丑、无赖,稍作化妆处理,也可粉墨登场。不信你让赵匡胤和朱元璋的后代去过几招试试,毫无疑问的结果是:他们会论为契丹或蒙古刀俎下的肉酱。明朝的皇帝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像它的第11任皇帝朱厚照,竟然在一份控诉状上批示:“你所说贤能的人,我偏不用。你所说不贤能的人,我偏要用”;第12任皇帝朱厚cong,27年的时间,总共跟群臣见过4次面。而第14任皇帝朱翊钧更是登峰造极,创造出26年才到金銮殿上一坐的“奇迹”。然而即使这样,他们仍死乞白赖地将江山糊弄了长达276年。清朝比明朝好得多了,但也有个别不中用的,尤其是那个“垂帘听政”的那拉兰儿,可是也照样忽悠了267年。这说明,打江山时,真刀真枪,确实需要人民的支援和支持。而坐江山时,安安稳稳,脱离些人民,失去点人心,还真不是太要紧的事。像范蠡、张良那样的人才,在打天下时抢都抢不到手,比香饽饽还香,然而他们帮别人打下江山之后,一个个却隐姓埋名、迫不及待地逃遁。只有韩信那样的不识事务者,还在幻想让老刘家再多分一杯羹,结果落了个“走狗烹”的下场。可见,治天下时的合民意、得民心并非十分必要和重要。至少与得天下相比,不在同一层面,不是同等价值。

    从民主宪政的角度讲,“得民心者得天下”,含有浓重的封建意识,因为天下不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天下本来就是公共大众的。但一个政党或领袖用以发动群众,号召属下,还是可以起到凝聚的作用。虽说在得到天下之后,即使不太得民心,也一时半会儿丢不了,但任何一个朝代,也不希望自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最好能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毕竟“大权还在你的手里!”是最有效、最刺激的清醒剂,所以才有编剧和导演替大清喊出“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的悲壮口号。然而历史从来是遵循“多行不义必自毙,自掘坟墓自落坑”的法则,如果不能善良待民,妥为经营,终有一天,要从失民心滑落到失天下的路上去。

(《杂文报》2009.6.16)

                                       孙贵颂其人其文(2009-06-11 07:04:10)

当孙贵颂先生将他的第二本杂文、随笔集《闲写青山》赠送给我时,一些尘封的往事一下子浮现在眼前。

时隔多年,我还记得第一次在青州一个文学座谈会上见到他的情形,额头宽阔明亮,语速很慢,谈吐儒雅。典型的饱学之士形象。当时并不熟识,没能深谈,若干年后,在潍坊再见孙贵颂,穿一件大红夹克,记得是在深秋,与满地橙黄落叶相映成趣。

我左看右看,孙贵颂不像那种写杂文的人。印象中,写杂文的人有一支犀利的笔,一双锐利的眼,和一副愤世嫉俗快意恩仇的傲骨。说起杂文我就想起鲁迅先生那黑发直立刀刻斧凿一样的肖像,那是刀笔杂文铸就的气质。而孙贵颂呢,宽额头闪闪发光,笑起来明眸皓齿,虽是五十多岁的人,脸上还洋溢着年轻人的羞涩和少年童真。这样鹤发童颜的人如何写得匕首一般杂文呢?应该是个画漫画的老顽童才对。

可是仿佛与我的这种成见作对一般,杂志报刊,经常见到孙贵颂的杂文。初读平淡,回味再三后竟如老牛肉一样有嚼头,有意味。孙先生的杂文不是那种语气酣畅淋漓,如暴风骤雨一般,而是九曲回肠,绵延不绝,读时不觉有多少玄妙,搁书半日回想起来,滋味浓厚。细一想这是大家手笔,不以气势夺人,而以滋味养人。

“正如开好车的不一定都是好人,骑白马的不一定都是王子,会说几国外语的不一定就是素质高。一个高素质的人,应当是具有很高的学识和修养,它至少应当包括:讲文明,懂礼貌,会克制,有风度。”(《对骂的素质有多高》)就这样明白如话,不故作深沉,故作高雅,平实的拉呱一般,事后思忖再三,脑海中平地起一声惊雷。杂文的目的不是为着出自己胸中一口恶气,而是以仁爱精神之流水,浇终生沉闷之块垒,然后让人为之警醒,为之反思,然后提升自我,更爱生活。写杂文的人通常是这样的,刀子嘴豆腐心。说出的话句句带血带刺,而内心的爱翻江倒海。在生活中,孙贵颂不是那种特别健谈的人,我想他已经将他更多的观点看法诉诸笔端,或者是那些刻薄而毒辣的话是一些伪饰,就像爱孩子的人容易打骂孩子一般,所谓爱极生恨,恨铁不成钢是也。

或许杂文不能改变什么,正如鲁迅写了阿Q,若干年阿Q精神还阴魂不散,写了祥林嫂,无数个祥林嫂还在城里乡间絮絮叨叨一样。但是正是因为有人在写着,我们的生活才会有些不同,有那么一天,内外交困的现代人坐到办公桌前或者回家躺到沙发上,精神疲惫,观望四壁郁闷无状,五内俱焚,恰在这时看到一篇针砭时弊的杂文,突然之间有当头一棒或者心头一激灵,那么杂文的意义就在那一瞬间。“杂文是与黑暗阴影共生共存。”孙贵颂写道。写杂文是因为爱生活,爱光明,希望阴暗面少一些,丑陋性改一些。

在《狼的另一面》中,孙贵颂用两个故事勾勒出狼的“人性”。 “狼其实也有善良的心地。我们常把有良心、有善心说成是‘人性’,好像这种东西只有自称为“高级动物”的人才配承担似的。岂不知,这种‘善心’其实是一种‘动物性’,世间的大多数动物,都有一种向善之心、报恩之心”。平时我们骂一个人通常要说“狼子野心”、“禽兽不如”,看过这篇文章,再反思人性的贪婪和丑陋,想想那些拆了桥修自己屋,昧了良心侵吞爱心捐款的人,真是要像那些知恩图报的“狼”们学习。

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是孙贵颂的杂文是不动声色的,即使愤怒也很优雅。这从他的杂文中可以看出一二。《中西象棋差异论》中他对中西象棋布局、走棋的差异中,得出中西文化观念的不同:中国象棋讲的是尽忠、誓死保卫权贵,西方象棋则是各尽其能,发挥优势,人人皆有突破可能。写到这里他探究心突发奇想,中国象棋大约是皇帝或者贵族闲来无事发明,而西方象棋出自平民的可能性较大。他总是能通过现象直达事物本质。下棋的人许多,但是能像他上升到观念意识的则少了。他戴着一副眼镜,估计老花镜的成分居多,但是却像X光机一样要照到事物的里面去。让人在初见他心生暖意后,又心生寒意,只担心自己的一些委琐杂念给看穿了。

他不但下棋,还养花,读张岱的《夜航船》,通古博今,却又情趣盎然。儒家思想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鲍鹏山教授则说“中国不缺少书斋里的专家,我们最缺的是公共知识分子,在我们的专业之外还要关心公共事务”,理想的读书人应该是这样的,既要有社会担当,关注社会现实,用自己的知识去为社会的发展尽绵薄之力,同时又要有自己的情趣,不呆板,不说教。我想孙贵颂便是其中之一。他镜片后的眼睛一直关注着芸芸众生,关注着我们立足的社会环境,宽厚通达的鞭笞,苦口婆心地劝人向善。他从啤酒和咖啡的选择中,引申到公务员选拔考试,质疑一些公务员选拔过程中的公正性,其实他内心期望天下闻到咖啡香味的人都能真正喝上咖啡。

杂文要求有平民意识,沉重的道义担当,而不是因为自己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所以那些看上去义愤填膺的杂文有些是让人读出了作者狭隘的心胸。好的杂文应当是宽厚的,虽然也愤怒,也责骂,但是怒和骂是以爱作底子的。宽厚的人心内有大爱,有大爱方能行好文。写好杂文,首先要是一个铁肩担道义的好人。孙贵颂为文老辣又不乏风趣幽默,即使责骂也是温和的,优雅,没有失去风度。我猜想他一定有良好的家世,事实却是“小时候家里穷,要想吃顿好饭,只有两种情况,就是逢年过节和过生日。”生活中的孙贵颂是个孝子,慈父,还是一个模范丈夫。当然他杂文式的幽默也不时在生活中火光一闪,令人不禁莞尔。他写过一篇《不愿陪老婆逛街》的文章,以过来人的身份现场说法,陪老婆逛街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最后他得出高论:“我十分郑重地向女同胞宣布英国人的一项研究成果:大部分的男人面对拥挤的顾客和嘈杂的环境,会心跳加速,压力水平急剧增高。这种压力的最高状态,甚至相当于战斗机飞行员或警察执行危险任务时所经历的紧急情况。”看到这里我不禁莞尔,给孙先生留言,说是像他这样的好男人都憷头陪老婆逛街,看来不陪老婆逛街就无可指责了。孙先生则回复道:好男人不敢当。有一句话说的好:“不要总看着别人家的锅盖,其实锅底都是黑的。”看后不禁爆笑,这是属于杂文的幽默,于无声处听惊雷,不经意中让人品咂到了生活的滋味。

本意想写一写孙先生的《闲写青山》这本集子的,话题却绕在作者身上回不来。《闲写青山》是适合放在案边床头翻阅的,那样老辣劲道的文字,那样睿智宏大的思想,当然更有那样深沉的爱,爱生活,爱社会,爱手边的一碗一筷,爱城市里的边边角角。这种爱藏得很深,但是却无处不在。我推荐每一个人都看看《闲写青山》,与那些已经被浮躁的生活遮蔽的社会良知走个对面。有时我想一个城市让我们觉得踏实的不是那些高楼,不是游鱼一般的现代轿车,而是在某一个角落有这么一个好人,认真生活,踏实为文,用良心叩问万象,用一支笔直击内心。

我总结的“科学生活”三要素

 

 

 现在全国从上到下,都在深入进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可是分派到咱们普通老百姓头上,我看就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生活。党委、政府是将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清明和文化的繁荣上,而平民百姓左右不了政治的发展方向,引领不了股市的走势,引爆不了时尚的潮流。那么就只能让科学发展观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把它具体化、常态化,让和谐的日子过得更美满一些,让富足的生活过得更情趣一些。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然而您别小瞧了这小小的七件事,它可是与老百姓的生命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须臾不可或缺。但要弄得有条不紊,有滋有味,这里边的学问大着呢!

 最为要紧的,无非这么几条:一是要快乐。“笑一笑,十年少”。笑口常开,人就不老,乐观者最逍遥。人有乐观的心情、乐观的表情,就有亲和力,就有生命力。什么挂心的愁事、无聊的小事、争名夺利的大事,一个乐观就把它们赶得无处躲无处藏。韩美林不是说过吗:“没心没肺,活得不累”。心胸比天空还要开阔,足以容纳无穷无尽的快乐来组建“幸福俱乐部”;二是要健康。健康的前提在科学养生。“樱桃好吃树难栽”,健康也不是等来的,必须按照自身体质情况,掌握生命节律,养成科学的生活习惯,才能打造和成就一个良好的身体。否则,强扭的瓜非但不甜,可能还会有苦涩。去年下半年,我开始锻炼身体,天天早晨起来一个人踢毽子,越踢越多,越多越高兴。有一次竟然一口气踢了二百四十多个!结果呢,将膝盖扭伤了,至今也没好利索。从此我悟出一个道理,干什么事,都要讲究科学,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不要想着一口吃成个胖子。而如果还要再加上一条,那就是善良。积德行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善良的人即便没有健康的体魄,也有健康的心灵。你不能挟泰山以超北海,但你可以为长者折枝;你不能化1000元捐助一口“母亲水窑”,但你可以拿出100元捐赠一个“爱心包裹”。善良的人,一定是一个快乐的人。如果把这几条像电路一样串联起来,那就是:我行善,我快乐;我快乐,我健康。有意思吧?

 科学不是教条,尤其是对于家庭和个人的生活而言,没有一成不变的公式可套,没有板上钉钉的理论指导。千人千面,百家百样。但只要牵住“科学生活”这个牛鼻子,自觉自愿地加以实践,找到规律,形成习惯,生活就会更理性,更文明,更快乐,更高雅。那么,就让我们大家沿着科学生活的大道,朝气蓬勃、大步流星地朝前走,走啊走啊走啊走,百年之后再相见,拜拜!

评选“道德模范”岂能不讲道德(时评)

 

评选道德模范,本来是为了弘扬和树立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然而,在河北省的望都县,道德模范的评选活动却被一些部门包办。中小学生拿着已经被选定好候选人的选票,回家找家长在选票上签名。(新华网河北频道 2009.5.20)

评选、选举、投票这些带有浓厚民主色彩的行为,在咱们中国实行起来,难度一直很大。笔者所经历的现象,一点不比望都县好多少。比如:在选票上印好候选人的名字,候选人如果同意,就直接投到票箱中,不同意的可以划掉这个候选人,再另行填上他人。这就等于说,你只要一动笔,就证明你是不同意已定的候选人。还有设立秘密投票点,而且庄严宣布:凡是有不同意见的人,可以到秘密投票点填票等等。区别只在于,望都县所选的是道德模范人物,而笔者所参加的都是选举代表公民参政议政的人物。

对于此事,望都县有关部门肯定要找出很堂皇、很正当的理由来解释和搪塞。比如为了节省选举人的时间、使选票更集中等等。但是,他们却忘了根本一条,程序正义是最基本的正义。删除程序的正义必定背离民主的初衷。早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美国著名学者约翰·罗尔斯在其出版的《正义论》一书中,就提出了过程或程序本身的正当性问题。他认为,在对一种至少会使一部分人的权益受到有利或者不利影响和活动或决定作出评价时,不能仅仅关注其结果的正当性,而且要看这种结果的形成过程或者结果据以形成的程序本身,是否符合一些客观的正当性、合理性标准。而这次,我们只要从望都县仅推荐出唯一的候选人,就可从中解读出他们其实连过程的正义也不打算实行,而且在这其中又添加了许多非规定动作,弄虚作假,越俎代庖,这种做法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是毫不奇怪的。

其实最应担心的,还是这种办法本身针对的是广大中小学生。当这些未成年人看到成年人把一个很道德、很严肃、很正规的活动,弄得如同儿戏一般,内心一定纳闷。一旦受到浸染,会不会像正在爆发的H1N1型流感病毒一样,在不知不觉中传播开来呢?在他们走向社会之后,也来个照猫画虎,甚至花样翻新,到那时,我们可能会急疯了一般满世界寻找后悔药。

评选先进、模范人物,目的在于推介先进、模范人物事迹,以先进、模范人物来引领人间风尚,创建文明和谐社会。然而,明明是推选道德模范人物,却在推举过程中强奸民意,将生米做成了熟饭端到选民面前,弄得不那么道德,让一个好端端的行为变了味,走了调,这算怎么一回事?

道义的承载

                     ——读孙贵颂先生杂文有感

 

作者:张克奇

 

 无论是远观还是近看,都觉得孙贵颂先生不像是一个写杂文的。

 杂文是什么?鲁迅先生说是“匕首”。能投得出这“匕首”的是什么人?我揣度一要愤世嫉俗,二要有狠劲。可是孙先生一副慈眉善目、温文儒雅的模样,怎么偏偏也作起了杂文呢?不仅写了,而且从发表情况看,还在全国有名有姓的。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不过读孙先生的文章多了,对他了解得多了,就知道了他擅长杂文是因为心中有道义。因为心中有道义,他才“位卑未敢忘忧国”,嬉笑怒骂地用一支秃笔鞭笞着世间的那些乌烟瘴气,努力地用自己的文字去唤醒点什么,改变点什么。

 国人爱面子,因为爱面子,便举手投足皆是情。正常的礼尚往来,也是人之常情。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人情居然也与时俱进,变得花红柳绿,让人不堪。孙贵颂既受其害,又爱琢磨,发出了“人情是什么”的喟问,并将其归结为“是罚款单,是股票,是招牌,是润滑剂,是一张纸”。“你把人情想成什么,它就是什么:你想靠人情去办什么,它就能办成什么。”可谓是一针见血,淋漓尽致。写这样的文章,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每个人都活在人情之中,说不定就触动了他人的哪根神经。

 权力是个好东西,世人趋之者若鹜。多少人为了能混个一官半职,一辈子处心积虑,献了财物献老婆,献了老婆献女儿,让人触目惊心。其实这些官迷也真是笨到家了,条条大道通罗马,何苦这么一根筋呢。既然要从别人那里实现升迁这么艰难,为何不自己制造权力呢?大名鼎鼎的全国牙防组,一个根本没有论证资格的机构,却在多年里打着权威的旗号对一些企业进行“权威认证”,蒙骗消费者。为什么这个假组织能把13亿人给忽悠了呢?因为它是在卫生部的领导下。“你看,原来没有的权力,却可以通过某种途径和手段制造出来,再涂上一层蛊惑人心的斑斓色彩,让你连怀疑的勇气都不敢有。“(《制造权力》)其实,像这样拉虎皮扯大旗的事情现实中并不算少。这些“山大王” 们靠制造的权力明目张胆地发着横财,为什么有关部门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任其招摇撞骗呢?“我估计,那口锅里保准少不了他们的一杯羹。”但愿孙先生精心磨砺的这把“匕首”,能一下子捅到那些与之同流合污的官员和部门心窝里。

 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贪是万恶之源。对于财迷心窍、欲壑难填,甚至不惜贩卖良心、以身试法的人我们看的多了,往往唾弃他们禽兽不如,是“狼心狗肺”、“狼子野心”。其实,“狼并不贪婪,狼是以自己的肚皮为标准的,绝不多吃多占。狼只有在饿了的时候,才去捕猎的,饱餐一顿后,便立即停止杀戮。”(《狼的另一面》)可那些贪官却是永无满足之时,贪了十万还要百万,贪了百万还想着贪千万,既贪人民币,也贪美元;既贪金银财宝,又贪声色犬马,胃口好的吓人。与这些人相比,狼是自愧不如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不如狼”。孙先生拿贪官与狼相比,可谓是慧眼独具,令人忍俊不止又心痛不已。正如杂文大家张金岭先生评价孙先生的那样:“他的思考是极为有力度的,这种思考通过他作品的批判性充分地传达了出来。”

 凡事怕琢磨,越琢磨越出味。当然,这得有自己深刻的思想。要不,再怎么琢磨也不过是些鸡毛蒜皮。活了五十多年,思考了半辈子,孙先生的脑袋是越来越呈现出“前途光明”的景象了。这样的脑袋里,装的可是大智慧,不仅琢磨国人的事,还琢磨国外的,纵向比较了,还要横向比较,非要“惹点是生点非”不可。我不知道他的象棋下得怎么样,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但他琢磨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倒颇有见解。“中国象棋,级别越高的,出力越小”,“帅”是让别人打江山,自己坐天下;而国际象棋中,“王”的待遇可差远了,他没有专门的保镖警卫,虽说行动缓慢,但也要与敌人短兵相接:“与敌阵地战则守住大本营,与敌人打运动战则巧妙周旋,危急时刻,甚至敢于白刃格斗。”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前些日子流行的一则短信,大意是说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官最好当,答曰中国。虽是异曲同工,思想内涵却不可同语。

 孙先生的杂文,我以前在报刊上零星地读过不少,感觉意味未尽。直到获赠他的两本专著《飞鸿印雪》和《闲写青山》,饕餮一番,才觉过瘾。但愿孙先生满怀道义、苦心经营的这些带刺、带泪,甚至带血的文章,于当前的世道人心,是一种必要的警醒和拯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