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期的经济学教父
2000多年前，大约只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件事。他在本国获得成功，他的学问帮助一个屈辱的异国实现复仇计划，他的几句商业格言把自己的朋友培养成民间奉祀的财神爷之一，当他去世一千多年以后，一个庞大的商业群体由于他遗留下来的商业精神而纵横大半个地球。
他就是春秋五霸之一，晋定公的儿子，名计然，字文子。
这位今人已不大熟悉的山西人，他的学问和智慧首先建立在质朴的胸怀、道德和信念上。左丘明专门为他处理过的一次外交争端写过一篇表扬稿。
要理解这件事的意义首先要把当时的状况转换成今人习惯的样子。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周王朝的世界发生衰变，它的权力空间和崇高威信逐渐被包括晋国在内的五大诸侯国家所挤占和稀释掉。于是周王在当时的“国际社会”沦落为类似于“联合国秘书长”的角色，到战国末期，他甚至连秘书长的荣耀都丢光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周天子奉祀数代的礼器全部被搬到了咸阳。
其时，春秋五霸忽而结盟，忽而开战，彼此成为对方恐惧的根源。
在漫长的竞争与合作中，有时会在某个“国际警察”即盟主的主持下出现短暂和平状态。晋国与楚国当时轮流担任过一段国际警察的角色，正如同冷战时期的美国与前苏联两大巨头在上世纪所做的那样。
在诸侯国家们结盟的过程中，道德和礼仪的形式感被各国代表们看得很重。之所以认真对待，是因为道德和诚信已经成为当时的稀缺资源，于是越是稀缺，愈加讲究。比如，当时的结盟仪式中有个“歃血”的环节，所谓歃血为盟，两个人、两个国家的血液流在一起，这就是亲人了，不得再去互相攻伐。歃血，既是道德业已沦丧的过程中一个对天宣誓的程序，也象征着期待并且激发诚信的“契约精神”。
从订立契约的角度来讲，楚国代表的问题无可厚非，他认为既然是盟约就应该建立在彼此平等的基础上。
然而客观上，这个要求等于冒犯了晋国作为一代盟主的威严和荣耀，对于楚国则是在争取政治市场上的“领导品牌”或者行业标准的制定者。
计文子必须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
他最后的决定是：同意楚国代表先歃血。
因为叔向给计文子做思想工作时讲了一个道理：诸侯们尊重晋国是由于晋国国君的德行而不是威严。
对于计文子的宽怀大量，孔子也写了一篇表扬稿，他的记载跟左丘明有所出入，他认为这次结盟还是晋国先歃血，因为晋国有诚信——为孔子所追怀的夏商、周都在山西解州盐池起家，孔子之标榜晋国是可以理解的——但本质上都是赞美晋国有诚信。
两位大学者踊跃表扬计文子，可见这个人在当时确乎是一位教父级的人物，用我们今天的习惯来观察这个人的工作简历，可知他的确是一位很高明的经济学大师，而且他的学问不像今天的经济学家停留在不厌其烦的售卖层面，他的所有理论都经过了精彩的检验。
晋国之所以能成为盟主，和它此前在“国内外贸易”中“轻关，易运，通商，宽农”策略是分不开的，这个开放的经济政策使晋国南部地区涌现出大量的富商，出身于“太子党”的计文子就是其中一位经营盐业的著名“红顶商人”。他将自己的商业经验写成了一本经济学著作《积著之理》——这是华商历史上第一本奠基之作。
后来，晋国面临一场导致国家分裂的叛乱，计文子很可能成为这场叛乱的牺牲品，于是他只好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只身逃往遥远的越国。在那里，著名的经济学大师结识了一位优秀的政治家——越国大夫范蠡。于是，如同亚当斯密给美国带来腾飞的理论基础，2000多年前的流浪汉计文子给忍辱负重的越国带来了一份厚礼。
当时的越国在会稽之战中惨败，沦为吴国的附庸国，而受尽奇耻大辱重回国内的勾践先生正在修炼内功，企图他日一举雪耻。要实现这个宏愿，当务之急即是恢复国家的元气，也就是说要走过一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富民强国之路。
范蠡向勾践先生介绍了计文子的《积著之理》，勾践听了惊为天人，迫不及待要接见这位作者。于是就像今天的策划大师，计文子得到了一次“提案”的机会。
计文子给勾践先生讲的首先是如何解决越国这个“经济体”的战略问题，以及“经营国家”的宏观调控策略。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管理如同下棋，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因此，必须站在战略高度处理好每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才能慢慢积累起可观的国民财富。
针对越国的“六年丰收六年歉收”的周期性自然规律，计文子建议勾践先生丰年储备粮食多备舟船、灾年多备车辆并由政府调控粮食的供应。据他的观察，当时的一个国家只要能够储备三年的粮食，就不至于饿死人了。
在1930年代后的美国，人们企图从可怕的经济大萧条中摆脱出来，就是否应该实行联邦福利和救济工程曾经有两派经济学家以及赞成其主张的议员们展开激烈争论。这两派人马不仅在国会里斗，而且利用他们影响的媒体在舆论上较量，弄得罗斯福总统大伤脑筋。
然而在2000年前的中国，计文子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曾经是个商人，他也不主张在灾年对公民进行救济工作。他是从经济学的道德基础和基本规律角度，提出“平籴法”这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
这个办法的原理和道德基础无疑是万寿无疆的，所谓平籴法，就是国家利用供求规律在丰年大量购进粮食，这样可以维持粮食的价格，保护农民的利益和生产积极性；到了灾年的时候，市场上粮食供应减少，粮价上升，政府就以合理的价格出售来粮食。如此，举国人民可以在丰收年月积累财富，灾荒年月不至于饿死。
勾践先生听了平籴妙法不禁也来了灵感，就请教是否可以将这个办法用于管制其他的商品流通。
我们可以想象，对于勾践先生的灵感，我们的经济学大师必须讲一讲今天的人们也未必愿意承认的经济学常识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应该承担的是建立平台、维持市场秩序、维护商业道德，从而让它公正、公平、公开安全地运行，而不是与民争利，企图过多干涉经济、介入甚至垄断更多领域的经济活动。平籴法之所以可以适用于农业，乃是因为民以食为天，这个问题事关国民安全，春秋时期一个小小越国还无法从大西洋的那一边调运粮食而已。
计文子的这番开导，勾践先生自然心悦诚服，因为他最急切的人生理想便是解决掉失国夺妻之恨，而不是成为一个忍耻苟且的富豪。接下来，我们的经济学大师给闻过辄喜的勾践先生介绍了今天的人们虽然懂得但未必能够完全贯彻的道理：
第一个道理是：一个产品立项前，要经过实事求是的市场调查，尽量生产为市场所需要的产品，或者为市场创造一种新的需求出来，无论生产或者流通什么产品，都必须有很高的品质保障。否则，产品就会滞销。
第二个道理是：对于容易腐烂的产品，如鸡鸭鱼肉、牛奶豆腐小白菜以及水果等等一定薄利多销，不可贪图高价而惜售。因为销售容易腐烂变质产品的真理只能是追求销售和资金周转的速度，否则就会造成巨大的亏损。
第三个道理是：商品的流通过程中，根据供求规律其行情随时都会发生变化，物极必反，价格涨到极点或者落到极点，都必然会向相反的方向运动，物价变化的背后就是那一只“神秘的，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因此价格过高时，珠玉如同粪土，要赶快抛售；价格走低时，要把握好火候，粪土也是珠玉，赶快买进。
计文子与勾践先生会晤的那一天，人们还不懂得给猪肉注水，也还没有发明核武器、冰箱等冷藏设备，以及不正常的证券市场也还都没有出现，因此，他的三个道理都是真理。
非常可惜啊，我们都没有机会亲自见闻发生在越国王庭上的精彩演讲和互动性极强的交流活动，所以我们非常羡慕勾践先生。2000多年前那次经济论坛胜利闭幕第二天，勾践先生就召集文武官员召开了一个更大规模的“积著之理——越国政府经济改革听证会”。大会圆满结束后，越国花了十年时间推行计文子的经济政策，由于全国人民在国仇家恨的压力下空前团结，因此也很好地保持了经济政策在具体执行中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十年之后，兵强马壮的越国军队在勾践先生带领下冲进吴国王庭，夫差先生傻眼了。
以上是我们的经济学大师如何帮助给他提供政治避难的国家一举报仇雪恨的故事。下面则是，他的好朋友范蠡先生如何进化为财神爷的故事：
勾践先生主持的那次听证会结束后，范蠡先生由于举荐有功，进步为“上将军”。然而这位政治家觉得自己整天指导公民如何发展经济，毕竟自己没有成功的商业经验，既然计文子的策略可以使越国富强，一定也可以使他本人也富有起来。在春秋时期，作为道德沦丧的并发症，高官们的贪污之风也已经很难遏制了。范蠡先生显然不愿意堕落其中。
于是，大将军范蠡先生毅然弃官从商，他把计文子的“积著之理”反复演习发挥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一生中三次聚财成为一代首富，又三次散尽家资，玩够了，终于退隐江湖，研究信仰问题去了。
如果为西方人所尊重的亚当斯密有幸乘坐时间机器到达2000多年以前的越国，他一定会把自己的《国富论》拿出来，请范蠡先生签个名，把自己的《道德情操论》拿出来，再签一个名。如果无缘结识范蠡先生，他定会一把火烧掉自己的两本书，以告慰这位当年的陶朱公，后来的财神爷。因为一直到今天，我们的世界仍然没有解决掉经济运作中的道德归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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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杂谈 |
（说明：这是由物主义运动的主要发起人、诗人苏非舒发起的一次答卷行为，面向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的各个人群。旨在考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是怎样与物相处的。）
1、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提倡要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关于这方面的书籍也出了不少。有人说：简单就是给一件东西更多的爱，而不是爱更多的东西。对于简单，你是怎样理解的呢？
答：徒步上班的人内心可能很复杂，终年只穿一套衣服的人可能很沉重。精神独立，行为独立，内心自由的人，才能体会“简单的生活”。没有独立，没有小草；阳光普照大地，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污染它。
2、你如何看待我们现在的穿着打扮？如果让你来选择，你更喜欢以前哪个朝代的服装？或者说哪个民族的服装？
答：我不喜欢文革时期的衣着，也不喜欢明清以后的。大凡人的精神被一个时代的时尚所控制，就会发生残害肢体，草菅人命的悲剧。我最喜欢藏族女人的盛装。
3、在今年（2005年）7月，我国公布了《物权法（草案）》，面向公众广泛征求意见，到明年（2006年）年初，将正式出台这一法律。说说你对物权的看法？
答：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没有独立，没有小草”。合理的物权是人类个体走向独立和幸福的第一步。动物界的情况也符合类似的公理。狗在地上撒尿，鸟在树上吵闹，人类制定法律，这都是划定势力范围的措施。
4、你认为天气变化（阴、晴、雨等）对你的情绪有影响吗？一年之中的春、夏、秋、冬四季，你最喜欢哪个季节？为什么？
答：无论春夏秋冬，只要是雨天，我都喜欢。就是这样的习惯，在雨天里，我感到满心欢畅，可能有它的原因，但我现在还没有发现。
5、你是否读过梭罗的《瓦尔登湖》、甘地的《甘地自传》等等此类的书？你认为他们的思想对你的生活是否有一定影响？它们对于我们现今的生活还有无必要？
答：当我短暂遭遇这两本书的时候，我已经三十岁了，不可能受到多大的影响。古今中外，真理只有一个，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去体会它。如果梭罗和甘地发现了一部分真理，只要人类没有灭亡，就肯定有必要。
6、你的饮食习惯是怎样的？你是素食主义者吗？说说你对食素的理解。
答：原始人的群体聚餐，学生食堂的火热场面，农村“过事情”的喜庆（悲伤）气氛，都是我喜欢的——一个人独自饮食是不幸的。当然，一堆人关在一个小房间里聚餐也不是幸福。
我童年的肠胃记住的是面食，现在基本上对于肉类没有欲望，但并不排斥。
7、你是否信仰
答：我是2004年受洗的。现在已经忘了具体的日期。我受老子学说和佛教的影响最深——当然我现在仍然是一个从来不去教会的基督徒——一个不反对其他教派的基督徒。
8、你对你现在的居住条件满意吗？如果不满意，那你认为怎样的居住环境和条件才是让你满意的？
答：我现在寄居的房子非常好，每天早晨有非常强烈的阳光直射进来。我希望当我将来在某个地方定居时，能够居住在树林中，能够饱尝雨天的滋味。
9、在今天这个消费高速膨胀的社会，我们越来越多的被一些我们自己制造的物品所拖累，比如：房子、车子等。正如梭罗在
答：一个人没有学会和自己相处以前，很难谈到如何“更有效地与物相处”。
10、对你来说哪些是生活的必需品？而哪些又是一种奢侈？说说你对生活中必需品和奢侈品的理解是怎样的？
答：每天能喝到来自井里的泉水，是我的“必需品”与“奢侈品”。在现代都市里，过上这样的日子并不容易。你首先得找一家倒闭的国营企业的家属院，那里人们仍然在偷偷开采地下水。要得到这一切，需要钱和运气。我非常怀念在西安度过的那几年。
11、人类的历史是与物交往的历史，自古以来人们就积累了很多与物交往的经验，这些经验在很多的文字著述里都有非常好的体现，比如孔子、老子等的著作，你有认真去读过他们的作品吗？你觉得这些著作对你的生活有切实的帮助吗？
答：正心诚意，道法自然，明心见性，这是诸位哲人告诉我们的方法。
12、现在，由于交通的便利，人们步行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有人说：人类最好的运动就是步行。你对这句话是怎样看的？如果让你计算一下，你觉得你一天步行的路程会有多远？
答：我现在每天要跑到两所大学去解决三餐伙食，总计大概有三公里。依我看，步行，游泳，静坐，雨天卧在床上看书，对人类都没有坏处。
13、有人说：清醒就是生活。你对这句话是怎样理解的？
答：我喜欢乡村，我离开了乡村；我讨厌城市，我来到城市。谁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14、对中国传统的中医你了解吗？你如何看待？对于中医里的那些物理疗法（比如：针灸、刮痧、拔火罐等），在你生病的时候是否有愿意一试的愿望？
答：这些办法都有效果。更有效的是“天人合一”的中医理论之根基。
15、听说我国政府计划将在世界上建立
答：这是历史的必然现象。你对佛教，基督教，好莱坞电影此前在中国的盛行怎么看？
16、现在，你放下手头的所有工作，让心静下来，请你不假思考说出跟你最贴近的几种日常必需物品有哪些？以及跟你最亲近的几个人都有谁？
答：香烟和茶叶、电脑。最亲近的人除了老子，就是我自己了。
17、有一句话叫“说话算话”，你对这句话是怎样理解的？你认为怎样才算得上是说话算话？
答：说了积极的话做了积极的事，说了消极的话，还做了积极的事，勉强可以叫做“说话算话”吧。
答卷人：侯耀晨
答卷时间：2005-11-16
侯耀晨：诗人。
品牌梦工厂
http://www.reiyeideas.com/about.asp?classid=1
如果你听不懂鸟的心声
不要像我一样
每天经过楼道时
用鸟语对它们唱歌
北京。被关进宠子的两口子
一定以为我是一只猫
他迅速向她靠近
他们侧身正视着我
那深不可测的瞳孔里
有深不可测的恐惧
北京。清晨。
他们本来一如既往地歌唱
有谁的音色，能是黄金的品质
能像向日葵的花瓣一样，在阳光里开放？
而当我向他们歌唱时
世界不再比恐惧更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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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情感 |
给某一本书打电话；
给交通卡打电话；
给医治鼻炎的那种特效药打电话；
给打火机打电话；
给某个汇过款的账号存根打电话……
某些特别时刻，需要立即找到这些物件
我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打个电话
有一次，手机找不到了，我想到的依然是打电话
内心冰冷的狂热火焰
宗霆锋/文
一
高宏绘画中蕴含的能量是一种打击性力量，其作用于读者的方式是震撼性的而非感染性的。他的绘画语言带有强悍、野性的个人意志和深刻的内心愤怒，虽然极力克制，但仍然如洪流奔泻而出，分外夺目。我深知绝不能把这种愤怒理解为个人偏狭的内心怨恨，它始终与画家对生命本质的痛苦属性的认识密不可分。这是一个创作的基点和角度，也是进入并进一步解读高宏绘画世界的秘密之门。
在观察了他用一系列作品构建的精神世界之后，这个人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与当下很多画家集群式的创作方法以及多人共用同一风格面具的鄙陋面貌不同，高宏绘画的风格几乎是天然具备的，而非出于深思熟虑的选择。但这么说也不意味着高宏没有深入思考风格问题。我想强调的是，对于一些个人意志非常强悍的艺术家来说，风格方面的无穷可能性几乎没有意义。因为于他而言，无论做了何种思考、何种尝试，最终有效的语言方式（风格）只能是唯一的。艺术的表达源于个体心灵与生命、与世界、与生活的深刻呼应，势必会打上个人独特的心灵记号，风格的形成与此有关。正因如此，我不能理解当代绘画领域常见的艺术车间般类型化、模式化的操作方式，并将这一方式及其全部出产物看作非艺术的。不能否认这样的产品也可能具有某种价值，但必然不是艺术的价值。我的这一对照分析并非要借贬损其他画家来肯定高宏的绘画，而是基于这样的想法：要准确理解一位艺术家的创作，必得考察他的时代性语境。而高宏所处的时代却是一个克隆、模仿、改写等等非原创观念盛行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艺术的原创性活力空前衰微，艺术家的创作主体性和个人性被严重忽略。在我看来，这几乎就是对'人'的忽略。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一个集体心灵，那么许多人不约而同选择同一个风格面具的理由是什么呢？抹煞个人的所谓集体的事业是非人的--这是我格外看重艺术家的个人立场及其表达的理由之一。可以这样说：风格就是灵魂的映像。缘此之故，我曾多次说过，风格存在于血液中、骨髓中，而非仅仅存在于一种浅表的语言形式中。但在如今这个肉体狂欢、欲望鸣叫的时代，多少人的灵魂还是醒着的呢？屁股颠覆头脑、鸡巴代替心灵的时代氛围当然无法产生精神洁净、茁壮、博大的艺术。但不排除个别强悍的艺术心灵会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这便是本时代艺术家身处其中的精神氛围。高宏当然也无法例外。
源自内心的悍野之气主导着高宏的绘画风格。但不止于此。他全部画面中那苦涩凝重、忧郁愤怒的黑与蓝色把一种悲剧性的生命形态渲染得如此酷烈、浩大，气势夺人，也与他强悍、犷野的内心禀赋密不可分。因此，在我看来，艺术的风格不仅仅包含了表面可见的语言形式部分，更需包含其内在的气质禀赋才算完整。就是说艺术的语言风格部分并非可以剥离出来任人取用或丢弃的形式花招，而是内在精神及其状态的外化。我愿意再说一遍：风格就是灵魂的映像。
在尚未探讨高宏绘画的主题、题材等要素之前，我已经就其风格问题说了很多。这说明高宏的绘画风格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这种特别的吸引力可能缘自他画面中透露出的矛盾气质：狂热和冰冷。可以看得出，这是一个内心时时充满矛盾冲突的人。这也是一个怀着巨大热爱、巨大悲怆、巨大愤怒的人。但一切都谨慎地收拢在内心，呈现在画面上的则是业已冻结、凝固了的火焰的洪流。高宏的画面基调是冷的，但内在的狂热却难以磨灭。他的方式（及风格）犹如巨冰下奔流的烈火之河，一切爱与温暖都隐藏在零度以下，外部则覆盖着忧郁的冰雪，兀立着沉默的、愤怒的冰凌。
贯穿高宏全部绘画中的忧郁、苦涩、沉重、黑暗之感是怎样形成的呢？肯定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但也可以肯定不止于此。高宏作为各方面都已臻达成熟之境的艺术家，其视野和思域中观照的并非仅有一己悲欢，而是更广大范围的生活以及身处其中的众多生命的境遇及其内在真相。艺术的同情法则在他的绘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所描绘的正是他自己故土上的人物及其生活，是与他血脉相连的亲人和乡亲，而非漠不相关的陌生人。同情，即设身处地，即感同身受。如此，他者的生活也是我的生活，他者的感受也是我的感受。这一原则引发的爱与同情则非居高临下的，而是人我如一的。高宏出生、成长以及度过整个青年时代的地方叫做陕北，那里几乎是农耕中国苦难生活的样本（很遗憾，此文将不能就这个问题展开论述）。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祖祖辈辈都是从苦难生活中煎熬过来的，以至于他们毫不怀疑地把苦难认作生命的根本属性、认作生活密不可分的构成部分而平静地接受了下来，并不怨天尤人。即便高宏自己，也曾在童年时期遭遇过饥荒之年，而不得不与祖父一起流浪他乡，乞讨为生。这些经历，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生命体验和人生观察必然不会导致轻度抒情式的表达，而是更加深邃、更加深沉的，是趋于沉思性叙述的。访问高宏画室之时，与我们同去的诗人朋友宋逖称高宏为'宋庄的卡夫卡'，那也正是对高宏绘画中的沉思品质、哲学气质的敏锐强调。悲苦是生命的基本色调，忧郁便成了生活的基本表情--这是高宏截至目前全部绘画的基调。这段简短的铺陈使我们得知，高宏绘画中的忧郁和苦涩、黑暗和沉重并非缘于现代思想文化对他的影响，而是直接来自他自己的体验和观察。这一可称细微的区别却是重要的，就像直接来自肉体的疼痛经验和对疼痛的想象之间的区别一样。这一区别，或者说正是这种经验的直接性导致了高宏绘画中包含内在疼痛的震撼性力量的出现，并最终形成他粗犷、悍野、忧郁、愤怒、外在冰冷而内里灼热的个人风格。前文说过：风格就是灵魂的映像。我还要补充一句：风格就是人格的外化。高宏绘画风格的有力之处也正是得益于这种由内而外的一致性。
二
高宏作品所描绘的是他的故土陕北。但那却是一个被抹去了鲜明地域标志的陕北，一个最少地域特征，因而也最多农耕生活普适性特征的陕北。我没有就这一点与高宏探讨过。我猜测高宏对地域特征的弱化处理是有意的。他需要的不是细节上真实不虚的陕北生活，而是作为生命活动之背景、生命展开之空间的陕北。观察者高宏和思想者高宏眼中的陕北生活不仅仅作为个体生命的背景产生特殊的意义，同时也作为人类生活的一种典型样本产生普遍性意义。的确，我们不可能从细节上熟悉全部人类的生活，但我们可以从人性、人情的基本点上去观察、去体验、去表达具有人类意义的生活。这也正是艺术超越性表达的原则和方法，是作为个体的艺术家的创作对他者也同样具有意义的前提之一。
此前在北京宋庄与高宏谈话时，我曾详细了解他的艺术生活以及至今经历过的阶段性变化过程。但现在我发现，阶段性地谈论他的绘画毫无意义。这与我对艺术本质的理解是一致的。我一直不无偏执地认为，一个艺术家如果不能超越时代地具有意义，那么他从根本上可能就是无意义的，或仅具有十分有限的意义。好的艺术不仅具有当下意义，还必须、也必然会具有超越时代的终极意义。这一标志性创造冲动揭示了艺术的'永恒'企图。我不认为这是过高的要求。实际上过往一代又一代的杰出艺术家都遵循了这一标准，并在创作中呈现了这一品质。即便在当代，也仍然有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艺术家。这些艺术的真正守护者、践行者使我对当代艺术保持着必要的信心，并感到有限的安慰。
成熟的艺术家必然具有自己完整的美学理念和艺术方法。他倒未必会把自己的生活和艺术理念诉诸文字，但必定会呈现于他绘画作品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形成完整、丰富的结构性表达。这与即兴式表达不同，乃是出自艺术家对生命、对生活的整体认识和根本体验。采取小角度的艺术家经常遭遇认识上的遮蔽，而具有通透整体感的艺术家却经常企及了准确的观察和深刻的智慧。高宏是一个有大抱负、有整体感的艺术家，这一点清晰地反映在他已经完成和正在展开的创作中。在最初的学习阶段之后，内心巨大的热情促使他在极短时间中画下了百余幅写生，把自己的绘画语言锤炼成熟。接下来的数个年头中，他一边继续到中央美院、清华大学等处深造，一边开始画一系列的油画创作。而多年的刻苦磨砺使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呈现出相当成熟的面貌。《行者》系列、《扛者》系列、《耕者》系列、《思想者》系列等一批早期作品，带着忧郁、苦涩、沉思的蓝色基调，也带着酒神式沉醉、狂欢的生命意志，塑造了一系列悲剧英雄式的人物肖像。这些画中人物造型粗拙有力，运笔狂放大气，具有很强的表现力。从这一时期开始，高宏绘画中的人物就已经是半象征的，而非个性化、细节化、写实化的人物形象，对人物个性特征的刻画让位给了更强烈的凸显生命本质及其情境的冲动。高宏绘画中的哲学气质从此时就已鲜明地凸现于他的绘画中，使得他的绘画与当代众多画家从个性上拉开了较大的距离。
从高宏身上，我也看到那种过人的创造激情和精力，而这正是优秀艺术家的标志之一。一旦技艺打磨和风格铸造的过程完成，他内心饱满的表达激情便喷薄而出，促使他画下一系列尺幅巨大的作品。这些画作场面宏大，主题庄严，思考深入，深刻地企及了对生命本质状态的表达。更为突出的是，这些巨幅画作从题材到主题都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形成了结构性的叙述整体，并具有相当的规模。譬如《背婆姨》（结婚场面）、《养娃娃》（生育）、《埋人》（葬礼）这几幅画对完整人生过程中重大时刻的刻画，譬如《蓝咔叽》、《正月正》、《说书》、《黑棉袄》等作品中英雄群像式的生命礼赞和文化、风俗表现，都呈现出一个成熟艺术家的丰富、深刻和完整感。目前仍在创作中的巨作《秋收》，尺幅与他那大仓库般空旷的画室墙壁一样宽，集中展现了农耕生活的所有重要道具和情景。这幅画是他近年的代表作之一。
这些系列创作构建的是一个完整的生活世界，呈现了生命的种种侧面和不同状态。即便是表现欢乐的生活情景，人物表情也都带着难以抹去的忧郁和悲怆，一再使我联想起那些以往的大智者们对生命本质的悲剧性定义。高宏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绘画不仅表达了生命的忧郁和悲怆，更表达了源于其自身血性的英雄气质。他笔下的人物在忧郁和悲怆之外，都表现出冷冷的沉着和引而未发的热情与冲动，使人无法怀疑他们随时都可能，也可以起来改变他们的生活。这些人物即便生活在悲剧性命运之中，但从未丧失反抗的意志和勇气。我有足够理由把这种勇气理解为高宏内心的主观性力量。这与他自身的生命力以及文化血缘（陕北文化分支中强悍的游牧文化血统）密切相关。
高宏笔下描绘的世界，很多时候都抽掉了具体的、指示性的环境细节，从而营造出强烈的戏剧感。他的画面饱满而集中，只保留了最重要的因素，因而最大程度地凸显了人物的生命亮光和无处不在的命运的黑暗。一种艺术表达开始凸显巨大宿命的时刻，也正是逼近生命残酷本质和生活之悲剧性真相的时刻。这体现着艺术家思考的勇气以及对生命悲剧性意义的承担勇气。
高宏的绘画正在深入生命残酷的黑暗中，但这不意味着他不知光明为何物。生命的本质属性不仅包含黑暗，更包含光明。在对高宏绘画全神贯注的观察中，我看到了他内在疼痛的黑暗言说。在与他的交谈中，我更注意到他对这种虽呈现真实，但却损伤心灵的黑暗语法的警惕。他说自己的绘画中'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光'。就是说，这'真正的光'是可以期待的，是一定会出现的。我对此也毫不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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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情感 |
我说，下雨多好啊。我最爱雨，北京已好多天没下了。
没想到，凌尘三点时许，我听见窗外弥漫着令人舒服的“钢琴声”——我是说，那雨下得坚定、痛快，没有一点犹豫的意思；我是说，这场雨仿佛是老天送给我礼物，我有信心认为它会是一场类似我在乡村的小屋里陶醉过的那种秋天的雨——连绵不断，一口气下上十天半月的雨。当然，现在是已进入初夏——北京的雨，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什么是确切无疑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这场雨有我曾经熟悉的那种雨的神气。
昨天午后去总参游泳，一路上看见沭浴在阳光下的老槐树——一种被称为“国槐”的树，我小时候称呼它“老槐树”，这是我跟交辈们学来的，有时，我们那里的人甚至称它“土槐”。我看见这些树，看见和我的样独往独来的阳光——忽然想，它们和一个国家有什么关系啊，它们从来就和国家没有关系。或许，它们只是偶然在某座城市的街头闪现一下，或者在那里站上几十年、上百年、上千年。难道，就因为这样，它们就和谁有了什么关系吗？
不，没有关系。谁和谁都没有关系。
昨天我在游泳池漂了大概有三个小时，还在温泉里和两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泡了很长时间，我们聊起了过去的事情——他们都是兵，但从没干过杀人放火的事，因为他们都是搞后勤的——他们认为自己活得时间长，就因为没上过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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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功：凯恩斯主义，是个骗局
访谈整理/ 本刊记者 侯耀晨
《中国商人》：张五常认为，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奇迹来源于“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也有人认为中国区域经济的激烈竞争将中国地方政府拉入拼资源、拼优惠政策、拼内耗的恶性竞争泥潭。同时以这种恶性竞争为动力的初级增长模式也使当前中国拉动内需成为一个难题。您如何评论这两种观点的分岐？
陈功：中国经济奇迹可以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张五常先生的解释相当别具一格，但对中国如此之大的一个国家，单纯用县与县的制度关系来解释，似乎偏狭小了一些。可能更好的解释，应该是城市与乡村的关系。
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中国城市化的速度相当快，现在很多农村中的实际人口，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子，年轻人都到了城市去打工，实际中国城市化的比例，恐怕还要高。这显然对中国农村社会以及整体经济效率是有严重影响的。另一方面，假如中国每个农民需要每年2000元的社会保障以及公民福利，那么10亿农民每年就是2万亿，改革开放30年，就意味着60万亿的资金。这笔资金本来应该在农村，但实际却是农村没有城市有，我们的经济奇迹是以社会福利的极大削弱为代价而形成的，经济学家们通常都很关心GDP增长率，但这个数字的背后，实际是一种血汗增长率。而在制度压力之下，巨额资金用于城市，当然会支持城市化的发展，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
至于县与县的制度清晰，恐怕从宋朝、明朝、清朝开始，中国就是如此了。
《中国商人》：张五常认为，挽救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有三个选项：其一是以凯恩斯为鼻祖的宏观派，主张政府花钱投资，刺激消费。其二是以佛利民为掌门的货币派，主张增加货币量与借贷，从而在制度中加些滑油，使收入与财富上升。第三个选项是张五常的“微观派”，主张“取消工会与最低工资，先让工资与物价下降，增加就业与企业的租值，跟着带动财富与收入的增加。”安邦对此三种救市理论持何见解？
陈功：全球经济危机并不是每次都是相同的原因，“全球危机”一词是现实的，但“全球经济危机”一词，却是模糊的。什么是危机？什么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如何形成和运动的？这里面还有诸多的理论问题，值得经济学家们深入研究，现在也不断听到有新的成果出现。
人类在这方面的认识，是不断增长中的。
我个人以为，大致而言，对于经济危机，凯恩斯那派的意见，要想真加以落实，其实有假定条件。只有那种在世界上取得支配性地位的国家，才有可能使用这种方法去缓和危机。凯恩斯当年是对着日不落的大英帝国说的，此后的美国也可以使用，因为他们当时都符合全球支配性地位——这个假定条件。
以现在的美国来看，它可以借债，向中国借债，向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来借债，这些“有钱的国家”，可以提供资金，让美国来实施凯恩斯的那一套。你试试看，如果津巴布韦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你看中国会提供资金购买它的国债吗？
在这上面很多经济学家非常糊涂，照搬经济学理论，搞形而上学的那一套，这对中国经济增长非常不利。一个简单的问题是，中国政府的财政里面没有钱，或是没法像美国那样搞全球发债，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也搞凯恩斯主义，谁来买单？美国有中东国家和中国来买单，中国恐怕只有让老百姓来买单吧！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种凯恩斯旗号下的所谓的经济刺激方案，是否真的有用，大家立刻就知道了。
所以，凯恩斯主义，是个骗局。
与凯恩斯相比，佛利民的主张稍微好一些，毕竟它的主张，较为均衡地针对整个经济体，而且对经济的周期，干扰不大，毕竟添油加醋。吃点药，可以缓解一下痛苦。
我是比较看好货币学派的意见的，在当前而言，这几乎是唯一可证明能被有效制度化的经济学主张。比如美联储的表现，就可说明央行可以通过利率的调整，发出制度化的货币供应信号，来进行一种理智地调节。央行会不会犯错误呢？当然会的，但这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的问题。
我想，货币主义，还是有希望的。
至于张五常先生的主张，“取消工会与最低工资，先让工资与物价下降，增加就业与企业的租值，跟着带动财富与收入的增加。”坦率的说，我感觉到理解困难，因为此举显然意味着巨大的社会痛苦。说了半天，是让老百姓付出代价，吐出钱来，让企业增加收入和财富积累。如果我们谈危机的话，这种主张本身是加剧危机的实现，而不是削弱之。
我知道有人担心劳工组织的制度膨胀，这的确会发生，比如美国的汽车工会，但也用不着过敏。简单来说，一个是法律，一个是知识，一个是经济运行规律，会让这种劳工组织的制度膨胀受到约束。现在的时代，不是希特勒的那个时代，老百姓有能力认识到，谁是肇祸者。所以，不宜用对抗性的观点来认识劳工组织，更何况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劳工组织。
对于危机而言，我认为解决方案，没有好的，只有不坏的，否则这个世界就没有危机了。难道不是这样吗？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危机只是一种系统发生自组织，从无序走向有序的临界点。
只要有时间，一切都会恢复的。
《中国商人》：张五常对新劳动合同法的批评拥护者众多，今年两会上，关于劳动合同法的存废之争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上海商报评论版主编在《围绕劳动合同法的感觉和意气之争》一文中提出一个有意思的看法：对新劳动合同法反对最激烈的“除了私营企业家就是专家学者”，而中国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及外企老板则鲜有反对的声音。您认为是否为了挽救经济危机就应该“取消工会与最低劳动工资”这些新劳动合法中的“硬件”？
陈功：由于前面谈了很多相关问题，所以这里简单一点，我只谈这个问题中的前提部分，其中包含了很多的问题。
新劳动法是一部很失败的法律，我说这种失败，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也不是政治意义上的，纯粹是人的无能，是参与制订者的极大无能，导致了这部法律的失败！为什么这么说呢？本来是想保障劳工利益，寻求社会和谐，这当然是好事，我想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拒绝这一点吧。但这部分法律推出的结果，却是极大的不和谐，老板和员工齐唱反对之声，事与愿违，这难道不是“做事的人”的问题吗？
有意思的是，现在中国，大家都抢着要出名，所以才有“超女现象”。这也就是说，中国但凡有什么好事，大都有人抢在前面说，这是我干的！唯独有两部法律没有抢在前面说，这是我干的！一部法律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另一法律就是新的劳动合同法。参与的专家学者，都成了“地下工作者”，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
改革开放之初，从上到下，都非常强调实事求是的精神，现在基本都不谈了。如果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判断，说“对新劳动合同法反对最激烈的，除了私营企业家就是专家学者”，是不客观的，不是实事求是的，恐怕只符合了无良媒体对题材的追求而已。
中国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老板吃的是腐败饭，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企业不是他的，别说多交点钱，增加些成本，要想拿走，随时都可以拿走，而且里外都是一家人，谁还在乎什么法不法的。至于外企老板，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他们是坚决反对的，关键有人堵上了耳朵，那是听不到了。
我看对新的劳动合同法，硬件是不用动的，关键是争议最多的几条线的划分，要做调整。还是那句话，实事求是才是硬道理。我们现在面临这么多的问题，冲突和矛盾这么多，为什么？我们恐怕要对此反思，是不是已经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基本路线。
《中国商人》：我们也看到，政府在2007年以来采取的诸多调控措施几乎都在此次应对经济危机的新政中被取消了，这一点在房地产行业中表现最为突出。那么经济恢复以后呢，是否当前的诸多措施又需要再来一次颠覆？
陈功：这种前后不一致的颠覆，的的确确存在！对此，我只想说一句，这不是高水准的执政(宏观调控)表现。
宏观调控始终是一种主要应用宏观经济学理论，但却是在微观程度上进行的调控！我想说的是，在中国，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搞经济，总是希望大刀阔斧。
其实，搞经济，什么时候都是循序渐进的好。
你看日本，高速成长之后，得到的是什么？失去的10年！他们搞12年的低利率，却还是不行。亚洲四小龙也是一样，高成长期一过，就是漫长而低迷的调整期，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以我看，一个国家，什么时候，需要大刀阔斧了，出现大起大落，那就不是宏观调控了，那是失去理性了。有的人喜欢屹立桥头的那种感觉，所谓挽狂澜于既倒，说得挺动人，但在宏观经济里面，没有这个事情。在经济层面，任何事情都得考虑“成本”二字，你大刀阔斧，是痛快了，但是谁要为此付出成本啊？这个问题得事先想明白。
所以，宏观调控是微观事务！翻来覆去，大起大落，终将被证明还是不行的。
至于房地产，那很简单了。不动产就是一种资产，如果人民币升值，则资产升值；如果人民币贬值，则资产贬值。如果你还搞不明白，那么看看利率，看看利率趋势，就明白了。如果利率始终处于下行轨道，那么如果有人说，不动产要升值，纯粹是胡说八道，那是在忽悠你呢。最值钱的现金都不值钱了，不动产还能值钱？显然是不可能的。
《中国商人》：安邦在<2009年中国经济形势展望>中开篇就提到，“中国的经济危机更多是自身的危机，”而并非来完全来自于全球金融危机。请您介绍一下，为了克服这些“中国式的固有危机”，安邦有哪些既不同于主流学者，又不同于政府立场的解决思路？
陈功：我们的确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与全球金融危机有关，但主要问题却是内因，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并非完全由外部需求所导致的。根据安邦的研究报告，中国经济危机大致是由如下原因导致的：
一、国有经济的规模过大，占用了大量的资源，但由于国有企业依靠垄断经营，实际创造的效益不高。在相当多领域仍为国有企业垄断的体制下，这等于是在挖经济增长的墙角，政府仍然需要为国有经济体的亏损来买单。
二、金融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国内信贷和金融资源严重倾向于国有集团，众多承担最大量社会就业职能的民营企业，实际只能依靠高利贷勉强存活。由于资金成本太高，一旦市场压力袭来，自然立刻倾倒。不要忘了，在金融海啸还未爆发的2008年上半年，国内就已有高达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
三、货币政策进退失据。中国曾在通胀问题上长期处于犹豫状态，物价指数迅速上升到超过8%，而同期存款利率水平却长期远低于通胀率。这不但相当于催逼企业犯险冒进，同时还极大地推高了资源与资产价格，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而在经济放缓苗头出现的时候，国内货币政策又停留在紧缩状态，没有及时调整，造成了现在的被动。
四、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将会摧垮沿海的大量低端制造业，这种常识性的提醒不断出现，却从来没能影响决策层。很多产品的利润只有5%，人民币升值超过20%，明显对它们将是灭顶之灾。中国的问题早就存在，只是被人为忽略，这是重视表面繁荣的必然后果。
五、市场环境的配套逐渐失去理智。新的劳动法被基层广泛认为是近年来最糟糕的一部“恶法”，对劳动用工产生了广泛的杀伤；不动产价格上涨也在很长时间也失去控制，国内大量政策互相打架，处于混乱状态。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我们必须实事求是的看问题。2008年的中国经济陷入危机，实际上从北京奥运会之前就开始了，随着为奥运会开幕做准备，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冻结了国内部分经济之后，中国经济就一直没能再重新启动。在一切为奥运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列车刹车容易，但重新启动就难了。奥运会之后遇到全球金融危机，结果中国经济这趟车怎么也打不着火了。
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
中国与外部世界最大的不同，就是改革的空间和环境，这是中国最有利的资源。中国要想脱困，有赖于此。我在这里呼吁，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实事求是的基本路线，将之发扬光大。
现在，大家都看到不少的制度问题，但却缺乏勇气去面对，去解决，怎么办？还是得借改革开放之初的金钥匙——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现在的环境是困难，但还没有超过改革开放之初的困难。实事求是的精神，既然能够解决那个时候的问题，也一定能够解决现在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其实简单。我们的空间很大，但我们总是愿意自我封闭一些空间，在增长的道路上，人为划线。该到了去掉这些条条框框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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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本刊记者 侯耀晨
2009年1月9—23日，欧委会官员对奥康等七家中国企业进行实地核查。作为“日落复审”中的一个关键程序，核查结果将在欧盟的最终裁决中作为重要证据。而欧盟是否会维持16.5%的惩罚性反倾销税，这对于参加集体应诉的六十多家制鞋企业乃至更多关联企业来说，攸关未来生计。
一边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金融海啸中加紧备战过冬的“御寒工事”，一边是愈演愈烈的国际贸易争端为这些简陋工事施加更为强劲的压力。中国制造业能否从八面来风中突出重围？能否以集体智慧和协同行动融化恐惧和敌意的坚冰？六十多家制鞋企业的应诉经验和内部调整可能只是众多贸易争端中的一个小插曲，但足以成为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而在当事企业的焦灼与期待中，有着中国反倾销应诉第一律师之称的蒲凌尘再次被推到前台。
自1992年起，蒲凌尘代理过七十多起反倾销案件，为中国企业挽回数百亿美元
中国商人：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年1月份欧盟委员会对奥康等国内制鞋企业进行日落复审的结果如何？
蒲凌尘：现在都在正常的程序中。2008年10月3号欧盟委员会启动日落复审程序，有六十多家中国企业参加了抽样调查程序，其中七家有代表性的企业被抽样作为全面程序的调查和实地核查对象。2008年12月2日，七家应诉抽样的企业将反倾销调查表的数据、论点正式提交到欧委会。欧委会于2009年1月9号开始对这七家企业进行正式的实地核查，一直到23号才结束。目前欧盟官员正在对实地核查情况做汇总、分析和评议工作。同时他们对欧盟当地进口商和起诉的产业也要进行实地核查，我估计三月份应该会有一个综合性的汇总数据和评议出来。
中国商人：您认为欧盟是否会继续维持16.5%的反倾销税？
蒲凌尘：是否继续征收现在很难讲，因为法律上只能是两个结果，一个是继续维持原来的反倾销税，一个结果就是取消掉。最终结果应该是今年夏天之前，最迟不会过九月份。我们在三月初会举行第二次听证会，第一次是去年的12月18号举行的，由中国轻工商会带队，协同温州、福建、广东地方商协会做了第一次听证会。第二次听证会是今年3月6号，这次听证是比较关键的，主要涉及法律技术层面的问题，将由广东鞋业联盟为主，协同抽样企业和中国皮革协会进行抗辩。
中国商人：这些都是属于日落复审中的程序？
蒲凌尘:这都是必须要走的，而且不仅仅依靠听证会来陈述中方的观点，我们将通过一切可行的途径传达中方皮鞋产业的声音，在法律和技术问题上表达我们的关注。
中国商人：从这次日落复审的情况来看，你认为此次参与日落复审的企业今后还应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蒲凌尘：首先必须要走稳程序，不能有任何的瑕疵。对于企业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在律师的指导下，主要是在程序当中要保住合作的地位，还有他们审诉的权利必须要保住。
中国商人：这个合作地位是市场地位吗？
蒲凌尘：不是市场地位，指的是在法律程序当中，每个涉案企业都具备自己的申诉权利，但是这个权利的获得必须符合欧盟法律程序。达到合作地位，欧委会才能将该企业认定为合作企业，有资格进行法律上的申诉。
中国商人：说话要有人听。
蒲凌尘：但是人家为什么听，要先符合法律程序。不符会法律程序，企业也就失去了这个权利。
中国商人：与前些年相比，您认为国内企业在应对国际贸易冲突中，哪些方面的表现是今您满意的，哪些地方又是让您感到担忧的？
蒲凌尘：总体上我觉得中国企业维权意识比过去大大提高了。最起码当它的产品出口到一个市场受到法律的阻碍，或者遇到诸如贸易保护措施时，它第一个反应是我如何来维护我的权利和出口市场。这个意识的提高非常大，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中国企业对自己的权利概念不清楚。现在好多了，遇到了问题他知道我该怎么去做，这是一个好的迹象。我觉得这和对外交往的扩大，各级政府大量的培训，媒体的正确引导都有关系。这几个因素导致中国企业在应对国际贸易纠纷方面出现了积极的变化。
中国商人：就您代理的多起反倾销案例来看，中国产品频繁遭遇欧美国家包括反倾销等贸易壁垒限制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蒲凌尘：也不敢说是深层次，从贸易角度上来讲，如果说某一种产品的出口量过大同时价格又低，就容易诱发国外贸易壁垒的限制。价格过低同时销量过大，导致进口国产业损害，那么进口国就有可能对你的产品采取措施，在这种前提条件下，你反我我反你都是正常的。那么问题的背后是什么？其中的原因就比较复杂，这里面不排除政治原因，有长线的政治原因，也有短线的政治原因。长线政治原因表现在法律上，比如说在主要的发达国家包括印度等某些发展中国家，不称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样，中国企业在反倾销过程中就会遭遇到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你的产品成本和内销价格这些国家是不承认的，也不依此来取证比较计算。进口国只取我们出口企业的出口价格，而在反倾销案件中如果没有自己的成本价格去比较的话，这实际上等于是缺了一条腿。
中国商人：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认为你的产品过多，相对于我的同类产品价格过低，我就可以对你发起反倾销诉讼。而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其产品在国内的成本和价格可以被忽略。
蒲凌尘：对。这是用所谓的参照国价格计算倾销幅度。所以这个问题导致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进口国的同类产品竞争产业很容易起诉，很容易找到倾销幅度，比较容易获得本国政府的救济措施。这是这些国家对中国的长线贸易措施：不承认你的市场经济地位。这种情况大约还要持续5到6年。
中国商人：你刚才提到的短线政治原因又是什么？
蒲凌尘：一些国家的大选，党派之间的竞争，和另外一个国家的关系，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强势的利益群体发出贸易保护的呼声，它很容易立案。这样在政治上一长一短的操作，中国企业深受其害。
中国商人：中国企业和产品因此变成了一张牌。
蒲凌尘：这是外部政治因素导致的中国企业频繁遭遇反倾销，外部的经济因素对我们的影响则相对较少。从我们自身来讲也有一些问题，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导致了一个特别情况：你只要看一下那些受到反倾销的案例，都是几十家上百家在做同一个产品，中国产业的这种结构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具备的。有人说美国市场也很大，可是为什么没有出现中国的情况？美国是处在另外一个工业发展的水平上，它的产业发展以研发、科技和品牌为主，而我们是以制造业和某些轻工业为主。这种产业结构很容易冲击两个市场：第一个是发达国家正处在转型过程中的竞争产业，第二个是中国产业发展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在比较广的范围当中发生了撞车。我们国家大部分被反倾销的产品除了某些化工原料以外，基本上都是国外需要的简单加工或低附加值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在国内需求量并不多。
中国商人：国内消化不了这些产品。
蒲凌尘：是的。因为很多产品是出口导向型的。产品的用途在国内，目前找不到太大的消费市场，而国外确实需要我们生产的廉价产品。国际市场的产品不一定在中国市场上销路好。出口导向型产业不仅仅是产品以出口为主，而且产品本身在中国的消费量比较低。例如，搬运手推车产品。这种产品在发达的欧洲是很畅销的产品，劳动力昂贵，必然促成用工节俭，用工节俭，必然导致体力工作以设备机械来替代。但是，在我国市场上，搬运用手推车用量少，因为产品价格贵，劳动力众多而且廉价，比较的结果是多用人工完成西方用设备完成的相同工作。假如这种产品生产量过大，出口市场看好，企业会将投资投放到手推车。然而，市场的容量是有限的，产量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为了争夺市场，导致价格竞争，其后果是冲击了进口国的同类产业，由此引发贸易纠纷。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你提的问题。
中国商人：在简单产品类型上我们是规模生产。
蒲凌尘：确实如此。再举一个例子，蜡烛在中国的需求并不大，可是在欧州是作为一种时尚、浪漫、给生活增加情调的日用品。而中国人讲究的是高堂明镜、灯火辉煌的感觉，只不过在一些酒吧和饭店里会有蜡烛。但是，我们国家生产的蜡烛规模却相当可观，如果大量地进入欧州市场，冲击了当地的蜡烛产业，自然会引发贸易纠纷。
所以，出口导向型产业不仅仅是表现在产品以出口为主，而且是国内消费量或消费习惯模式，容纳不了规模产业的生产量。
中国商人：我想鞋子和食品不属于这种情况。
蒲凌尘：鞋子是属于另外一个问题。美国过去生产鞋，到1960年代末被欧州人击垮了，然后转移到台湾和拉美国家，把生产移出去，但把品牌研发和销售网络渠道留在了美国国内，其一是掌控品牌；其二是掌控流通环节。因为鞋子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一个美国人一年平均消费鞋要比欧州人高两到三双。但是鞋子生产从美国转移出去了，欧州正在转呢。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不可能把一些转型的产业置之不理，它一定要保护一下让它实现正常的转型。我们看贸易纠纷一定不要看得太单一，这里面的深层次问题非常复杂，其他国家可能不具备。有客观、主观的，也有经济方面人为的因素。当然我们做的鞋子是中低档，意大利是高端。如果市场上只有意大利生产的皮鞋，那么作为一个消费者到商店里去选择皮鞋，其选择的面比较狭小；如果有其他的皮鞋，譬如进口皮鞋，消费者的选择余地会加大，价格也会呈现多层级，购买两双中国产的皮鞋，可能比买一双意大利的皮鞋还便宜。消费者自然获益，零售店也由此获益，分销商也从中获益。所以，很多经济学家对反倾销一直持不同的观点。然而，现实中的产业发展不是经济学家所能平衡解决的。贸易摩擦一定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特定的条件和特定环境下爆发的，它不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全部。但是，在我们发展经济和贸易的时候，我们考量更多的是硬性指标，并不考量内需外贸的总量，投资的规模和市场的研究，比较单一认定可销与不可销。我们注意到有些产品的发展和增量是在短短5年中出现成倍翻番，硬性或表面发展指标很好，一旦国际市场出现变化例如金融风暴到来，我们的某些产业显得比较脆弱，市场又消化不了上百家企业产能所释放出来的产量。怎么导致的这一情况，我想答案人人皆知，我就不必阐述。
中国商人：硬性指标的影响？
蒲凌尘：或许是吧。
中国商人：地区竞争，以短平快为主的短线竞争造成这种过度依赖外贸的经济。
蒲凌尘：也不能这样讲。发展外贸，带动经济发展，其本质是好的。我们在分析问题时要综合宏观考虑，不能脱离当时的条件和环境，不能以现在的发展来考量过去的政策，更不能在考虑将来的发展时脱离现有的条件。在产业布局上一定是需要长远规划的，产业的建立寿命不是五年或十年的时限。短期当中出现的效益不说明该产业具有实际意义上的竞争力，经济发展靠的是长远战略，不是短期的硬性指标的增与减所能说明问题的。某些手段是必要的，但是，手段必定是短暂的，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长远战略而服务，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会临时解决或隐藏了问题的实质，在一定的阶段还会出现，而且愈加严重。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将问题在微小状态中解决可以避免问题的扩大，同时花的力气也小。
中国商人：就你分析的这些情况来说，欧美国家也好，发展中国也好，之所以频繁对中国设置贸易壁垒是因为恐惧，害怕冲击到它的产业发展或生存。但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觉得冤枉，对方是一种恶意，百多年来一直在找各种借口打压我。
蒲凌尘：这种恶意是绝对不能排除的，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把问题看得过重，形成负担。事情一旦演变成了负担，就会产生不必要的顾虑，不必要的顾虑就有可能使得我们看问题的眼光变得狭隘，抓不到问题的实质，容易走向表象化工作。这就不好了。我说过，贸易保护措施不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全部。一个国家的整体经贸发展不会因为贸易保护措施的频频发起而受到阻碍。虽然从局部上来讲，不合理与不公平的贸易保护措施直接影响某一个产业或某一个产品的发展，甚至导致就业问题，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变得被动了。政治、经济、法律三个要素如何综合巧妙运用是我们考虑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孤立看待这三个要素都会导致解决方法上的“偏离”。
缺少品牌、法律意识，缺少联合应对是中国企业的软肋
中国商人：有一种情况我觉很明白。各地区企业的不正常竞争,对资源的无序开发使用,依靠价格进行市场的占领，压缩人力等各种成本，导致中国产品的价格持续降低，结果中国企业的相互厮杀,依靠廉价资源和劳动力所积累的成果对方可以借用法律的、资本的各种手段一下子拿过去。
蒲凌尘：我觉得中国企业和产业在发展过程当中一直没有一种品牌意识，没有合作的意识，即使有了品牌的意识也是比较肤浅,或者觉得开创品牌束手无策,不像卖别人直接下订单的产品容易。我觉得这是目前咱们某些企业的一个特点。产品出口了,意识仍然停留在三分自留地上。所以，一旦遇到突发性的贸易保护措施,或者政策上的调整,产业的发展一定会有一个反应。譬如皮鞋这个产业，政策上和反倾销的措施上都导致了很多企业把它的产业移向了越南、柬埔寨、老挝、印度和印尼等国家。为什么这么转移? 其中当然有成本的因素。为什么成本会显得如此重要？我觉得有些问题出现了之后不是一个坏事情，要换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不能风吹草动,波动太快,这样会疲于奔命,而且顾此失彼。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需要一个比较稳定明确的政策导向,需要顾全市场的规律。移出去的不一定就是精华，没有走的也不一定不是精华呀。一个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后,应该形成特定产业的一个强有力的技术或品牌核心，而不是“廉价”核心。 让我最担心的是当一个产业逐步形成规模,逐步走向高端,逐步接近技术层面的时候,因为政策或反倾销措施而放缓或延迟核心的最后完成。欧盟的反倾销措施确实影响了我国皮鞋产业向深层发展，譬如:广东地区主要以“贴牌”生产或以运动鞋为主，浙江皮鞋产业却以自有品牌为主。但是话又说回来，难道产业在反倾销措施的阻碍下就不能生存了吗?我看了，广东的几家大企业还在。
中国商人：哪几家还在？
蒲凌尘：这几家应诉反倾销的企业都在啊。鞋的质量确实是做得不错。管理得很好，厂房建得很漂亮。工人宿舍比我们很多的公寓都好啊，运动场、娱乐室、职工食堂都很好。这一次金融危机对我们国家某些产业和中介机构实际上是注入了一剂冷静剂。快速的发展掩盖了很多我们本应注意到的问题，财富的轻松聚集，使人容易丧失了明智的判断、风险控制和管理意识，价值观失去了应有的坐标,所以某些产业一定会显现出实实在在的泡沫以及在应对这种大的经济波动时的脆弱性。
中国商人：有一个比较困惑的问题,就是企业如何走出去，您能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吗?
蒲凌尘：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个好的倡导，但这需要一段时间，不是一个怎么走出去的问题。这里有教育问题、意识问题、文化理念和价值观等问题的制约。过去中国企业试探着以不同方式走过，比如说在其它国家建一个贸易公司，这是一种走法，不是很深入。第二种走法是出去设工厂，深入一些，但是风险大。中国企业对如何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还不是特别成熟，在外国投资和设公司的过程中很少找律师。想到律师的时候都是出了问题才找不过来。我看过一些发生贸易纠纷的企业签的合同，很吃惊，合同怎么能签成这样？不出问题则已,出了问题就是一个难以填补的大窟窿。
对使用贸易措施过激的国家应建立应急对话机制
中国商人：当前正在加深的全球金融危机同时也激发了更多的贸易保护措施，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就有鼓励“购买美国货”的限制性条款，而欧盟之外，印度等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冲突也在加剧，中国企业势必将面临越来越多的麻烦，您对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都有什么建议？
蒲凌尘：这种金融危机是不期而遇的事情，在正常情况下,贸易的发展有其特定的模式和规律，如果忽然一个环节受损了，它一定会引起一种反作用力。那么这种反作用力如何来体现，它的力度和广度有多大就很难说。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贸易摩擦会不会上升？会，它上升的原因第一是人的信心丧失。一旦人的信心丧失，整个产业或者某些产业就会显得非常敏感，非常谨慎，因为它可能会觉得自己非常脆弱，就会采取一些平时不必要采取的措施。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全球贸易发展的链条会受到严重扭曲。某些国家可能反应激烈些,既面对国内的发展迟缓,又面临国际市场的萎缩，如何来平衡内部产业的正常发展和全球贸易正常的发展，这是一个矛盾点。当矛盾点在短期内找不到平衡的调节阀时，有些国家可能就会采取一些贸易的措施来应对“内忧外患”局面。比如印度，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到现在立了大约十八个案子，中国产业占了绝大部分。
中国商人：反倾销吗？
蒲凌尘：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都有，设置一个屏障。
中国商人：防火墙。
蒲凌尘：在这种大环境下随意启动防火墙,看似一个明智之举,但措施过量过激,会砍了别人也伤了自己。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贸易保护措施不是一个简单的救济措施，它一定会引发其它问题。那么会不会有借题发挥来过度使用这种贸易保护的情况，我觉得不排除。过去我防范你的措施可能要经过半年的调查，现在是大大地提前了，马上提起审请，马上采取措施。这也是由金融危机这个大前提决定的，但是G20不是希望各国在动用贸易保护措施时要克制吗？不要采取不必要的，超越正常法律需求的措施。不管怎么讲,这段时间会增加摩擦。
中国商人：那你的建议是什么？
蒲凌尘：走好法律程序。企业要协调一致,要有合作，集思广议、联合应对，加强与对方产业的沟通。对于频繁发起诉讼的国家应该建立在目前国际经济条件下的应急对话机制。双方之间必须要有很好的沟通，政府与政府，企业与企业也要取得谅解。这不是印度一家的问题，也不单是欧洲问题，美国问题，这是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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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日
十九岁那年
她生下我
从此每年这一天
她都能想起自己的冒险和成功
想起我
2008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
一大早开始
我接到好几个寻求合作的电话
我处理了一些事情
我终于在无法抑制的愤怒里终止了一个项目
我在空前的严寒里回到住处
我睡一觉
然后去了健身房
有四个未接电话
都是冒险家来的
我回过去
认为我应该好好款待自己一下
我同意
今天是我和妈妈两个人的
属于冒险家和她的成功
十九岁那年
同样寒冷的天气，她在一座大山旁边生下我
从此每年这一天
她都能想起自己的冒险和成功
想起我
和冒险家妈妈通完话
我洗掉所有脏袜子
我还拖了地板
冒险家的成功必须是干干净净的
她知道，我知道
我们要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