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世界是平的》  

由于不是专业人士，许多人读书的意图都不明显，阅读的收获都很意外，指望一本书当“人生指南”已经不可能，比如《世界是平的》，即使通读多少遍，你也不可能天真地认为通过它就能一通百通的悟透“全球化”的全部内涵。读一本好书就如同为自己的梦工厂引进了一台性能先进的装备，从这个角度来说，托马斯·弗里德曼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好的工程师，他送达我们视野的这本书，只是想现实地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有梦想，你就有可能让地球围着你转……

——读赵静雨的诗

我一直敬重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他们对世界的判断总是特别坚定，生活中从不摇摆，坚守着自我对社会和人生智慧的发现。他们不喜欢故意制造声响，习惯于在不露声色的沉思默想中郑重表达自己的主张。在滚烫的现实表面，他们的内心深处总有一块荫凉，疲倦的时候轻轻摇一摇躺椅，冷静地观察着世态人情，行为低调，灵魂高蹈，因为他们坚信，这世界确有他们放不下的东西。

    我办公室里烟味很大，来访的朋友进门都以手做扇，建议我少抽烟。我私下很以为然，看书写字的时候就尽量多喝茶，自然很受用。其实我也不想抽很多烟，人挣扎在时间里，感觉上有时候很无聊，疲惫，困倦，苦闷，惆怅……抽一支烟似乎能够排遣。我对烟没什么瘾，说不抽顿时就可以肃清，只是最近办公室里有些异味，抽烟稀释稀释，可那味儿偏偏越来越大，越来越邪恶，就开始找那异味的来源，结果在一架书柜最底层的抽屉里找到了一大堆腐烂的水果。那梨已经瘫成一堆绿毛儿，苹果也坚持不住了，它们黑烂的果肉不但对眼睛是一种污损，对鼻子更是一种天大的伤害，一瞬间我只想吐。它们就这样无辜的败坏了。普普通通的果子，它们的结局如此悲惨，我只能再次慨叹时间的残酷了……

    我突然想到火葬的好处，好多人都能从“质本洁来还洁去”的生命颂歌里完成自己，自然也有恶人死后也同样领受到火葬的安慰，对他们的评价自然不同于好人，或者平凡的人，这也许正是人生归宿平等的地方，火葬场的大炉子它可不管你生前好坏，来者不拒，进来就烧，大家都是一缕

——姜树臣诗歌新作印象谈

    与标榜先锋、新锐写作不同，姜树臣依然选择的是对传统的坚守。近年来，姜树臣似乎有意尝试回到“一个人”的情境之中，其诗歌写作也逐渐转向内在的书写，从浅表状态向深层的柔性过滤，使姜树臣的诗歌呈现出一种平实的理性色彩，他的视域更加开阔而放达，跨越了平面的乡土，思考更加厚重沉雄，经常有某种回归后的清醒和独特的美学发现。

    诗人雷抒雁说，诗的选择不同于历史，诗的细微常常是一片草叶、一道擦痕甚或一条逝去的波纹，让人们认识时间在心灵里留下的真实足印。姜树臣擅长通过这些“细微”的生长表达内心的感应，他的诗意空间并没有遭到压缩，诗歌让姜树臣学会了坦诚地思考个人命运在时空中产生的局促和焦虑，他认识到，美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思想的局促和焦虑不仅促进人的改变——因为人已经成为习惯美的势力——这就是审美的力量。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首先来自对身体的认识，这不仅是一种本能，更是一种生存适应。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人在与自然的抗争中逐渐获得了能够满足自身需要的食品和居所，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同时表现出来。早期人类的初级艺术形式或许就是从一声呼唤开始的，音乐慢慢成为一种内心情愫的原始传达，然后舞蹈就产生了——也正是舞蹈，它最早唤醒了人的身体，萌发了欲望和激情。是身体，延续了人类对这个世界本体的依赖，释放着人性的光芒与美丽……

    体育的出现源自于身体崇拜，它从发生时起就是一种对抗和竞争的艺术，人们从对抗和竞争中完成自我实现。身体会疲惫，这是体育运动的一种“剩余发现”，我琢磨，似乎只有疲倦才是人们对健康的一种终极渴求。我喜欢看帕奎奥打拳，凶狠加凌厉，有点像当年的“剃刀”泰森，每个回合结束后坐到自己的一角，强烈的疲倦感便涌现出来，然而，要想胜利，你还必须用旺盛的斗志抑制住这种疲倦，这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先战胜自己”的缘故吧。

    北京奥运之后，世

说到雪，总有许多话要说

好像我就在一片雪花里出生

说到雪，说到它们穿过天空

来到人间，我就被

这铺天盖地的旋律打动

下雪是一种阅读过程，这真像

一本好书通过排版和印刷

走上装订的流水线，然后被切割

被打开放在心灵的案头

最先读到的是一种少有的宁静

之后是一种轻纱盖上心头，当然

这更像，一首羞怯的好诗刚发表

——兼论吕天琳的诗歌创作

红  雪

    （红雪注：这篇东西是大庆市文联大约在15年前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我的发言，今天读来我还有些兴奋和冲动，只是不知吕天琳们在文学这棵歪脖树下出息成啥咋样了）

    什么是诗歌？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非常幼稚，非常浅薄，但，如果让我们谁站起来回答，恐怕还真说不全面。
    我没有去翻过词典，更没有谦虚地请教大家，我觉得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自己心中固守的东西，就可以说“是”或“不”。诗人就不能随波逐流，没有观点的诗人都会昙花一现，别说留下一两句诗，连名字都留不下。
    在这里我不想引经据典，带着引号说话，我

——汶川地震周年追思

    六年前的五月十二号，在SARS肆虐中国的背景下，我的父亲也在极不情愿地绝望中告别了这个看起来已经不怎么美好的世界。他当然不会厌倦，因为他留恋自己的亲人，希望我们都好好活着，延续他一贯倡导的和善的家风，不做污损他名誉的事。我握着父亲的手，那一刻我极端悲痛，一个儿子失去父亲那种本能的痛。带着这样的感受，我能很自然的体会到汶川地震中所有失去父母儿女和兄弟姐妹的人们的心情，确实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悲伤和绝望。

    回想一年前，地震发生后，我们能做的只有惊诧、伤感和捐助，没有经历过地震伤害的人，你永远都体会不了那种灾难降临时的惊恐和心理感受，甚至不会深切地理解他们被迫领受的那种“切肤之痛”，那种惊魂失魄，那种失去亲人时撕肝裂肺的颤栗。幸运的局外人，我们除了暗自庆幸，还必须暗自敲打自己的内心，从现在起要懂得敬畏天地，自觉培育那颗悲悯之心，就是说，人在大灾

金苹果 

玛利亚·沃格      范浩哲  编译

    那是寒冷的一天，电话铃突然响了，是警察局打来的：“是沃格太太吗？您的丈夫出了车祸，他的脑部受了伤。”听到这个消息我简直呆住了。

    我的丈夫瑞恩·沃格是个长途卡车司机，当我打电话告诉他的公司瑞恩出了事故时，老板表示他不会辞退瑞恩，并且会帮他治病。父亲母亲跟我一起接回了瑞恩，把他安置在离家不远的一所医院。

    我走下汽车，靠着车门，脑子里只有一句话：“这都是他的错。”父亲走过来，“别这样，玛利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一切并不会好起来。我和

　　梁启超在1925年5月4日《晨报副刊》“五四运动纪念号”发表的《学生的政治运动》一文中说：“五四”这个名词，不惟一般社会渐渐忘记，只怕学生界本身对于他的感情也日淡一日了。

　　事实也正是这样的。从1920年至1926年的七年间，《晨报副刊》每年的“五四纪念日”或发表“纪念专号”，或发表多篇纪念文章，虽说褒贬不一，但都在营造“纪念”的氛围。到了1927年5月4日“五四八周年”，《晨报副刊》就只发了主编瞿菊农的一篇短文《谈自由》，“作为五四运动的一番纪念”。而所谓的“纪念”，也只是批评“学生运动”，要学生正确理解“自由”的含义，“不要救国适以害国，更不要放纵的侵犯他人的自由。”由于人们的淡忘和民国政府的压制，1930年代“五四运动”一度成了“北大纪念日”，“除了北京大学依惯例还承认这个北大纪念日之外，全国的人都不注意这个日子了。”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叶圣陶长篇《倪焕之》第二十章就显特别可贵，这一章专谈“五四运动”，原载《教育杂志》第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