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那么，今天我们的诗歌应该是以怎样的面貌去显示它的文学特性？中国新诗发展到以高科技与经济为上的今天，也就更加显见出功利欲望膨化的时代色彩，于是，面对现代诗歌以《女神》为代表的社会责任担当派，与《新月》为代表的唯美派之延伸，我便日益坚定着一个信念：《女神》的担当与《新月》的审美，应当开怀纵情地融合在一起，成为当下诗歌在时代发展中的一个新的生长点。精神的失落与自然环境与生态的被污染，造成我们这个时代的综合性危机。我们的诗歌及诗人，是逃避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去以吟唱纯美之诗来保卫诗的品质，还是以意义的救赎彰显诗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可回避的问题。当然，说社会责任的担当，那么诗歌的品质又该怎样维护与提升？因为诗毕竟不是主流话语与政治的传声筒，过分强调理性的成分，诗美将会被销蚀。但诗人与诗毕竟又不是真空中的微风呻吟，现实与诗歌是血肉的关系，所以诗歌应该具有责任性，即诗歌应具有面对现实的血性。

　　诗歌的纯美与理性担当，关键还在于诗性的语言。中国新诗在与世界文坛的国际

    有闲心的人一定心大，比如简·布库艾。这个比利时人擅长想像，在他眼里，名人内裤经过他的发掘都可以成为艺术品，从而便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他创办的内裤博物馆。布库艾想的自然包括全世界，不过他的兴趣是名人的裆部，他的理论很有趣：“如果你害怕某个人，你就想像一下他穿着内裤的样子，那么社会的等级观念就在你心中一扫而光……如果我能在二战前画一幅希特勒只穿内裤的画像，那么可能就不会有二战了。”

    估计没人愿意追究布库艾的猎奇心理，人们更愿意寻找简单的快乐。会思想的人实在是太累了，这也许正是严肃艺术少人喝彩的悲哀。在崇尚自由、平等的西方世界，布库艾的观点并不新鲜，比他大胆又下流的天才或者疯子比比皆是。谁也别往深了想，他的艺术源自一笑了之的智慧，死心眼儿琢磨不但伤脑筋，还可能误入歧途。

    行为艺术的外延太宽泛了，用东北话说就是能“耍”，走街串巷耍猴儿的大概也属此类吧。行为艺术的娱乐功能往往大于他的批判和教化功能，它吸引受众的方式很简单，只

    近年来，约摸就在每年的11月18日前后，总要下一场流星雨，每次我都能通过报纸电视提前获知预报，可又总是错过看到它。想必那东西就像民间放烟花吧，只不过它们是上天神灵们放的“烟花”，但似乎绝没有人间放的烟花那么绚丽那么耀眼那么具有喜庆色彩。我总是隐隐约约感到，那别是一种灾难降临人间的讯号，或者是某种意想不到的大灾难发布给人间的最高警戒级别。

    地震、海啸、洪水、雷暴……无数自然加害人类的“天灾”已经令人间难以招架了，可依然不能幸免某个时期“人祸”的戕害。据史料记载，暴发于东汉末年，即公元217年的大疫，“家家有殭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处处呈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烈景象。隋末，河南、山东发大水，淹40余郡，不久即出现疾疫，关中一带疾疫流行。唐亡之际，亦流行大疫。仅江淮地区便有“近者江淮数道，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疾疠，流亡转徙，十室九空。”的惨状。淮南疫情则造成军人和百姓大量死亡。南宋末年，浙江永嘉地区染大疫，疫情持

当代诗歌的发展以及面临的境遇

原载2009年11月12日《文艺报》

　　新诗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经历了近90年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前，有1949年之前的30年，也有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这两个30年，是中国新诗从诞生到成长的时期，也为改革开放的大发展做了准备。

　　中国新诗90年的演变，最为重要的与世界对接或交流的大潮有三次：“五四”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时期。

　　“五四”时期。20世纪初叶，随着中国紧闭的大门逐渐打开，格律严格、形式严谨的古典诗歌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冲击。胡适首先提倡用白话写作诗歌，1916年胡适写出了第一首白话新诗《蝴蝶》，而后编入1920年的第一部新体诗集《尝试集》。《新青年》1918年1月发表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九首白话新诗，成为中国文学史新诗的起点。而郭沫若于1921年出版的《

——推荐阅读订阅《语文报》之《青春阅读》与《大学人文》

    去年是《语文报》创刊30年。在坚守本色的同时，《语文报》始终不忘回眸传统，思接现代，自觉地把“纯洁母语，倡导国学，引导青年，走向世界”当成己任，既做得堂堂正正，也很难得。不管从哪个角度说，他们的努力提供给每个中国人的不仅仅是享受文化成果的惬意和喜悦，更重要的是保护并张扬了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仅这一点，《语文报》就居功至伟，令人感佩。

    近年来，随着传媒的普及和受众多样性的文化需求，《语文报》因势利导，从自身实际出发和学科分类的视角，着力培育并打造了适应不同读者群体和阅读情趣的“分枝”，为此才有诸如《青春阅读》、《大学人文》等如此的绚丽和芬芳，作为全国教育教辅类报纸，它们因为质量达标而成为免检报纸，其信誉和影响可见一斑。

    我和《语文报

——惜别阮生

    秋声重了的时候，落叶就很汹涌，街道就很有背景，一直延伸到某部有些悲情的电影里。阴雨不大，可正是它们，把一片片或黄或褐的秋叶粘贴到街面上，给这座干燥的城市制造了即将陷落的情绪。晚报大街东侧的高楼很粗壮，不像威斯敏斯特宫的钟楼那么瘦削而高挑，所以也就不可能看到大本钟。大庆人似乎还不懂得接受时间的暗示，所以规划设计者们从来就没有考虑在哪里建一座钟楼，或许也没有给哪座看似钟楼的临街的高处留一处大钟的位置。因此我在晚报大街等车的时候有一天忽然想起阮生曾经说过，要是能在对面的大楼上安一座钟……

    阮生很单薄，与二十年前的我相仿，或许他也和我一样，喜欢在秋天穿风衣，以放大我们的风度。我非常羡慕有咖啡馆的城市，很多的咖啡馆，当然它们最好不要拥挤在同一条大街上，它们有理由坐落在繁华地带，闹中取静最好。我设想好多次同阮生躲进那里坐一坐，一边摇着咖

    衡量生命富有诗意还是缺乏诗意，简单地说就在于他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乐观者如花绽放，尽情享受阳光和风雨；悲伤者如临落木，眼窝里收藏着对应心境的泪水。也包括理性的讽喻与批判、感性的评价与抒情。“生命诗意”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差不多所有的生命个体都有呈现：人的胎记和面容、鸟的彩羽、虎豹的斑纹、麦穗不同于高粱籽粒的存在形态等等，或稀薄或浓厚或豪放或婉约，各自的表现力五花八门，异彩纷呈。然而，“生命，是通过力量表现出来的。诗之生命，亦需要诗人创造力的体现才能生成。”①从这个角度来说，诗人的创造力决定了其诗歌文本诗意开掘的向度。由于诗意总是伴生美感而流动，其抒情与叙述的功能得到空前地强化，所以，优秀的诗人往往依靠自身独特的创造力（当然包括高超的技巧）来播种优美的诗意，自然就会赢得普遍的喝彩与推崇。孙宇阳当前自然还不具备这样的功力，但他像“2008中国大学生诗歌作品年展”中的许多80后90后诗人们一样，更多的是凭借天赋或直觉来完成对经验外化的时尚书写，尽管他们并未摒弃对历史经验的概念化朝拜，却还是留恋着通过青春符号建构起来的线性思考，骄傲地站

——曹立光、肖云伟诗歌印象谈

曹立光（荒原狼）：借重狼瞳的历史远眺

    古希腊人认为，诗代表永恒。和许多当代中国诗人的认知方式相类似，曹立光偏安一隅的诗歌创作恰好也是从追问永恒开始的。任何诗人不同时期的创作多是以历史的断片形式存在的，把它们连接起来，我们就会发现人类求索美和真理的印迹是和太阳的轨迹同步的，难怪博尔赫斯说，只有不属于时间的事物，才在时间里永不消失。

    仿佛一颗太阳黑子，诗人的灵魂是与生俱来的带电体，从屈原、荷马到李杜、三苏、歌德、莎士比亚，再推及至十九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差不多整个西方的历史学都起源于诗。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拿来了西方现代派的“文化模型”，革新了中国传统诗学“言志咏言”的语义规范，直接的结果就是托举起中国新诗的襁褓……直到1980年代

    他看了很多书，但从不吊书袋，轻易不说话，也不是不能说，他说他不喜欢人前口若悬河，但也不反感别人夸夸其谈卖弄口才。越是人多的地方，他就越不显眼，他总是被忽视，他已经很习惯除了自己别人都重要这样的现实。他能喝点酒，人多的时候，大家都举杯，他也举，张罗的人说怎么喝，他也乐得听从，很认真的对待杯中的酒。他不太喜欢抽烟，你要给他他也接过来，给他点上他就抽，一点瘾没有……

    手机响了，他掏出来看看，也不接，就让它响，直到不再响了，他再默默揣回兜里，就如同撒尿，尿急了，他从不憋着，出到外面，找个角落解开裤带，漫不经心地把东西掏出来，就像掏手机，痛快一番，末了打个冷战，再把那宝贝收回去，也像揣回手机。生活大抵如此，他和许多许多人一样，循规蹈矩地活着，习惯了生活中的一切，好事来了，咧嘴笑一下，碰到委屈也独自擎受着，不激动，不挣扎，不反抗，仿佛下定了决心要把平静和平淡进行到底。

——读庞悠杨的诗

    和《别问我是为什么》这首诗的作者刘倩倩一样，庞悠杨的诗歌中不乏那种“深刻的想象”，类似《沙子在哭》、《贝壳仙子》等，它们总会鲜活地告诉你，一个诗人在童年就已经很“老”了，因为她们发现的世界总是和现实中的不一样。

    可以说，庞悠杨的生命叙事是从练习诗歌开始的，她似乎天性中就带有一种思考的严肃性，即使是在开心的玩闹与哭笑之中，有一根神经也始终紧绷着，这根沉默的心弦并不轻易弹拨，它似乎在等待一双能够领会她心事的手。一个孩子的内心必然藏着一种只有她自己才能弹拨的旋律，庞悠杨的心泉何其清澈，她与生俱来地积蓄着一种奔流与洗濯的愿望，因此你看她的诗，总是怯生生的，带着一种芬芳的朝露的气息弥漫着……

    “这是什么样的字＼是一个快乐的字＼还是一个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