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回来，
记得2003年，我把小说《暗算》投给上海一家杂志社和沈阳一家出版社，都被退稿了。2002年，我的第一部小说《解密》命运更惨，退稿的电话和通知加起来有两位数。这些退稿的理由大同小异，主要是我把写作对象放在一群无名英雄身上，编辑们认为这与大众流行的阅读
谷歌数字图书馆未经授权收录570位中国著作权人的17922部图书的事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及热烈讨论。我是当事者之一，媒体频频来访，问情况，要态度。我因最近在收尾一个作品，躲在乡间，详情不解。在乡下上不了网，不知情乱发言，有失庄重。所以，前一轮的采访我基本上避掉了。关掉手机，等于关上两耳，“耳不闻为静”。
过去一周，以为风浪
明天是重阳节，尽管手头一大堆事，但我还是决定要回乡下去看看父母大人，他们都老了，母亲78，父亲82。母亲的身体还行，父亲不行了，他的脑子像一朵坚强又无法抵抗枯死的花，在病病歪歪地拖腾了几年之后，到了去年夏天，彻底告别了记忆，连我都不认识了。我现在每次回去，父亲总是拉着我的手，要我给他的老二打电话，让“他”回家看他。而我，就是他的老二。
父亲犹在，但形同虚设，他再不会给我打电话，不会对人夸耀他老二是如何有出息，不会对我数落母亲是如何小气不给他钱花，不会要我给他讲外面的稀奇，不会，不会，什么都不会了……他对我笑，母亲说是傻笑，他对我哭，母亲说别理他，他对着一只竹蓝子喊我的名字，而当真正面对我时又无动于衷，不会起身迎接，不会问寒问暧，当我告别时不会挽留，不会一如继往地对我说：路上小心一点，没事就多回来看看我们。
人在什么时候都有定向的付出需求，我这个年龄——人到中年，就是想为年老的父母捧出一颗孝敬之心。事实上，我也是这些年心里才开始装父母，以前忙这忙那，经常把他们忘了，去年我下了狠心调
作为原作者，大家很关心我对电影《风声》的评价，在我看来，当电影脱胎于小说的母体，长成独立的新生命，它已经自成一体，我在情感上希望它好，但在理智上我觉得我不必投入过多的感情，好与坏，跟我有关，又无关。这个世界很喧嚣,一个东西出来后总会听到各种褒贬不一的声音。以下是我接受《新京报》记者的一个访谈，毫无疑问，记者来势汹汹，几度很专业地、证据在握地把我逼到墙角，让我缴械，让我失语。
一，关于电影的结局，张涵予在医院通过唱戏的方式，将情报传递出去，和原著中通过画中青草长短不同转化为摩斯电码的方式传递情报相比
如果小说能卖出影视改编权对作家来说是件幸运的事，那么我无疑是个幸运者，这些年我的小说几乎都成了影视公司的抢手货，连个罗卜也被当人参买走了。《风声》小说出版后有五十来家影视公司来问津影视改编权，仅电影，中影、上影、姜文等国内比较大的几家都来谈过。我个人一直推崇姜文把电影当艺术来探索的才华和劲头，他的助手小尹从美国打来电话，要我等他们回国再说。我等了半个多月，足见我的真心。其实双方都是真心的，但缘分还没有到，最后没有合作成。
华谊几乎是最后冒出来的，那时小说出版已经一个多月，当初那个大家争抢的热头已经过了，我似乎面临着因为挑花了眼而沦为“剩女”的难堪。然后一天晚上王中军突然来了个电话，直截了当说要买，具体由中磊跟我来谈。我跟中磊在昆仑饭店谈的，就谈价。中磊报了个价，影视套买，外加游戏，报价很高，比我期待的还要高，就这么定了，很简单。
现在电影出来了，电视剧的剧本据说也完稿了，可望年内开机。从我了解的情况看，观众对电影的评价褒贬不一。我是“它”的亲戚，理当说它好话，所以我的好话也就
一
和当年《暗算》、《解密》寂寞深闺久未识的局面相比，麦家的新作《风声》可谓先声夺人。先是破了《人民文学》五十八年不登长篇的先例，将一份纯文学刊物的一期一气儿占了半壁江山，然后是新书开机三十万出笼，成都、上海、广州、杭州、南京几地的签售，一路喝彩，一路风光。
未见其文先闻其声，这造就了我对它的第一次阅读一直处于风紧浪急的状态。记得是十月长假的一天，记得读的是十月号的《人民文学》。读到小说收尾，我竟有些险些踏空的失重，后来回想，应该归究于麦家小说中的速度，是那种文字的快速推进带着我呼哧带喘地奔路，却忘了提醒我最后收脚。看媒体上许多麦家的小说同行评价，大概也有我这样类似的经历，阿来、李敬泽、谢有顺、何小竹们都说：这个小说拿起来放不下，一气读了五六个小时。
这是不是男人所说的阅读快感？也许是，但作为女性读者，第一次的阅读并不令我满足。我得承认，在这方面，男人女人确实存在着差异。想当年，《达·芬奇密码》把我周围
有报道说，我看完电影《风声》后哭了，哈，搞得我跟娘们似的。哭是有声的，有动作的，双手捂脸，捶胸跺脚，啼啼嘀嘀，带着激烈或隐秘的诉求。哭是渲泄，是痛在心间，爱在人间。一个真正失去爱的人是不会哭的，一个真正拥有了大爱的人也是不会哭的。
我已经多年没有哭过了，因为得到的太多，也失去得太多；每一次得和失都是日常情感的流失。我在谨诚企盼“无缰（空洞无物）大爱”的途中，丢失了诸多“可以触摸的小爱”。我不得不承认，在关于“爱”的征途上，我成了自己的异己者、叛徒、牺牲品；我像个小丑，双脚离地，却并没有随风而去，飞翔起来。于是乎，哭成了我日常的稀有品，当我有哭的诉求时，我不知诉求的对象在哪里。于是乎，有泪顶多也是悄悄的流，对着黑暗，对着天空，对着远方，对着无言的稿纸……说我因为看电影《风声》，哭了，那真是对我莫大的抬举和讽刺。
不过，电影中有一场戏确实是让我流泪了。这场戏是用特殊的银针扎张涵予的痛穴，试图击跨他的意志，我在审片时看，这场戏长达三分钟，行刑者手上的银针换了又换，扎针的穴位移了又移
香港书展已经连续举办二十届，一年一届，二十届，二十年，参展的名流、嘉宾、读者不计其数。今年我去了，在凤凰资讯台名播曾瀞漪的搭档下，作了《文学的创新和创旧》的发言。想的很好，但讲得一般。这也是我当众发言的通常感觉，即使有名播壮势照样难改旧状。越来越觉得，语言之于我，是越来越亲近手而疏远嘴了。如果说“述而不著”是潇洒的，那么我就是不潇洒的。
这是我第三次去香港，前两次的身份都是游客，像大多数内地游客一样，一天马不停蹄地跑，累死，其实又很寡淡，无非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最大的收获是带回来一大堆照片，除此并没什么感受。
这次我坚决不当游客了，除了书展必须参加的活动外，其余我一概呆在宾馆里看书、写作，像在家一样。宾馆很好，万丽海景酒店，很高，很现代，我住三十七层，落地玻璃，面向维多利亚港湾，朝下看是湛蓝湛蓝的海水（据说水质并不好），朝上看经常是流动的白云，烟雾一样聚拢又散开，一只褐色的尖嘴老鹰在白云底下翱翔，有点魔幻。好几次，我都产生幻觉，忘记了老鹰在玻璃的另一边，激动地等待它飞过来，欲伸手去抓。这种老鹰我只有在西藏高原上见过，想不到在香港，在钢筋
子潮兄又为浙江文学做了一件事，组织出版了这套“新实力文丛”，据说有十五本，数量之多也许并不意味浙江文学的繁荣，但至少对组织者来说，这是一件事务浩繁的事体，我想一想头都大了。所以，暗生佩服，也为“榜上有名者”暗自幸兴。
文学的艰辛和孤独令人沮丧，当中有一半缘故来自文坛本身。当今文坛之平庸、弱智昭然若揭，体现在出版上，就是一个在成长中的作家要出书太难了。出版不以质量而论，而是以名气论，七年前我磨蹭了十年的心血之作《解密》四处退稿，今天我还在想象中的文字已经有一拔拔人等着、抢着要出版。甚至——上个月，有人从成都给我打来电话，指责我的新书《暗伤》装帧恶劣，封面恶俗。我可以幽默一下：《暗伤》非我所著，而是一个和我同名同姓人氏之作。我的名字没有注册，法律允许同名同姓。
其实，在我看来，麦家的作品这些年是越写越差，之所以出版者给他如此高的“待遇和荣誉”，只因这些年他运气好，浪得了一些虚名而已。虚名比作品重要，虚名可以让一堆垃圾文字砍掉一片森林（名人之作当然要用上佳的纸张出版，据说好的纸都是用原木打成浆制造的），与此同时我们大量的优秀作品只能锁在抽屉里，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