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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编辑,原来笔名为北北的,却住在东南沿海的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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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

作家,天文学家,性评论家,在东边看日出,在西边看雨

卢小雅

男学者,很女性的名字,很感性的文字,乐于在镜中寻找自己流年的影子

三三

跑到欧洲去了,写的还是方块字

项丽敏

醒来,读书,给自己写信,在湖边散步,草青草黄

彭晓云

据说是校友,现在在南都,一个貌似很自由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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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联想,但看了他的文字,总偏偏让人联想

王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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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竞

文坛名编,远在东北,喜欢从容地探究历史和知识分子的命运,却工作在一个号称争鸣的杂志

范晓波

一个作家,男的,据说有不少文章发在天子脚下

奈何天

三眼两语,性情文字,不能不读,也爱读不读

蓝色梦想

一个作家,女的,据说也在上海

摩罗

鲁迅当年所强烈呼吁的一种人,恰好就被他当作笔名了

杏色玻璃

性情中人,也性情文字

韩冷

一个广州的女编辑,研究性及其文学

顾艳

杭州的,女作家,艳丽的文字与人

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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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世纪末:想象与追忆(2009-11-09 22:50)

             赵牧

在2009年的初冬时节,我翻看旧杂志,在1999年第3期的《外国文艺》上读到一篇俄罗斯作家奥列格·巴普洛夫的短篇小说《世纪之末》。小说的副标题是“大众故事”,很显然应该是他的系列写作的一部分。故事发生在莫斯科的一家医院。时间是圣诞节的晚上。一个冻僵的酒鬼被送了过来,而这晚上为挣双份工资才加班的医生、护士以及警卫人员,都喝得醉醺醺的,一边捧着酒瓶子跳舞一边高声地叫骂。病人先被胡乱地推进候诊室,然后又凉在消毒室,而且因为他浑身发出的臭气实在难闻,警卫们还把消毒室的窗子打开了。“房间里很冷,而且又耽搁了很长时间,因此连那个塑料袋子似乎也冻僵了”,于是,他逐渐地没了挣扎与呻吟。

    小说在描写医护人员如何敷衍了事方面

鲁迅原名周树人,这在我们已经是常识。凡是有过初中以上文化的人,无论学业好坏,一般这一点都还记得。
有关此,我是做过调查的。我在许多学校教过大学语文和文学精品欣赏之类的课程,讲到鲁迅的时候,我一般这样开场:对于鲁迅,我们应该是十分熟悉的了。没有一个人反对。他们在台下嗡嗡一片,于是我问他的原名,想以此把七嘴八舌的声音聚拢起来,果然很凑效。他们的声音非常和谐,一点杂音没有,而且特别响亮,欲将屋顶掀翻。
拿这样的问题拷问学生当然显得很弱智。为了显示自己比学生知道得多,我通常会问起他的那个著名的弟弟的名字。竟然也没有不知道的。我于是常常把他们名字写到黑板上,然后讲讲他们两个的八卦,比如鲁迅曾经被诬告偷看弟媳妇洗澡之类。
这是为师者的悲哀。但似乎唯有如此,才能博得他们的一笑。在现在流行的教育评价体制

赵牧

我从网络上得知钱学森去世的消息,是在2009年10月31日的下午,大约四点多钟的光景。窗外下着雨。光线昏暗,苍黄的天底下,我远远地看到几个褐色的屋顶。一个老鹰般的建筑吊架,仿佛被凝滞的水汽粘住了翅膀。

钱老为新中国航天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也获得了很多荣誉。他的人生的传奇,再度闪过我的脑际。我打开腾讯的纪念专栏,赫然入目的,是不同时期国家领导人看望钱学森的照片。他们在他面前都很谦恭,尤其是新近几年,他们都弯腰站在他的床前,笑容也都非常生动。

这些都足以保证钱老死后倍极哀荣。高规格的葬礼安排,密集爆炸的悼念文章,这都不成问题。一切都会按部就班地展开。当然,这些都是对他的一生的贡献做出肯定的方式,尽管是格式化的,基本都是规定的套路,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必须的。

 

郭泽深校长印象记(2009-10-14 02:44)

郭泽森校长印象

     赵牧

国庆节前的某日,习惯成自然地,我打开QQ,“郭泽深被抓了”,很突兀地,跳出这么一句留言。“据说是在某一天的下午直接从办公室带走的”,这是附加的注解,紧跟着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留言者是我的一位远在湛江师范学院的朋友,而郭泽深呢,则是那里的院长。或者因为彼此哄抬身价的潜意识吧,很多人习惯性地称他为郭校长,这样以来,地方学院似乎变成了综合性大学了。当然,也有很多中层干部称其为郭老板的,这大概是将教书育人的学校看作生意场了。

我曾经是这所学校校长办公室一名秘书,不过,仅仅从事一些文字方面的工作而已,跟这位郭校长并没有多少直接的接触。记得我刚上班的时候,有一次,我和作为自己顶头上司的某科长在楼道里遇见了他。某科长是和他相熟的,但姿态依然很谦卑,而怯于和官僚打交道的我,是有些紧张了,木然地陪他们走了一路。快到鹏园餐厅时,郭校长突然问我,对学校感觉如何?我回了句,比想象中的要好

    这是导师葛红兵先生写给我们几个毕业生的话,他要我们做事情沉住气,要学会等待,学会谦让,有很多事情,不是谁快了就好了的。此外,他在我们答辩后的茶话会上,也一再告诫我要懂得感激,对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表达一份感激,这不是用语言可以表达的,而是一种默默的坚守,默默的等待,不能轻易地将那些帮助视为过眼的东西,对恩情的遗忘,是人生的大敌。我颇有感慨,并虔诚地接受。我试图想把由此而来的感想写成文字,然而,我想先默然接受下来,按照先生的要求去做了,再来说一些属于自己而且有资格说出来的话。我想,那样的话,也许会得到先生会心的微笑。我经常感知到先生这样的微笑,那是一种柔弱的力量,理解的力量,我每每能从中感知到他的宽厚与鼓励。

                        

                                

发展是一种幻象?(2009-06-04 23:48)

                     发展是一种幻象?

                           赵牧          
                                               (中外论坛2009年第3期 )    
               

 

这是给一个朋友写的调研报告,但不怎么符合报告的格式,而且没有写完,就索然无味了。他的报告据说是给高层看的,目的一方面当然是引起他们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关注,但根本上还是要从中搞到一些所谓的课题经费。我们国家不缺钱,对各项事业也多有投入,但是钱却被这些所谓的课题给骗去了,他们骗到钱就是目的,至于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以及付诸行动的计划,都扔到一边了。所以我也懒得给他修改了,大学生就业难,也许经他们这么一搅合,会变得更难。实际的做法,给大学生一定的生活保障,先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然后让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才是正途。


      大学生就业难,这早已众所周知。很多人为此寻找原因,高校扩招通常被作为根源,众多高校培养能力的不足广受诟病,而大学生自身因素也被突出强调出来,比如入学门槛的降低导致他们知识素养下滑,而他们又好高骛远不切实际,比如在怀念过去那种“单位”提供铁饭碗而不得的情况下,转过头就一门心思直奔大城市或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导致这些地区万头攒动人才扎堆而广大西部

苦难的景观

              ——读刘庆邦的《摸刀》

赵牧     

刘庆邦的小说不乏乡村苦难的描写,《摸刀》(《上海文学》2008年第三期)即是一篇最新的展示。两位“一个爷的堂兄弟”南下广州打工,快要过年的时候,弟弟普同生苦熬一年剩下的钱不幸被暗娼骗抢走了。碍于面子,他给哥哥普同耀说钱被小偷偷走了,所以不想回家过年了。普同耀却颇有兄长气概,说有钱没钱回家报个平安,把路费给应承下来。可是经过一番漫长的旅程,临到村口的时候,普同生却乘着“月黑头加阴天”从背后下了毒手。“大年三十的早上”,到处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普天同庆”的节日积攒喜乐的气氛,惨死的普同耀被发现。随后普同生被逮捕。这理应在那些纷纷猜疑凶案为外路劫匪所干的村民中造成不小的轰动,然而生活还在继续,节后的普安庄似乎好戏已经散场,除了那些老弱病残,绝大多数的青壮

有一天早晨,刚刚醒来的儿子突然给他妈妈说,博博在想问题呢。他妈妈一愣,旋即问他想什么问题呢?想爸爸的问题。爸爸的什么问题?爸爸的论文的问题。当时,我正坐在电脑前,听到才两岁多的儿子赵宏博如此童稚而又认真的答问,禁不住想到,这论文的写作真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为了不影响我,他妈妈每次把他引到外面去,总给他说爸爸在想问题与写论文呢,这理由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但是否也太残酷了些?

还记得儿子出生之后的第一个早晨。那是2006年冬天,全国绝大多数地方都还天寒地冻的时节,我从妇幼保健院出来,在那大陆最南端的一个边地小城,却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春天的气息。当时,我的衬衫兜里正装着刚收到不久的博士录取通知书。这预示着生活又要发生新的转折,而这转折是伴随着儿子一起到来的,因此我的心里充满了期待。我不知道这其中有没有什么神秘的启示,我体味的是无边无际的快乐。在那亚热带的一天甚至一年之中最适宜睡觉的时辰,我的思维却异常活跃。走在冷清无人的大街上,脚步是轻松的,习焉不察的绿色,这时候也变得生动活泼起来。

我很快意识到一切

赵牧

政治与小说总是相互缠绕,尤其是,近现代以来,小说一跃而成为文学正宗之后,其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一方面,政治想介入小说,希望小说能为某种具体的政治运作或理念服务,另一方面,小说又有摆脱政治控制的冲动,时不时提出自律性的要求,呼吁回到审美的、情感的、人性的、日常的、自主的“纯文学”状态。矛盾总是此起彼伏,受制于很多复杂的因素,而这些因素都可以纳入时代政治的范畴。所以,即如文学的“自主性”要求而言,因为有着反抗政治的宏大叙事的动机,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化的表现,可以称之为反政治的政治。但就在这样的缠绕关系中,“政治小说”则成了一种极端的艺术形式,它即使不是产生于将文学的政治性本质化的阅读伦理中,也至少试图把政治与小说的这种缠绕关系明晰化:既然如美国批评家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所说,在人的无意识领域,也无不渗透着各种权力关系,那么小说又如何能把政治悬置起来呢?与其处心积虑摆脱政治的控制而不得,何不投政治之所好,让小说服务于政治,而自己又从这政治中受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