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牧

在2009年的初冬时节，我翻看旧杂志，在1999年第3期的《外国文艺》上读到一篇俄罗斯作家奥列格·巴普洛夫的短篇小说《世纪之末》。小说的副标题是“大众故事”，很显然应该是他的系列写作的一部分。故事发生在莫斯科的一家医院。时间是圣诞节的晚上。一个冻僵的酒鬼被送了过来，而这晚上为挣双份工资才加班的医生、护士以及警卫人员，都喝得醉醺醺的，一边捧着酒瓶子跳舞一边高声地叫骂。病人先被胡乱地推进候诊室，然后又凉在消毒室，而且因为他浑身发出的臭气实在难闻，警卫们还把消毒室的窗子打开了。“房间里很冷，而且又耽搁了很长时间，因此连那个塑料袋子似乎也冻僵了”，于是，他逐渐地没了挣扎与呻吟。

    小说在描写医护人员如何敷衍了事方面

赵牧

我从网络上得知钱学森去世的消息，是在2009年10月31日的下午，大约四点多钟的光景。窗外下着雨。光线昏暗，苍黄的天底下，我远远地看到几个褐色的屋顶。一个老鹰般的建筑吊架，仿佛被凝滞的水汽粘住了翅膀。

钱老为新中国航天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也获得了很多荣誉。他的人生的传奇，再度闪过我的脑际。我打开腾讯的纪念专栏，赫然入目的，是不同时期国家领导人看望钱学森的照片。他们在他面前都很谦恭，尤其是新近几年，他们都弯腰站在他的床前，笑容也都非常生动。

这些都足以保证钱老死后倍极哀荣。高规格的葬礼安排，密集爆炸的悼念文章，这都不成问题。一切都会按部就班地展开。当然，这些都是对他的一生的贡献做出肯定的方式，尽管是格式化的，基本都是规定的套路，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必须的。

郭泽森校长印象

     赵牧

国庆节前的某日，习惯成自然地，我打开QQ，“郭泽深被抓了”，很突兀地，跳出这么一句留言。“据说是在某一天的下午直接从办公室带走的”，这是附加的注解，紧跟着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留言者是我的一位远在湛江师范学院的朋友，而郭泽深呢，则是那里的院长。或者因为彼此哄抬身价的潜意识吧，很多人习惯性地称他为郭校长，这样以来，地方学院似乎变成了综合性大学了。当然，也有很多中层干部称其为郭老板的，这大概是将教书育人的学校看作生意场了。

我曾经是这所学校校长办公室一名秘书，不过，仅仅从事一些文字方面的工作而已，跟这位郭校长并没有多少直接的接触。记得我刚上班的时候，有一次，我和作为自己顶头上司的某科长在楼道里遇见了他。某科长是和他相熟的，但姿态依然很谦卑，而怯于和官僚打交道的我，是有些紧张了，木然地陪他们走了一路。快到鹏园餐厅时，郭校长突然问我，对学校感觉如何？我回了句，比想象中的要好

    这是导师葛红兵先生写给我们几个毕业生的话，他要我们做事情沉住气，要学会等待，学会谦让，有很多事情，不是谁快了就好了的。此外，他在我们答辩后的茶话会上，也一再告诫我要懂得感激，对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表达一份感激，这不是用语言可以表达的，而是一种默默的坚守，默默的等待，不能轻易地将那些帮助视为过眼的东西，对恩情的遗忘，是人生的大敌。我颇有感慨，并虔诚地接受。我试图想把由此而来的感想写成文字，然而，我想先默然接受下来，按照先生的要求去做了，再来说一些属于自己而且有资格说出来的话。我想，那样的话，也许会得到先生会心的微笑。我经常感知到先生这样的微笑，那是一种柔弱的力量，理解的力量，我每每能从中感知到他的宽厚与鼓励。

有一天早晨，刚刚醒来的儿子突然给他妈妈说，博博在想问题呢。他妈妈一愣，旋即问他想什么问题呢？想爸爸的问题。爸爸的什么问题？爸爸的论文的问题。当时，我正坐在电脑前，听到才两岁多的儿子赵宏博如此童稚而又认真的答问，禁不住想到，这论文的写作真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为了不影响我，他妈妈每次把他引到外面去，总给他说爸爸在想问题与写论文呢，这理由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但是否也太残酷了些？

还记得儿子出生之后的第一个早晨。那是2006年冬天，全国绝大多数地方都还天寒地冻的时节，我从妇幼保健院出来，在那大陆最南端的一个边地小城，却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春天的气息。当时，我的衬衫兜里正装着刚收到不久的博士录取通知书。这预示着生活又要发生新的转折，而这转折是伴随着儿子一起到来的，因此我的心里充满了期待。我不知道这其中有没有什么神秘的启示，我体味的是无边无际的快乐。在那亚热带的一天甚至一年之中最适宜睡觉的时辰，我的思维却异常活跃。走在冷清无人的大街上，脚步是轻松的，习焉不察的绿色，这时候也变得生动活泼起来。

我很快意识到一切

赵牧

政治与小说总是相互缠绕，尤其是，近现代以来，小说一跃而成为文学正宗之后，其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一方面，政治想介入小说，希望小说能为某种具体的政治运作或理念服务，另一方面，小说又有摆脱政治控制的冲动，时不时提出自律性的要求，呼吁回到审美的、情感的、人性的、日常的、自主的“纯文学”状态。矛盾总是此起彼伏，受制于很多复杂的因素，而这些因素都可以纳入时代政治的范畴。所以，即如文学的“自主性”要求而言，因为有着反抗政治的宏大叙事的动机，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化的表现，可以称之为反政治的政治。但就在这样的缠绕关系中，“政治小说”则成了一种极端的艺术形式，它即使不是产生于将文学的政治性本质化的阅读伦理中，也至少试图把政治与小说的这种缠绕关系明晰化：既然如美国批评家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所说，在人的无意识领域，也无不渗透着各种权力关系，那么小说又如何能把政治悬置起来呢？与其处心积虑摆脱政治的控制而不得，何不投政治之所好，让小说服务于政治，而自己又从这政治中受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