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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走近它们，
拍摄几个角度的面貌，
却总嫌容不下它们的真相，
而且还有许多方面互不了解，
我放弃了行动，默默看着，
下午，它们俯瞰着同一时间里的其他生物。

一年前，它们曾令人震撼吗？
不得而知，我从未注意到它们给土地带来了新颖的声明。
我在描写其他的对象，直至再熟悉不过，
然后需要一点陌生的刺激。
我靠近它们的咽喉，
想了解它们的语言。

我能把它们改变成诗的有效成分吗？
要么，经过诗的洗礼，
我会更加迷恋它们吗？
如同一排夹竹桃，在围墙边，
从不确保我的需要，
它们也不会削弱我虚度光阴的愧疚。

一年后，它们还在这里，我也还在这里，
可友谊并无精确地增进。
无需我改良这小小沃野，
事实上，一夜之间，各种外力
都足以毁坏这个奇境，
我不能阻止，并非诗一事无成。

　　不能怪居委会，它不负责修辞示范，只是在上传下达。简言之，张贴出这份“守则”，就完成了交代。至于市民反其道而行所造成的后果，那就属于直劝以外的范畴了。
　　如果你是股评家，不见得能比这十条“守则”写得更出色，估计不敢写上“不买垃圾股”。实际上，你还可能遵守“十”这个数目的潜规则，就好像在写一个排比句，直到“十”出现，才松一口气。
　　如果你是一位作家，写上“要多读《杜甫全集》”，就可能造成不少误解，人家就反问：你怎么破坏了“不”这条惯例？你是不是出版社的托儿？如果有人只喜欢莎士比亚，叫人怎么办？
　　所谓的行为守则，说到底就是劝告你我要去掉附近的各种腥味。那个最初负责起草这种“十不准”一类的文本的公务员，只要坐在办公室猛地一凑，就一挥而就，他以前所受的教育无疑就是这样子。你肯定不好提出修饰意见，比如这一条跟那一条太相近。你怎么这般较真呢？既然要贴点什么宣传资料，就用这些言辞吧！
　　如果有人在宣传栏的空白处写出“迷药”二字，算不算顶风作案呢？在你的心目中，市民朋友到底怎样一个文化水准？除了讲卫生，你还想说点什么？十年后，再来拟定一份“市民行为守则”，可能有什么区别吗？

　　这是不争的事实：“美容厅”在这里是指色情服务。
　　但它又凭着体面的本义，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对于住宿的过客来说，你也许看中的是这里能“停车”，也许中意于房价或房内的条件，或许几年前你跟一位佳人在此幽会，这里变成了一种纪念……店主希望有某种吸引力，他会把这些“核心竞争力”提示出来。
　　在很多地方，政府是高调打击色情服务的，但是只要你懂得在字面意义上与政府的理解保持一致，就可能生存下来。不过，这仅是最初的侥幸，在此后的任何一次检查中，相关部门都可以依法进行惩处；你必须继续保持与政府作风的沟通，掌握气候变化。
　　这个晚上，刚好你来住店，又刚好想做一下面膜，打电话去询价。结果是自投罗网。受到行规的白眼，不过，只要你在语气上一放松，就可能马上得到青睐。
　　细心的读者还可以发现这间旅社大厅里有一张招聘启事，上面只有“美容美发”四个字，应聘条件忽略不计。莫非薪酬面议？如果你真是一位刚涉世的美发师，恰好又是男同胞，去试一试看效果如何？

　　春联本是一个环节交替的仪式，也是一种去理解时间与生机的意识。要把一幅春联贴在门边，首先要买好红纸、笔墨，家里要有人愿意在书法上“献丑”，最关键的是谁来拟出纸上的对仗，这些马上浮现眼前的字句多多少少要反映这个家庭的部分心愿，或者说，要将春意家庭化。本来这是一次文艺竞赛。
　　但是，如今的做法变得很简单，无需家里人的集体参与，一切都可以在市场上得到，或作为赠品，由某些大小企业统一派发。剩下的仪式就是在除夕把纸条贴上去。
　　商家通过这一幅对联可以在家家户户蛰伏一整年，享尽广告的风光。住户则省去了笔墨伺候，也避免了运思不及的窘境。两厢情愿，“共赢”。但受到伤害的是我们的母语。语言不再抓住一切机会讲述自己的身世了。
　　凭借“中国移动通信”与“中国农业银行”的强健触角，铜墙铁壁也抵挡不了这种大势所趋。如今，亲手写一幅对联显得另类，并且因手艺上切磋与受益（还包括恰当的审美）出现了断层效应，写出绝妙对联的机率已经减少。
　　如果说普通人无需过一种精致、敏感的生活，而一律选择这种广告与祝福兼容并蓄的春联，对此选择没有一丝疑虑，那就说明市场在教育成人，而不是古老的风俗、美德或生龙活虎的语言。

　　就像两只枯死的蝉，紧贴着墙壁，这两只报箱已经丧失了生机。两把生锈的锁，分别扼住命运的咽喉。曾经是投怀送抱的新闻报纸，增进这个盒子与墙体的感情，现在只靠着冷冰冰的铁钉维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
　　一种自办发行的报刊如果都奉献一个盒子，这扇墙将不堪重负。幸好本地报纸品种寡少。或许可以这么说，因报纸所见所闻都是雷同的国内外风云，一家人只要一份报纸、一个报箱，就够了，就能勾勒人间的姿态，这样，也就限制了报箱连锁反应的可能性。
　　很显然，报箱的成本已经收回，买单者要么是订户，要么是某家想借题发挥的酒厂。但作为使用过的塑料，并无回收机制，挂在墙上，对于任何人的生活似乎都不造成影响。
　　不过，它勉强于做历史的见证人。根据报箱入口的灰尘厚度，你兴许能判断报社与订户多久前失去了经济往来。这家人为何不继续订阅这两份报纸？
　　目前，就这两只死缠着墙壁的蝉来说，你还可以发现它们的私语。来自两家报社的塑料盒子，大小相当，却又有明显的差异，比如锁的位置、钉子的数量、颜色。似乎各自表明内涵不同于其他。但你的经验是那些投入其中又消费于虚无的报纸，无论是产自哪一家，都是相似的：都曾声称“新”，最终等同于“无”。
　　它们合作开发这扇墙的潜力，却又始终存在分歧，不愿意互相包容。各有自己的利益，各有皮里阳秋。它们腹中空空，却还在商量：未来报箱形态会怎样？进一步来说，未来的人们还需不需要订阅报纸？

　　墙体成为生活中的语言的表演舞台，甚至可以说是最常见的场合，在这里，就有学校教育的阴影，又有交易原则的幽怨。我们生活在墙与墙之间的空间里，在保护自己的隐私的同时，又有觊觎之心，巴不得逾墙而过，叫醒邻居或窥探他人的需要。
　　在五楼，在一个关闭的电闸盒子一侧，除了有一些纸质的小广告（它们在这张照片的皮肤之外），还有这种油腻的戳记：这些维修工趁人不注意，可以轻快地在他人的领地，留下许许多多的烙印。这是一种便宜的广告宣传，而且有着开门见山的效果。
　　但问题是，那个关键的手机号码的尾数被刮擦掉了。应不是住户们的“杰作”，而是同为管道疏通的竞争对手的行为。抹去一个联系电话中的几个数字，这个戳记就失效了。基于这种考虑，受到刮擦的烙印呼唤它的主人：请更新手法，发明一种稳固的宣传模式！
　　你也许会想：两个疏通工就不能良性竞争吗？在他们的意识里，这个行业朝不保夕，无所谓技术壁垒，没必要通过技艺上的精湛来分个高低。有我没你。但都是外来户，在这片空间。于是，你还能看到被修改的戳记下方还有一个被油漆遮掩过的类似戳记：实施了一次报复，结果是谁也没有赢得这个潜在的市场。
　　幸好，这里的住户已经去浙江打工了。垂下的电闸提醒你燕去楼空。有兴趣的话，你还可以研究五楼与二楼的这类戳记的多寡，或许你能判断维修工是如何经验判断哪个楼层经常堵水。
　　两个工人失去了一位潜在客户不要紧，毕竟他们共同完成了一次对墙体的狂吻。他们走了，几乎没有任何损失；实际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还可以重来，继续篡改面貌的游戏。惟一谈得上损失的，也不是这里的住户，过道上的环境污染，他是可以容忍的；而是我们的语言蒙受了不易察觉的损害：“疏通管道，水管维修”的吆喝竟然被几个不合作的手机号码尾数抵消掉了，显露在墙面上，一点面子也没有，时刻证明着语言的无用。

　　厕所文学是一个有趣的分支。如果你入股于厕所，或是爱心协会的工作人员，就可能对厕所中的文学形象有所改变。不会变得更好，而是把此外的观点铺展在此。
　　这张照片也有足够的信息量，或许，它是一面镜子，替你讲出你是如何看待语言的法规的。你首先看到的是十个汉字：一小一大的说法表面上肇始于一位宇航员，实际上跟生活中屡试不爽的辩证法有缘。这是男厕所的一条标语，很可能不适合它的隔壁。“前进”在此就是本意，提醒你不要太潇洒、泼辣，往前走一小步，便于交流与汇合。实际上，它在告诉你：不少人停滞不前，乃至于弄脏了地面或台阶。但问题是，发生在这个场合里的踪迹何必要一清二楚呢？不在这里，就在那里，尿的成分并不改变。
　　这条标语似乎并不期待这片天地从此变得更纯洁，它在乎自我的折腾：因自身是一条有味道的标语而兴奋。在标语的下方隐隐约约地浅显着“爱心协会宣”的关键词。这个协会总得干点活，现在果然出手了。
　　然而，这条标语并不是某种原创性的作品，它是借鉴而来的，似乎先进的厕所文化在本地宣讲。那个受命书写的协会成员还不忘用彩笔镶边，使得这种告诫显得是善意的，或可说使其像一条标语。
　　这栋楼房的每一层厕所都贴着类似告诫成分的标语，是因为它认为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个厕所。
　　标语于是成为墙体最上面的一部分，它的下面是瓷砖，瓷砖的下面是石灰，再下面是墙的骨骼。这是意识的金字塔之对称物。
　　这张写着标语的长方形红纸很快遭到了某种反馈：左下角有被烧过的痕迹。所以，这张纸又变成了两种意志的行为艺术。至少预示着“文明”无止境。

　　我并不打算成为一名摄影师，我羞于举着相机走到某个人面前，我缺乏经验。但是，即便不拍人，也可以放眼所居住的这个普普通通的城市。它在风景上几乎没有任何的出彩，缺乏异域风情，谈不上令人惊诧，也没有像模像样的朴素风格。不过，张贴在这个城市里的言辞，可以借助相机记录下来，作为“城市修辞”这个研究项目的素材。这张由一个手机号码和某种特殊的商品所组成的照片，实际上值得我们仔细分析。我们要有一点罗兰·巴特的干劲。在朝阳路的某条巷子内，墙壁上的墨汁与灰浆的对抗，显露出这个城市的无能。最近，居民们发现了“枪支炸药”明目张胆地兜售起来了。照片中的灰浆还看得出，但那个手机号码中连续出现的四个“4”，明显占了上风，好像死神也替它们通风报信了。这条标语只写在楼道口，而不是每一层的墙壁上都如法炮制，看来它是自卑与自信的结合体。在中国，“枪支炸药”是受管制的，但是这条标语首先在管制之外，然后是人民群众很苦恼于手机号码无法管制，最后才是这种非日用品的商品失控了。人们不得不多想：为何这些刷标语的人开始在居民区而不是限于矿区活动？莫非这种供给是有了足够规模的买方需求，换言之，暴徒的数量正在增长？与最普遍的“办证”标语相同的是，庞大的买方市场有可能存在，但是“办证”提示的是办理假证，而“枪支炸药”并不是打算兜售玩具枪或鞭炮。要彻底消灭“办证”标语，不是在石灰上下功夫，而是这个社会开始克制对证件的渴求。至于刚刚涂抹的“枪支炸药”则在暗示一条交易逻辑：如果“办证”的标语控制不了，“枪支炸药”也就有一个成功的赢利模式。这个具体书写标语的人，可能是一位雇工，他已经写得很熟练了，但笔迹学专家或许还可能通过手机号码一头一尾的同一个数字来分析此人的心理。当然，我们也可以想到，这种标语实际上是广告的一种形式，而我们大多数广告的意图都在于广种薄收：只要一个消费者出现，那夜行衣的成本就数倍收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