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工作去的地方，早年叫木勺湖公社，我去了一两年，随即改回乡。对我这样六十年代出生，懂事起似乎就知道县下面的建制除了区就是公社的人来说，乡的名称有点遥远，所以改为乡，还是蛮新鲜的一件事。不过，当时兴趣不够，所以也没了解更多的背景知识，今天的印象也就这样的一个大概。只记得改作乡了，仍然有外地来的人，找不到所在地的事情发生，这是因为乡的名字与所在的村名不一样的缘故。听人议论，这种情况叫虚名。
木勺湖乡历史上就有建制，叫公社的时候，从另一个村子迁到现在的所在。我一直不甚清楚，乡所在地与范围的变迁沿革，偶尔听老人说起，也是一鳞半爪。不知道这个话题是不是有点敏感，因为老人的话语中，会蹦出民国、道光、光绪这样的词汇，这在当时，特别是民国这样的说法，还不是经常听见使用的。所以为什么叫木勺湖乡，还是懵懂不明。乡的范围内，倒是有一个木勺湖村，但这个木勺湖村的历史，可能和叫公社的历史差不多久或者还要短。木勺湖村是距此十多里的南山建水库时，迁出来的移民，村上的人，习惯自称新农村。——对于新农村这样的名字，可以想象到当时宣传的一些情景。我猜想，这
对于消失的事物，是遗忘，是铭记，或者悼念，或者怀恋，也只能取决于不同的心境（情）之中。二三月的时候，帖了两篇内容是青少年时期事情的博客，三月下旬的一次朋友聚会上，痕迹与七夜就“打击”说：梦人老矣，理由是开始回忆了。那段时间，意绪消沉，老迈的感觉是有点如影随形。不过，听痕迹与七夜的调侃，郁闷中也乐了一下。
为此我也再次想了想，难道回忆是老年人或者老年人的心境才有的标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早就老过了罢。说老过，也就是回忆这档子的事。说来内容是青少年时期事情的《小镇春雨》，还是与这两个一唱一和消遣我的朋友差不多年龄时候的手稿，也就二十来岁时候写的，以至前年整理成电子文档之际，感觉就与现在叙述习
何博的《台湾与大陆诗歌的一般形象》一文，虽然篇幅不长，分析思考却颇有亮点，特别是近三十年台岛与大陆的诗人诗歌的不同面貌。
近三十年，也就是大陆说的新时期文学以来，何博在文中提到，“我们也很少看到在台湾诗人那里，有‘精英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究其原因，是“台湾的高级知识分子们，由于真正拥有了学问，反而平和，返朴归真；……更本质的原因，可能是台湾的自由民主思想，塑造了诗人们平等，平易的角色意识”；与此相对的则是大陆诗人诗歌，“可能由于计划经济的家长权威的余绪，助长了诗人们的话语与知识特权”，于是有“精英写作”、有“知识分子写作”。两者的不同，是不是文中指出的就是根本原因，或可再议，但台岛与大陆诗风的不同，这种现象，我觉得从比较角度，一向不受世人注意，不知是有意忽视，抑或盲区……。
令人敬佩的还在于作者身在诗歌圈中，但是眼光立场却又不受圈子拘束，能够如此清晰勾勒出这样的对比，是极有意味的事情。……且作者笔下冷静，虽是博客文章，也颇见功力。
题目中用“一般形象”，我
对读书内容的习惯也如同对食物的口味，很容易受小时候形成的惯性影响。我是在读两本厚厚的有关抗战内容的图书时候，突然生此联想。之所以这样想，不外是抗战的题材，是我从小能够接触的内容，即便是从今天看去，接触到的内容完整不完整是另一回事，但它是可以光明正大的接触，社会也在有意无意宣传的东西。说来也是有趣，尽管当时接触也多，但对诸如当时的政府退到重庆，当时的军队不正面抵抗，没有人告诉有说服力的理由，似乎当时的政府在本性上就是消极的政府。这让我心底始终存了个疑问。我是后来看了一个日本人写的薄薄的一本书，才感觉这个疑惑有所解开。这本书中有图表，分别列出当时中日双方军队的装备，比如双方同等单位装备的车辆、轻重武器等等。武器不说，车辆上中国军队对比日军，也只是零头。不过，我今天想起书籍与食物，不是想围绕这个话题。说真的，正是这个话题，让我产生很大的疑虑。
我已很久不读这类内容的书籍了。前些天一读之下，非常顺畅地读了这两本书中大部分。竟然还产生了阅读的快感。也许正是这麻溜这快感，让我陡生警惕。首先我得说，我对这个题材并不感冒，也没有
早先兰溪门菜场还在马路上的时候，中间拐向北的路口，有个卖酱菜的店摊。说店摊，是因为开在店的门口，店里好象又卖别的东西。如果店里也卖酱菜，就要叫酱菜店或者酱菜铺了，但它只是在店门的一块地方卖酱菜，说摊则有店，说店则是摊。文茜或者老朱，提到时会说是兰溪门那个酱菜，老江有一次说是兰溪门那个老曼（媪）。但说老曼毕竟不妥，因为卖酱菜的妇女，至多中年，也不显老。只是市井的称呼，来得鄙陋，当时觉得没到时节叫别人老曼，有点不应该。今天回头，未免想着是年轻人的轻薄了。不过叫人不解的是，好象他们都没说到是店还是摊的问题，我也决定不下来应该说是店还是摊了。
喝咖啡在时下不少人的心目中，仍代表着一种另类的生活趣味，用流行的词汇，就是小资的生活方式，与此相对的往往是饮茶。有一首诗中这样写到：“一个时辰细饮一杯咖啡，让我想念清淡的绿茶。”笺注者认为：“‘清淡的绿茶’与‘咖啡’相对应，代表朴素的平民生活”。撇开现代诗可不可以这样笺注且不说，咖啡如果不代表所谓小资，国内的咖啡馆中，也不会将咖啡卖的比肯德鸡与必胜客贵的多了。这也难怪，尽管稍好点的茶，卖的不比咖啡更宜，好多人点起茶来仍要比点咖啡来的自在。
我喜欢喝咖啡，这个嗜好，在我，甚至较习惯了喝茶来得还早。
我二十来岁的时候，还不习惯喝茶，喝白开水更甚于茶水。说来有点怪异，我这么迟才会
昨晚逛书店，想去看看有没到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另外想去翻看一下几本书。翻看一下几本书的目的，当然是回来再决定是不是网上购买，看起来我也算是有点精明吧。结果自己也想不到，买了八本书回来。
去下书店，总要买几本书，本也很正常，不正常的是其中三本已经网上定购了的，只是未到手上。在书店一见，只想着一读为快，不肯放下，就带回了。连只要等几天的功夫也不肯。买了后，自己寻思也有点不解。
这三本书是苏珊·桑塔格《同时》、黄灿然《格拉斯的烟斗》、吉田兼好《徒然草》。前一本书的译者是黄灿然。后两本书中的内容并不陌生，除了《徒然草》以前读过版式不同的，黄灿然《格拉斯的烟斗》中的部分文字，也
欧阳修早年不喜欢佛教，有一则流传下来的轶事，对此说的蛮为有趣。欧阳修碰到读书人谈佛教，必定板着脸看对方。不过他给年幼的儿子取名字“和尚”（这里是字还是小名不详），有人就问：你既然不喜欢佛教，却为什么以“和尚”给儿子取名字呢？欧阳修说：因为鄙视作贱它，就象今天好多人用牛驴为小儿子取名罢了。对于这样的回答，提问的人大笑，并且佩服他的辩解。古人以贱名用作小儿的名字，看来是旧俗。相传苏轼也给自己的小儿取名叫僧哥，也是取和尚的名字较贱的意思。早些年农村中仍有给小孩子取名讨饭、挂篮、阿狗的，也是一个用意。相传小孩子名字取得贱，易于养活。
有趣的是，无论欧阳修也好，苏东坡也好，早年都以和尚为贱，晚年却都有居士的名号。即便是早年，也都有与和尚交往的经历，特别是苏学士，民间以其与佛印和尚交往的故事不少。而欧阳修，似乎尚无类似的民间传说将他编排演义在内。闲谈不去考证苏学士与佛印故事的真伪。到是欧阳修，与和尚交往，是有文为证的。也就是他写于1042年前后的那篇《释秘演诗集序》。
我少年时读此文，每为文中“当其极饮大醉，
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