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热门话题，同样，它也毫不意外地成为了人类学中的一个关键词。在这几年的一些新闻中，民族主义狂热成为了备受注意的焦点。在人类学中，民族主义的研究却可以追溯到冷战结束之前，纪尔纳、安德森、吉登斯……这些理论家的名字为我们所熟悉。人类学关于民族主义的理论常常与对“民族国家”概念的考据联系在一起，后者与西方本身的历史演进、政治经济发展及其思想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本来仅是一种思潮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主张成为了被贴上“权利”标签的现代“常识”。民族主义也与技术的进步有关，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描述了媒体技术的发展如何在现实的社区之上建立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在和民族国家的建设重合时，又常常被称为“国族主义”。我们也遍地可见以“族群”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的另一个近亲又是比比皆是的地方主义。相比于常常在国际新闻中曝光的民族主义

   一天自习之后，女友问我，如果世界上的书越来越多，那像国图那样的地方岂不是会挤爆了？我说那倒不会，科学技术在发展，他们可以把书都弄成数字版的用光盘或者硬盘保存。要知道，在最近的一二百年里，人类知识增长的规模可能比以前人类全部历史中的知识积累还要多。

   知识的增长，服务于人的生活，我们的日常行为，日益要依赖知识的指导。例如在“养生保健”这个事情上，有专家指出，绝大多数中国人活得不长，其实是死于无知。如果在每天的饮食、生活习惯和运动上都依据科学知识的指导和建议，多吃这个、少吃那个，多做这种活动，少干那种活动，或许人的健康就有保证了，也许也能活得长点。可是若我们真的活得像一个营养学家一般，那多少在琐事上也要累死我们。成天到晚，这得注意那得注意，没准儿真能多活几年，结果这一辈子却落着个不轻松。知识或许是件好事，但知识也成为我们生活的重负。

    人的生命毕竟有限，和从这个经验世界采集而来的知识相比，无疑沧海一粟，人生难以驾驭全部的知识，哪怕连一个领域的全部知识都不能，社会分工算是我们解决这一

（注：发这篇博文前我多少有些犹豫，文章本来就不成熟，话题敏感，一些粗砺之士肯定易于误解。但这又是我出于亲身经历的感触，故谨慎起见，我仅仅将本文的所讨论的范围限定在我较熟悉的都市生活领域。如有兴趣和耐心，请细细阅读，以理解的我的中性态度，以免无谓的误会。）

仇富的心态古已有之，所谓越有知识越反动的说法也不新鲜，可是，贫穷怎么就成为了一种罪恶呢？叔本华这样描述那些“一贫如洗”的人：“……只有他能忍受一切，凡事一笑了之；只有他了解才干完全无用；只有他说话和为文时总是用最响亮的语句……只有他懂得如何乞求，于是能在年纪轻轻时成为那一套秘奥道理的大神棍。”叔本华显然是为了吹捧他自己，于是作

“找对象”这个说法，已经被现代的很多人所不喜欢，认为它俗气，把相同的事情叫做“谈恋爱”或者别的什么。“找对象”似乎暗含了这样一种目的论，那是为解决终身大事而做的必要准备，而“谈恋爱”则突出了感情因素的重要性。这样看来，“找对象”似乎是从“包办婚姻”的婚本位婚姻观向“自由恋爱”婚姻观转变的一个过渡产物。谈恋爱一定是要为了结婚吗？结婚就是为了生孩子吗？关于这个问题，人们的回应各不相同。对于一些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来说，这两项事务间自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然而大多数老百姓则愿意相信，恋爱的目的是为结婚，结婚的产物是孩子，这是天经地义，否则老天爷干嘛给人安上这个功能？

无独有偶，我们在阅读一些较为“传统”的人类学作品时，常常会发现

    第一篇文章发表了，感谢帮助我的两位老师。萨林斯来过了，拍拍我的胳膊，走了。过去的一段时间，忙碌又混乱。

    从2年前开始接触人类学，到今天，不知不觉中，在知识和对生活的理解上又是一些新的变化。发表一篇文章这虽然是件小事，却教会了我如何用一种规范和严谨的方式进行学术写作，在一切成文之前，及成文时的工作都是需要诚心诚意地对待的。做学问的前提是做人，或者我们说，这两者应该是双螺旋。

    知识可以分为激情的知识和平静的知识。一般的情况下我非常喜欢巴赫，但是昨天晚上，在伴随着贝多芬的重奏音乐读到有关康德的一些文字时，所感受到的就是一种知识带给人的激情。萨林斯的《历史之岛》在这种情境中读起来也是一种贝多芬的感觉，似乎所有涉及理性主义问题，或是结构主义派别的人类学作品，在读起来都是会感染起一种似乎是激情的味道。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20世纪后半叶的许多人类学作品，都是要从对马林诺夫斯基或拉德克利夫-布朗这两位“老古董”的讨论或批评中来寻找理论的出发点，或

    有时候觉得进行人类学方面的思考，素材真是无处不在，如果有这种灵感的话，就会在很多生活的细节中发现有趣的事情。就像摄影一样，最令我欣赏的摄影就是那些在最平凡生活中发现的有趣构图、采光或色彩的搭配，名胜美景的画面很美丽，那因为它本来就很美，把一个傻瓜放在那里他拍出的照片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而我也常常记得一位摄影老师的话：想练习拍照的话不用非得跑到紫竹院，在学校里就足够了。

    常常会发现人类学或宣扬或确实带给人们这样一种趣味，关于文化多样性的趣味，这种多样性总是令人开悟的。但是，我又经常发现，关于人类一致性的探讨给人的是另外一种吸引力，带有一丝神秘的味道。既然宣称所有的人类都属于一个物种，那么它的一致性就总会是若隐若现地呈现于社会与文化的生活中了。

    有一次坐在汽车里听广播里十分流行的传统相声节目，记起一个表演相声的人评论说这门艺术的魅力主要在讽刺。我不免想起人类的笑。我们都说只有人类会笑，虽然说猩猩可以模仿笑的表情，但是人类仍然十分自豪并且富有煽情地将笑奉为我们这个物种的

有一次，我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小馆子吃夜宵，服务员们都懒散地聚在一起看电视。这时候进来一个乡下的老爷爷，手里攥着一个破纸条问路。这个老大爷的方言很重，根本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而且他自己好像还耳背，服务员们很快就不耐烦了。但是，这个老人一直是挂着笑容，那种典型而为中国农民所独有的尴尬的笑容，我在很多场合都看到那些纯朴的农民将之用来掩盖内心的紧张（比如，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火车站看到几个农民被票贩子忽悠得不知所措时，就是这副表情）。这一次，一个滑头的服务员很想尽快了解这个麻烦，就大声告诉他，“我告诉你怎么办，去找民政局，他们什么都给你包了！”老大爷停顿了一下，挂着的笑容突然没有了，他出乎所有人意料地扑过去，抢过那人手里的那张纸条，把它撕得粉碎，夺门而出。我不太了解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但似乎确定是侮辱到了他。但是服务员们却哈哈地笑起来了，那个领头的伙计摇摇头，嘴里还在调侃着已经不见踪影的老大爷。

  生日对于我，宛如倒计时之时钟的指针，在到达一个新的刻度时的“咯噔”一响。每每到这样一个时刻，都会特别令人想要用一生的高远角度来审视自己的生活。人们只有在这个时刻，才意识到生命是流动于被我们凭空加之于其上的时间中的。

生日是特别适合谈论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你生活的选择。王明珂教授讲座的第二天，恰是我的生日。我常常焦虑的是，这可能只有一次的生命，怎么活着才算没有白活。人被凭空抛到这个世界上，它亦有动物般的七情六欲，但不幸的是，它也被安上了一个常常被我们称作是“主体性”的灵魂，常常成为我们苦恼的根源。如何善用这个灵魂，才不枉这一次做人的

本周，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黄应贵先生来学校讲学三次，主要关于人类学与经济人类学问题。这三次的题目分别为《世变中的人类学研究的反思》、《经济、社会与文化——经济人类学的发展》和《新自由主义经济下的地方社会》。黄先生的经济人类学研究遵循了这个方面的典型传统，在面对资本主义逻辑，而采取人类学方法去寻找理解“经济”的“另一种可能”，由题目可以看到的是，最终的焦点落在了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中地方社会的各方面变迁。

    我对这个领域并不十分了解，但是，与很多同学一样，被黄老师所吸引的地方在于他从个人经验出发来理解自己对人类学者们专业的选择，也就是第一讲《世变中的人类学研究反思》。

有一天向高中同学融老师介绍一本不错的语言学著作的时候，她很惊讶我还读语言学，我也很惊讶她不知道，作为文科的学生，人文社会科学的各方面知识都要涉猎。

关于书的事怎么也说不完。本写了一篇关于杜蒙《阶序人》的读书报告，因为字数超过了要求，不能发表上来。最近课程上的事情多，写一写关于读书的小小感悟也就罢了。现在除了按计划读本专业的书和导师推荐的书外，每天也会读一点哲学史，我读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