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写了这么多，其实也就是发生在几天内的事情，现在要梳理一下这五年来的记忆，反倒觉得乏善可陈。回头看看这五年，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

只能留下一些断断续续、点点滴滴的东西了。 2004年7月22日，第一次出镜，简单的几句话，我竟然说了二三十遍才说完整；8月14日，雅典奥运会开幕当天，拿到了奥运会火炬。去年五月初在惠州参加奥运圣火接力传递时，自己激动得不行，在烈日下跑了好长一段距离，结果三个月前一查电脑记录，原来自己早在五年前就接触过奥运会火炬了，去年的激动似乎有些多余。

说实话，这五年来，自己过得浑浑噩噩，印象比较深的，大概只有下面这些事情。

刚参加工作没多久，接触到精神病康复方面的内容。一位精神病医院的院长告诉我，他们医院的病人如果想出院，必须接受他们的核查，核查内容是，他们问病人，你有没有精神病？如果病人否认自己有精神病，他们就会对病人说，不行，你还没有认识到你的病情，你不能出院。如果病人说，我有精神病，他们则会欣喜地告诉病人，好了，你已经认识到你的病情了，可以出院回家了。

当时我就被他的这番言论雷到了。说自己没有精神病的人，会被精神病医院关起来；承认自己有精神病，反而会被放走。可惜那时我太嫩，不敢质疑；换作现在，我肯定当场反问他，你有没有精神病，看他如何作答。直到今天我都还在怀疑，这家精神病医院的院长是不是从病人中间选举产生的。

还是参加工作后没多久的事情，在一个活动现场，我碰到一位叫郭鹤年的老人，活动主办方对他的介绍是“马来西亚华侨首领”。当时我没把他放在眼里，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国外这些老华侨都是开中餐馆的，不懂当地语言，社会地位比较低，所谓的“华侨首领”，也不过是餐馆开得比较大而已，所以在和他交谈时，我猛向他吹嘘自己到过多少地方、认识多少名人，他一直微笑着，不时轻轻点头，也没说什么话。过了几天，我无意中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现了他的名字，定睛一看，原来他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的创办人。我这个笑话可闹大了。

不过自己当年完全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回想起来，都还佩服自己当时的冲劲。2005年四五月份的时候，在一个论坛上，我又当着上百名中外嘉宾和记者的面，跟龙永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原因很简单，龙永图一直宣扬，中国人还应该再老老实实地给外国人打三十年工，对于他的这个观点，我是强烈地反对。从我当时亲眼看到的情况来讲，中国这种粗放型的、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头了。以东莞为例，东莞几乎没有一条清澈的河流，大小河床里流的已经不是水，而是黑乎乎的油。尽管东莞市市长常常骄傲地说，如果东莞的公路塞车，全世界的电脑产品都会涨价，但是住在黑得流油的河边，又有多少幸福可言？东莞确实很富裕，不过这只是针对户籍人口而言，例如东莞户籍的女性生育，政府会一次性补贴9000元钱，直接汇到个人的银行账户里；东莞很多镇已经实行了十二年制免费义务教育，甚至有个镇宣称实行从幼儿园到博士的免费教育，但是先别忙着高兴，这些福利都是只有东莞户籍人口才能享受的。东莞是个人口严重倒挂的城市，非户籍人口是户籍人口的好几倍，大部分东莞人是享受不到上述好处的。这样的发展模式无非是榨取多数人的血汗来滋养少部分幸运儿。我们国家的城乡二元体制是导致农村贫穷的重要原因，这种不公平的制度已经实行了半个多世纪，难道还要再实行三十年？所以我在论坛现场和龙永图进行了激烈的对话。而且从去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东莞上千家工厂的倒闭，再到近几年国家大力提倡自主创新，汪洋在广东推动产业升级、“腾笼换鸟”，我始终都认为，我的观点是正确的，龙永图的观点完全是在透支中国的未来。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半年过去了。元旦节那天，去了深圳，一个人在世界之窗转了一下午；第二天，从罗湖口岸去了香港。昨天收拾东西的时候，还翻出了大三时一个初中同学给我寄的香港地图和旅游手册，当时我一个很大的心愿就是毕业后三年之内要去一次香港，没想到毕业才半年，这个愿望就实现了。记得当天香港是阴天，风很大，我坐在从尖沙咀到中环的渡轮上竟然晕船了。那是我第一次晕船，比晕车难受多了，当时我浑身无力，连坐都坐不稳，像根面条一样倚靠在旁边一个日本女孩的身上，实在太失礼了。只是没想到，后来我还会遇到一次更加难受的晕船。

很快到了2005年7月，我参加工作满一年，还算是平稳度过了试用期，按时转正。8月1日到广州学习，就住在刚到广州时的落脚点——广东国际大厦的旁边。一个星期后返回单位上班，第一个任务就是陪同另一个城市的代表团参观考察，记得那几天温度是35度，我在室外转了一个下午，差点儿中暑。

那个月，自己特别想念读大学的城市，好几次周末的早上醒来，都恨不得立刻买张机票飞回去。

国庆节，在毕业一年多以后，终于有机会回母校了。10月1日、2日值班，2日下班后匆匆坐车到广州，又住在广东国际大厦，因为大厦一楼就有机场大巴的上车点。3日一大早飞回母校。就是这次回校，我把人生中的第一个手机弄掉了，至今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弄不见得，只记得当时把手机放在背包的外口袋里，假期结束回广东后就不见踪影了。后来上海等地出现了机场搬运工偷窃旅客托运行李的案件，如此推测，我的第一个手机应该也是在某个机场被搬运工偷走了。

参加工作的第一年就这么过了。第二年，2006年，我还真想不起发生过哪些事情，稍微有些印象的就是8月份去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转了一个星期。

2007年，我参加工作已经三年了。7月30日，这天发生的事情我不会忘记。

9月13日，写这篇文章的整整两年前，在一个名叫“花脸鱼”的餐馆，我尝试着做一件自己以前从来没做过的事情。

第二天，踏上了回母校的飞机。本来是下午的航班，结果对方机场地面二次雷达出现故障，一直流量控制，直到晚上八九点才到，正应了“好事多磨”这句话。

9月15日，星期六，一大早见到魁勇，他跑上跑下，帮了我不少忙。

魁勇，真的很谢谢你！虽然我最终放弃了，让你的所有努力都付之东流；虽然我的放弃、我的委曲求全，仍然没能让我得到当时想要的，但我永远都感谢你这么无私、这么真诚地帮助我！

从2007年7月到现在，这两年来的一点一滴，我都觉得无比清晰，清晰得像是发生在昨天。（完）

在到达大厅提取行李，拿到背包，却怎么都背不上去，仔细一看，背包的一条肩带被人连根拔起了，里面的海绵都露了出来。

来到行李服务处索赔，旁边站了一位南京来的男士，他的手提箱把手被搬运工弄断了。看来老白云机场的行李装卸还真有些问题。填了一张索赔表，机场方面表示，要么赔我一个箱子，要么赔我100块钱。

想了想，我已经有一个大箱子了，再拿一个箱子，就没办法走路了，于是要了100块钱。

那个背包是我刚进大学时买的，陪伴了我大学四年，终于在我毕业后被弄坏了，不知这算不算天意。两年前搬家，收拾东西时，还从里面翻出了一叠大学时同学给我写的信。如今要找到一封手写的“真迹”已经很难了，当时拿着那叠信，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推着沉重的行李车出了机场大门，一股带着咸味的热空气迎面扑来，像是从鼻子里灌了盐水到喉咙一样。这样的感觉在今年四五月份时又出现过一次，当时我在湛江的海边，凝视着对岸的南海舰队基地。同样的感受，恰好在一头一尾的时间出现。

上了出租车，司机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身材瘦削，皮肤黝黑，车载收音机里说的居然是粤方言。那时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中国的电台、电视台竟然可以不用普通话而用方言播音。一直觉得电台、电视台的主持人是个准入门槛很高的职业，光是普通话一级甲等这一条，就把大多数人挡在了门外，再加上智慧、阅历、口才、应变能力等要求，够资格当主持人的，应该是寥寥无几了，谁知到广东后才发现原来主持人也可以说方言，这等于是大大降低了当主持人的难度，难怪广东人对主持人这个职业不感冒，方言人人都会说，在广东当方言节目的主持人，确实没什么了不起。

总之，广州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闷热的气候、潮湿的空气、杂乱的建筑、逼仄的街道……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广州，那就是“乱”。初到广州，感觉像是到了越南，一下子很难适应。好笑的是，三年后当我真到了越南，吹着湿热的海风，听着晦涩的语言，站在街头被汹涌而至的摩托车堵得过不了十字路口，我反而觉得这些场景很亲切。

在环市东路的广东国际大酒店门口下了车，走进酒店旁边的麦当劳，等着单位的司机来接我。广东国际大酒店在广东国际大厦内，这栋大厦共有63层，是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物业，也是广州人曾经引以为傲的标志性建筑，多家外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就在里面。当年广国投破产一事震惊中外，牵头清理广国投债务的就是如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

由于背包的背带断了，我没办法同时拿着两件行李，只好坐在麦当劳里一动不动地照看着行李，连洗手间也不敢去，一直强忍着。下午四五点钟，单位的司机到了，拿着行李上了面包车，向我人生中第一份工作的所在地驶去。离开那家麦当劳的时候，我头也没回，当时也没料到，今后我跟这家麦当劳、这家酒店，还会有一些故事发生。

上了高速公路，没走多远就开始堵车，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双向八车道的高速公路堵车。司机被堵得不耐烦，嘴里一直骂骂咧咧，我反倒觉得很新奇。有经济学家说过，堵车是经济繁荣的标志，这话一度引来无数口水与板砖，其实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理。

一路走走停停，高速公路一点儿也不高速，晚上八点钟左右才到单位，天已经全黑了。我下了车，站在单位门口，昂着头，好奇地打量着单位的办公楼。五年后的几乎同一时间，我同样站在单位门口，只不过这一次，我低下头，深深地鞠了一躬。

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出来迎接我，随后我们三人前往附近的一家海鲜酒楼吃晚饭。主任点了三个菜，记得其中一个是白灼虾。有些遗憾的是，这家酒楼虽然离单位很近，但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却从未去过。

吃完饭，办公室主任带我去买了枕头和席子，然后把我送到宿舍。宿舍就在单位旁边的一个小区里，离单位步行只要两分钟，四室一厅的房子，我那间屋子只有一张上下铺的铁架床。睡上床后发觉蚊子实在太多，一拨接一拨地像轰炸机袭击一样，只好出门去买蚊香和打火机，结果在点蚊香的时候，不小心把打火机掉在地上摔爆炸了，于是那天晚上，我就承受着蚊子群的轮番“轰炸”，直到第二天的凌晨三点才昏昏沉沉睡去。睡梦中，我把大学寝室的每一个同学都梦见了一遍。

第二天， 7月9日，上午出门去人才中心办报到手续。中午回去时发现，隔壁房间的同事正在收拾东西，后来才知道他辞职去了广州。我来，他离开，我连他的样子都没见到。

午睡起来之后，老孙打电话过来，我至今都没能弄明白的是，还没说上几句话，我竟然哭了。

老孙，你丫的，虽然我总骂你没良心，但是，就因为你给我打的这个电话，我会永远感激你！

顺便说一下我刚参加工作时住的这套房子。我在那里只住了几天就搬走了。这些年来，那套房子住过很多人，除了一个人是结婚买房搬走外，其余的人都是辞职离开的。现在只有一个同事住在那里，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已经住了七年，算是时间最长的住客，比他晚参加工作的同事都纷纷离开了，只有他还坚守在原地。不过他也不会在那里住太长时间了，他买的房子已经装修完毕，也许明年春节前后，他就会和女朋友结婚搬进新房，到时候，这套我们很多人都住过的房子真要人去楼空了。想当年，这里住过那么多年轻人，大家刚参加工作，还延续了学生时代的单纯与真挚，这套房子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时光如白驹过隙，而今，曾经在这里住过的人都已远走高飞，如同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盛极而衰，多少让人觉得有些凄凉。

最后再说说送我来报到的司机。这位司机人称威哥，黑脸膛，身材高大，脾气火爆，一点儿都不像广东人。他开车很猛，别人超了他的车，他一定会一边骂人一边加油门反超。他的这种性格最终也害了他。2005年9月12日，香港迪斯尼乐园开幕的当天，凌晨两点左右，威哥喝完酒出来，骑上摩托车，没戴头盔，在路中间调头时，跟一辆汽车撞到了一起。按照我刚到广东时的想法，上个月应该也让威哥送我到广州白云机场，谁知道我才到广东一年多他就走了。最终，上个月的某一天，我跟五年前一样，背着一个大登山包，拖着硕大的行李箱，踏上了前往广州白云机场的大巴。不同的是，这次我的行李超重了7公斤。原来，五年的回忆这么沉重。（完）

离开学校后，先回家里休息了几天，然后去乡下看望外公外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外婆。

2004年7月7日，晚上八点左右，再次和某同学见面，一起去麦当劳吃饭。我到得太晚，她等得很着急，还冲我发了脾气。

第二天上午，坐上了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这是第一次与南航结缘，当时没料到，这五年来，南航会无数次陪伴自己起飞、落地，更没有料到的是，五年后的同一天，我会又一次坐上南航飞往广州的航班，只不过这次是去做一件完全相反的事情。有时候，缘分、命中注定之类的东西，让你不得不相信。

那天也许是刮南风，飞机从平时很少使用的20号跑道起飞，空气中飘荡着薄薄的雾，我努力睁大眼睛，仍然看不清脚下的城市。

一路向南，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开始降低高度。这天是2004年7月8日，原本是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计划正式启用的第一天，我也特地选了这个日子去单位报到。后来才知道，由于在前期演练中出了一些意料之外的问题，新白云机场启用的时间推迟到了8月5日。

飞机开始下降。热带地区总是艳阳高照、万里无云，飞机还在很高的高度就钻出了云层。我俯在舷窗上，迫不及待地打量着这片我将要生活的土地。这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这里的河流热情奔涌，这里的土地和天气一样热火朝天，机翼下是密密麻麻的蓝色屋顶的厂房，是对经济发达程度的最佳注释。

飞机向右转了个弯，基本上往正南方飞去，就在机身向右倾斜的那几秒钟，我很清楚地看到了地面上一条崭新无痕的跑道，那是广州新白云机场。由于新白云机场推迟启用，今天还是要降落在老白云机场。

广州老白云机场被繁华的市区包围，早就听说飞机下降时很吓人，这次总算有机会体验了。飞机由北向南，不断降低高度，机翼下方出现了一栋连一栋、挤挤挨挨的暗红色楼房。这时离机场大概只有十多公里的距离，楼房居然如此密集，我心里暗暗叫苦。（下图：从飞机驾驶舱俯瞰广州老白云机场）

飞机继续下降，襟翼已经放到最大角度，离地面很近了。飞机飞过一所学校，操场上很多学生在活动，这么低的高度，能很清楚地看到那些学生。我的心提了起来。

高度继续降低，大概只有十几层楼那么高，机翼掠过一栋楼的楼顶，有两个小孩在那里打羽毛球，我真担心他们要是一不留神球拍脱手，就会砸到我坐的飞机。在其它机场，这种高度，下方早就是平整的菜地、草坪了，怎么这里还有好几层高的楼房？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飞机继续降低高度，下方仍然是绵延的楼群。离地面大概只有七八层楼高了，我们从一栋楼房的侧面飞过，那栋楼的顶楼几乎和我们的机身齐平，我见到顶楼一间屋子里，几个人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如果不是飞机速度太快，我都能看清楚电视上演的是什么节目。

飞机还有十几秒就要落地了，从舷窗望出去，地面上还是密密麻麻杂乱无章的楼房，机场在哪里？我用手捂住嘴，几乎要喊出来。

……

终于，我看到跑道的边缘了。飞机呼啸着冲到了跑道上空，然后，只隔了五六秒钟，便疲惫地落在了跑道上。还好，虽然降落前受了惊吓，但机长的技术十分娴熟，落地非常轻盈，我这才松了一口气。（下图：广州老白云机场，当年我就从图中的左上角落地）

后来听说，在广州新白云机场投入使用前，各航空公司都是选派最优秀、经验最丰富的机长飞广州。

不管怎么样，谢天谢地，我终于平安降落了。

飞机停靠远机位，走出机舱，我激动而又贪婪地看着这片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土地。

广东，你好。（完）

想了一下，还是把这几年的经历写下来，思维混乱也好，流水账也罢，反正是给自己留下一些回忆，将来老了，说不定就靠阅读这些文字度日了。

2004年6月30日，阴有阵雨。

终于到了大学毕业这一天。上午在体育场的草坪上参加毕业典礼，一场中雨不期而至，大家匆匆散去。印象中，自己从小到大的每一次离别都那么匆忙，完全来不及认认真真、从容不迫地跟周围的人告别。

下午带着邓昳一起办毕业手续，她那会儿刚从重庆实习回来，对怎样办毕业手续还一头雾水。在文科楼的办公室领了毕业证、学位证、报到派遣证、户口迁移证，交还学生证、图书借阅证，本来还要上交食堂的饭卡，可以退回100块押金，想了一下，还是没交回饭卡，决定为自己的学生时代留下最后的记忆。同样留下来的还有宿舍的钥匙，把它放在修修送给我的一个深蓝色的提包里。后来我多次回过学校，却始终没有勇气再打开那扇门。写到这里突然想起，现在我带过来的行李里，好像没有这个深蓝色的提包。难道是我忘记了？看来得找个时间回去重新看看。

在文科楼办完手续，临下楼前，跟班上的一个女生说了些道别的话，那是大学里第一次跟这个女生说话。现在想来真是好笑，在一个班上学习了四年，直到毕业的那一天，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交谈。

回到寝室，感觉已是人去楼空、树倒猢狲散。东伢子在本地工作，五一过后就上班了，这会儿办完了离校手续，已经回单位宿舍了；狒狒家里找了辆车，帮他把所有的行李都搬走了；老孙如同刑满释放一样，迫不及待跑到网吧报到去了；许井伟也不知踪影，寝室里就剩下我和魁勇两人。

和魁勇出了学校东门，一起上了一辆公交车，依稀记得是19路，他要转车回家，我则去东航营业部退机票。只坐了一站路，魁勇便下车了。在这里我忍不住再啰嗦一句，我的每一次离别似乎都这么匆忙，跟大学里的好朋友告别，居然是在公交车上。

退了机票，回到学校，在南门外的“老树咖啡”吃了学生时代的最后一顿晚餐，一个人，坐在靠窗的座位上，要了辣子鸡饭。上菜时，服务员问我是哪里人，我让她猜，她说是广东，我心里一紧，对她笑了笑，没说话。

直到现在，回想起这一幕，仍然是百感交集。

印象中，只有三次，别人说我像广东人，第一次是刚进大学军训时，新闻系一个北京的男生说过这话；第二次就是这次。只不过两次的时间，大学时代倏忽而过。至于第三次，则是今年四五月份的时候，一个炎热的下午。这三次别人说我像广东人的时候，我都处在人生中的重要关口，都在跟过去告别。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是不是早就预示了，我注定跟广东有一番纠缠？

晚上回到寝室，只有我跟许井伟两个人相伴而眠。在这里，我要严厉批评一下老孙同学，你个没良心的家伙。大学生涯的最后一个晚上，你跑去网吧通宵玩游戏倒也罢了，没想到你直到第二天中午都不回来，害得我孤零零一个人无比凄凉地离开了寝室。

第二天，7月1日，中午和某同学在三食堂一楼吃饭，我要了一小杯可口可乐的青苹果汁，居然没喝完。一点钟快离开寝室的时候，侯体健过来了，我以为他是来送行的，心里还准备了几句道别的话，结果他指着我床上的席子问我：“这席子你还要不要？”我有些木然地摇摇头，说不要了，他二话没说，卷起我的席子就走。唉，人走茶凉啊。

中午一点钟，大家都在午睡，整栋宿舍楼寂静无声。我背着一个大登山包，拖着行李箱，走出寝室，对着空荡荡的走廊，悲壮地大吼了一声：“兄弟们，我走了！”

在九舍楼下和某同学会合，上了一辆“黑车”，小佳和俊伟来送行，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她们在车窗外冲我挥手的情形。

出南门，到长途车站，上大巴，四个小时后到目的地，帮某同学整理房间、收拾行李，然后，去一个初中同学那里过夜。嗯，就这样，匆匆告别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完）

第一次在博客中写书评，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一直在感动我的书——《漫步太空》书系。

这是一套航天知识科普丛书，共四册，由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独家授权出版，正因为如此，书里有许多独家内幕，比如中国航天员的选拔过程、“飞天”舱外航天服的自主研发经过、航天员在“神舟”七号上拍摄的视频等，绝对是猛料。

和大多数科普类图书不同，《漫步太空》书系没有拗口的专业术语和晦涩的语句，作者用温情的笔触，甚至是诗意的语言，把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娓娓道来。比如书的开头部分，作者没有直接讲载人航天科技，而是宕开一笔，从古希腊的神话、敦煌莫高窟的飞天壁画、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谈起，把古今中外人们对于太空的梦想、探求宇宙奥秘的渴望，一一呈现在大家面前，这样的文字，倒让人觉得像是在看一本散文集。另外，书中还讲述了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三名航天员的成长故事，生动、真切，读完后，你的心里一定会有一种暖暖的、饱满的感觉。

不过，以上这些并不是我今天要说的重点。我知道，提到航天科技，一定会有许多人问，花这么多钱来搞载人航天，有什么用？

是的，按人均计算，中国还只是中等偏低收入国家，更何况，我们现在面临着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就业困难、房价畸高、各类社会保障脆弱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把大量资金投在航天科技上？

在这里，先不说航天科技能带动数十个相关产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提升综合国力之类的话，就看看我们的身边吧。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有手机，走遍全国、乃至全世界，不论对方在哪里，只要轻轻地按几个键，就能和手机的另一端通话，靠的是什么？太空的通讯卫星。

如今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即时新闻，世界各地的大事、精彩的体育比赛、全球任何一个角落的突发事件，我们都能通过电视现场直播先睹为快。我们对信息的渴求，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这一切的实现，同样离不开通讯卫星。

我们外出游玩，用电子地图、GPS导航仪指路，靠的是卫星；轮船出海，要通过海事卫星电话和岸上联络；我们看天气预报，什么时候来台风，什么时候有冷空气降温，也是气象卫星的功劳；汽车被盗了，可以通过卫星定位找回来；如果不幸发生了洪灾、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卫星也能在太空把灾情看得一清二楚……可以说，航天科技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能不积极发展航天科技吗？

我们再回顾一段并不陌生的历史，十五、十六世纪时，欧洲国家为了寻找东方的香料和黄金，开始了接力赛般的航海探索，人类历史上的“大航海时代”拉开了序幕。在这一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轮流成为世界霸主。

而在这一时期，我们中国在做什么？我们陶醉在“天朝上国”的春秋大梦里，闭关锁国，等着海外“蛮夷”前来“朝贡”。我们关闭了与世界沟通的大门，逐渐迷失了前进的方向，一个曾经照亮了世界文明的大国，就此衰败沉沦，直到西方列强踏浪而来，火炮齐鸣，那扇锈迹斑斑的大门轰然倒地。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世界的发展并非总是平滑渐进的过程，它总是在某一个时段产生一次巨大的飞跃。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发现、新发明，几乎都诞生在“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后。从此，无论是工商业化和殖民帝国主义，还是社会与科技的进步，种种增进人类福祉的改良或带来巨大危机的发明深刻地参与了人类塑造全新文明面貌的全过程，使天下一家的地球村渐渐成为现实。

也许有人会喟叹，要是早知道这一切，中国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那该多好。

是的，一个国家的远见、决心和勇气，它的组织和行为模式，决定了日后它在世界上所能取得的地位。如果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比作一艘船，那么，这艘船既需要奋力划桨的桨手，更需要站在高处的瞭望者。不然，如果方向错了，桨手越努力，船岂不是搁浅得越快？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能真正读懂温家宝总理引用过的那段名言了吧？“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航天科技工作者，包括航天员，就是这么一群关注天空、瞭望未来的人。

《漫步太空》书系披露了“神舟”七号三名航天员的成长经历，这是其余媒体较少公开报道的。这三名航天员都出身贫苦的农家，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高深的背景，只有从小就经受的生活的磨砺。翟志刚幼年失怙，母亲靠卖瓜子养大了六个子女。翟志刚去军校报到时，母亲帮他收拾行李，却发现除了瓜子，家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给儿子。最后，翟志刚提着空荡荡的提包，身上揣着5元钱上了火车。刘伯明读中学时，学校离家有二十多公里，为了给困难的家庭减轻压力，刘伯明没有住校，每天骑两个半小时的自行车上下课。黑龙江的冬天，零下三十多度是正常气温，当时才一米六的刘伯明骑车赶到学校后，上半身全是白的，呼出的气都凝成了霜。家庭贫困的景海鹏每天吃馒头和咸菜，坚持读完了高中，高三毕业参加空军飞行员选拔时却落选了。当时父母让景海鹏辍学，因为家里微薄的收入无法同时让三个孩子上学。得知父母的决定后，景海鹏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三天没吃饭。父母心软了，最终同意景海鹏复读一年。一年后，景海鹏顺利考上空军飞行员。

也许正是少年时的艰苦经历，才造就了这三名顽强、坚韧、睿智、能吃苦、永不服输的航天员。“神舟”五号发射时，翟志刚就入选了飞行梯队，但未能上天；“神舟”六号发射时，翟志刚再次入选飞行梯队，却再次落选飞行乘组。有记者问翟志刚，如果“神舟”七号发射时又落选了怎么办。翟志刚坚定地回答，就算落选了，也同样会继续努力，要永远努力下去。

令人动容的话语，道出了中国航天员、中国航天事业成功的“秘诀”：永远努力、永不放弃。

通过努力，翟志刚实现了自己的飞天梦想，不过，对于其余八名航天员来说，太空梦想正渐行渐远。中国第一批航天员共有十四人，目前有六人执行过任务，另有八人“藏在深闺人未识”。尽管官方并未公开表态，但是根据中国航天工程发展规划，现在载人航天“三步走”的第二步已经走完，“神舟”八号、九号将不载人，再加上第二批航天员的选拔已经开始，种种迹象表明，未能执行飞行任务的八名中国航天员，已经没有机会飞上太空了。

这八名航天员没能执行任务，并非能力不足，实际上，中国十四名航天员一样优秀，不管是理论水平还是实际操作，几乎都无可挑剔。在选拔飞行乘组时，专家对航天员的评分精确到了小数点后四位，这样的差别仅在毫末之间。可以说，随便选一个航天员出来，都能圆满地完成太空飞行任务。

因为各种客观原因，未能执行任务的八名航天员，将来也不会再有机会执行飞行任务。他们经历了十年的磨砺与等待，最终却默默转身离开，留给世人一个终生美丽的背影。为了当初那个与太空的约定，这十年来，他们隐姓埋名、不计得失、拼搏奉献，无愧于自己的人生，尽管已经永远不可能飞上太空，但他们，并未失约。（完）

中国文*化*部网站今日显示，于*幼*军不再担任文化部党组书记一职，有传言称于幼军将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今天文化部网站的“现任部领导”一栏里，已经找不到于*幼*军的名字。

今年3月，于*幼*军出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中纪委指出，于*幼*军在担任深圳市市长期间，利用职权，在市政府招标工程中令其亲友所属香港公司中标而获取巨额利润，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纪、政纪，遂对其作出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于*幼*军的中央委员等职务，将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后陆续被撤销。（完）

    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日前离职出任语文出版社社长，在任时，他饱受争议；如今他真要离去，人们竟然有些依依不舍。

    在职五年，王旭明经常由新闻发言人变成新闻当事人。他的一些经典语句，如“教育买衣论”、“媒体无知论”，也曾多次被公众批判。也许正因为如此，王旭明成为了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的标志性符号。

    王旭明最受诟病之处，在于他的新闻发布风格，简单说来就是口无遮拦。有记者评价，王旭明非常敬业，但不够专业。新闻发言人是政府信息的发布者，而不是个人观点的推介者。王旭明的失败，在于他常常混淆了自己的身份，在讲台上不合时宜地发布一些个人观点，招致媒体和公众群起而攻。

    新闻发言人和记者，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谓众说纷纭。王旭明大概太把记者当朋友，以至于时常陷入被动状态。他曾经把一些不宜公开发布的消息在私底下告诉相熟的记者，还叮嘱人家不要说出去，结果可想而知，对方并不买账，口头答应保密，转身就写在了报纸上，让王旭明十分难堪。在这类事情上，作为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显得十分业余。

    新闻发言人和记者最好应该是合作伙伴关系，双方的工作都是为了让社会公众及时、全面了解政府机构的各类信息。新闻发言人要明白，坐在台下的记者，也许曾经是你的学生，也许以前是你的下属，但在新闻发布会上、在工作中，双方是平等的。如果新闻发言人不清楚这一点，很有可能像王旭明一样处于尴尬境地。

    五年来，很多人发出过让王旭明下课的声音，现在王旭明真要离开，人们却又开始怀念他。王旭明值得骄傲的地方，莫过于他为新闻发言人制度注入了新鲜的气息。尽管早在二十多年前，国务院、外交部等机构都已设立了新闻发言人，但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全面开花，应该始于五年前的“非典”时期。对于信息发布制度来说，五年的时间太短，许多新闻发言人还不知道怎么开新闻发布会、如何跟媒体打交道。不少新闻发言人只会拿着文件照本宣科，一些新闻发布会开起来味同嚼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王旭明的出现，无疑给新闻发言人群体增添了一抹亮色。王旭明敢于开口，不打官腔，从来不说“无可奉告”之类的话。他自己也说过，立场是政府的，语言是自己的，如果只是照着文件念，那还要新闻发言人做什么。因此我们看到，在新闻发布会上，王旭明的语言生动灵活，大家总是能很清楚地知道他要发布的内容。有时候记者提问总是抓不住要点，王旭明比记者还着急，他甚至会替记者提问，然后自己再回答。从信息透明的角度说，中国需要更多的王旭明式的新闻发言人。

    王旭明似乎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在向来奉行慎言的中国官场，王旭明能在新闻发言人的岗位干满五年，这十分难得。王旭明并非不懂官场规则，但他能在体制内腾挪闪移，去争取尽可能多的空间，真也说明，中国官场正逐步走向开放与包容，相比以前，更能容得下王旭明之类的具有鲜明个性的官员。

    现在公众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作为政府机关与公众沟通的桥梁，新闻发言人也愈加重要。希望中国今后能出现更多既懂新闻发布技巧、严守政府立场，又懂媒体运作、明确公众信息需求的新闻发言人。（完）

    马英九上台后，大陆对台工作的核心思路转为“搁置争议”。胡锦涛在与来访的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会谈时，通篇不提“一个中国”、“两岸中国人”等容易刺激台湾人敏感神经的字眼，改谈“中华民族”。从“一个中国”到“一个民族”，再到默许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大陆对台湾的底线越放越低，如此低姿态能否换来台湾的感激，目前还很难说。

    吴伯雄率团访问大陆，两岸关系空前紧密。细心人士注意到，胡锦涛在致辞时，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大陆同胞”、“台湾同胞”字句，以往几乎逢台湾必提的“一个中国”，这次完全销声匿迹。吴伯雄的发言里也多次出现“中华民族”等字眼。两岸似乎都在刻意回避“一个中国”。吴伯雄在记者招待会上更是明言，大陆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就不提“中华民国”。种种迹象表明，大陆对台湾的态度已经越来越软，软到“只要台湾不提独立，一切都好商量”的地步。

    最近一段时间，两岸关系的主动权被台湾牢牢抓在手里。马英九选举获胜后，迫不及待地许下两岸直航、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湾旅游、人民币与台币兑换、恢复海协会与海基会谈判等诺言。而对于国民党短时间内开出的这么多张支票，大陆一一照单兑现。按照国民党的想法，两岸的这一系列利好政策将在今年内实现。而根据短期形势来看，两岸的利好政策基本上超不出上述范畴，如果一年内就变成现实，两岸今后还有什么议题可谈？

    大陆方面的低姿态还表现在默许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在国台办5月30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杨毅表示，两岸协商恢复后，会讨论台湾参与国际活动问题，包括优先讨论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问题。

    按照大陆的行事原则，这里的“讨论”，实际上就是默许。

    国民党大陆访问团也有成员私下表示，大陆将在不涉及敏感主权问题的前提下，允许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问题是，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下属的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如果要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怎么可能不涉及到主权问题？

    前些年，大陆不断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招致台湾民众反感。现在大陆意识到这一点，不再对台湾步步紧逼，但似乎又矫枉过正。世界卫生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APEC）不同，后两者是经济类国际组织，只要是经济实体便可加入；前者属于联合国，非主权国家不得加入。大陆连续多年义正辞严地阻止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如果现在只因为国民党说了几句软话就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岂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

    此外，大陆现在不提“一个中国”，改谈“一个民族”，这个底线实在太低。“同一个民族”不代表“同一个国家”，朝鲜族是一个民族，但朝鲜和韩国是两个国家；阿拉伯民族是一个民族，但阿拉伯世界分为多个国家；盎格鲁·撒克逊人也分布于欧美多国。如果将来大陆以“同属一个民族”为理由要求两岸统一，恐怕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大陆用“中华民族”来统称两岸中国人，是把本来清晰的概念弄模糊了。国民党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马英九也自称是“中华民国总统”，不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都是中国，只不过鉴于两岸的实际状况，“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罢了，大陆完全可以理直气壮，但现在连“一个中国”都不敢提，是不是对台湾让步太多？

    国民党、马英九并非像大家认为的那么简单。国民党根本不愿意困守在台湾岛上，马英九更不屑于当“特首”。早在好几年前，马英九就公开表示反对“一国两制”，如今国民党又提出“不统、不独、不武”，要是大陆再允许台湾加入除联合国之外的国际组织，更会给国际社会留下一个“台湾就是单独的一个国家”的印象，到时候再谈统一，说不定难度会更大。

    其实，大陆“退一进二”的做法可谓煞费苦心，这样的思路也有值得称道之处。问题是，处理台湾问题就像放风筝，绳子拉得太紧容易断，必要时得松一下，但一下子松得太猛，弄不好就收不回来。大陆将对台底线放低到“一个民族”，能取得多少实效，尚需经历长时间的检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