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题名为在电视特性与科学精神之间——一评析《走近科学》现象:(<中国电视>2008年第 7 期
1998年,在“科教兴国”的背景下,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CCTV-10)应运而生,一批类似《走近科学》的科学教育类栏目涌现荧屏。10年过去了,在科教频道的舞台上,已经有不少电视栏目折戟沉沙、销声匿迹,但像《走近科学》这样不但依然活跃于荧屏,而且能够进入频道的晚间黄金时段的电视栏目,其生存发展之道是颇值得耐人寻味和仔细研究的。不但如此,在2007年,有关《走近科学》的争议突然见诸于报端,网络上关于《走近科学》的指责和批评也屡见不鲜,这使得本来光环四溢的《走近科学》蒙上了一层阴影,人们不禁要问:《走近科学》怎么啦?本文将此界定为“《走近科学》现象”,即高收率的栏目并不一定相应的收视口碑,甚至引发一定的社会争议和批评。探究这一现象,揭示《走近科学》如何走上高收视,为何又引发争议的内在原因,这是诸多电视栏目实现良性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现实需要。
一、尊重传播规律,发挥电视特性:《走近科学》成功转型
《幕后》,中央电视台一个专门纪录和报道台内品牌栏目和重大活动的幕后故事和运作过程的栏目,一般情况下,能够进入这个栏目视野的栏目或节目,不是重大选题,如春节晚会,就是成功的栏目,如《幸运52》等等。早在2005年夏天,也就是《走近科学》在2004年改版后的在一年半时间之后,它就进入了《幕后》( 2005年第26期)的纪录视野。该期《幕后》介绍了中央电视台走近科学栏目节目制作的幕后故事,制片人张国飞、主创人员畅谈栏目的定位、节目风格、选题标准及创作方法,制作节目和召开选题策划会的经过。栏目编导结合《三十七人名单》和《驱鼠记》讲述素材拍摄过程中的发生的故事。[1]
是什么使一个在2001年的时候陷入困境的栏目不但起死回生,而且长时间占据科教频道的黄金时间呢?笔者认为,改版后的《走近科学》主要成功解决了科学知识如何进行有效的电视传播的问题。
众所周知,电视在本质上是一个传播媒介,而且在中国是目前占据强势地位的“第一传媒”,它所要传播的内容在理论上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各种信息,包罗万象。由于现实社会的道德、法律、伦理等方面的约定,有些信息是禁止传播或者在有限范围或针对特定对象进行传播的,如色情内容。在准许传播的内容方面,有些对象和内容由于其自身内在的规定性,对所依托的媒介是有一定选择性的,如以文字所表现的内容,更倾向于选择报纸和书籍作为媒介。对于媒介来说也是如此,媒介对其所要传播的内容和对象也是有所选择的,就电视而言,有些内容是天生适合进行电视传播的,如故事,有些内容则是天生不适合电视传播的,如个人的内在心理活动。为什么电影、电视剧、体育、流行音乐等内容,而科学、教育、道德、伦理等相对而言较少有收视率,这和电视媒介传播的选择性有着一定的关系。在世界电视以及中国电视的发展历史上,目前在电视荧屏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节目类型,其实是电视经过多年不断的选择而优胜劣汰的结果。不过,不适合电视传播的内容通过形式和手段的创新可以部分实现。所以,我们在选择电视作为传播媒介时,一定要先研究并掌握电视的传播规律,根据传播规律进行有“目的性”的选择,其次掌握符合电视传播规律要求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
其实,有关“科学”的内容是应该归于不适合电视传播的内容之一。对“科学”的解释,《辞海》认为是“科学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同时,科学也是崇尚真理和真实的人们永无止境地探索、实践,阶段性地趋于逼近真理,解释和揭示真理的阶段性、发展性、历史性、辩证性、普遍性、特殊性、信息性等特点,尽可能不包含自相矛盾的知识体系。简单一点说,科学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阶段性地解释和揭示世界真理的知识体系,在思维的运用方式上是抽象的、理性的、逻辑的,而这些特征与电视传播所需要的形象的、感性的,以及电视传播擅长的情节、悬念、故事、人物等是相互背离的。自1998年创办至2004年改版之前,《走近科学》之所以经历了很多的曲折,甚至面临末位淘汰的危险,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好科学知识与电视传播的矛盾。
而2004年底通过竞争上岗的制片人张国飞上任后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也是这个问题。比照此之前的节目,2004年之后新版的《走近科学》是从选题来源及标准、叙事策略与手段、电视元素运用以及系列化策划上等几个方面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的。
1.选题来源及标准。在选题的出发点上,《走近科学》改变了以往为普及某一方面的科学知识出发,而是先从身边的日常生活、社会的焦点热点出发而寻找选题。所谓从生活中去找选题:这在科普理念上是一个重大转变,在栏目制片人看来,科学不是远离生活的,是时时刻刻运用于日常生活起居之中的,探究日常生活中的科学就成为重要的选题来源,这方面的选题如《减肥的怪圈》、《沉重的睡眠》、《植物人做妈妈》、《十年猫腻》等,事实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收视效果。所谓从热点中去找选题,这也是科普理念的一个重大转变:即科学不是冷冰冰的,科学和社会生活的热点焦点问题紧密相联,如栏目制作的《SARS疫苗人体试验》、《生死六昼夜》等都是紧追社会热点,只不过把落脚点落在揭示这些过程中的科学知识。另外,《有案可查之古代探案传奇》系列是从当时热播的电视剧《大宋提刑官》那里得到启示的,它选材于有文字记载的古代秘案,而着眼于揭秘古代探案中的破案技术。
在选题标准上,新版的《走近科学》更多将“新、奇、特”作为取舍内容的重要标准,编导的主要工作专注于对所叙述对象的揭秘和探究,这一点从某些节目的题目就可以看出来,如《如功夫大揭秘》、《变脸揭秘》、《木牛流马之谜》、《中国UFO调查》等。
2.叙事策略与手段。在叙事策略上,《走近科学》改变了从科学开始讲知识为主的做法,而是讲述有情节、有悬念的故事,揭秘其中隐含的科学知识的叙事套路,也正所谓“寓教于乐”。《走近科学》要求编导首先要把一期节目做成一个故事或者转换成具有情节性的内容,因为故事是观众最爱观看的内容,因为故事是电视传播最为擅长的内容,这也正是电视剧为何在电视上大行其道的原因。所以栏目走故事化的传播路线成为目前众多栏目的不二选择,其中也不乏新闻栏目,而《走近科学》就是极为成功的一个。
同样走故事化路线,《走近科学》的最大特点是用贯穿悬念叙事。这一点是现实需要,毕竟在一集或者上下集的较短篇幅讲述一个故事有些局限,必须通过其它手段来弥补,那就是构建节奏较快、以悬念为核心的叙事策略,即构建由总悬念、大巧若大悬念、小悬念构成的悬念叙事体系。即在栏目片头之前通过设问的方式,即从疑问出发,设定全片的总悬念;在主持人的开场白以及过度桥段之中设定一个叙事片段的悬念,即大悬念;而在具体的镜头表现和解说词的又不断设伏一些小悬念,总之通过连续不断的悬念勾引着观众持续向下观看,直到节目结束,结尾处观众才恍然大悟。这样就把观众学习科学知识置换成享受叙事的过程,而栏目的功能也从单纯地普及科学知识走向在娱乐中普及知识的复合身份。另外,栏目组潜心深入研究了一大批像《肖申克救赎》等一类悬疑推理性质的好莱坞电影以及像《Discovery》的优秀纪录片等,深刻把握了其中悬念叙事的技巧与规律,应该说这对编导的提高和节目的“好看”起到了直接效果。
3.电视元素多元化。为适应悬念叙事的需要,《走近科学》在主持人、道具以及画面等方面。主持人方面,张腾岳一改以往在演播室一身西装、正襟危坐、字正腔圆播报的形象,而是着一身休闲装、站着为观众娓娓道来。甚至在系列节目《祖先的生活》中,主持人还打扮成原始人的模样,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令人耳目一新。另外,在道具演示的环节上,丰富多样的道具是使“抽象”变“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效果很好。同时,《走近科学》比以前大幅度增加了节目的外拍量,使镜头表现更加丰富多彩,画面的节奏感更为突出。
4、系列化策划。在改版成功之后,《走近科学》开始制作了一批有影响的系列节目,如《祖先的生活》、《有案可查之古代探案系列》、《揭秘江湖骗术系列》《中国UFO悬案调查》、《功夫大揭秘》一等系列化策划。这在集中培养一段时间内观众的连续性收视习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科学知识需要普及,科学知识的普及更需要有效的电视传播。选择一个合适的传播方式,有时甚至比传播什么样的内容更为重要。新版的《走近科学》能过选题创新、叙事创新、形态创新以及手段创新实现了传播效果的创新,这一点无疑是值得借鉴的。
二、过度强调电视特性,忽略科学精神:《走近科学》引发争议
强调电视特性,尊重传播规律,对于提升栏目的收视率显然直接效应的,从2004年至2007年,《走近科学》在以收视率为核心指标的评价体系的重压之下,并没有显出疲态,反而依凭节节上升的收视率得到了台内领导和观众的认可,并进入科教频道的黄金时段,成为该频道的主打品牌栏目。
但是,就在栏目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有关《走近科学》的争议首先从网络迸发出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篇网络文章,题目为《CCTV10〈走进科学〉还是走近白痴》。该文以18期具体节目为例,绘声绘色地描述自己的观看感受,其中所指责的问题,如“故弄玄虚”、“伤人自尊”、“智商低下”、“搞怪离谱”、“偏离科学”等等。仔细对照一下节目,网友所指出的问题不能说《走近科学》是不存在的,针对《走近科学》的批评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的。综合其它报刊文章以及网友文章,针对《走近科学》的批评和争议,归纳起来可以集中为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针对选题的争议:选题是不是具有科学性,即将缺乏科学性的东西拿来作《走近科学》的传播内容是否合适的问题。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科学淡化,二是将科学泛化。所谓将科学淡化,即节目所讲的故事生活中取材,从历史中取材,淡化科学的专业性,增加贴近性,但将科学淡化,并不等于不要科学,毕竟科学尽管不是出起点,但它也是落脚点。在遭受争议的节目中,可以看到确实有在大段的精彩叙事之后,编导才勉强地将所谓的科学知识给端出来,但显得较为矫揉造作,很不自然。所谓将科学泛化,即把本来不是科学的事件或与科学非常牵强有关的事件,都拿来作为科学成为《走近科学》的传播内容,如关于灵异事件的节目,有可能给部分观众带来收视的恐惧,还如一些因为人们认识的片面性而产生的生活误会现象等,让观众感觉“《走近科学》变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显然这也不是好事。
第二方面是针对叙事的争议:其中的焦点是不断制造悬念是否有“故弄玄虚”的嫌疑。叙事从本质上说只是一种手段,它是为传播内容服务的,但是一旦叙事超越内容而凌驾于内容之上,那么手段与宗旨之间的地位就会发生互换,这样就导致为了叙事而叙事、叙事一枝独大的格局。改版成功之后,《走近科学》积累一套成功的以悬念为核心的叙事模式,即把类似的素材和题材摆放之中皆能达到相应的收视效果。并且,事实证明这套叙事在满足观众的收视需要,抓住观众眼球方面确有独到之处,这样就形成一种不好的局面:一个极为简单的事情,甚至三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事情,编导偏偏要费尽心事,编造出不少的推理过程和情节,让观众坠入云里雾里,但节目最后一旦揭开谜底,观众就会有种受骗上当的感觉。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可以看出,观众争议的这两点其实就是为成功改版立下汗马功劳的两个重要方面。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其实这两点争议又可以归结于一点,那就是《走近科学》到了成熟阶段之后过度强调发挥电视的传播特性,以至于有滥用电视表现手段的嫌疑,而忽略了传播对象本身的特性,即科学的理性、抽象以及创新的本质特征,或者说《走近科学》这个以“普及科学知识,启迪科学智慧”为宗旨的栏目,恰恰缺少了“科学”所需要的科学精神。因此,在电视传播特性的过度支配下,“科学”失去了理性的光辉和智慧的锋芒,使得《走近科学》的某些节目了成为猎奇和把玩的场所,原来的科学知识普及的功能定位有些让位于以科学知识为“供品”而进行新型的娱乐和消遣的迹象。过度强调电视特性带来的一个直接危害就是媚俗,显然这一点也是危险的,引发争议也在情理之中。
三、电视特性与科学精神的有机统一:《走近科学》的应然选择
大家知道,中国是较少缺乏科学精神的一个国度,要不然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也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仅仅充当节日里供人赏玩的“爆竹”。在当代社会,现代大众媒介要担当起培养科学精神这一重要的社会责任,科教频道的建立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并且还要具体落实到像《走近科学》这类科教类栏目的身上。经过十年的培育,《走近科学》走到现在这个地步一方面道路曲折,一方面功劳不小,对于向国人“普及科学知识,启迪科学智慧”起到了很大的社会作用,因此不能因为某几期节目遭受争议而对栏目的整体产生怀疑,显然这有些犯以偏概全的错误。
但是这些批评与指责显然也为《走近科学》提了一个切实的“醒”:即不要仅仅为了讨好观众而尽情地讲故事,玩悬念,而要始终牢记“普及科学知识,启迪科学智慧”的宗旨定位,切实担当起“培养科学精神”这一重要的社会责任。而做到这一点,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栏目自身首先要有“科学精神”,并且要把这种“科学精神”通过节目表现出来,传递给观众。
依据笔者的粗浅理解,所谓的“科学精神”,首先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其次是探索创新的精神。目前,《走近科学》在“叙事创新”、“形态创新”上做得已经很好,也就是说在发挥电视特性方面,探索创新的精神,这一点从节目不时给人一种耳目一新,哪怕一个环节、一个道具,这至少证明栏目和编导们都在努力,但是现在相对欠缺的是科学精神首先要求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即尊重客观事实的理性精神。当然,强调这一点并不是要栏目彻底回归到创办之初,单纯地为了科学知识普及则做节目,而是在目前“叙事创新”、“形态创新”的基础上,实现发挥电视特性与张扬科学精神的有机统一。由此这样,《走近科学》才能避免争议和批评,才不有违于科教频道所坚守的“科学品质、教育品格、文化品味”的“三品定位”,也才有可能在目前反“三俗”(庸俗、低俗和媚俗)的荧屏净化工程中取得主动,也才有可能在赢得专业好评的同时赢得更多大众的口碑。事实上,我们注意到《走近科学》已经在做出这样的努力,在“国庆特别节目”《我爱发明》中积极吸收观众参与其中,给予普通群众参与展示小创造小发明的机会,并且在“2008春节特别节目”策划也沿用了这一策划策略。
虽然,坚持发挥电视特性与弘扬科学精神的有机统一,并不是一次两次特别策划就能够完全解决的事情,在已经习惯于故事化叙事的栏目来说,树立科学精神的宗旨已经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毕竟“电视”与“科学”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还要落实到具体的每期的节目创作中显然更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正如2004年改版是对栏目初创时期的一次“革命”一样,实现电视特性与科学精神的有机统一虽然不具有“革命”的性质,但也是栏目在内涵和品质上的是一次良性的校正和改良。
最后提一个建议,在《走近科学》 “谈及科学知识,启迪科学智慧” 的宗旨定位之外增加一个内容,即“弘扬科学精神”,仅此而已。
博主有话说:离上次发表博文差不多接近两年时间了,两年时间当中忙了很多事,但现在来看许多事都是可做可不做的杂事。两年间也有不少友人来踩,可惜晚不知当时我人在何方,未能形成良好互动。今日,一友人提醒这里已经很荒芜了,上来之后才发现的确如此。这两年来,虽然没有这里露面,但其实还是默默地写了一些文字,今后会陆陆续续整理出来拿到这里来,有用无用权且先放在这里,如确对您对一点用处的话,留个言,报个万,说不定是一段文缘的开始!!
媒介本体诉求变迁的样本
■新观察
3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国电视媒介的迅猛发展,以及新闻报道话语空间不断开放的过程。
从媒介角度看,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不但是电视媒介传播的内容和对象,而且电视也在塑造着老百姓的集体记忆。如果想集中考察和梳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央视的《新闻联播》无疑是最为典型并且最为合适的一个样本。
《新闻联播》创办于1978年1月1日,这一年的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历史的巧合,使《新闻联播》肩负起记录时代变迁的重任。
从最根本上,《新闻联播》的创办,是电视作为媒介必然要表达的本体诉求,因为媒介的本职是用来传达信息的,所谓的“新闻立台”其实也是媒介的应有之义。因此,《新闻联播》的诞生,标志着央视开始真正承担起作为电视媒介理应承担的使命与责任。
目前,《新闻联播》是中国收视率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电视新闻栏目,也是全世界拥有观众最多的电视栏目。然而,《新闻联播》的重要性和意义,已完全超越了它仅仅作为一个电视栏目的功能。
1982年,《新闻联播》被中央确定为官方新闻发布的重要管道,《新闻联播》的政治地位由此确立。从此,《新闻联播》成为国内地方官员和老百姓观察中国政治动向和方向、国外观察中国政治生活和变化的主要窗口。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经济逐步确立,《新闻联播》的经济新闻增多。进入21世纪以来,《新闻联播》在民生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会议报道相对减少,改进了时政报道和主题报道的可看性与亲切感。
三十年来,《新闻联播》在中国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使其一度走上神坛,对于地方来说,大家都想把《新闻联播》变为宣传地方形象、向中央汇报政绩的一个主攻阵地。地方官员的政绩、各行各业的发展,如果上了《新闻联播》,那将成为地方官晋级提升的重要政治资本。
而对于电视台及其记者来说,也是如此:在地方台,一个新闻记者的成绩莫过于一年之内能在《新闻联播》上一条新闻,一个地方台的年度成绩也莫过于一年之内能在《新闻联播》上几条新闻。
这种“神话化”的倾向,显然是《新闻联播》由于地位过于特殊和巨大影响力而产生的负面影响。
《新闻联播》在创办初期时确立的“由全国各电视台供稿的”新闻采集模式、“由全国各地电视台转播”的新闻播出模式、“严肃、端正、稳重”的新闻播音语风、被称为“联播体”的新闻表述方式等,后来成为全国各地电视台创办地方版《新闻联播》的模板。“模式化”表述方式,反倒成为《新闻联播》顽强生存下来并能延续几十年的护身符。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讲师、电视评论人)(此文发表于<新京报>2009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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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名嘴错误频频
症状A 画蛇添足玩笑过火
1.“懒汉门” 1月12日晚,李咏在《幸运52》节目中,现场“发挥”了一句“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懒汉高唱秦腔”,开起了陕西人的玩笑,1月17日,李咏为此道歉。
症状B 缺乏常识 低级错误
1.春晚“黑色三分钟”在今年春晚零点倒计时前,张泽群念一副对联:“和睦、和美、和顺、和谐,户户和谐迎新春;兴业、兴家,人人高兴迎新春!”这个对联明显搭不起来。
2.朱军的“家父门” 在4月18日播出的《艺术人生》中,朱军语气沉痛地说:“不久前,毛岸青去世了,首先向家父的过世表示哀悼”。
症状C 舌头打结搭配不当
1.央视某节目互动时段,主持人笑眯眯地说:“移动、联通的小用户们请发送
2.播音员在新闻开播的时候,把“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说成“各位好,这里是中央气象台。”
3.节目开始曲刚放完,第一条新闻还没播,播音员就对着屏幕说:“新闻报告完了,谢谢收看,再见”,于是导播疯了……
4.节目快要播出完了,播音员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和意见有什么看法……”
5.
6.主持人形容干警辛苦,说:“在打击车匪路霸的行动中,有他的身影;在拐卖妇女儿童的行动中,有他的身影……”
7.播音员在念新闻稿时念道:“据新华社消息,今天凌晨,
伊拉克军队已经
内容摘要:目前大家公认的我国第一篇将电视剧作为独立的艺术形态加以阐释的理论文章,是发表于1980年的《电视剧杂谈》。本文对笔者本人发现的《电视剧浅议》一文进行了各方面的考证和分析,认为中国电视剧理论研究的起点应是1964年发表的《电视剧浅议》一文,而这一时间比1980年提前了16年。
关键词:《电视剧浅议》;《广播业务》;赵玉嵘
大家公认的我国第一篇将电视剧作为独立的艺术形态加以阐释的理论文章[i],是北京广播学院教师任远发表于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电影与戏剧》第1辑上的、署名为汉生的《电视剧杂谈》。此说首先见于《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之第七章《电视剧的观念创新与理论建设》[ii]。本章撰稿者为高鑫教授,该章内容后来收录于《高鑫电视艺术文集(上卷)》[iii],文后所注的写作日期为“1994年12月”,此时间与《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出版时间相同,可见此说应由高鑫教授所创。另外,在高鑫教授1988年出版的《电视剧的探索》[iv]、1992年出版的《电视艺术概论》[v]和1993年出版的,由高鑫教授参与撰写的《中国应用电视学》的“第二编 节目编”之“第九章 电视剧”中都没有此观点出现,可见当时还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在《电视艺术概念》基础上修订而成的1998年出版的《电视艺术学》[vi]则补充了这一部分内容,小标题与观点均与前述相同。另外2002年高鑫教授与吴秋雅博士的合著《20世纪中国电视剧史论》[vii]也继续采用了这一说法。高鑫教授这一说法流传较广,1997年吴素玲教授出版的《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纲》引用了这一说法[viii],但在引用时该书将《电影与戏剧丛刊》误为1981年第1辑,据查证应为1980年第1辑。关于《电视剧杂谈》,《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纲》有详细的转述[ix],在此不再重复引用。
从1958年《一口菜饼子》到1980年,总共有22年的历史。虽然中间有我国有各项事业陷入灭顶之灾的文革十年(1966年—1976年),但是从1958年到1966年的八年以及1976年至1980年的四年,还有十二年的历史,在这一阶段中,萌芽和探索时期的中国电视剧还是取得了令人欣喜的发展和成绩,诞生了像《一口菜饼子》、《党救活了他》、《相亲记》、《焦裕禄》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尤其《相亲记》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播出后受到服务行业职工的热烈欢迎。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号召服务员都看看这部电视剧。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率领有关人员到电视台开座谈会,称赞电视剧是‘文艺的轻骑兵’。”[x]
在实践上能够取得如此成绩,但在22年中几乎未能诞生一篇关于电视剧理论研究的成果,并因此被称为“理论空白期”[xi],无疑是电视剧理论及历史研究的一大遗憾。《中国电视艺术通史》对于“几乎没有一篇电视剧理论文章”的原因的解释是:“电视剧尚未造成社会影响”、“电视剧尚未构成独立艺术”、“电视剧尚未涌现典范作品”等。[xii]关于原因的解释不可谓不充分,尽管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一直落后于实践是业界普遍的共识,但是在从1958年至1980年的22年历史中,发现并确证早于1980年的关于中国电视剧理论研究的文章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
[i]笔者于2006年9月24日就这一观点请教了高鑫教授,高教授对此做了进一步确证。根据笔者与高鑫教授的交流,高教授同意笔者关于电视剧研究的第一篇理论文字应提前到1964年的看法,并建议在本论文中重点提出,在此向高鑫教授的支持与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
[ii]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338页。
[iii] 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
[iv]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v] 学苑出版社1992年版。
[vi]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vii] 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viii]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页。
[ix] 见《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纲》,第144—145页。
[x] 《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第10页。
[xi] 《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第335页。
[xii] 《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第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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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博士论文的材料搜集和考证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篇名为《电视剧浅议》的文章,该文发表于由中央广播事业局编印的业务刊物《广播业务》1964年第8期上,作者是后来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的赵玉嵘女士。《电视剧浅议》不但认为电视剧是“独立的艺术形式”,还对“电视剧的特点”进行了系统总结,同时还就“舞台剧的电视处理”、以及“直播电视剧与电视剧影片”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如果可以确证的话,此文可能是最早将电视剧作为独立的艺术形态加以系统阐释的理论文章,而不是此前所认为的《电视剧杂谈》。
《电视剧浅议》全文约7000余字,这在当时条件下这是比较长篇的理论文字了,比1980年任远的《电视剧杂谈》(4000字)的篇幅还要长。该文开篇提到“电视剧在我国出现仅仅四五年。无论从哪方面看,它还很幼稚,还谈不上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也就是说,大家公认的我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诞生之时的1958年,加上这“四五年”,就应当是该文写作时的1963年,而文章的正式发表时间是1964年,符合时间的发展逻辑。
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电视剧的特点”、“舞台剧的电视处理”、“直播电视剧与电视剧影片”。 第一部分在小标题“电视剧的特点”的统领下,作者展开了自己的论述:
“电视剧和电影艺术片、舞台剧、广播剧一样,都是诉诸观众或听从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的艺术,但因它所依附的表现工具不同,又各有其独特的长处和局限而构成的独特地表现手法。电视剧也因为它具有自己的语言(即表现手法),才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i]
可见,该文首先承认电视剧与电影艺术片、舞台剧、广播剧等一样的“族性” ,但她紧接着就进一步就指出“电视剧”是独立的艺术形式,其根据是“……它所依附的表现工具不同,又能各有其独特的长处和局限而构成的独特的表现手法。”
接下来该文以电影作为参照,对电视剧的特点进行了总结:
第一,电视机的屏幕不如电影的银幕大。……
第二,电视剧是深入到家庭里的艺术。……
第三,电视剧是在观众身边的艺术。……
第四,由于电视剧能“送货上门”,而不需要观众特地跑到剧场或影院去看,因此电视剧在篇幅上具有较大的伸缩性。”
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电视剧并不完全和电影一样,它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同时作者还注意到“电影在电视里播映”这种情况,“播映电影,不能使观众获得理想的艺术享受,原因在于,电影所追求的是能在电影银幕上获得良好效果的艺术形象,而不是在电视屏幕上取得良好效果的艺术形象。”从而进一步证明了电视剧与电影艺术之间的区别。
在第二部分“舞台剧的电视处理”中,作者结合自己的实践经历,对舞台剧与直播电视剧之间的差异作了详细的区分,认为“实况转播的舞台剧存在着形式(电视屏幕)和内容(舞台剧)的不统一问题”。文章进一步指出“在电视演播室经过排练再播出的舞台剧,比起实况直播的舞台剧,在电视化上要更进一步。”作者从“剧本”、“摄像”、“表演”三个方面论证了这一观点。同时文章还承认“非常适合于电视化的舞台剧毕竟是极有限的……”
以上大量引用该论文的主要观点,可以视作是对该文的观点概述和内容摘要。这里可以首先明确的是,《电视剧浅议》是将电视剧作为独立的艺术样式进行研究的理论文字,对电视剧的特点,对直播电视剧与舞台剧之间的差异,以及电视剧的发展方向的认识,都是符合目前的现实和发展的实际的。如果将此文章与中国电视剧后来的发展道路相互比照可以发现,中国电视剧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文章所描述的那样发展和前进的:直播剧的消失、戏剧式电视剧的消失、电视剧的电影化、电视剧磁带化录播,等等,都在电视剧的历史上相继登台亮相。这不能不说这是理论的力量和魅力,因此,如果将“电视理论滞后于实践”的诟病强加于这篇文章,显然是很不合适的。
此外,笔者还对《电视剧浅议》一文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查证,内容包括:
1、关于作者赵玉嵘
赵玉嵘,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1942年7月生,天津市人。从小学开始,她先后在昆仑影业公司、上影、上海美影等单位做演员。中学毕业后,先后在中央广播电视文工团、珠江电影制片处等单位工作,担任过演员、场记、副导演等职务。1978年调入北影。曾在《小梅的梦》、《小伙伴》等影片以及《红缨枪》、《虾球》、《小八路》等电视剧中担任过女主角。与人联合导演了故事片《到青山那边去》和电视剧《姜守本当家》、《圈套》、《爱之上》、《苏雅的故事》等。独立执导了电视剧《灰鬼》,与人联合创作了《刑场上的婚礼》、《姜守本当家》、《圈套》等影视文学剧本。她撰写的《电视剧浅议》为我国早期较系统地讨论研究电视剧特性的论文。现为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iii]
2、关于《广播业务》
《电视剧浅议》一文发表于由中央广播事业局编印的业务刊物《广播业务》。据《广播电视辞典》记载,《广播业务》于1955年6月起试刊两期,同年10月创刊,至1958年共出刊13期。1959年起改为月刊,至1966年5月停刊,共出102期。[iv]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图书馆有全本收藏。
另外还需要补充的是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理论刊物《中国广播》的前身即为《广播业务》,但此《广播业务》非彼《广播业务》,据《广播电视辞典》记载,此《广播业务》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1988年创办的内部发行的《广播业务》[v],与1955—1966年刊行的原《广播业务》仅有同名之实,而无直接的承继关系。
3、关于此文的转载情况
《电视剧浅议》在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1984年组编的《电视剧研究资料选编(1)》第170-181页有收入。收入该辑时,编辑在该文后加注的解释文字是“原载《广播业务》1964年第8期”,笔者就是概括据此线索查证到《电视剧浅议》确系《广播业务》1964年第8期所刊发。该研究资料选编收集了1983年底以前关于电视剧的大部分研究资料,有丰富的文献价值。
另外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原名中国电视剧艺术委员会)研究部组编的《电视剧艺术研究资料选编》也是早期电视剧研究资料的重要文献,该刊物属于内部资料,由于该研究资料“初步奠定了我国电视剧理论研究的基础”,因此被《中国电视艺术通史》视为“我国最早的电视剧理论刊物”。但是1983年出版时并没有收入《电视剧浅议》这篇文章。而《中国电视艺术通史》第七章《电视剧的观念创新与理论建设》所使用的材料多选用了《电视剧艺术研究资料选编》的文章,而不是《电视剧研究资料选编》,这可能也是导致该章作者未能发现《电视剧浅议》一文的主要原因
后来许多理论研究文字在引用《电视剧浅议》一文及其观点多取自于《电视剧研究资料选编(1)》。如《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纲》在“确认电视剧艺术的美学特征”一节论述中,专门大量引用了《电视剧浅议》的部分内容,并且对于这篇文章的研究价值给予了肯定。[vi]但是,该书作者也未能注意到该文后的注释:“原载《广播业务》1964年第8期”,实乃遗珠之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