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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吴方是我们人大中文系七八级的同班同学。刚上大学的时候，吴方经常给同学擦桌子。他到教室后，先给自己擦，随后给前后左右的同学擦，有时甚至擦全班的桌子。次数多了，我就有点不舒服。倒不是因为他这个副班长盖过了我这个班长，我觉得，这里有人生观方面的大问题。
我在中学也干过类似的事，但坚持的时间不长。我插队时做过更无私的事，持续的时间也更长，但坚持越久，困惑越重。最后，所有困惑都集中到一个问题上：我热爱人民吗？爱，擦桌子扫地和英勇献身都不成问题。不爱，这么做是否矫情？是否虚伪？或另有所图？
这是一个让我恐惧的问题，它导出一个令人恐惧的答案。如果把人民这个抽象概念换作我熟悉的那些贫下中农，那些既有长处也有毛病的真实个体，那么，我的真实感觉是：不爱。有同情，有怜悯，有尊重，有轻蔑，对某些人也挺喜欢，但就是
一、血、汗、财的关系问题
1976年，我在山村插队，生产队建猪场，我给石匠们打下手，背石头。一位30多岁的石匠问我：“你父亲挣多少钱？”我说：“一个月八十七块五。”当时我们队的壮劳力每天挣三毛五分钱，八条壮汉加起来也没一个普通的行政18级干部挣钱多。
石匠瞪大了眼睛问道：“干什么一个月挣那些钱？”我说：“不干什么，开会，看报纸，学文件。”
他摇了摇头，自言自语道：我什么时候能挣八十多块钱！下井挖煤能挣五六十块钱吧？他妈的，要是一个月挣五六十，天天吃肉，痛快几个月，哪怕大煤块子砸死我！
我一直感觉这位石匠自私。听了这番感慨，心下大恶。听他的意思，为了吃好喝好，他宁愿冒死拼命，用流血代替流汗。我认为他有杀人抢劫的倾向。
血汗替换的心思其实不难理解。每天单调辛苦的劳作，还吃不饱，一天到晚脑袋里的念头都围绕着吃打转。在这种情况下，痛
吴思
假如四人帮在权力争夺中获胜，极左派的命运会有什么不同？
尽管高层权力斗争风云变幻，最终决定一种社会理想成败的，还是它在社会基层的可行性。极左派在文革中推行的农村政策是：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大寨模式可行，极左派的理想就可行。大寨模式行不通，极左派早晚要退出历史舞台。
文革末期，我在学大寨的最前沿，在极左翼，向更左的方向冲锋，亲身体会到极左派前进的艰难。极左派名声不好，他们的视角很少被顾及。不过，我在左翼
农民对集体大田和自留地的亲疏是可以计算的。
刚插队的时候，我对农民普遍偷懒的现象很不理解。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信条，工人农民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不应该偷奸耍滑。我问一位贫农为什么不好好干活，他反问道：“有我多少？”这话我听见了，但没有往心里去。十几年之后，我才领悟了这句话的深意。
我们第三生产队有57户人家。假设每户人口劳力相等，在集体的大田里，我刨57镐，才为自家刨了1镐。反过来说，我偷懒少刨57镐，自家才损失1镐。这种体制极其有效地激励偷懒，同样有效地惩罚劳动。自留地则不然。那里的每一镐都是为自家刨的，真所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对我们生产队的社员来说，自留地对劳动积极性的激励效率是生产队的57倍。结果，自留地和庭院仅占总耕地面积的7%左右，但社员像绣花一样精心伺候，每年收获的烟叶粮食和蔬菜，价值将近家庭总收入的三至五成，能与生产
这又扯出了我心里的一个漏洞。队委会激励机制上的缺口，由我这个一把手负责填补。我凑凑合合地补到60分及格的水平，但我心里的缺口谁来补呢？
按照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的要求，“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地热忱，”这个漏洞似乎可以自我填补。就好像饿了要吃，渴了要喝一样，热爱人民就去为他们服务，从而得到自我满足。但在我的感觉中，这种纯情感的东西，在与工农大众的冲突中会逐渐冷却，缺口越来越大。靠爱和情感补不上。
我们村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大队干部搂，小队干部偷，社员缝个大兜兜。”描述了众人踊跃占集体便宜的场面。如此描述有些过分。我的印象是，在正常年景，五分之一偷，五分之三搂，五分之一不偷也不搂。每到偷窃收益最高的季节，队委会就推出我当一个月的护秋员。我是外来的愣头青，敢得罪人。几个月护秋员干下来，每天想贼防贼，练出了一双贼眼。我每隔三五
——兼论人本位的计算逻辑
五、中国煤矿工人对自己生命的定价
假如劳动的时间、强度和技能等条件相似，假如劳动力市场的进出和定价不受身份及地域等因素的干扰，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煤矿工人用3.89‰的死亡率，换来了2578元的补偿。
据此推算，在中国煤矿工人的日常交换中，1‰的死亡率，价值662.7元；1%的死亡率，价值6627元；10%的死亡率，价值66270元；100%的死亡率，价值662700元人民币。换句话说，66.27万，这就是2003年中国20个省的煤矿工人对自己生命的定价[11]。
1、观察角度
我对世界史的了解很粗略，一知半解。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多一些，也不过三知两解。但我在读中国历史的时候，找到了一个有意思的角度，顺着这个角度，可以看清楚一些东西。我想从这个角度谈谈大国崛起。
这个角度就是划分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考察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
讨论这两个集团的关系，在阶级论里找不到根据，因为暴力集团不搞生产，不能看作一个阶级。按照列宁的定义，阶级应该是在生产体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进一步说，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大支持这种讨论。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框架里，暴力不过是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为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统而言之也可以说为生产集团服务。如此被动，如此老实，如此弱小的功能，如此狭小的地盘，在我看来，配不上暴力集团的壮硕身躯。
读李零的这本书，我有三点想法。
第一点是本书的书名，《丧家狗》感觉挺好的，挺对我的心思。
以前我有一个想象，我心目中的儒家圣贤，从孔子孟子到董仲舒，他们都在干什么？我想象出一个形象：他们做了一个笼头，要给牲口套上，最好还挂上铁嚼子，要把牲口管住。但他们的笼头不是用绳子或皮条做的，更不是铁的，而是用橡皮筋做的，对统治者有约束又不那么硬，很体谅很照顾，这就是儒家的礼义制度。他们套的也不是马，而是虎豹，是猛兽。孔子和孟子想
工会原来很值钱
——读民国年间《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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