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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候我对知青的印象就是给他们送菜,隔三差五,在下午放工的时候,母亲会把从家里菜地里摘的菜,塞满一个小竹篮子,让我给邻村的几个知青送去。我们村没有知青,只有邻村有,在村里西北角的一座小屋里,住了三个从上海来的知青。小屋是生产队专门为他们搭建的,上面盖的稻草,用的是木板门,却是非常的整洁。知青们很友善,其中一个叫小罗的,特会讲故事。一次我抱着大冬瓜送过去,弄得满身的冬瓜霜,痒了好几天,为此,他们还专门跟母亲道了谢,说不好意思。
知青跟村里的人一样干活,只是活要轻一些,村里的男人说他们还是学生,太累了不行。夏天烈日下割稻打场,他们都裹得严严实实的,怎么晒都晒不黑。三个知青在一起就说上海话,反正我们也听不懂,只知道他们把洗澡说成“打油”,于是,几个村里的小孩子都知道了这句上海话——阿拉去打油!
离我们村三四里地的农场里知青很多,可是我们这些没出过门的小孩子没见过。最早也是在我们那里流传最广的一个笑话,是关于一个上海女知青的,说她第一次到我们那里,看到田野里都种的都是青青的麦苗,就问村里人,你们为什么要种那么多韭菜,这怎么能够吃得完?于是,村里人就给了她一个外号:小麦当韭菜。名字虽然很长,可谁都认识她。后来,听说她嫁给新村的一个赤脚医生,成了本地人,小孩子见到她,还嚷着小麦当韭菜,于是她就举起手,佯装着要打人,还跟着嚷一句:看我不打死你这个小赤佬。再后来,听说她与赤脚医生离婚回上海了,给他留下了一个儿子,读小学的时候见过,挺聪明,大家都叫他小上海。
上初中的时候,学校里有一对教物理的夫妇,水平特高,经过他们手教的学生成绩都了不得,他们就是一对来自上海的知青,听说是来自上海复旦的,是大学还是中学就不得而知了。只知道他们吃东西挺讲究,特喜欢吃甜食,我们吃鱼都是红烧的,他们却喜欢吃清蒸的。那时候我的物理成绩一般,所以总希望能调到他们教的那个班,可是直到初中毕业,我一直没能如愿。
考上大学的时候,临来上海之前,母亲还嘱咐我,如果在上海有什么事情,就去找小罗,小罗人不错,他一定会帮助我的。可我到了上海才知道,上海那么大,知青那么多,怎么可能能找得到一个叫小罗的!后来回家时,母亲有时候还唠叨,说那几个上海知青在村里呆了好几年,说回去了就回去了,就再也不回来看看了。
工作的时候,发现单位里知青很多,不管是东北的,还是江西的,说起来,趣事很多,感觉当年知青生活苦中有乐,就没听说过一句后悔的。曾经想写有关知青材题的话剧,书也看了不少,也查阅了不少资料,可最终还是放弃了,毕竟那个年代离我实在是太远了。前阵子,有人请我改一部小说,是关于知青情感的,很唯美,也想过动笔,后来因为时间的问题没有合作成,有些遗憾。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吕凉给我看了一个电影剧本《高考1977》,其实,这个题材在去年的创作会议上就听任仲伦总裁说过,当时就觉得这个材题很新颖,脑袋里也转过,如果电影不错,说不定可以改成话剧。
吕凉说他很喜欢这个电影剧本,不过改成话剧会相当困难,但是他愿意跟我聊,帮助我一起改。看完电影剧本,我自己虽然很喜欢,但没有多大感触,而且原剧本线索较杂,人物众多,情节也散,镜头感强,如何改编成话剧,还真的很难。在跟原电影编剧及导演江海洋约见之后,他提出两个改编方案供我参考,一是写实,实实在在地展示当时知青的生活与生存状态,一是写意,甚至可以用电影的画面与演员的表演结合,诗意地再现。我很喜海洋说电影背后的故事,他说话极具有煽动性,令我立刻就想动笔改剧本。可当我坐在电脑面前,却又为难起来,一时间找不到下笔的点。半年过去了,我竟然没有写过一个字。眼看着中心为国庆献礼准备的剧目一个个地往后推,我自己倒是真的很着急。
今年四月,我和中心的一些演员一起去陕西支教,在那个偏僻的小山村,这些来自城里的年轻人,除了新奇好玩之外,更多的是感受到那份辛苦与孤独。突然之间,我就想起知青来,想起那些出生在城市里,长在城市里的年青群体,他们突然去了农村,远离家人,随着当初激情的冷却,他们看不到出头之日……在某一个瞬间,我象是真的能体会到作为知青的感受了,而且,我坚信当时他们的感受肯定比我们这几天要强烈的多、困难得多。
在回上海的列车上,我的思绪逐渐地清晰起来。那是一九七七年,一个特别的年份,关于一九七六年,我们说的太多,政局动荡,风云变幻。关于一九七八年,我们也说了很多,改革开放,生机盎然。那么一九七七年呢?是黎明前的静谧与安宁?还是春回大地时的苏醒与新鲜?是山呼海啸,还是风吹草动?亦或是震动、骚动,还是萌动、悸动?一九七七年,几十年都过去了,它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什么?投下了什么样的背影?我想把剧本用双线索来结构,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他们的青春与理想,他们的热血与激情。而现在的年轻人,我们的青春与理想能有什么样的继承?我们的热血与激情又有几成?剧名改成《一九七七》,我希望更多关注的是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群体,而不只是高考这个事件本身。
知青返城曾经是这个社会的痛,直到现在,政府还在出台政策为知青返城提供更多的可能,自上山下乡那一刻起,返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在剧中,返城是一个中心事件,这是当年知青们经过几年的煅炼与打磨,他们对改变自己命运的渴望,而高考提供了一种名正言顺的可能,所以他们为之而抗争、而奋斗。在这里,有老迟对于事业的热忱与执着、有特殊岁月里的父女情深、有无奈交织面对决择的恋人、有情同兄弟手足的友情、有对时代无望的生死选择……这些都因为高考而交织在一起。而现代部分,是当代年轻人对于知青的认知,他们都是知青的后代,只能从父辈的言语中知晓一些过去的情况,当年的激情岁月离他们很远,父辈的体验怎么能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之中?对于如今的北大荒,当代年轻人的决择显得那么的平凡而自由,可同样具有价值。在剧中,我不但想展示当时的生存状态,其实我更想展示的是今天的知青生活,他们是回城了,他们是留下了,他们对“第二故乡”的眷恋与爱恨如何?如今,当当年的知青们还在感慨过去的激情岁月时,我们更应该关注他们今天的命运与生存状态。老迟留下了,潘志友留下了,对于今天的北大荒,他们价值几何?如果老迟能活到今天,对于今天北大荒的变迁,他该是怎样的感慨?如果潘志友留下了,他会不会变成第二个老迟?
老年的张国强再次回到北大荒,这次是为了寻子,一如当年陈甫德去北大荒寻女,面对变迁,他不仅仅只是感慨而已,就象张鑫源说的,你回到北大荒只有回忆,可我回到北大荒是想回报。而今天更多的知青们重返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总会带去一份礼物,一份关爱。
整个戏是想从张鑫源这样一个当代青年人的视角切入到当年的知青生活,让这几十年的历史跨度在瞬间发生、交合、融入,这是舞台上的张力。今天年青人的生活并不是过去生活的延续,而是冲突之中的一种投射,这是中国近几十年发展的一种精神浓缩,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代人的命运,一个国家的命运。在那个年代,他们别无选择,可在今天,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所以,在剧中,知识是关键词,选择才是核心。
知青好象是个特殊的群体,离我们很遥远,可知青又是那样的实实在在,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曾是这个社会的顶梁柱,也许还是。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离不开他们的热忱与奉献,在很多地方,最辛苦的是他们,最成功的也是他们,他们的身上有一种坚韧不拨的精神,有一种任劳任怨的担承。知青们的岁月比我们想象的要艰苦,他们曾经很狂热与冲动,却也是那样的单纯与年轻。
共和国走过了六十年,知青——这些共和国的儿女们也都快六十岁了,当年,黑土地因为他们而更加肥沃,暴风雪因为他们而愈显猛烈。一九七七年或以后的某个时刻,他们选择离开这片他们曾经眷恋与奉献过的黑土地,是因为价值,他们选择离开那些无穷无尽的暴风雪,是因为希望。在那里,他们受过很多累,吃过很多苦,可正是因为磨炼,他们变得更加坚韧和不屈,为此,他们收获更多——青春无悔,祖国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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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那些人、那些事 |
| 2009-09-30 18:35: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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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贺建国60周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将陆续打造一系列献礼作品,大型青春励志话剧《一九七七》便是这应景的头一炮。这出改编自电影《高考1977》的话剧,正在紧锣密鼓地排练中。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喻荣军操刀改编,特邀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王晓鹰担当导演,该剧可谓是中国南北两地菁英戏剧人的强强联手。 197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九七七》又将怎样呈现舞台?南北两地戏剧人又碰撞出了怎样的火花?怀揣着诸多问号,笔者前往剧组一探究竟。 “1977年,一个很有意思的年份,是风头浪尖上的一年,黑夜与黎明正在交替……”编剧喻荣军反复地叨念着数字“1977”,饶有兴致的模样也激起了笔者对那个激情燃烧年代的回想,同时更想一探此次的话剧改编版有怎样的突破。 笔者:话剧《一九七七》是脱胎自电影《高考1977》,作为改编者,如何看这部电影作品? 喻荣军:这是很有质感的一个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知青对知识的诉求、对改变命运的渴望。改革开放30年,中国“跑着往前赶”,凭着一股气、一份劲、一种精神。现在我们要延续这种精神,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30年的成就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父辈们不断地努力。他们是过往的开拓者,时代的承担者,更是现代社会的支柱。 笔者:1977年,你在做什么?或者说对于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人有着怎样的记忆? 喻荣军:大喇叭,是我对于那段特殊时期的唯一印象,所以话剧《一九七七》开场就是大喇叭。对于知青,我的印象就是送菜。隔三差五,在下午放工的时候,母亲会把从家里菜地里摘的菜,塞满一个小竹篮子,让我给邻村的几个知青送去。夏天烈日下割稻打场,他们都裹得严严实实的,怎么晒都晒不黑。三个知青在一起就说上海话,反正我们也听不懂,只知道他们把洗澡说成“打油”,于是,几个村里的小孩子都知道了这句上海话——阿拉去打油! 笔者:从电影《高考1977》到话剧《一九七七》,应该不单纯是名称上对于“高考”的省略吧? 喻荣军:当然。剧名改成《一九七七》,我希望更多关注的是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群体,而不只是高考这个事件本身。整个戏是想从张鑫源这样一个当代青年人的视角切入到当年的知青生活,让这几十年的历史跨度在瞬间发生、交合、融入,这是舞台上的张力。今天年青人的生活并不是过去生活的延续,而是冲突之中的一种投射,这是中国近几十年发展的一种精神浓缩。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代人的命运,一个国家的命运。在那个年代,他们别无选择,可在今天,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所以,在剧中,知识是关键词,选择才是核心。 喻荣军在剧本里这样描述舞台:干净、写意、空灵,一个实实在在的年代刀刻斧凿般被定格在我们面前。导演王晓鹰将这般意象化的描述变成了真实,不仅将当年的解放牌拖拉机搬上舞台,更把具有象征寓意的白桦林安置于舞台两侧。看着舞台模型,笔者不禁被它洋溢着的生命力所震撼,同时对此次中国南北两地菁英戏剧人强强联合有了更多的期待。 探班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导演王晓鹰对每个道具、音乐、表演点的配合都“斤斤计较”。谈话中,他却是个风趣随和的学者,言语中的感染力令人折服。 笔者:对于您,“1977”意味着什么? 王晓鹰:《一九七七》对我有特殊的吸引力。我参加过1977年高考,接着1978年考上一所理工大学又放弃入学,直至1979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所谓“新三届”的考场我都进过。这个过程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就是一个年青人以自己的努力、自己的选择来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的过程,而对个人前途这种程度的自我掌控,在1977年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1977年恢复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则具有另外一种深刻而久远的意义,它改变了全社会面对知识的思维方式,更改变了年青人面对生活、面对命运的行为方式,揭开了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的序幕。 笔者:《一九七七》所涉及的时代变迁,深刻而庞杂,话剧将如何承载并将其呈现舞台? 王晓鹰:通过人,一个个具体人物的具体感受。老迟复杂而又耐人寻味的“表里不一”、潘志友“人各有志”式的艰难选择、陈琼心里最具时代标签的五味杂陈、陈甫德身上那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与忍辱负重同在的社会责任感、张国强野性未泯的甚至不惜以自戕为代价的抗争、阿三自足自知中的无奈、小根宝自哀自怨中的渴望…… 这些人物心中所激荡着的,是在迷茫困顿中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是在抹杀个人价值的时代中个人意识、权利意识、尊严意识的启蒙,是自己选择生活、自己面对命运的生命自觉的萌发。那也许就是一种告别过去、迎接未来的人性挣扎和人性觉醒!同时,那也是时代的启蒙、时代的觉醒! 笔者:作为导演,您希望观众从《一九七七》中看到什么? 王晓鹰:《一九七七》是一种对话,是今天的青春与逝去的青春的对话,是父辈的青春与儿女的青春的对话,是都市的青春与偏远的青春的对话,也是各种青春自己跟自己的对话…… 话剧《一九七七》集结了上海话剧中心诸多实力派演员,可谓阵容强大。老一辈演员,将自己对于岁月的记忆倾注其中;青年演员,虽没有对那个时代真实的体验,但他们正在努力地接近。谈起“1977”,他们都兴致盎然。 吕凉(老迟扮演者):其实,老迟还是非常善良的。他的那些偏激、执着、蛮横霸道、不近情理的举止行为,在那个年代是极为普通、正常、司空见惯的,他是个好人。 感悟:1977年,我参加了高考,之后我跨进了大学的校门,我是那个年代的幸运儿。 周野芒(扮演陈甫德):一个父亲,一个被划为“黑五类”的家长,也是一个被女儿称为“我妈妈的前夫”的人,千里迢迢从上海赶到边疆,不惜拿自己的余生当赌注,作为对女儿上大学的支持。因为,他坚信:天就要亮了! 感悟:我是1978年参加高考的,当年许下宏愿:只要能录取,绝不离开舞台。如今依旧在坚持。记得,考完试的第二天就跑去苏州向父母汇报,当时父亲的剧本《难忘的一九六七》正在苏州上演,我母亲是女主角之一。 详情请看2009年10期《上海采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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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英国剧作家萨拉•凯恩(Sarah Kane)的作品一直备受关注,相对于鲜有先锋精神的英国剧坛,她的出现的确引起广泛的关注。可除了《4.48精神崩溃》之外,她的作品即便是在英国也很少上演。凯恩的作品全部都是在宫廷剧院首演的,在这个走出尤里斯库、品特与贝克特的剧场里,她的作品让人们看到了英国剧坛沉寂多年之后的希望,但却远远没有达到前者们的影响力。
《摧毁》是凯恩的首部作品,上演之后曾引起很大的争议。这次在上海演出,本很想去看看,却错过了,有些遗憾。
很喜欢凯恩的戏剧工作坊,在她的葬礼上她希望能放一首她自己喜欢的乐曲……
很喜欢宫廷剧院版的《4.48精神崩溃》,那个大斜面的镜面设计却是源于凯恩在宫廷剧院顶楼的排练厅,也算是对她的一种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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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陆(以沪/京)为主的剧场市场主流为何?
跨过08年,现在上海所有的有正常排片的剧场几乎都在演出话剧,主流市场的话剧演出大概分三类,一是与年轻人生活息息的话剧,多以情感、职场、家庭、婚姻为题材;二是各类喜剧,包括恶搞经典、通俗时尚,甚至于类似相声、清口、脱口秀,多以追求剧场效果,讨好观众,在经济形势不太好的情况下,此类作品大受欢迎;三是悬疑剧,以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为主的翻译剧,票房超好,而且有越演越烈之势。其他类作品就只是偶尔出现,不成气候。08年底,北京几十台的话剧演出中,三分之二多为搞笑的喜剧或是国外作品,情况大致与上海相似。剧场以娱乐为主,其思考功能似乎正在丧失。大量的得不到政府资助的文化公司或是民营剧团,只能追随观众,以越来越多的商业手段去搏取那一丁点儿利润,从而变得越来越浮躁,而且短视。
请谈谈两地(台湾/大陆)剧场作品的比较?
长期以来,大陆的剧场作品以国有院团排演为主,着重于剧本创作,多以现实主义题材为主,除了京沪院团之外,大多数国有院团还是以排演主旋律作品为主,这类作品往往都是政府买单,以获奖为目的,与市场、观众无关,在戏剧探索实验方面,也相对保守、落后而固执,视野并不开阔,而台湾的剧场作品,无论是题材,还是形式,就相对多元、开放、新颖,但却少了大陆剧场作品的精致、宏大、完整。目前,随着越来越多民间的戏剧团体在京沪等大城市出现,国有的院团也越来越面向市场,大陆与台湾的剧场生态也越来越接近,剧场作品也会越来越相似,许多作品其本地烙印并不明显,台湾的剧场作品在大陆的巡演机会也越来越多。
您眼中台湾剧场作品到大陆市场发展的潜力?
在民间戏剧方面,台湾戏剧多年的发展经验应该可以给大陆以借鉴,尤其是政府的文化政策、资金扶持、法律规范等方面。在商业运作方面,大陆的市场较大,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台湾的戏剧人应该可以有所作为,引领市场。目前情况下,一方面大陆的市场刚刚起步,演出经纪还不成熟,另一方面海外的经纪人、制作人对大陆市场并不十分了解,也处于试水阶段,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对台湾的戏剧人来说,目前大陆的演出市场都是一个契机,但却需要找准、找对在大陆的合作伙伴。
未来几年台湾剧场创作者,可能在华人整体剧场环境扮演甚么样的角色?
对于大多数大陆的戏剧工作者来说,他们对台湾(包括香港)的剧场情况并不了解,甚至有相当大的偏见。对于未来的华人整体剧场环境,台湾的创作者应该扮演好开拓者、先锋者的角色,加强与大陆剧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两岸三地的大中华文化圈,有希望发展出百老汇那样的市场与产业环境吗?
北京、上海、香港与台北是这个大中华文化圈中市场与环境相对较好的几个城市,并且各地的作用与定位也不尽相同,北京与台北文化产业的原创力、辐射力较强,但市场较弱,上海与香港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作用明显,并且可以牵扯出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但作品较弱,似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长处与不足,所以就单单某一个城市来说,目前都并不具有发展出百老汇那样的市场与产业环境,这就需要各地之地加强合作与交流,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去推进整体市场的改善与发展。目前,大陆戏剧发展的最大阻碍,除了院团的大锅饭机制急需改变之外,在市场运作方面是劣迹斑斑的团购方式,其带来的高票价,不但毁坏了脆弱的市场,更把许多真正的观众挡在了剧场之外。在艺术创作方面,偏面地追求市场与评奖,严重地扼杀了戏剧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前者让作品越来越浮躁与廉价,而后者更成了圈内人与政府之间的游戏,毫无价值可言。如果这几方面得不到解决,单就大陆方面来说,发展出百老汇或是西区那样的市场与产业环境,等于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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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特拉忒》
故事梗概与作品背景:
《吕西斯特拉忒》是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最有名的剧本之一,至今仍常被搬上舞台,成为世界各地长演不衰的一部作品,该剧所透出的现实意义正是它生命长青的根本所在。该剧首演于公元前411年,其时,伯罗奔尼撒战争已经进入第20个年头,希腊诸城邦人民无不渴望着和平。于是阿里斯托芬虚构了这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一个名叫吕西斯忒拉忒的雅典女子和其他雅典主妇们一起接管了国库,她们相互约定,在和平来临之前决不和当兵的丈夫过性生活。一个来访的斯巴达女子也担负起同样的任务,准备劝说本国的妇女也这样对待各自的丈夫,由此在剧中增加了许多笑料和噱头。女人们为了结束战争,从而发动起了两性之间的战争,她们发誓不与他们的丈夫发生性关系,并且与他们展开了一系列机智的斗争,强迫他们缔结和约,征战沙场,还是转战床上,男人们只能选其一,这样的情节固然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以至于一提到这个剧本,人们往往更多地想到的是“男人与女人的战争”,而忘记了它的真正主题是“反战”,“男人与女人的战争”只是一种手段。作者心里也明白这只是一幅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图景。
相比较于前艺术总监Jude,Ian认为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因为他知道这家剧院的各个方面,虽然自己在公关方面并不如她,但他认为自己的优势在于导演方面的才能。Jude很会推广自己和剧院,她在政治方面也很有一套,她很会令许多媒体关注剧院,也会让政府给剧院很多的资金,但Ian更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让观众与媒体关注剧院。虽然剧院现在已经很好,但在很多方面都走入一个死胡同,剧院需要改变,而Ian认为自己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他相信自己在自己任职期间把剧院带入一个新阶段。当问及他为什么要自己上任的时候把许多主管部门的人员撤换的时候,他认为这是由于以前的那个team并不能很好的地工作,不过,现在通过一年来的实践与调换,他认为如今的team是一个很在序的团体,就是他不做艺术总监,任何一个人来做也会很快就会运转的。不过,他也强调新鲜对工作的重要性,他偏向每五年就应该有个调整,或者要上个新的台阶,他不希望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份工作的一个职位。如果五年能干完的事情,为什么要花一辈子来做?如果要花一辈子来做,那么他们干吗要拼命地工作,努力地去改变呢?对于他自己,每三年他会休息三个月,并在此时间里去思考接下来怎么样?由于每天他都会面对许多事情,自己也没有时间去反思一下自己,所以他认为这样的思考对自己很有用,当然,对自己的team也很有用。
如今剧院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钱。由于Leeds当地政府的资助多年没有提高,而ACE(英格兰艺术委员会)对地方院团的资金提高得也很有限,所以剧院的许多想法和计划还很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