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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资料
博文

一、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儿关山,今朝更好看。《菩萨蛮·大柏地》毛润之 1933年夏

 

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侵略中国东北三省大好河山,把辽南,普兰店以北改成满州国,由日本控制;把辽东半岛改成关东州,由日本侵华军部直接统治,大连、旅顺地区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大本营。

大连周水子街的火车站以西数十平方公里以内,全是日本关东军的大兵营,飞机场、军火仓库等军事设施,到处竖着中国人禁止入内的大牌子。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记不清楚她什么样子,父亲喜欢赌博,手气好的时候高高兴兴回家,给我们买糖果吃,但多数都是不高兴的时候,慢慢的家里的很多亩地都输掉了,我大嫂带我,长嫂如母啊。有一次,长嫂给我做了一条新裤子,没想到我爬煤堆,当时就给扯破了,很苦的日子,我回家长嫂都没说一个字。

我小的时候,在日本人家里做过学徒,那个日本人的家里是企业主,我负责给他从家里取衣服后再送到工厂去,日本人的家里,有个女的,见到我总说小孩,然后给我一个苹果。但我看到更多的,是日本人殴打中国人,在工厂很多中国人遭到毒打,日本人横行霸道惨绝人寰的侵略,耳闻目睹。中国人过着牛马不如、忍气吞声的亡国奴生活。后来,我大一点,邻居的一个大爷平日拿烟袋锅在地上教我识字,我学习的很快。后来,他就跟我父亲说,这孩子喜欢用功,该送他上学。我父亲就把我领回家,我跟我哥俩人抓阄,结果我上学了,我哥为此痛哭了一场。我上学的时候学习的是日语,满洲国的教育,早期要背满洲皇帝的《回銮诏书》,教师有日本人。

大连政府机关,警察局的大小官员全是日本人,就连火车站、港口、电讯局、广播站、邮电局等部门的大小头目全是日本人,大小工厂里的科员以上的头目也是日本人。中国人只能当下手,干苦力、当杂工,日本警察看哪个中国人不顺眼,张口就骂,举手就打,这是常有的事情。有一次看到一个日本人在工厂大门口,把一个中国人踢倒在地,打得那个人口鼻流血,围观的中国人义愤填膺,摩拳擦掌。在大街上常看到三两个日本大兵在光天化日下调戏中国妇女,日本兵强暴中国妇女的事也常有发生,日本人无端欺负中国人司空见惯。

一九四四年后,眼看日本帝国主义走投无路了,对中国人搞粮食配给,主粮(高粱米、玉米面)只给定量一半,另一半给橡子面,又苦又涩,人不能吃,连狗都不吃,不准中国人吃大米,吃大米是经济犯,不买或者少买日本国券的是政治犯,日本人把大连所有街道两旁的铁质的栏杆、路灯杆、广告杆,全锯断炼钢造炮。日本人到了穷途末路,山穷水尽的地步。周水子火车站,每天晚上有几列火车全是运回来的伤兵,从火车上抬下来的伤兵叫苦连天被运到兵营,不敢在白天运,怕中国人看见说他们快完了可是往外运兵都是白天,火车站上很多日本慰安妇欢送,虚张声势。老百姓背地里说:“日本军队在关里被八路打的落花水,小日本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了,垂头躬腰,举手投降了。东北解放了,我的家乡解放了,中国人重见天日,当家作主人了。我亲眼看到,苏联红军端着冲锋枪,押着成群的被缴了械的日本兵。当时工厂都不开工了,我家里就拿了酒精兑白水,卖到市上,很多苏联人买来后就喝,他们的酒量很大,一点事情都没有。

当时的日本人一个个失魂落魄,低头弯腰打扫马路,整修水沟。日本人见到中国人,不敢抬头,不敢吭声,顺着墙边赶快溜走。你日本人也有今天呀,是罪有应得,是罪该万死的下场。

 

二、

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大连地区归苏联红军直接管辖。人民政权,政府机构还不健全,工厂没有开工,学校没有复校,年青人在家里无事可做。

我们这伙孩子听说大连地区有东北人民自治军地下组织秘密扩军,我就和街道十几个青年去大连南山区一个学校扩军点打听情况,赶巧碰到一位穿便衣的干部,和蔼的告诉我们说:“东北人民自治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官兵平等,扩军是为了保卫东北。志愿报名,不强迫。”

我听说后立即回家,经得家里人同意,当天就返回去报名参了军,这批报名参军的有四十多人,经过编组学习了五天。八月下旬,就被汽车送到辽南普兰店的一个新兵连。

我被编到三排八班当战士,过了四天发给军装,二十天后又给发了枪。穿上军装背上枪,我高兴极了,从此,我成了人民军队里的一个新兵。

新兵住在普兰店市区一个中学里,二层楼,房间很大,地上铺的厚草垫子,一个排住在一个房间里。吃高粱米饭,玉米饼子。每天早上跑步,上午出操,下午上课,晚上开班务会,非常紧张,又苦又累。一个月后才逐渐习惯了。

有少数从大城市里来的新兵,怕苦怕累,经不起考验,就跑回家了。从此,班长看到哪个新兵情绪低落,蹲在墙边不吭声,就找他们谈话,怕开小差。

我当时也有点想法,但没有表现出来,过春节时,我哥来新兵连探望我,连领导亲自接待,给他包饺子吃,让他在楼上住了两天,我哥悄悄对我说:“部队好啊,长官和气,老六你就干吧”。

领导对我哥这样好,我很感动。从此,我下定决心在部队干下去。经过三个月的训练,身体健壮了,知识提高了,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人民军队干什么。这些都说明了部队政治工作的作用。

新兵连住的楼房一层一个大房间,堆满了日本军官的大战刀,大部分是红皮挎,战刀非常锋利,战士们包饺子拿战刀躲肉馅儿。班长说:“这些战刀是原来住在我们这里的部队收缴日本的战利品,部队转移时,存放这里由新兵连看管,大家不要再动了。”新兵连撤走的前两天,一个晚上,连长告诉三个排长,各排抽调六个表现好的战士,秘密把这些战刀般到楼后面的防空洞里,用土埋掉,上面放些杂草。到深夜两点才干完。第二天,有个战士问我:“你昨晚干什么了?睡那么晚?”我说喝水多了起夜多。班长告诉不准对任何人说,后来新兵连结束了训练,撤走后再没人提起此事。我估计那些战刀越有三千把。解放后,建楼挖地基会发现的,也许都锈了。

1946年春天,新兵连受训结束,我被编入东北人民自治军辽东军区第四纵队十师三十团二营四连,全连一百三十多人。我在班里当兵,不到二十天就被调到连里当通信员,连部比班里轻松,有个顺口流说:王二麻子扛炮弹,大老黑上前线,小白脸当通信员。

指导员对我说:“小鬼,连长说你老实、机灵,所以就把你挑到连部当通信员,好好干吧”。

我说:“一定努力。”

连长和指导员对我都不错,帮我进步,关心我的生活。过了半年,把我调到营部通信班当通信员,通信班有十个人,班长姓杨,二十岁,比我大,山东人为人老实直爽。我走时,连队的指导员不愿叫我走,他眼圈都红了,我也不愿走,可是不行。

营部有五匹马,营领导三个人每人一匹,通信班两匹。通信员出去通信都骑马。开始不敢骑,骑过几次就敢骑了。首次骑马去通信,走到野外,天很黑还刮着风,我路过一个小桥,周围都是青纱帐,我听到土匪打冷抢,就端着小马枪打马快跑,扭头向响枪的地方还击,心里有点怕,还好不到十分钟就到了连队,完成任务。

二营有三个连,都分散住在各个村,相距很远,任务也很重,通信班十几个人相处很好,营首长对我们都不错,所以,在营部工作很愉快。

二连炊事班有个老炊事员姓张,是个老八路,四十多岁,山东人,对我特别好,我每次去二连通信,他都给我留一碗吃的给我,二连驻地有个栗子树,煮好的栗子也留给我。把我当成亲弟兄一样,使我非常感激。后来他调到团队给首长做饭,因为战争年代部队变动大,我负伤到了后方就和他失去了联系。

待续

三、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儿关山,今朝更好看。《菩萨蛮·大柏地》毛润之 1933年夏

 

1946年的夏天,二营奉命随全团部队转到前线参战,在南满铁路沿线活动。

二营部队在大石桥汤岗子,同国民党小股部队,打了几个伏击战后,转到辽河流域的牛庄、田庄台、营口等地区活动,行军多,没有战斗任务。

在汤岗子那次战斗中,消灭国民党部队一个营的兵力,那次战斗是我第一次参战,听到枪声有点怕。新兵怕枪,老兵怕炮,一点不假。初次听到子弹在头顶尖叫得响声,不知往哪里爬。听到炮弹在上空尖声的响,不太在乎。老兵告诉我,听到炮弹在空中嗖的响,赶快趴下,不能动。不卧倒到就危险了。尖声响的炮弹打得远。

汤岗子火车站是个小车站,驻守了一个连的国民党部队,我们一个排的兵力,就把他们打败了,大死而是多人,活捉了一百多人。两个小时战斗就结束了。我们到车站检查时发现有士几个日本兵受伤躺在床上,不知何故,营长说:“别动他们,有打扫战场的部队去处理。”在另一个大房子里发现了两件上衣,里面有两支钢笔,营长说:“小鬼,你留着学习吧,可以不上缴。”

打大石桥时虽然消灭了敌人六十多人,但我们损失不小,我跟营长在大石桥东山坡看地形的时候,二连长带着部队埋伏在山坡上,他抬头观察敌人碉堡,被敌人的机枪打到了头部,血流不止当即牺牲。我在他身后十几米远,子弹打在我身后的石头上,铅弹头冒火星,我当时趴在坡上没打到我,营长说:“小鬼,千万别抬头!”不到半小时,炮兵连赶到了,打了五发炮弹,把敌人的碉堡摧毁了,结束了战斗。

辽西的营口是个中等城市,是辽河入海口,是渤海湾最北端一个海港。二营部队奉命在这里休整十天。我们住在一个发电厂里,厂里没有工人只有几个警卫,这个地方很美,水网地带,长着很多芦苇草,飞鸟很多。

有一天,营长说:“搞点飞鸟吃吃。”我和班长去了泡子边,班长打了五枪,什么也没有打着,他说:“小鬼,你试试。”我打了三枪,打下两只大雁,拿回去。

营长看到了,高兴地说:“快拿伙房煮煮。小鬼,你当兵时间不长,枪法不错呀”。

我说:“我没有枪法,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教导员幽默地说:“你再去碰几只吧。”大家都哈哈大笑,煮了两盆雁肉,大家吃的很香。

不久,二营接到上级命令,参加围困辽南海城的国民党184师部队,经过一夜的战斗,师长潘朔端率部队起义。排长以上军官送去受训,士兵就直接分散编到我们的部队里。

战斗结束后又接到新的任务,参加三次保卫本溪的战斗。本溪是个工业城市,又是沈阳到安东的铁路交通要道,是兵家必争之地。部队的急行军,是最考验人的。有一次,二营接到团长命令,到本溪参战,二百四十里(华里)两天赶到,一天走一百二十里。多数战士脚上打了血泡,走路困难,有的坚持不了掉队了。我的脚也打了泡,又疼又累,但仍坚持走到目的地。营部通信班虽然有两匹马,在战时身体弱,脚上打了血泡,走不了的骑马才可以,我坚持不骑马,受到营长表扬。

由于国民党投入兵力较多,战场上火力很猛,部队打了三天三夜,因战斗失利。保本溪这一仗,我们部队伤亡较大,我亲眼看见一个副团长的一只手被敌人的炮弹打断,鲜血直流,卫生员给他包扎,他咬牙未说话,被抬下战场。还有一个战士一只手被打断在冒血,当时看到此景不害怕,撤出战场有点后怕。

团部命令病号大队往安东方向撤退。二营奉命最后撤离,下了西山,看到士兵把黄色的炸药放到大桥墩下,跟着眼看那大桥被炸塌了。营长果断的命令趟水过河,河水很深,上空又有敌人飞机扫射,半个小时才过了河。因河东我军高射炮,打了几炮,敌人飞机就吓跑了,部队没有伤员。二营部队经过几天急行军,到达草河口镇,这里是丹东以西最大的火车站,镇里有数百户村民。

团部指示,二营部队住下休整待命。在休整期间,我和通信班的另外三个战士因表现好,具备条件被营党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一生中重要时刻,草河口镇北面是山,满山坡长着山葡萄。

中午休息时上山摘野葡萄,通信班有个战士叫朱乃纯和我关系很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后来听说他转业了,还给我寄来过相片,这是后话。

休整期间,看到每天都有一列火车从沈阳开往丹东,车上坐着全是日本人,男女老少的。听部队领导讲,是按国际协议遣返回国的。日本人有技术的留下来使用。当时日本投降后,在东北有很多日本人,暂时不愿走的,就自己找事干,为了吃饭,为了生活,什么都得干。以后,大部分日本人都被遣返回国,留下的不多了。

待续

 

四、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儿关山,今朝更好看。《菩萨蛮·大柏地》毛润之 1933年夏

 

1946年秋后,二营奉命随全团部队,参加新开岭战斗。纵队和兵团首长亲自指挥,这里山多,地形复杂,战斗非常激烈。经过几天的鏖战,消灭了国民党二十五师全部,活捉敌师长李正谊,外号李大麻子,俘敌五千多人。新开岭战役是东北民主联军,全歼敌人一个整师的战例,受到了军区的特别嘉奖。

战斗中,我跟营长在山上看地形,不料,我被敌人炮弹片击中左臂部,左挎包和衣服着了火,臂部流血。营长和战士们急忙给我灭火,用药包包扎伤口。营长叫战士把我背下山,由担架队把我抬到团部卫生所治疗,当天就把我担到师部卫生队实施手术,从团部到师部需要赶夜路。

当时,正处深夜,抬我的四个担架夫是日本工人。据说,团部担架队有八十多人,其中有一半是日本工人,日本投降后,日本老百姓为了生活,他们被吸收当担架夫,解放战争期间修工事的民夫也有日本工人。

日本人抬着担架过河时,我怕把我扔到河里,看到后边有一个战士端枪押着担架,才略微放心。当时躺在担架上,伤口很痛,顾不得那么多了。那几个人说日本话,意思过河了慢点。后面有几个伤病躺在担架上直哼哼,可能伤势很重,坚持不住了。

在师部卫生队医生做手术很顺利,医生说:“臂部皮下一寸深处取出一块炮弹片有铜钱大。如果没有挎包起阻挡作用,伤到骨头的话,这条腿就完了。如果击到上肢,头部就更危险了,你真是命大呀!”我的挎包里装了一双布底鞋,鞋底很厚,毛巾、衬衣等物品,起到了给炮弹泄劲的作用,炮弹是吃硬不吃软,这挎包成了救命的挎包了。

手术治疗后几个月,伤势好转能够慢步走路了,年青人伤口好的快。当时,左腿全麻木了,就像没有这条腿似的,又惊又怕,以后没有一条腿怎么活啊。听到医生们讲了以后,才放心,情绪好一点。医生说我命大,真是命大,不然这条腿就完了,当时确实想得很多,后来伤口好转了,这才放心。

冬季,东北一片冰天雪地,零下三十多度,辽东地区战争形势紧急。

据说,南满根据地只剩下长白山麓的临江、浑江、长白、抚松四个县,多数地区人烟稀少。后来听说,敌人很嚣张,国民党常败将军杜聿明狂叫:“把南满共军逼上长白山啃树皮,拱进鸭绿江喝凉水。”

虽然形势紧迫,但敌人往往错误估计形势,终究还是失败了。在紧急情况下,纵队指示重伤员转移江东,轻伤员到集安城集中。我们能走的伤员在集安休息几天后走到临江。

临江是个中等城市,在鸭绿江北岸,往东是长白山。兵团机关住在临江,在临江住了几天,卫生部给每个伤员发一件棉大衣,组成病号大队,指定干部带队,要求往长白山方向转移,中途不要停留。

病员大队有五十多伤员,都是十师的,分三批行军,我在第一批。

出发后第二天,到了四道江,这里是个大镇子,休息两天。伤员虽然伤好了,但走路慢,加上天气太冷,走路困难,一天只能走二十几里,走了一个月,到了十二道沟。有些伤兵感冒了走不动,队长决定就地休息待命。

那时候,没有电话,所以跟部队机关失去联系,我们就地住了不到一个月,长白县来了干部,对我们说:“部队大反攻了,伤员可以回部队了。”

大家听了很高兴,不然越往东越冷,真的受不了。住了几天,队长决定返回临江,回来比去时走的快很多,不到一个月就返回临江。

来回都住在百姓家里,吃饭打白条,我们协商什么时间吃了几顿饭,老百姓对我们都很好,看到我们还是孩子叫我们睡热炕,当时老百姓看到白条也不太懂得能拿到钱不能,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到政府结账,以后真的领到了钱。老百姓让我们吃玉米饼、高粱米饭,有时能吃上白菜炖粉条。

养伤的这段时间,我的身体不错,都顶住了。

北满部队连续打了几个胜仗,东北局势起了变化。在党的东北局正确领导下,展开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强大攻势,十二兵团的部队全部投入了战斗,兵团司令肖劲光、陈云,亲自指挥,战斗进展迅速,每战必胜,敌人失利,节节败退。

到了1947年春天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胜利结束,东北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东北形势逆转,国民党常败将军杜聿明战场上打败了,再也不敢狂叫了。

天气暖和了,病号大队回到临江,兵团指示:病号大队转到抚松县休养待命。

抚松县在临江北面相隔百余里,人烟稀少,是大后方。

十二兵团在那里有个病号队伍在那里休养,队长叫王庆三,是我们二营营长。我去了以后,看到他在那负责,特别高兴。

王营长说:“小鬼,你伤好了吧?你来这里,我很高兴。”王营长脚负伤,不能回前方,留在大队当队长。他说:“病号都回前方,病号大队才能解散,你伤虽然好了,回前方会有困难的,你就留下和我在一起怎么样?”

我说:“听首长的。”

他跟着告诉了小冯,也就是跟他当通信员,说:“伤刚好,目前还有困难,我把他留下跟我,你回前方怎么样?”小冯没有吭声,看样有点不高兴,后来偷偷的哭了鼻子,前线非常危险,九死一生。从后方到前方有不同想法不为怪。

病号大队原来有一百多人,陆续回前方,还剩下五十多人。过了十多天,我问王营长:“跟你当通信员没有枪怎样保护你呀?”

王营长的对相叫迟桂珍,当时也在大队里,当干事,她听到了就说:“对呀没有枪怎么工作,有情况怎么办?”

王营长说:“行,你给他找一支马枪。”

第二天,迟桂珍拿来一支新马枪和三十发子弹。迟桂珍是山东人,为人直爽,对我和蔼,给做两双鞋垫。他比我大五岁,把我当成小弟弟对待。

营长吃中灶,每次打来的饭菜都叫我和他们一块吃,营长对我也不错。有一次,营长看我的子弹袋只剩十五发子弹,忙问我:“小鬼,怎么子弹少这么多?”我说练枪了,他说:“后方缺子弹,剩下的别打了,留下有情况好用。”他一点都没有发火,当时我有点怕。迟桂珍说:“子弹少我在给他要十几法来,别怕。”王营长笑了笑,没说什么。

待续

五、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儿关山,今朝更好看。《菩萨蛮·大柏地》毛润之 1933年夏

 

1947年春,伤员全部回前方了,病号大队奉命解散,五营长调到辽东军区高干招待所当所长,把我带去在所里当小文书。帮他收发文件等杂物事。

不久,五营长调到辽东军区司令部副官处总务股股长,我调到副官处的四科当见习会计,分管兵团首长日用烟茶、文具等物品。

四科长叫刘洪居,是个真老八路,科员叫孙明远,他们人都不错,还有通信员叫李朋生,我们相处都很好,文书叫王崇云,书记也就是负责抄写收发文件的叫焦瑞,我们相处很好,年轻人在一起很快活。

当时住在通化市内,通化是个大城市,春天我和王崇云,通信员小李一起合影,那时我带的一支小手枪,三十发子弹护身用。通化是个工业城市,日本人很多,大部分没有遣返回国,有一天晚上十二点整,电灯突然灭了三次,后来才知道,日本人以电灯灭三次为信号,搞暴动,被我们地方武装破解,日本人暴动未搞成,抓了些头头(潜伏地下的日本军人),以后没有发生。

1948年夏,东北民主联军改为东北人民解放军。

东北战局变化很大,敌弱我强,转守为攻。国民党部队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大城市,不敢动弹。

东北人民解放军开始展开夏季攻势,遵照毛主席指示“关门打狗,先打锦州,长春,沈阳而后打。”

七月间,林彪四野的第十二兵团奉命围困长春,兵团机关组成三个梯队,第一梯队为前线指挥所,第二梯队为后勤系统,第三梯队为后方医院、家属等。

前线指挥所组成精干的多部门,有作战组、情报组、通信组、机要组、军务组、后勤组等,孙明远科员、我和通信员小冯三个人组成总务组,负责管理兵团首长烟茶、生活必需品。

前线指挥所出发到达吉林西的四家子镇,距长春三十多华里,我军有几个师的兵力在长春外围,敌人在长春市区不敢出动来,围困三个多月,敌人弹尽粮绝,飞机空投物资大部分落到长春外围我军防区。大多数老百姓都离开市区,很多国民党官兵外逃投城。十月中旬,国民党六十军曾泽生军长率部起义,不久国民党新七军军长郑洞国宣布放下武器。六十军起义后,部队保留了原有编制,我军派政工干部到他的部队工作。新七军被迫放下武器,部队排以上军官到后方集训。班以下士兵分编我们部队作为补充。

肖司令员、肖华政委等兵团首长,在四家子镇(前线指挥所)专门接待了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等军级人员。次日又招待新七军军长郑洞国。我去过给会场送烟茶,属于工作人员。当时在郑的住处看到他的一个小女儿,有女保姆看管,小女孩有六岁左右,很聪明,和我们说了不少话,给我们放留声机,她说:“大哥哥,你们想听什么歌曲呀?我给你们放,好么?”保姆小声对我们说:“她不是亲生的,是领养的,郑司令看她聪明就把她留下了。”

十月十八日,长春和平解放。老百姓欢天喜地,敲锣打鼓欢迎解放军。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东北辽沈战役结束。

前线指挥所在抚顺休整,增强装备,准备进关。配备大小汽车四十多辆。所有汽车都是打长春的战利品,汽车司机大部分是国民党解放兵。我们每个人发一床毛毯,一件大翻领的卡兵服,这床毛毯是我的战利品,作为留念。到现在我们家里还保存,毛毯是美国造的粗呢,结实耐用,上面有USA字样。

兵团首长每人两辆汽车,(中、小吉普各一辆)。我们总务组和卫生组乘一辆美国十轮大卡车。

四十多辆汽车中有大卡车、小吉普车、电台车、维修车、救护车、高射炮车。前线指挥所实现摩托化,行军时,长长的车队,很壮观。我们戴的都是狗皮帽子,棉装外夸大翻领卡兵服上衣,有精神又威风。老百姓都举手称赞说:“这是林彪的部队,多棒啊。”林彪率领野战军总部机关乘汽车从山海关进关内。

十二月中旬,前线指挥所火速从山海关以西的长城冷口进关。十二纵队也进驻河北省的玉田县,休整几天后到达河北香河镇。

一月三十一日北京(北平)和平解放,指挥所进驻北平的南宛飞机场待命。休整期间,部队统一组织参观了故宫、中南海、颐和园。

战斗部队举行入城仪式,从永定门进入北京城。我们正在准备南下,没有观看入城式。我们参观故宫,感受最大。金銮殿,金碧辉煌,绚丽夺目,气势雄伟,百闻不如一见。

过去听评书艺人讲的北京金銮殿故事,现在是耳闻目睹了。

待续


       

六、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儿关山,今朝更好看。《菩萨蛮·大柏地》毛润之 1933年夏

 

1949年2月,东北人民解放军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我所在的十二兵团改为南下先遗团,先遗团总指挥为肖劲光司令。

二月中旬,前线指挥所从南宛出发南下,沿线经过河北、河南省分。大的城市有石家庄、郑州、开封、信阳、鸡公山、武胜关,沿平汉铁路东侧挺进,向湖北的武汉进军。

五月,到达汉口,住在汉口四平银行大楼休整,休整期间,十二兵团接受兼武汉卫戍区司令部的任务。

武汉地区,天气闷热,在零上三十六、七度左右,休息时常到长江边上洗澡纳凉。

大军南下,部队非战斗减员严重,北方人不适应南方气候,部队长途步行军又累又热,中途患病较多。

指挥所汽车行军,坐在车上不累,就是热的难受,我的身体还顶得住,有的同志身体差点,长途坐车也受不了,晕车,特别是女同志晕车的多,男同志也有晕车的,比女同志轻些。

南下时,在鸡公山地区休整时,我到河里洗澡,不慎右耳中耳膜穿孔,卫生组里有个日本医生主看五官科,叫吉田的,给我治好了。河水很凉,我不会游泳,很危险。

八月四日,长沙和平解放,前线指挥所进驻长沙,十二兵团的二、三梯队随后进入长沙。四野总部命令十二兵团驻在长沙兼任湖南军区任务,湖南省各地区组建十个军分区,干部由十二兵团抽调,作为骨干,一般干部从地方院校毕业抽调补充。

我被分配在十二兵团司令部四科供给股任出纳会计。沈庆三任股长。会计有:刘静涛、刘颖秋、邱某某。我们五个人在长沙合影留念。

长沙这个地方,冬天没有暖气,夏天热,经常下雨。北方人真不习惯。四九年十月一日,庆祝我国第一个国庆日。从收音机听到了毛润之先生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大家都很高兴,喜出望外。我当时想能在北京多好,打垮了国民党八百万军队成立新中国,感到当兵光荣。毛润之先生说:“革命成功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路途更长。”不能只想“回老家,老婆孩子热炕头”还要在部队努力工作。

有段故事:四九年的九、十月份,四野总部原定十二兵团打下长沙后,继续南下,指挥打衡宝战役。第三天任务变动,总部命令:“十二兵团仍驻守长沙,兼湖南军区任务。”林彪亲自指挥打衡宝战役。林彪的专列路过长沙火车站,兵团机关在车站欢迎,第一次看到林彪,个子不高也不胖,但满精神。衡宝战役结束,林彪回京时,专列在长沙火车站只休息几分钟不停留,机关干部也去火车站欢送,我有事没去。

不久,建立了新中国。五零年四月,十二兵团奉命抽调三分之二干部组建海军总部,肖司令、肖华政委负责组建。

当时,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高兴,北方人不愿在南方,每个人都写了申请回北方当海军,但只能抽调多半人,少部分人得留下来。

谁走谁留不知道,等公布名单了。才三天,组织上公布名单了。供给股走三个人,有沈股长、刘会计和我。小刘和小邱留下来。我们三个人高兴的不得了。他们俩不吭声。第二天,他俩找领导要求北上,领导说:“定了不能变动。”

真是机会难得。四科共有二十多人被批准走的。南下的时候总务组的孙明远和小冯他俩被留下了。他们都不高兴。我们三个人南下期间一直在一块,分开了有些想念。孙科员说:“我们一起南下,在一起北上,多好呀,看来这个希望不能实现了。”

年四月下旬,随机关乘火车北上,路上是汽车上火车,一路顺风。到达祖国首都北京,海军司令部、政治部住在东城东四南大街西堂街胡同的东西饭店的两个大院。听说,中央军委原来定的海军总部住在东郊民巷,后来因为海军领导计划在大连或在天津设立总部,经请示,毛润之指示说:“海、陆、空三个总部都设立在北京。”结果东郊民巷划归公安部住。所以,海军进京只能暂时住在东亚饭店。批准在建国门贡院大街建立海军大楼。后来,军委决定,海、陆、空、炮司、总后等各大部在复兴路西郊公主坟建营房,不能在别处。

后勤部住在东四北大街注家胡同,临时租用等建营房。海军组建三大部,就是司、政、后三大总部,后来又增加了装备部,成了四大部。

新调进一些青年干部,机构人员调配完毕,转入正常办公。

我被分到海司管理处经理科任审计工作,科长:葛树本、沈庆三。

会计有:王福明、徐氏元、刘有光、何英、郝恩王、张元祖等。

管理处处长:李光亭、付处长、刘天贵。

管理处下面有:军务科、营房科、车管科、粮算科、食堂科。

机构扩大了,人员也多了。工作任务重了,我虽然学历不高,但肯用功学习,能完成本职工作。

管理处有个管理员姓郝,外号叫“老好人”,四十多岁。我们才二十多岁,他年纪比较大,上过八年私塾,大家都叫他康熙字典。“康熙字典”为人老实,爱帮人。他看我爱学习,就经常帮我学文化,有的字不认识他就特耐心的给我讲解,对我帮助很大。

战争年代参军的,文化都不高。全军开展文化普及教育活动,海军直属机关请来几位数学、语文教员授课。司令部人多,编三个班。我报名参加第一班,第二班是扫盲班,未上过学的参加扫盲班。

海军党委要求三年内达到中、高等文化程度。到五三年结业,我达到初中程度。我的语法修词班成绩达到高中程度。

五三年以后,政治运动多,文化学习活动停下来了。通过几年的文化学习,加上几年的实际工作锻炼,文化水平、工作能力都有了提高。海军机关在开展文化学习活动,同时还学俄语。肖劲光司令指示:“一年内达到(俄与)口语初级水平。”从大连俄语专科学校请来毛教授和杨助教。我报名了,没参加几次听课,书给我了自己看不懂,因我学语文、数学,没时间在学俄语,所以只懂几句。到五三年停课了。

战争期间,我从参军后就跟家里短了消息,来北京时给家里通了信,家里知道我南下后北上在北京,家里才放心。

五三年春,有一天,门卫打电话说:“你家里来人了,出来接。”我知道是我的老父亲来探亲,事先来过信。我请了假,把我父亲送到前门外的玉升店旅馆,这是海军租用的军属招待所,住下。一间房四张床,住的很好,我每天晚上来看他。父亲在招待所经常吃饺子,都是军属们自己包,吃的住的都挺好,吃完饭逛逛北京城,住了二十多天,高高兴兴回家去。父亲回家后来信说:“海军对军属太好了。”

在机关里,晚上没有活动,就和几个关系好的同志出去散步,一般到建国门外大北窑一带。那时候,建国门外没有楼房,全是玉米地。工作生活很愉快,我经常住在办公室里,有时也和于启元、邰法元、徐化元,他们住在一个大房间,我们没闹过不团结,我是机关俱乐部墙报委员,每周出一版黑板报,我负责画报头写美术字,墙报组常受到党支部表扬。

 

七、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军队实行军衔制,十一月十三日,我光荣参加海军直属机关授予尉官军衔典礼,授予我中尉军衔,当了十年兵,第一次带上军官军衔肩牌,土八路变成“洋军官”。

第二年,又授予解放纪念章,包纯金的奖章,我又高兴又光荣。军队实行军衔制,对军人要求严了,带上肩章,自己对自己要求也高了,一九五八年升为上尉,一九六一年升为大尉。在即将成为少校的时候,一九六四年,林彪搞改革,取消军衔制,改为红领章、红帽徽。军队级别改为地方行政级。我被定为行政十七级。海军上白下蓝军装改为灰色军服,大盖帽改为布帽子,把海军搞得灰溜溜的,把军队搞得乱糟糟,军人不高兴,老百姓也看不上眼,军队满意的人不多。现在知道了,林彪当时把海军高的灰溜溜的,跟他的个人目的有关联。

六四年以前,我在海军直属政治部工作当政治干事,后来调到管理局当政治协理员,由做财务工作改为做政治工作,成为政工干部。文化大革命中海直机关分成两大派,就是红联总和红流。

海军院校学员来海军大院造反,大院全乱套了。管理局机关也成立造反派,把政委、局长都打倒了。管理局下属的分队除了警卫部队外,都成立造反组织。好几个中层干部被贴了大字报。我和崔军都是中层领导干部,也被贴了大字报,一个火烧、一个炮轰。没几天,中央军委下令,师以下部队搞正面教育,不准搞四大,不准成立造反组织搞造反。

我们才幸免于难,再下去可能打成小走资派。

一九六九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海军从各分队、海直机关抽调干部共计一百一十四人组成支左队伍军宣队,管理局有我和二王三个人,到辽宁锦西的葫芦岛海军核潜艇的六八四八厂支左,原来是四十军派人在厂里支左,海军派人接替他们,带队的是舟山基地政委张明汉。

我被定为革委会委员及宣传组长,王跃勇在行政组,王增海在大队。

地方的工人们对海军支左都很欢迎,因为是海军造船厂,海军来支左他们当然高兴,当地吃的一般,葫芦岛的西山上,满山都是敌人遗留的碉堡。葫芦岛是个很美丽的地方,满面是大海,西、东有小山。造船厂在岛里,宿舍在望海寺,南面是大海,北面是大山。现在是开发区,建成美丽的与旅游城市。我们住的楼房在南山坡上,面向大海,做在屋子里就能看到大海,是个大有发展的好地方。

宣传组从各大队抽调三十多人组成“文艺队”排演《红灯记》全本,深受工人欢迎,多次演出影响很大,另外还到地方演出几场,造船厂文艺队全区闻名。

七零年的时候,军宣队撤出工厂,支左干部回原单位,我和二王都回到海司管理局……这就是我一九四五年八月参军到一九七八年八月转业,先后三十三个年头的回忆。

 

 

                       

 

  [父亲的头上出现了华发,但身体依然健硕,总听他给我断断续续的讲些过去的战争故事,我说你干脆写下来。父亲不知道什么是博客,我让他写,他没吭声,也就是这两天的事情,前天我下班回来,去探望父亲,一看老爸在窗前戴着花镜写东西。我快步走过去问,做什么呢?父亲到有些腼腆起来,说等写好了你再看。过两天,把一个手稿给我说,好了。我一看很工整的一个战争回忆,按照时间的顺序写的。我赶快悄悄拿到外头让人给录入成电子版。等到老爸看了铅字稿,惊奇的说:真神奇了,不是过去那种铅字的咔哒咔哒录入么?我说不是。新浪有一个1024日的百万博客纪录历史的一天活动,按道理说,这种活动是必须记录这天的实况,这样才成为历史的一天,我这天就把父亲的手稿节选在这里,作为历史的历史!]

   ……1946年的春天,新兵连受训结束,我被编入东北人民自治军辽东军区第四纵队十师三十团二营四连,全连一百三十多人。我在班里当兵,不到二十天就被调到连里当通信员,连部比班里轻松,有个顺口溜说:王二麻子扛炮弹,大老黑上前线,小白脸当通信员。我的很多战友在前线都壮烈牺牲了。

  一天指导员对我说:“小鬼,连长说你老实机灵,所以就把你挑到连部当通信员,好好干吧。”我说:“一定努力。”连长和指导员对我都不错,帮我进步,关心我的生活。过了半年,又把我调到营部通信班当通信员,通信班有十个人,班长姓杨,二十岁,比我大,山东人,为人老实直爽。我走时连队的指导员不愿叫我走,他眼圈都红了。

  营部有五匹马,营领导三个人每人一匹,通信班两匹。通信员出去都骑马。开始不敢骑,骑过几次就敢了。首次骑马去通信,走到野外天很黑还刮着风,我路过一个小桥,周围都是青纱帐,听到土匪打冷抢,我就端着小马枪打马快跑,扭头向响枪的地方还击,心里有点怕,还好不到十分钟就到了连队,完成任务。

  二营有三个连,都分散住在各个村,相距很远,任务也很重,通信班十几个人相处很好,营首长对我们都不错,在营部工作很愉快。

  1946年的夏天,二营奉命随全团部队转到前线参战,在南满铁路沿线活动。二营部队在大石桥汤岗子同国民党小股部队,打了几个伏击战后,转到辽河流域的牛庄、田庄后、营口等地区活动,行军前,没有战斗任务。在汤岗子那次战斗中,消灭国民党部队一个营的兵力,那次战斗是我第一次参战,听到枪声有点怕。新兵怕枪,老兵怕炮,一点不假。

  辽西营口是个中等城市,是辽河入海口,渤海湾最北端一个海港。二营部队奉命在这里休整十天。我们住在一个发电厂里,厂里没有工人只有几个警卫,这个地方很美,水网地带,长着很多芦苇草,飞鸟多。有一天营长说搞点飞鸟吃吃。我和班长去了泡子边,班长打了五枪什么也没打着,他说:“小鬼你试试。”我打了三枪,打下两只大雁。

  营长看到了高兴地说:“快拿伙房煮煮。小鬼你当兵时间不长枪法不错呀。”

  我说:“我没有枪法,是瞎猫碰到耗子。”

  教导员说:“你再去碰几只吧。”

  大家都哈哈大笑,煮了两盆雁肉,大家吃的很香。

  不久,二营接到上级命令,参加围困辽南海城的国民党184师部队,经过一夜的战斗,师长潘朔端率部起义。排长以上军官送去受训,士兵就直接分散编到我们的部队里。战斗结束后又接受新的任务,参加三次保卫本溪的战斗。本溪是个工业城市,又是沈阳到安东的铁路交通要道,是兵家必争之地。由于国民党投入兵力较多,战场上火力很猛,部队打了三天三夜,因战斗失利,团部命令病号大队往安东方向撤退。

  二营奉命最后撤离,下了西山,看到士兵把黄色的炸药放到石桥墩下,跟着眼看那大桥被炸塌了。营长果断的命令趟水过河,河水很深,上空又有敌人飞机扫射,半个小时才过了河。因河东有我军的高射炮,打了几炮把敌机吓跑了,部队没有伤员。

  二营部队经过几天急得军,到达草河口镇,这里是安东以西最大的火车站,镇里有数百户。团部指示,二营部队住下休整待命。在休整期间,我和通信班的另外三个战士因表现好,具备条件被营党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一生中重要时刻!

  草河口镇北面是山,满山坡长着山葡萄。中午休息时上山摘野葡萄,通信班有个战士叫朱乃纯和我关系很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后来听说他转业了还给我寄来过相片,这是后话。

  休整期间,看到每天都有一列火车从沈阳开往丹东,车上坐着全是日本人,男女老少的。听部队领导讲,是按国际协议遣返回国的。日本人有技术的留下来使用。当时日本投降后,在东北有很多日本人,暂时不领走的,就自己找事干,为了吃饭为了生活,什么都得干。

  1946年秋后,二营奉命随全团部队参加新开岭战斗。兵团纵队首长亲自指挥,这里山多,地形复杂,战斗异常激烈。经过几天的鏖战,消灭了国民党二十五师全部,活捉敌师长李正谊,外号李大麻子,俘敌五千多人。新开岭战役是东北民主联军,全歼敌人一个整师的战例,受到了军区的特别嘉奖。战斗中,我跟营长在山上看地形,不料这个时候,我被敌人炮弹片击中左臂部,左挎包和衣服着了火,臂部流血。营长和战士们急忙给我灭火,用药包包扎伤口。营长叫战士把我背下山,由担架队把我抬到团部卫生所治疗,当天就把我担到师部卫生队实施手术,从团部到师部需要赶夜路。

  当时,正处深夜,抬我的四个担架夫是日本工人。据说,团部担架队有八十多人,其中有一半是日本工人,日本投降后,为了生活,被吸收当担架夫,解放战争期间修工事的民夫也有日本工人。日本人抬着担架过河时,我怕把我扔到河里,看到后边有一个战士押担架,才略微放心。当时躺在担架上,伤口很痛,顾不得那么多了。那几个人说日本话,意思过河了慢点。

  在师部卫生队医生做手术很顺利,医生说:“臂部皮下一寸深处取出一块炮弹片有铜钱大。如果没有挎包起阻挡作用,伤到骨头的话,这条腿就完了。如果击到上肢,头部就更危险了,你真是命大呀!”我的挎包里装了一双布底鞋,鞋底很厚,毛巾、衬衣等物品,起到了给炮弹泄劲的作用,炮弹是吃软不吃硬,这包成了救命的挎包了。

  手术治疗后几个月,伤势好转能够慢步走路了,年青人伤口好的快。

  冬季的东北一片冰天雪地,零下三十多度,辽东地区战争形势紧急。据说,南满根据地只剩下长白山麓的临江、浑江、长白、抚松四个县,多数地区人烟稀少。敌人很嚣张,国民党常败将军杜聿明狂叫:“把南满共军逼上长白山啃树皮,拱进鸭绿江喝凉水。”

  在紧急情况下,纵队指示重伤员转移江东,轻伤员到集安城集中。我们能走的伤员在集安休息几天后走到临江。临江是个中等城市,在鸭绿江北岸,往东是长白山。兵团机关住在临江,在临江住了几天,卫生部经每个伤员发一件棉大衣,组成病号大队,指定干部带队,按照要求往长白山方向转移,中途不受停留。

  病员大队有五十多伤员,都是十师的,分三批行军,我在第一批。出发后第二天到了四道江,这里是个大镇子,休息两天。伤员虽然伤好了但走路慢,加上天气太冷,走路困难,一天只能走二十几里,走了一个月,到了十二道沟。有些伤兵感冒了走不动,队长决定就地休息待命。那时候没有电话,跟部队的机关失去了联系,我们就地住了不到一个月,长白县来了干部,对我们说:“部队大反攻了,伤员可以回部队了。”

  大家听了很高兴了,不然越往东越冷,人真的受不了。住了几天,队长决定返回临江,回来比去时走的时候快很多,不到一个月就返回临江。伤员回都住在百姓家里,我们写上什么时间吃了几顿饭的字条,老百姓对我们都很好,看到我们还是孩子就叫我们睡热炕,当时老百姓看到字条也不懂得能不能拿到钱,抱着怀疑的态度到政府结账,以后真的领到了钱。老百姓让我们吃玉米饼、高粱米饭,能吃饱,有时能吃上白菜炖粉条。

  养伤的这段时间,我的身体不错,都顶住了。北满部队连续打了几个胜仗,东北局势起了变化。在党的东北局正确领导下,展开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强大攻势,十二兵团的部队全部投入了战斗,兵团司令肖劲光、陈云,亲自指挥,战斗进展迅速,每战必胜,敌人失利,节节败退。

  到了1947年的春天,四保临江的战役胜利结束,东北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东北形势逆转,国民党将军杜聿明在战场上打败了,再也不狂叫了。

  这时,天气也暖和了,病号大队回到临江,兵团指示病号大队转到抚松县休养待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