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翻译理论简介的原因,关于翻译理论简介的相关知识。本章的翻译理论简介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鲁迅与瞿秋白 鲁迅从1921处至1931年这短短的十一年中，翻译和校订的作品有34种之多，包括苏联、日本、荷兰、匈牙利、美国等国家许多作家的作品。鲁迅的译作约占他全部作品的一半，可见他对翻译工作是何等重视。同时，鲁迅对翻译工作的态度也是极度其严肃认真的。在理论方面，鲁迅曾针对当时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的提法，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主张。鲁迅强调节税要输入新的表现法，所以现在要容忍“多少的不顺”。瞿秋白认为“‘信’和‘顺’不应当对立起来……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创造新的表现方法，就必须顾到口头上‘能够说得出来’的条件。” 鲁迅曾在1935年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二、郭沫若与茅盾 郭沫若和茅盾是我国唯一从二十年代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到五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还在讨论翻译问题的两位大师。郭沫若在谈到理想的翻译时说：“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 郭沫若在1954年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说：“翻译是一种

翻译是不同民族进行交流的重要媒体之一。在中国历史上，周朝已开始设译官，此后出现过多次翻译高潮，每次高潮都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翻译理论家，经百家争鸣，翻译理论不断发展、进步、趋于完善。因此要了解翻译理论的发展，须了解翻译的历史，总结经验。下面仅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四次翻译高潮对翻译理论的发展予以探讨。
第一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时期
在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中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有人认为，支谦此序“可以算是最初的直译说了”（罗根泽语）。晋、前秦时道安继而在《革卑婆沙序》中提出了比支谦更为明确的主张，即“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道安涉及译论的佛经序文较多，最有名的是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其意思是，翻译佛经在五种情

核心提示

　　1936年10月19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鲁迅与世长辞。70年来，关于鲁迅的谈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一些人眼中，他嫉恶如仇，是旗手，是导师，是人道的标本，正义的光源；他还是“睚眦必报”的好斗之徒，终其一生以“持矛把盾交锋为乐”。10月15日，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纪念鲁迅特别节目中说:“在几代中国人的印象中，鲁迅成了一个背后插满小旗儿的老武生，在万恶的旧社会摇旗呐喊，左右开弓。”

　　70年后，在提倡多元化的今天，鲁迅虽然在许多人眼中依旧代表着“中国人的脊梁和咽喉”，但他的作品却成为追求快感的《Q版语文》恶搞的对象，孔乙己因为偷光盘被打断了腿，少年闰土成了“古惑仔”。鲁迅本人则成了中学生口中“一怕写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树人”的“三座大山”之一。

　　是时代在变，还是鲁迅在变？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鲁迅与周作人研究专家孙郁说，这70年来，对鲁迅认知的历史，就是我们和鲁迅不断地错位又不断地相逢、不断地误读又不断地相知的历史。事实上，鲁迅在苦涩的孤独、惨淡的人生之外的一面确实鲜为人知:他爱读杂书，爱吃糖，喜欢看好莱坞电影，喜欢汉代画像，喜欢齐白石，

    改造传统汉语，促使汉语现代化，让中国人拥有新型的语言，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的重要目标。鲁迅的翻译方式和翻译风格与这一目标有直接的联系。

　　在汉语与外国语的比照中，鲁迅看到汉语语义的含混和语法的不精密：“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1〕因为语义含混，有的人以国学大师自居，解释文典时照样出洋相。章士钊把“二桃杀三士”的典故说成是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他的本意是想证明文言胜过白话：三个字的白话“读书人”，用文言只需一个字“士”，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文言的“士”，有时指“读书人”，有时指“武士”，语义并不明了。他所举的典故中，“士”不是“读书人”，而是“武士”。鲁迅嘲讽说，那个桃子不但误杀了三个读书人，还使一个读书人（章士钊）出了丑。一个词的语义可以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