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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归,本名杨秀珍,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十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海东市文联副秘书长,海东市作协副秘书长,平安区作协副主席。小说等文学作品见于《文艺报》《清明》《飞天》《中国铁路文艺》《山东文学》《北方文学》《青海湖》《西藏文学》等多家文学期刊。有小说作品荣获青海省政府文艺奖、青海青年文学奖,全国电力文学大赛单篇作品一等奖、水利部优秀作品奖等。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暗蚀》和《无脚鸟》,分别由作家出版社和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散文随笔集《云端或泥淖》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给我你的双手

那是我生命的足迹向前的有力支撑

你的微笑是急雨后最灿烂的霞

映照我孤独无人喝彩的生命

绚丽而清明  

QQ 251610502

 

EM:yxuegu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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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六(4月23日)早上九点半,我的第二本小说集《无脚鸟》将在西宁书城签售,同时还有三位青海作家签售图书。欢迎在西宁的各位师友来捧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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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镜像中的人性隐喻

——雪归新作《我叫吴仁耀》简评

                              刘大伟                       

不可否认,一些表现乡土题材或草根情怀的小说作品或多或少存在着“想象式”叙述的弊病,故乡似乎永远是那个被想象的故乡,现实也是那种被想象的现实。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小说叙述模式,结构之前的观念先行是其重要诱因。尽管这样的小说创作关注了某种现实,表达了某种思想,但缺乏了小说文本独有的“气味”和“声音”,故而情味寡淡,叙述绵软,一定程度上削减了读者的审美感觉。

雪归短篇新作《我叫吴仁耀》的发表让人眼前一亮——同为乡土题材且兼具草根情怀的小说,但她笔下的农村是“出啥都好,就怕让我们出钱”的实实在在的乡土世界,那份情怀也是“萝卜白菜总是有的”这样普普通通的情怀。这样的叙述视角正如苏童所言:“它传达给读者的感受不是说这个作家文字特别漂亮,而是其小说里有一种奇特的、描述不出来的某种气味,甚至某种光影、色彩和某种情感连接,或者害怕,或者紧张。”

如果一定要找出这篇小说散发出的气味,那就是主人公吴仁耀所在的村庄的气味了。这个村庄在小说里出现过两次,却没有名字,它只是介于大山和县城之间的一个模糊概念,因而它的气味是缥缈的,不连贯的。首次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村庄是一只掉毛的黄狗和刨食的老母鸡的村庄,袅袅炊烟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羊群也不再归来。惟一能彰显村民精神状态的是一扇扇锁闭的大门,即便吴仁耀家的“大门突然开了”,然而他也是“冲在前面”的。寥寥数语,将这座村庄难以捉摸的气味给聚拢了——紧张,匆忙。那种被想象的“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场景在现实生活中已然成为童话,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空寂的村庄。吴仁耀这样的壮劳力要去打工,去挖虫草,因为谁都不甘心自己是“一个吃洋芋的命”。这个没有名字的村庄再次出现已是到了小说的结尾部分,“有人猛敲门,高声喊着:出来了,买卖来了。”如此空寂的村庄迎来的不是亲戚,不是过客,而是买卖。摄影家的车掉进河里了,洪水即刻到来,情况非常危急,需要人帮忙推车。终于来了五六个村民,把车推了出来,“一个人一百五,共九百”,这就是最简单的买卖,也是可以嗅到的属于这座无名村庄的气味。毋庸置疑,在乡土中国,这样的村庄很多,虽然彼此的空间距离相当遥远,但这种气味早已飘满了各个地方的角角落落。

继续寻找小说里的“光影”和“色彩”,读者便会清晰地感受到,这对极具辨识度的词语在作家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显现出了因对比而产生的情绪张力和意义维度。小说开篇就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吴仁耀没有挖到多少虫草,用仅有的一根换来一张照片。“方灵芝递过来照片,两个脑袋凑在一起仔细看着”,“看着照片,还是苦大。一天在山坡上弯着腰,弓着背,蹲坐在地上一点一点挪,关节炎就落下了,现在不觉得,以后有的受。”这是一组看似无意,实则精巧的“光影”图景,它不是为了凸显农村人对数码快照的好奇与喜爱,而是颇有深意地让他们看到照片上的自己:每天在山坡上弯着腰,弓着背,蹲坐在地上一点一点挪……这样的生活状态镜子是照不出来的,别人也是无力描绘的,只有亲眼看到自己从艰辛中一点点抠出光阴,才会清晰地感知到——生命中的苦原来如此具体,如此深入。

随着叙述的推进,小说中的“光影”和“色彩”不断明晰起来。同样是进山的一群人,但他们所持有的工具和目的大相径庭。以吴仁耀、方灵芝为代表的村民们最渴望的是在几乎被翻遍了的草坡上还能挖到虫草,卖个好价钱。进山之路步行两三个小时也就到了,无需乘车,乘车费用太高,路上“带一个背包,备上采挖工具和午饭就行”。以木子宁和老张为代表的“文化人”则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虫草游”计划,他们想边走边拍照,看风景,进行有氧运动,“既锻炼了身体,还陶冶了性情”。木子宁的装束尤其引人注目,“脖子里挂着两个相机,一大一小,一个带着长镜头,一个是个小小的一次性相机。一个三脚架扛在肩上,一顶藏青色的帽子——几乎遮了脸的一半,背上还有一个大背包。”这样的一群人同时行走在山间土路上,阳光洒到他们身上时,立时有了明媚与沉重的区别。

作家的笔触似乎就是一束光照,于不同的侧面探照出丰富的意义。他们抵达目的地照壁山后,乡民们开始低头弯腰,“以无限接近地面的姿势”搜寻着杂草中的虫草。此时,“木子宁的相机镜头一会儿对准这个人,一会儿对准那个人。或蹲着拍,或站着拍,或趴着拍,几乎没有一刻闲着。更多的时间,他还是跟着吴仁耀”。尽管吴仁耀因迟迟找不到一棵虫草而焦急、烦闷,甚至对他的镜头产生了反感情绪,但木子宁依然觉得“吴仁耀棱角分明的面孔有一种粗犷与原始美,古铜色的皮肤,粗硬的长发,非常上相”。在作家近乎白描的叙述语言中,小说里的“光影”与“色彩”时而叠加,时而错位,为读者呈现出一幕幕细腻、生动的生活场景。开始午餐时,乡民们拿出“萝卜干、饼子、馒头、榨菜什么的,再加一瓶从家里自带的白开水”,他们三五人成一堆,吃得津津有味。相较而言,木子宁和老张的午餐显然丰富多了,“有午餐肉罐头,有面包,有鸡爪,有鸭脖,有烤肠,还有户外野战式一体炉现场烧热水”。木子宁用这种特质烧水炉烧开了水,“很快,一杯香浓的咖啡就好了,香气在野外飘开”——同样是开水,一种是从家里自带的,一种是现场烧开的,而且加入了咖啡,散发出香味,一顿午餐就写出了两种不同的人生。白开水里的人生带着宿命式的清淡,咖啡里的人生云集了异质与纷繁。究竟哪一种人生是我们希望的,吴仁耀和方灵芝们难以揣测,木子宁和老张也难以把握。当然,作家也不能从中做出选择,她将一杯水和一杯咖啡端到读者面前,并告诉大家“这就是人生”。不辨析,不解释,小说文本因之而具有了一种稳健的成熟之美,语言与意义之间的内部张力就此形成。

当然,不能忽视这种“光影”和“色彩”之间一定存在着内在的情感连接。当作家用诸多精准的细节描写呈现出“挖虫草”与“虫草游”的光影组合与色彩对比时,不难体察隐藏其中的情绪是悲悯、忧虑,以及深深的无力感。作家借助木子宁的目光触及到了某些风景之外的问题——被采挖过的地方几乎可以用满目疮痍来形容,为了一根虫草,草皮被连根翻出。那些被翻出来的草块,将很快枯死,而原来的地皮,露出深土层,很难生长新的植物。谁都知道,这种冬天为虫夏天为草的东西,贵如黄金,正是这种利益的驱动,导致了生存环境的破坏。情绪激动的木子宁貌似以一名“启蒙者”的身份决定立刻劝阻乡民们停止采挖,结果可想而知,乡民们有自己的理由,而且这些理由大都由亟待解决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构成。提高乡民的环保意识固然没错,但是他们已经被“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裹挟着走了这么远,尤其是宁静的乡村突然变成了热闹的城镇后,谁还愿意坚守那弯曲的溪流和瘦弱的村庄——能远走的都远走了,走不了的也“不敢落伍”,哪怕是一把艾叶也要攥在手里,积攒为钱。

作家深谙乡土社会,知道农村孩子读高中上大学费用委实不少,不再读书的青年要嫁人要娶妻,嫁人不难,难就难在娶妻上。不断扭曲的价值观念如今在乡村大行其道,没有二三十万的花销,一个新娘是娶不到破破烂烂的家里的。因此,正如小说主人公吴仁耀所言,谁也顾不了那么多,“我现在就在想我儿子的事”。在每一个村庄,大家为了“儿子的事”而全家总动员,该外出打工的就不留在乡里,留守乡村的自然不能闲着,满山遍野去挖虫草、找草药……保护生态的确是大事,但好像不能由自己承担。说多了就会误解,就会动怒,甚至大打出手。这个高速运转的社会链条,已经让人群难以平静,开车上路全是“路怒族”,步行山间,也是一些“茫然的起哄者”。

作为“启蒙者”的木子宁最终被乡民“夹克”暴揍一顿,满地寻找他失落的镜头盖。此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感涌了上来,令木子宁无力抵挡。他觉得今天的自己像个可笑的小丑……无力感随着挫败感涌上来,木子宁顿感人生无意义”。显然,小说的着力点不在于批评乡民的麻木与愚痴,也不在于褒奖木子宁和老张的清醒与自觉,而是通过两种生活境遇中人的对话与交锋,折射出理想与现实矛盾的斑斑点点来。乡民们的理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变得支离破碎,他们竭尽全力,借助任何可能的方式来接近自己的生活理想,然而结果往往是杯水车薪,甚至南辕北辙,客观上也给他们生存的这个环境之湖激起了起伏的波痕。实际上,木子宁和老张们的理想遥远而缥缈,当他们在游玩拍照的过程中看到了诸多社会问题时,无力说服自己和乡民们站在一起去交流看法,共担忧患;相反,他们采用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以启蒙者或引领者的形象走进山间田野——如“夹克”所言“指手画脚”时,乡民们是隔膜的,反感的。小说没有明确交代木子宁和老张的具体身份,但从他们的说话方式和内容上来看,似乎具备“知识分子”的某种特质,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那么小说也就隐晦地折射出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缺陷——好为人师,热衷批判,面对自我与世界时喜欢使用双重标准,其理想信念也是常常飘忽不定。因此,木子宁和乡民们的交涉失败是必然的,而他的挫败感正是对这种现实矛盾的直接印证。

整体而言,这篇小说的叙事并不复杂,但因为它表达的是乡土社会中农民最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因而其意义呈现出了一定的纷繁性。为了更好地生活,乡民们从不情愿到理所当然,逐渐放弃了一些看似无用实际美好的东西,开始卷入市场与交易的大潮,一路跌跌撞撞,摸爬滚打,身心疲惫,很多时候劳而无获。本想让自己过得更加富足,但事实上好像愈发惶恐了——家难全,钱难挣,梦难圆……他们开始疑惑,焦躁,无助而忧伤。

当五六位乡民合力将木子宁陷在河道里的汽车推出来时,他们达成了合理的交易——每人150,共900元报酬。在暴雨来临,洪水即将俯冲而下的关键时刻,这样的交换一点也不昂贵,因为“这水,这个凉,都能钻到骨头里”,而且乡民们“也不想为这点钱送命”。他们刚刚赶到照壁山时,木子宁还在感叹“乡民的力气和工夫如此廉价,这在城市里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在危险来临的关头,他们的要价也不过分。本以为在揭示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人们在现实面前的无力感之后,小说的主题得以确认,然后出人意料的是,小说在结尾处异峰突起,将主题引向了有关人性的广阔维度。

小说结尾是一个蒙太奇式的镜头——木子宁打开背包,准备付钱。令人意外的是,吴仁耀开口说:“我不要!”接着又说:“记着,我不是没人要,我叫吴仁耀。”说完后转身就走。这位恨不得将一分钱掰作两半使用的农民兄弟,在付出劳动后却又拒绝了报酬,不是说他不爱财,也不是讨厌木子宁,而是在饱经生活的风霜后,其柔弱的内心深处和粗糙的黑红脸上,依然葆有人性温暖的底色。他不要这个钱,是因为这是危难之中的出手相助,是人与人相互取暖的最后形式——可事实上,他的这种想法几乎“没人要”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自己,并大声说:“我叫吴仁耀”。

这是小说的标题,似乎也是一个隐喻和诘问——如果连人性都不要了,我们还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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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开农业之壳

———浅评雪归小说《不是麦子就是豆子》

 

 □朱立新

 

  在我有限的小说阅览里,农村题材作品占很大比例,原因大抵有二,一是农村题材一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作家们所关注的重点。特别是90年代中期,人文精神的讨论表达了人们对时代精神价值失落的忧虑,呼吁人文关怀,呼吁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使农村人群重新鲜明地进入了文学视野,大量独树一帜的农村小说占据文学市场;二是我出生成长在农村,对于农村生活较为熟悉和亲切。读此类作品,容易引发与作者的共鸣,充满泥土芬芳的文字更容易让我身心得到愉悦。

 

  雪归的短篇小说《不是麦子就是豆子》是我喜爱的农村题材小说中其中的一篇。

 

  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繁杂,故事背景也是距我们不远的当下———邋遢而固执的“二爸”为使安村村民种地,实现安村甚至安镇的粮食产业结构调整,执意要开办一家“粮食银行”。经过努力,“二爸”的“粮食银行”终于开张,而且生意一度火爆。但好景不长,隔壁“杂粮食府”的面点师向“二爸”道出了一个秘密:所有杂粮食品根本不用杂粮,而是靠现代技术制作出来的。“你想吃绿豆饼,他们有的是办法将面粉变绿,然后做出饼吃起来口感和正宗的绿豆面粉加工的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二爸”惊诧不已,从此失去经营信心,“粮食银行”随之迅速倒闭。“二爸”将粮食贱卖给饲料公司,兑付完存放粮食的村民现金,放火焚烧掉苦心经营的“粮食银行”,悄然离开了安村……

 

  如果仅从故事本身探究小说的精彩和趣味,那么可以说,它不够精彩也不有趣,反而多了些悲怆和无奈侵染的沉重感。那么,是什么让这篇不长的小说能够抓住人的眼球,甚至让读者掩卷沉思?这就需要作者调动自己的创作能力和水平,即扎实的驾驭文字叙述功力、细致精到的谋篇布局功力以及独特细微的雕刻人物心理的功力,然后将它们揉捏在一起。雪归很好地完成了她能够做的事情,她把“二爸”放置于当今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进程这个大背景下,赋予了更多的农民固有的秉性。正是对“二爸”细致的刻画,处心积虑的安顿,不但这个主人公“立”起来了,而且使故事到最后凸现出深远的现实意义———我们如何利用和保护好越来越少的耕地?如何捍卫农业和农民的尊严和价值?如何在一种和谐中稳妥解决困扰我们的“三农”问题?

 

  作家张炜在《关于乡土》一文中说:“乡土观念包括对于传统的固守,对于昔日事物的留恋,对于一种文明的断断续续的追溯和衔连。”作为农民出身的雪归,“乡土观念”和农耕文化显然在她身上弥漫已久,当她面临无法回避的传统农耕文明全面退缩的境况时,她选择了用复杂目光和缱绻情怀,对渐行渐远的农耕文明做出挽留。尽管这个挽留是艰难的、痛苦的,也有可能是徒劳的,但她仍然以一颗赤子之心做着努力。

 

  “二爸”自然充当了作者思想的代言人。

 

  “二爸”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他邋遢而笨拙,“两件衬衣摞在一起穿,还把里面衬衣领子翻了出来……深色长裤上密布着斑斑点点的污渍……用一根藏青色毛线绳将裤腰环和裤扣眼拴在一起。”“他在扬种时和手中盛种子的盆子摔跤,收割时和手中的镰刀打架,打碾时和麦捆翻跟头……”于是小孩子们对他喊“古而怪”,村民们把他当笑柄谈论,连“比别人胖出几十公斤的肉来,长得不怎么好看的李改莉都瞅不上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有着诸多心机和本事:“他种庄稼不在行,却对各类杂粮认得全,识得货”;他开自行车修理铺;以“要把我的糗事说出来”为由,威胁和说服“我”给他帮忙当“粮食银行”会计;不顾“我爸”和“三爸”的极力反对,阻挠将自家田地纳入城中村规划开发中,为此和兄弟闹翻了,和丈量土地的工作组吵架……从“二爸”身上这些农民式的狡黠和固执中不难看出,他通过此番举动,无非是在寻找一条灵魂栖息地的路径,或者说是在守望精神皈依的家园,这里面不涉及道德,不触碰秩序,只关乎物质和精神的殊途同归,关乎农业命脉。因此,“二爸”是痛苦的,焦躁的,愤懑的,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他在明知毫无结果的情况下,仍痴情于追求李改莉。他不顾李改莉家门的狗咬,整天去她家门口蹲守,“今天托学生送去一条丝巾,明天又托姑娘送去发夹,再或者从墙头偷偷扔进去一本包得严严实实的日记本,扉页上有一首他新抄来的情诗之类的……”与其说“二爸”在追寻自己幸福的婚姻生活,不如说是在一厢情愿地用种种方式释放和排遣自己的苦痛和焦躁,他太需要爱了,太需要以小小的满足和快乐来给自己打气。

 

  向往爱情的人,也是对生活充满了希冀的人。“二爸”的口头禅“不是麦子就是豆子”可以解释为他笃信生活无绝人之路,按他的话是“这样走不通,就那样办”。这是这篇小说的另一个闪光点,透过它,我们看到了另一个诚实守信、善良质朴的“二爸”———当从隔壁“杂粮食府”得知掺假面粉后,“我‘二爸’脸色灰白,眼珠子直直定在那里,两只手不停地凭空抓放,任他们喊,‘二爸’都不答应”;“粮食银行”倒闭关门后,他整日失魂落魄,萎靡不振,“本来高的颧骨此刻简直要飞出来……双手青筋暴突……眼窝深得像老井,眼角还挂着一粒体积不容小觑的眼屎……”尽管如此,“二爸”仍把所有存粮贱卖出去,然后“以斩钉截铁的口气对‘我’说:兑,谁来了都给兑。”但诚实守信和善良质朴并不意味“二爸”不会成为悲剧式的人物,爱情失败,生活落败,生意惨淡,最终自己用一把火将苦心开办的“粮食银行”付之一炬,然后远走高飞。结局令人唏嘘,但我并不感觉到他的“悲”,他的“悲”是建立在直面困难、勇于挑战、敢于担当的基础上的。小说结尾,作者巧妙地用比喻传达出一个信号,就是“二爸”离不开生养他的土地,离不开他的精神家园,他以往的种种努力都是为随时“回来”而准备着。“‘二爸’在信的末尾说,他特别想念安村的那种紫穂穂草”,“……这种草其实非常单薄弱势,但是每一次被无情的大脚踩倒后,它总是顽强而坚韧地活下来,无比执拗,最后结出紫色的穂穂来,在阳光下,有惊人的美。”这诗句一般的叙述,不但丰富了“二爸”形象,而且小说主题升华了,立意高远了。

 

  米兰·昆德拉将小说家定义为“存在的探究者”,他认为,小说的任务是“通过想象出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探思。”雪归正是用担当的情怀、冷峻的眼光和沉静的笔调,书写处于尴尬境地的农耕文明,用“粮食银行”这一“存在”探幽农业之壳内丰富的东西。“粮食银行”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它储存物质文明带来的果实,另一方面在储备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土壤里结出的谷物,小说通篇围绕这一特殊而新鲜事物来表达“存在”的某种精神处境:“要么生存,要么毁灭。”这也是雪归在社会现状中持有的复杂的矛盾心理。

 

  如果没有对一片土地痛苦真切的感知和参悟,就不会发掘和创作出如此心气高远又韵味无穷的小说来。尽管雪归的这篇小说还有不尽完美的地方,比如“二爸”形象还不够鲜活,比如部分事件转换太仓促,理由交代不充分等等。但是,对于沉浮于城市和乡村日趋一体这样一个大时代中的雪归而言,孜孜以求地用小说方式去关注这个时代,尽力去剥开农业坚硬的外壳,探微那些小人物的灵魂轨迹,已实属不易。记得2015年雪归再次获得青海青年文学奖,在颁奖会场她作了简短精彩的发言,表达了文学对自己的重要性、自己付出的艰辛以及仍将无怨无悔创作下去的决心。她掷地有声的心声至今在我耳畔萦绕。她对文学的挚爱和忠诚,与对生活的向往和企求是一致的,她对寂寞孤独的理解,与对成功快乐的体悟是相通的。在这个世俗世界里,所有可知未知、可感未感的事物之间存在交织相融的隐秘关系,它们不是对立的,也不是静止的,“不是麦子就是豆子”,正因为如此,她才通过不懈努力,在这个浮躁的世界一角,已然找到了生活中诗意的部分。为此,我对她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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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字构筑心灵高地

 ——作家雪归印象

 

 

 

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叫雪归,我只叫她小杨。

那时候,我们在一家民办刊物当编辑。见到她之前,只知道来了个新同事,并未在意,见面,她有点腼腆,点头招呼而已。

忽然有一天,在家里接到她的电话,她问我写的一篇小文是否真有其事。我很奇怪,因为我们白天在单位刚刚见过,也并没有什么更深的话题。我踌躇了一下说,故事是假的,感觉是真的。一边暗暗猜测她的用意。她似乎兴奋得有点语无伦次,七七八八说了很多,而我一直迷惑不解。后来挂了电话,我还是无法理解她的兴奋,这跟我白天在单位见到的她判若两人。

后来渐渐熟悉了,才明白当初我的那篇小文,也许使她有点找到同类的感觉吧。

有一段时间,她每写一篇稿子,总是拿给我看,很谦虚地说提提意见,我倒也不客气,把自己的读后感直接告诉她。其实心里想着个人有个人的理解,我想多,未必合适。但她总是很认真地修改了,又拿给我看。执拗,而且认真,到现在她还是这样。即使开玩笑给人的感觉也还是一本正经。

记得有一次,看完她的一篇小文,我说,你不要光写自己的一些小感受,多关注下自己之外的人和事。不过随口一句话,但是她一脸恍然的样子。

再后来,她逐渐由散文转向小说创作,2004年发在青海湖上的短篇小说《我不说》,让我着实暗自吃惊,不由对她刮目相看。在我看来,这篇小说奠定了她后来创作的基调——沉重、压抑、现实。由此,与她的交谈日渐变成一种负担。无论看她本人还是看她的作品,总让人有一种深深的压抑和窒闷。她真的不再把目光放在自身的一些小情绪上,而转向了整个社会,有意无意地对作家的使命有了一种无形的担当。如她自己所言:除了日记,写作,不只是要自说自话与自我陶醉。

当她不再囿于一己之快乐与伤悲,将目光放到更为阔大的外围,她的作品总能打动我。比如《春尖尖》里善良勤劳的洗车女工,比如《杏花天》里那个为了别人承受拳头和伤害的朴实女子,比如《饥者饕餮》里形单影只喂养低贱的麦穗鱼的畸零人陆马,比如《飞翔的日子》里无脚鸟的隐喻,比如《窥隙》里用行动弥补破窗的老奎……这些人物,读后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她笔下的许多场景,虽然带着司空见惯的印迹,却是被我们习惯性地忽略了的。当我们选择遗忘或无视,却被她用心捕捉和捡拾,然后成为小说里必不可少的元素,为作品增色不少。

忘了是谁说的这一句,脚步抵达不了的地方,心灵可以抵达。

雪归似乎在努力用她的文字在构筑一种独属她的心灵高地。在这里,她可以自在地呼吸,不再受现实的干扰,自由地表达着她的关注与思考,她的焦虑与希冀。那些采撷于庸常现实的文字,阅读的时候,带给我的感觉既亲切,又熟悉;既平实,又厚重。

相同的风景,不同的叙述;同样的故事,不同的表达。

有时候读雪归的文字(尤其是小说作品),我会觉得,她塑造的那一个,就曾是我相遇又擦肩的那一个,或者是我身边某一个熟悉的影子。

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我甚至不敢对她讲述我自己,怕自己也变成她小说里的人物。后来又想,这样的戒心未必妥当,写作的人,如果不关注身边的人和事,选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岂不可怕?

雪归勤勉有加,是我最为佩服的地方,我知道不止一人这样认为。很多时候,当我在感叹虚度时光时,她却在敲字或阅读。以至于“没时间”成了她的口头禅。

对于一件事物的持久倾注,最能成就一段华章,雪归如是。不论是她的小说集《暗蚀》《无脚鸟》和散文随笔集《云端或泥淖》的相继出版,还是她频频发表在《文艺报》《清明》《西藏文学》《飞天》上的诸多文学作品,以及她获得青海省政府文艺奖、两次荣获青海青年文学奖,获得“文学之星”的荣誉称号,等等类类,都是她日夜勤勉的最好佐证。

而这些年,她做记者的同时兼任刊物编辑,既要进行文学创作,又要进行采访和编辑,她几乎把自己埋在了文字堆里,还给自己上足了发条,总让我和熟悉她的朋友担心她过度透支。虽然时常会劝说她不要这般拼力不惜力,但她总是答应了转身却更加用心用功。

眼见着她有了白发,简单的劝说似乎已经没有意义。

因为,用文字构筑高地,没有止境。

我知道,她一直在路上,脚步从未停止,身心亦未懈怠。

唯愿她的坚持与坚守再结硕果。

 

 

刊于《青海湖》杂志2016年第9期本期推荐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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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淖与云端之间

——雪归散文集《云端或泥淖》读后

 

俞登贤

拿到雪归的散文集《云端或泥淖》时,顿觉得书名很是奇特:云端和泥淖,这是两个极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一个让人想起了理想和翅膀,想起了自由和飞翔;一个让人想起了困境和现实,想起了举步维艰、蜗步难移,想起了困顿和突围。这样矛盾的安排着实令人费解。

这部文集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行旅”, 第二部分是“掩卷”,第三部分是“沉吟”。集子的名字大概来自第二部分 “掩卷”中的一篇随笔《那双手,无关云端或泥淖》。雪归在这篇随笔中通过对母亲、母亲的母亲以及母亲的奶奶——这三位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三代女性,“被生活打磨过的”的那双手的叙写,写出了她们虽然身处生活的底层,但在岁月的“泥淖”中苦苦寻求着生活的真善美,她们身上那种“坚韧的个性”,“倒下去,会很快用手撑着地爬起来,再一次和生活摔跤”“将生活揉乱的头发和衣服理顺,抻展,然后再一次开始”的精神,却是驻留在作者心底的财富。

我有时候也疑惑雪归一天既写作也采访,同时又做编辑,时间是如何分配的。其实我更多的疑问在于是什么支撑着雪归这个有着一双芊芊素手的纤弱女子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坚持理想。在《那双手,无关云端或泥淖》这篇文章里我找到了答案,那应该是“母亲们”的基因给了雪归力量,给了雪归勇气,给了雪归另一种透在骨子里的坚强和倔强。这篇文章大开大合,既写不在俗世中,却传送着果洛草原温度的出家人、说唱艺人更桑措毛“布着黑垢忙碌”的双手,也写文友“迷着文字与创作、阅读”,“掂炒勺、拿锅铲,敲击键盘、握笔,样样出色”的双手;既写印象中江南女子少些烟火味、少些生活的劳顿,或舞文弄墨,或摇扇打伞的纤纤素手,也写古典文学作品中或纤巧而精致,或是手段了得,或是鲁莽耿直,或是满是恩怨情仇的烈女或弱女子的手;既写电影里印象最深的手,如连着一颗自私虚伪丑恶之心的G小姐的手(《裂缝》),女钢琴师柔软、灵活,能够在钢琴上跳舞,却有意用刀片将自己割伤的女钢琴师的手(《女钢琴师》),弥补物质和精神上无依无助痛苦的女同的手(《女魔头》),打开万劫不复之门的拿钥匙的手(《万能钥匙》),以及《冬天的骨头》中女主人公在冰冷的湖水中拽起死亡父亲的手,后被同行者锯下来的手。文章最后以“我们的双手似乎什么也改变不了,但是毕竟我们还有手。”的人生思索结尾,言有尽而意无穷。

海东市宣传部副部长李永新在丛书的序言里较为全面地概括了雪归的散文随笔集的写作特点和思想内容。他说“注重刻画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有‘关于村庄的思念’,‘行走在湟水河南岸’,在‘天那边的相逢’,用激情的文字记录真实的生活;邂逅‘村庄’后,在‘书香氤氲的日子里’,用‘执着燃亮的心灯’思考人生,思考生命的真正意义,热切表达‘情浓最是吾乡吾土’;在‘用心走过抵押在时间轮盘上的日子’里,让‘那双手,无关泥淖或云端’,直接面对社会,‘俯拾庸常生活里的点滴幸福’,诠释生活的真谛。其作品用清新、细腻的笔触告诉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在烦嚣中穿行,而当我们的记忆终于停下来,匆匆的脚步不论是在云端还是泥淖,重要的不是身体在哪里,而是我们的心灵所停留的地方。”

《云端或泥淖》中,“行旅”、“掩卷”、“沉吟”三部分相互呼应,相辅相成,写出了作者在采访游历过程中的感悟与思考,写出了作者与圈内作家作品的心灵对话及心得,写出了作者在寻常日子里的体验与沉淀。可以说雪归的散文随笔也是她的心路历程的载体,是她在泥淖中成长,向云端努力,期待云端上飞翔的过程。

作家往往是孤独的,最初的跋涉往往在泥淖里起步,但只要坚持,就一定能够走出泥淖,领略“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喜悦与豪迈。雪归曾说:“有很多年,我和一个庞大的群体共同体验着无法言说的艰难与沉重。当诸多现实而迫切的问题不断逼近,在现实面前深切的无力感以及由此产生的疼痛感,使我不得不顺受人事无常的同时,对生活与生存的本质不同有了逐渐深切的体认,这应该也是我从早期的单纯爱好转为后来坚持写作的动因之一。(《青海省第七届青海青年文学奖颁奖大会上的发言》)”幸运的是,雪归凭着自己的写作专长,长期做着“自己喜爱的并且力所能及的文字工作”。在体制外打拼的她,不论是做刊物编辑,还是做文字秘书,抑或是做记者,她的书写,几乎从未停止过。在这个过程中,她时时能感受到这种热爱与坚持带来的幸福。当她在首都的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友聚在一起沐浴在文学的春风里,那几个月,几乎是她一生最为幸福快乐的时光。她认为在文学这条路上,还有一双双眼睛,在温暖地注视着她,给她支撑,给她力量……

雪归也坦言她曾为文友贾文清的小说集《银簪子》的出版而深感高兴与安慰,为文友王华的小说集《怎么和你说再见》写序时她也是感同身受。雪归坦承在为文友喝彩的同时,也给自己在创作道路的行进过程增添了些许动力。可见,周围文友的努力和成绩,对于雪归同样起到了激励和鼓舞的作用。这是每个身在底层跋涉的人都会有的感触。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直行走在“泥淖”中,疲于奔命。如雪归在《桑巴堪布,教我如何不忧伤》一文中所说,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杂念、太多的纷扰,有太多的困惑、太多的矛盾,有太多的挣扎、太多的欲望。然而“我的心底却茫然起来,我在追求什么呢?向往的又是什么?结果又将是什么呢?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忍受着很多难以为旁人道的痛苦,那些内心的隐痛,在每个不能成眠的长夜里噬食自己的心灵时,脆弱的时候,孤独的时候,什么该是长久的精神上的寄托呢?”(《天那边的相逢》)有了这样的思索,即使身处泥淖,即使在生命的最低谷,我们也不应忽略身边的点滴与琐屑。“关注再寻常不过的物事,并从中发现闪光点,最终成为创作的源泉之一(《行走在湟水南岸》)。”这就是人生,就是历练,就是成长,就是通向云端的天梯。诚如雪归所言:我坚信一个人成长中的坎坷经历,有助于这个人精神坚挺,灵魂深刻。这也是我从当初单纯的阅读爱好,转为后来坚持写作的动因之一……如果说我个人境遇的改善,离不开我的这些作品,我也一定得承认,我所以能有这些作品,离不开曾经的阅读积累(《汪国真,一路走好》)。”

可以感觉到,在这部散文随笔集中,雪归倾注了她的理想与激情,第一部分深刻而灵动,第二部分真诚而隽永,第三部分低沉而厚重。打动读者的除了作者在困厄中的成长历程,其作品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首先就是倾注在字里行间的那份真诚与朴实。作者无论是对自然山水,还是对社会生活环境;无论是对远离喧嚣的草原寺庙,还是对现代气息的城市场景;无论是对自己有所启迪的高僧大德、报刊老编辑,还是对素昧平生的普通女子、普通朋友,都那样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怀着一颗感恩之心在交流,在书写,在追忆。其次,雪归散文随笔作品的语言朴实而清新,字里行间渗透着人生的思考和感悟,不显山露水,却让人心有所动。如 “她的微笑,仿佛是这个季节里最温暖的阳光,洒遍每一株已然枯黄的草尖。”“她略带镇定的羞涩,她竭力保持的矜持,她婉转悠长的唱腔,令我无比痴迷。(《那一朵紫云飘》)”“庸庸碌碌于红尘,浑浑噩噩在俗世的我,那一夜,乱梦如荒草,皈依无门。(《桑巴堪布,教我如何不忧伤》)”类似隽永而别致的文句,在文集中随处可见。

不能不说的是雪归的散文随笔作品的题目设置,独到而凝练,醒目而耐人寻味。俗话说,好的题目是文章成功的一半。雪归散文随笔的作品的标题大多有这样的特点,如《那一朵紫云飘》,如《桑巴堪布,教我如何不忧伤》,如《行走在湟水南岸》,如《情浓最是吾乡吾土》,如《记忆深处,留一份杂志》,如《书写卑微中的厚重人生》,如《鸡蛋换衣裳》,如《俯拾庸常生活里的点滴幸福》等等,这些标题,仿佛眼睛和魂灵,又似明灯,韵味独具,叫人欣喜。

一言以蔽之,雪归的作品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往往能以小见大,往往能够从细微处见精神。我以为这就是雪归一直追求的写作目标。衷心希望雪归写出更多更好的文字,在文学的云端和精神的云端自由地翱翔,划出最美丽的人生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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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丑对照原则

——以雪归《绽放》为例

张晓晓

(青海民族大学 青海西宁  810007)

摘要:美丑对照原则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雨果提出的文学创作理论,在其《巴黎圣母院》中进行了实践,而本文则以此为切入点,着重从人物形象方面,来探寻雪归《绽放》中所蕴含的美丑对照原则的文学创作理论。

 

关键词:美丑对照;雪归;《绽放》;形象

 

 

美丑对照原则是雨果提出的文学创作理论,他在继承古希腊美学思想的基础上,认为文学艺术是时代的产物,必须反映现实生活,而现实生活又是一个矛盾的整体。故雨果在《<</SPAN>克伦威尔>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美丑对照原则,即“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1通过美丑的对照,才能使得美更加具有感染力,鲜明的表现了雨果强烈的爱憎分明。这种独特的文学创作原则也同样体现在雪归的《绽放》中。

 

(一)人物自身的美丑对照    雨果认为,在创作中要向观众展现两个已经,既要照亮人物的外部,也要照亮人物的内心。2在《巴黎圣母院》中,雨果塑造了加西莫多和菲比斯两个典型的人物形象,而雪归在《绽放》中,也通过矬子和我两个人物形象的外貌和心理活动的对照,来很好的实践雨果提出的美丑对照原则的文学创作理论。

 

在《绽放》中开篇就介绍矬子,“我和我娘还有许多人早已习惯了叫他矬子”“我和我娘以及庄户里的人说‘锉’时会将‘锉’的声调拖长一点,再拖长一点,这自然就另有一种味道。3矬子本名叫李海山,寓意是希望他长得能够像大山一样高,但是却一直被别人叫做“矬子”,这种通过侧面的人物形象的描写,更能够体现他丑的形象。但是,虽然“矬子”是个外表上又丑又矮的丑的人,但是却内心十分的纯真美好,勇敢善良。对于我和我娘,我们私底下一直想方设法的百般折磨“矬子”,但是他都忍受了,在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娘对“矬子”说:“如果你真孝顺我这个娘,就不要在眼前晃的她眼晕。”还说“这个家里,只有张姓,没有李姓。”4 “矬子”在听完此后,毅然决然的离开了家,同时还给了我和我娘一大笔钱。在“矬子”回来之后,不仅有的时候没得吃,还在大冬天睡得竟然是泼了水的冷坑,但是他却没有实施报复和不满,而是更加尽心的对待我、我娘和我的妻子。他在鲍五梅生完孩子亮亮之后,为了能让孩子吃的好,独自一个人进行的照顾母羊,还经常逗他开心。他为了守住自己心爱的鲍五梅,竟然给我下跪,乞求我能够保护鲍五梅。还有他最后为了救亮亮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以生命为代价来坚守爱情。如此的举动,可以窥视出“矬子”的善良和对于爱情的坚守和执着。在这里,丑陋变成了美好,渺小变成了伟大。

 

而相对于“矬子”我和我娘就是恶的形象的代表。在我和我娘自从在父亲收留了“矬子”之后,就开始处处和他作对。在父亲去世后,我们把“矬子”赶出了家门,同时接手了父亲的小店面,还娶了鲍五梅,日子过得很不错。同时我还一直觉得:“矬子更适合做一个修鞋工或擦鞋工。他只需坐在那里,且不说他技艺如何,人家单是看他那弱小的样子,偶尔动个恻隐之心,他也能混个肚儿圆。”我无法忍受“矬子”对于鲍五梅的爱慕,就偷偷地在他的炕上泼了一桶冷水,还有我娘给我和鲍五梅的房里烧了煤,而在“矬子”的炕里烧的是草。还有在灌醉“矬子”后强行让在签字卖地等,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内心肮脏邪恶的灵魂。虽然我们的外貌比“矬子”的优秀,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是卑鄙龌龊,虚伪和丑恶的。

 

由此可知,通过“矬子”和我的外形和内心的美丑对照,强烈而鲜明地塑造了“矬子”美好的人物形象,这是雨果的“美使丑更丑,丑使美更美”很好的实践。

 

(二)情节上的美丑对照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描写了现实中的路易十一王朝和“乞丐王朝”两个王朝、克洛潘和路易十一两个国王以及对于人民不同审判结果的两种法庭,雨果通过这种鲜明的二元对比,来体现其美丑对照原则。而雪归在《绽放》中也同样通过铺设两条线索来展现美丑对照这种文学创作原则。

 

在《绽放》中较为明显的线索之一是我和我娘对于“矬子”的百般折磨,文中列举了种种的事件都是我对于他的迫害。文章是以我的视角和眼光来看待在他身上发生的一切,使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策略,虽然叙述者“我”既是文章的叙述者又是文中的人物,这会使得我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更加清晰,明了拉近了作者和读者的距离,但是却是一种限制叙事视角,“我”只能叙述我知道的事情,不能够叙述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另一条线索则是以“矬子”的行动为线索,文章开篇虽然叙述了“矬子”受到各种不公正的待遇的事情,也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但是“矬子”却一直贯穿全片,直到最后才达到升华。两条线索在一明一暗,平行发展,但是在鲍雪梅这个人物身上发生了交集,我通过鲍五梅而更加的憎恨“矬子”,而“矬子”则因为鲍雪梅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第一条明线,通过我和我娘对于“矬子”的种种非人待遇,把他赶出家门,有时候不让他吃饭,还有让他在大冬天睡冷炕等,作者塑造了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惜侵害别人利益的肮脏、丑恶的灵魂。但是与此相对比的则是暗线,虽然开篇就介绍“矬子”的由来,但是也是处处透露着不屑和蔑视的态度,之后他又被赶出家门,回家之后又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以及虽然面对自己心爱的女人,仍旧是无法保护的无奈,只能种八瓣梅来缅怀自己的爱情等,在历尽种种的艰辛之后,“矬子”也并没有放弃对于生活和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如文中:“你永远也想不到我们在已经冰凉的矬子的手中发现了什么——一张女人的照片紧紧攥在矬子僵硬的手中。那个照片上的女人不是别人,是鲍五梅”矬子在最后为了爱情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彰显了生命的伟大。通过这两条线索的鲜明的对比,更加暴露了我和我娘的丑恶,更突显了虽然外表丑陋的“矬子”,但是却是个内心善良执着的伟人。对待亲情,他从来都是默默的忍受,从来没有反抗,即使是侮辱他的人格和尊严;对待爱情,他自始至终都坚守着自己的爱情,通过种自己心爱女人喜欢的八瓣梅,到尽心的照顾孩子亮亮,到最后为了自己的爱情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在他面前,我和我娘感到由衷的愧意,在文章结尾:“我想起家中曾经疯长的八瓣梅,想起矬子和鲍五梅初见的情景,想起矬子曾经的那一跪……心中有东西在一片巨响中轰然倒塌。”还有“我娘说:‘海天,记住海山永远是你兄弟啊!’。”5最终我和我娘永远的对于矬子抱着深深的愧意和崇高的敬意,因为矬子的善良和对于爱情的坚守,使得我们也得到了心灵的救赎,矬子的爱感化了我们所有的人。

 

综上所述,作者雪归在《绽放》中很好的诠释了雨果的美丑对照原则的文学创作理论,不仅通过人物自身的美丑对照,同时还在情节的设置上也蕴含了美丑对照原则。与此同时,文章的题目命名为“绽放”,其实际上蕴含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的色彩,人道主义主张“宽恕仁爱”,通过不断的努力而达到道德的自我完善,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用爱和信仰来解决矛盾。矬子正是用爱来感化和震撼了人们丑恶的心灵,激起埋藏在人们心中的善,使人们能得到心灵的救赎和对于完美道德的追求,最终使人们的心灵能够像花儿一样绽放出美丽而绚丽的色彩,作者选用“绽放”,其实质上是一种象征手法的运用,通过外在的花的象,来深刻的揭示了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文章丰富的内涵。

 

 

参考文献:

[1]雨果著.柳鸣九译.论文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2]雨果著. 柳鸣九译.雨果文集[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 [4] [5]雪归著.暗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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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眼中的雪归及其作品

雷达(著名评论家):雪归的短篇《饥者饕餮》本质上属于底层写作,写小人物的孤独无助,以及周围极为冷漠、没有目标的生活。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某些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饥者饕餮》有如一则寓言,其中没心没肺自相残杀的低贱鱼种麦穗子、胃口惊人的畸形人陆马,以及金铃子的扑朔迷离,都使陆马的生活无限凄凉无助。

——摘自《从敏锐的发现到灵魂的塑造》

井石(著名作家、民俗学家):《暗蚀》是一部充满强烈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沉痛而尖锐。我们知道,没有真挚的情感,没有同情、怜悯之心,创作不出感人至深的作品来。雪归把自己的生活体验放在小说中桑青的身上,体验着幻灭的悲哀和觉醒的沉重。雪归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审视临时工们的悲苦人生,用敏锐的眼光发现和揭露出社会对临时工的歧视现象,为这个群体发出了自己的呐喊。

——摘自《<暗蚀>中那些悲情的临时工》

马光星(著名评论家):雪归是一位近年来青海文坛上涌现出来的优秀女作家,她的小说不论是题材领域的拓展,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故事结构的布局、叙事语言的描述等等,写作风格日益成熟,作品让人耐读回味。

——摘自《飞翔,总会抵达理想之境》

严英秀(著名作家、评论家):雪归的作品,语言干净利落,平实中有种直抵人心的力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不是麦子就是豆子》《窥隙》《飞翔的日子》《纤草物语》《春尖尖》等作品中多次出现的安村、安镇、安城等等带有明显地域标志的地方的风俗与民情,与河湟谷地的风俗习惯十分接近,而安村世界——这种类似地理坐标和精神家园的选取与建构十分独到,对应着乡村、乡土与乡愁,切近而真实地反映了当下农村与城市的交集处——城中村的现状。虽然是虚构的小说作品,但作者用文字回应社会洪流,构建地理标志与精神归属,在直面现实、细心体察、敏锐捕捉的同时,怀着眷恋与惋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河湟农村留下了文字依据。

——摘自《<无脚鸟>:紧贴地面的飞翔》

才旦(著名小说家):阅读雪归的小说,要承受一种心理的压力和精神的重负,这也是雪归小说所产生的阅读效果和社会效果,同时提示我们这是个足以引起大众关注的社会问题,让全社会更多地注心和过问这些“人物”的命运。

——摘自《家乡有女初长成——记青年女作家雪归》

王永昌(青年作家):雪归作为青海省年轻的女作家,在小说创作上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她笔下所创造的人物,所设置的情节,所交待的环境,都与这个时代紧密相联,与她生活的土地紧密相联。从一定意义上讲,她的小说,是一个女性细腻地体悟底层现实而生发的悲悯和呐喊。

——摘自《关注底层现实的悲悯和呐喊——读雪归中短篇小说集<无脚鸟>有感》

读者眼中的雪归及其作品

读者朱立新:雪归的小说《不是麦子就是豆子》是我喜爱的农村题材小说中的一篇。雪归很好地完成了她能够做的事情,她把“二爸”放置于当今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进程这个大背景下,赋予了更多的农民固有的秉性。正是对“二爸”细致的刻画,处心积虑的安顿,不但这个主人公“立”起来了,而且使故事到最后凸现出深远的现实意义——我们如何利用和保护好越来越少的耕地,如何捍卫农业和农民的尊严和价值,如何在一种和谐中稳妥解决困扰我们的“三农”问题。

读者紫岚:跟着《无脚鸟》飞翔,我欲罢不能。首先,在一个个无脚鸟式的人物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甚至感觉有的人物几乎就是我自己,就是说,小说的选材和氛围特别贴近我的生活。其次,无脚鸟们的生活是通过极具张力的文学手法跃然纸上。雪归善于在人物艰难、卑微、粗陋的生活中发掘人性美的光点,增加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力量。如果《潮退潮涌》中没有李树森对藩欣真诚的关爱,如果《窥隙》中没有老奎良心发现后的认罪忏悔,如果《飞翔的日子》里肖蔚认识不到翅膀的存在和作用,如果《春尖尖》中不出现那张体检卡……那么,我们通过作品对世界将是另一种认识。对于人物,我认为雪归更倾心关注于他们的命运。

读者俞登贤:雪归的小说《链式反应》通过主人公王大光的语言、行动、内心的争斗,把“一把辛酸泪”燃烧成了生命的殷红。这个因为企业改制而成为出租车司机,在情感与友谊,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苦苦挣扎、彷徨,他个人的辛酸故事实际上就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那群艰难“讨生计”的人的辛酸与苦楚,伟大与高尚。

对话雪归

时报记者芃麦:您觉得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走上创作这条道路?

雪归:应该是受父亲的影响,我父亲虽然是个农民,但他喜欢读书。因为他的影响,我也喜欢阅读,由此作文也写得不错,上中学时,作文曾在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中拿过一个二等奖,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创作兴趣。

时报记者芃麦:最初发表作品是什么时候?

雪归:那是上中学时期,发表了一篇作文,还得到20元稿费,激动了许久。

时报记者芃麦:您的小说创作的素材都来自何处?

雪归:来自生活。因为我身边有许多人,看着他们为了生存颠沛流离饱尝艰辛,我不可能假装生活在别处,所以我的目光和笔触,有意停留在他们身上更多。

时报记者芃麦:下一步创作有什么计划吗?

雪归:目前正在写一些反映独特地域环境下的独特文化的作品,想以文学的形式,将某些尘封的东西展示出来,努力在许多人司空见惯的遗忘中,挖掘并保留一些值得保留的东西。

雪归档案

雪归,原名杨秀珍,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人。中国作协会员,青海省作协会员,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现供职于海东时报社,系海东市文联副秘书长,市作协副秘书长,平安区作协主席。其作品见于《文艺报》《清明》《飞天》《西藏文学》等省内外多家报刊杂志,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暗蚀》《无脚鸟》,散文随笔集《云端或泥淖》等。有小说作品获得青海省政府文艺奖、青海省青年文学奖、全国电力文学大赛单篇作品一等奖、海东市首届河湟文艺奖金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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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读书日青海青年作家新作讲读分享会

 

时间地点


4月23日(周六)上午9:30,

西宁书城三楼咖啡厅

 

解读四位青海青年作家最新作品

这一天作为读书人,带上你那幽兰的心,

来西宁书城,与书为友,

与青海青年作家一起聊聊天,谈谈地,

一起交换心爱之书,一起看,一起评。

...... 

作品 
 

                         作家:雪归 

      

《无脚鸟》

 

 

                                                                  


 

作家:李卓玛

 


 

《瓦蓝青稞》




 

作家:王华

 


 《怎么和你说再见》

 

 



 

作家:冶生福 


 

《折花战刀》

 

 



(花儿调频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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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开农业之壳

——浅评雪归小说《不是麦子就是豆子》

 朱立新

 

在我有限的小说阅览里,农村题材作品占很大比例,原因大抵有二,一是农村题材一直是“五·四”新文学以后作家们所关注的重点。特别是90年代中期,人文精神的讨论表达了人们对时代精神价值失落的忧虑,呼吁人文关怀,呼吁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使农村人群重新鲜明地进入了文学视野,大量独树一帜的农村小说占据文学市场;二是我出生成长在农村,对于农村生活较为熟悉和亲切。阅读此类作品,容易引发与作者的共鸣,充满泥土芬芳的文字更容易让我身心得到愉悦。

雪归的短篇小说《不是麦子就是豆子》是我喜爱的农村题材小说中的一篇。

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繁杂,故事背景也是距我们不远的当下——邋遢而固执的“二爸”为使安村村民种地,实现安村甚至安镇的粮食产业结构调整,执意要开办一家“粮食银行”。经过努力,“二爸”的“粮食银行”终于开张,而且生意一度火爆。但好景不长,隔壁“杂粮食府”的面点师向“二爸”道出了一个秘密:所有杂粮食品根本不用杂粮,而是靠现代技术制作出来的。“你想吃绿豆饼,他们有的是办法将面粉变绿,然后做出饼吃起来口感和正宗的绿豆面粉加工的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二爸”惊诧不已,从此失去经营信心,“粮食银行”随之迅速倒闭。“二爸”将粮食贱卖给饲料公司,兑付完存放粮食的村民现金,放火焚烧掉苦心经营的“粮食银行”,悄然离开了安村······

如果仅从故事本身探究小说的精彩和趣味,那么可以说,它不够精彩也不有趣,反而多了些悲怆和无奈浸染的沉重感。那么,是什么让这篇不长的小说能够抓住人的眼球,甚至让读者掩卷沉思?这就需要作者调动自己的创作能力和水平,即扎实的驾驭文字叙述功力、细致精到的谋篇布局功力以及独特细微的雕刻人物心理的功力,然后将它们揉捏在一起。雪归很好地完成了她能够做的事情,她把“二爸”放置于当今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进程这个大背景下,赋予了更多的农民固有的秉性。正是对“二爸”细致的刻画,处心积虑的安顿,不但这个主人公“立”起来了,而且使故事到最后凸现出深远的现实意义——我们如何利用和保护好越来越少的耕地,如何捍卫农业和农民的尊严和价值,如何在一种和谐中稳妥解决困扰我们的“三农”问题。

作家张炜在《关于乡土》一文中说:“乡土观念包括对于传统的固守,对于昔日事物的留恋,对于一种文明的断断续续的追溯和衔连。”作为农民出身的雪归,“乡土观念”和农耕文化显然在她身上弥漫已久,当她面临无法回避的传统农耕文明全面退缩的境况时,她选择了用复杂目光和缱绻情怀,对渐行渐远的农耕文明作出挽留。尽管这个挽留是艰难的、痛苦的,也有可能是徒劳的,但她仍然以一颗赤子之情做着努力。

“二爸”自然充当了作者思想的代言人。

“二爸”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他邋遢而笨拙,“两件衬衣摞在一起穿,还把里面衬衣领子翻了出来······深色长裤上密布着斑斑点点的污渍······用一根藏青色毛线绳将裤腰环和裤扣眼拴在一起。”“他在扬种时和手中盛种子的盆子摔跤,收割时和手中的镰刀打架,打碾时和麦捆翻跟头······”于是小孩子们对他喊“古而怪”,村民们把他当笑柄谈论,连“比别人胖出几十公斤的肉来,长得不怎么好看的李改莉都瞅不上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有着诸多心机和本事:“他种庄稼不在行,却对各类杂粮认得全,识得货”;他开自行车修理铺;以“要把我的糗事说出来”为由,威胁和说服“我”给他帮忙当“粮食银行”会计;不顾“我爸”和“三爸”的极力反对,阻挠将自家田地纳入城中村规划开发中,为此和兄弟闹翻了,和丈量土地的工作组吵架······从“二爸”身上这些农民式的狡黠和固执中不难看出,他通过此番举动,无非是在寻找一条灵魂栖息地的路径,或者说是在守望精神皈依的家园,这里面不涉及道德,不触碰秩序,只关乎物质和精神的殊途同归,关乎农业命脉。因此,“二爸”是痛苦的,焦躁的,愤懑的,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他在明知毫无结果的情况下,仍痴情于追求李改莉。他不顾李改莉家门的狗咬,整天去她家门口蹲守,“今天托学生送去一条丝巾,明天又托姑娘送去发夹,再或者从墙头偷偷扔进去一本包得严严实实的日记本,扉页上有一首他新抄来的情诗之类的······”与其说“二爸”在追寻自己幸福的婚姻生活,不如说是在一厢情愿地用种种方式释放和排遣自己的苦痛和焦躁,他太需要爱了,太需要以小小的满足和快乐来给自己打气。

向往爱情的人,也是对生活充满了希冀的人。“二爸”的口头禅“不是麦子就是豆子”可以解释为他笃信生活无绝人之路,按他的话是“这样走不通,就那样办”。这是这篇小说的另一个闪光点,透过它,我们看到了另一个诚实守信、善良质朴的“二爸”——当从隔壁杂粮食府店得知掺假面粉后,“我‘二爸’脸色灰白,眼珠子直直定在那里,两只手不停地凭空抓放,任他们喊,‘二爸’都不答应”;“粮食银行”倒闭关门后,他整日失魂落魄,萎靡不振,“本来高的颧骨此刻简直要飞出来······双手青筋暴突······眼窝深得像老井,眼角还挂着一粒体积不容小觑的眼屎”······尽管如此,“二爸”仍把所有存粮贱卖出去,然后“斩钉截铁的口气对‘我’说:兑,谁来了都给兑。”但诚实守信和善良质朴并不意味“二爸”不会成为悲剧式的人物,爱情失败,生活落败,生意惨淡,最终自己用一把火将苦心开办的“粮食银行”付之一炬,然后远走高飞。结局令人唏嘘,但我并不感觉到他的“悲”,他的“悲”是建立在直面困难、勇于挑战、敢于担当的基础上的。小说结尾,作者巧妙用比喻传达出一个信号,就是“二爸”离不开生养他的土地,离不开他的精神家园,他以往的种种努力都是为随时“回来”而准备着。“‘二爸’在信的末尾说,他特别想念安村的那种紫穂穂草”,“……这种草其实非常单薄弱势,但是每一次被无情的大脚踩倒后,它总是顽强而坚韧地活下来,无比执拗,最后结出紫色的穂穂来,在阳光下,有惊人的美。”这诗句一般的叙述,不但丰富了“二爸”形象,而且小说主题升华了,立意高远了。

米兰·昆德拉将小说家定义为“存在的探究者”,他认为,小说的任务是“通过想象出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探思。”雪归正是用担当的情怀,冷峻的眼光和沉静的笔调,书写处于尴尬境地的农耕文明,用“粮食银行”这一“存在”探幽农业之壳内丰富的东西。“粮食银行”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它储存物质文明带来的果实,另一方面在储备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土壤里结出的谷物,小说通篇围绕这一特殊而新鲜事物来表达“存在”的某种精神处境:“要么生存,要么毁灭”。这也是雪归在社会现状中持有的复杂的矛盾心理。

如果没有对一片土地痛苦真切的感知和参悟,就不会发掘和创作出如此心气高远又韵味无穷的小说来。尽管雪归的这篇小说还有不尽完美、仍有深入挖掘空间的地方,比如“二爸”形象还不够鲜活,比如部分事件转换太仓促,理由交代不充分等等。但是,对于沉浮于城市和乡村日趋一体这样一个大时代中的雪归而言,孜孜以求地用小说方式去关注这个时代,尽力去剥开农业坚硬的外壳,探微那些小人物的灵魂轨迹,已实属不易。记得2015年雪归获得青海青年文学奖,在颁奖会场她作了简短精彩的发言,表达了文学对自己的重要性、自己付出的艰辛以及仍将无怨无悔创作下去的决心。她掷地有声的心声至今在我耳畔萦绕。她对文学的挚爱和忠诚,与对生活的向往和企求是一致的,她对寂寞孤独的理解,与对成功快乐的体悟是相通的。在这个世俗世界里,所有可知未知、可感未感的事物之间存在交织相融的隐秘关系,它们不是对立的,也不是静止的,“不是麦子就是豆子”,在因为如此, 她才通过不懈努力,在这个浮躁的世界一角,已然找到了生活中诗意的部分。为此,我对她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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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路上的雪归

毕艳君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以文学的主题与大家相聚在这座充满历史韵味的高原古城——乐都。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海东市文联成立已经快四年了,这近四年的时间我们看到了海东文艺工作一路走来取得的不俗成绩。从队伍的不断壮大、作品的接踵而出到内容丰富的各种活动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我们看到了海东文艺的欣欣向荣之势,从而由衷地为海东文艺感到骄傲。

雪归是我熟悉的朋友,也是海东这片土地孕育出来的优秀女作家。多年来她借助文学的形式,用自己的方式发声,写出了许多颇受好评的作品。据我所知,雪归收入这本书中的作品,曾先后在《文艺报》《西藏文学》《青海湖》《青海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并且收入一些选本。

虽然她本人曾一再说明,这些作品只是她早期的很不成熟的作品,但我以为,文字一如人生,从起点开始,都是从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开始,关键的是,一路走来一路成长,从不停歇。也正因为这些早期作品的积累,才能有她今天更丰硕的文学成果。

如果说,先前由作家出版社和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暗蚀》和《无脚鸟》两本小说集是雪归近20年坚持不懈的结果,那么眼前的这部《云端或泥淖(nao)》应该是她一直在路上的最好佐证。

收入这本书中的《那一朵紫云飘》《天那边的相逢》《车行拉脊山》等篇章,文笔流畅优美,充满了女性作家的温婉细腻。而《大湖之畔,金声玉振牧歌人》《阳光朗照的石乃亥》等篇章,在精致的文字中不乏哲学的思辨色彩,使文章显得厚重而有质感。彰显了作者良好的语言驾驭能力和敏锐的观察力,以及较强的文字表现力和穿透力。

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可能和雪归一样,所以一直坚持不懈地走在文学之路上,仅仅是为了“心有所动,有话要说”,而非为了不朽而写作。而正是这种心有所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一个长期的真正的写作者的无穷考验。很庆幸,雪归多年来一直走在这样的写作道路上。

人进不惑,却过早就已体验人生种种曲折与艰难的雪归,因为感同身受,所以她的目光更多地停留在了一些在底层的卑微却不卑贱的人物身上,用她温润的笔温暖着那些孤独的灵魂,给予她们希望与美好。不论是《鸡蛋换衣裳》中进城拿着鸡蛋去换城里人不穿的衣服的农妇,还是《燕子》一文中下了岗又失去夫君的燕子,或者是《宏泰瓜子》中孤独地摆地摊卖瓜子的中年男子,这一些人的辛酸与无奈,隐忍与渴求,都在雪归这位女性作家的笔下让我们内心深有所动,警醒我们不容我们忽视和淡忘的也许正是这些平凡人。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曾说“底层世界往往是陷入沉默的、被代言的,很少独立发声。即使发声,也是很少被聆听”。如果说吴晓波等人是借助纪录片用镜头为沉默的底层工人发声代言,那么,当雪归的目光与笔触,有意停留在我们身边这些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贫弱人物的身上时,她写作的这种姿态,无疑是值得肯定与赞扬的。这种发声,虽然微弱,但让我们更有理由肃然起敬。

正如雪归在《故土家园最终实的守望者》一文所言,对一种事物、一种场景、一种情感的持久倾注最能铸就一段华章。雪归的这种坚持与努力,也更让我们相信,雪归的文学之路,可以走得更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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