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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归,生于青海海东平安,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十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海东市作协常务副主席,平安区作协主席。小说等文学作品见于《文艺报》《清明》《朔方》《芳草》《文学港》《中国铁路文艺》《山东文学》《北方文学》《飞天》《青海湖》《西藏文学》等多家文学期刊。曾荣获青海省政府文艺奖,两次获得青海青年文学奖,并获得文学之星称号,小说作品获得全国电力文学大赛单篇作品一等奖、水利部优秀作品奖、海东市首届河湟文艺奖金奖等。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暗蚀》(2014作家出版社)、《无脚鸟》(2015,青海人民出版社)、《在我之上》(2017,江西高校出版社),散文随笔集《云端或泥淖》(2016,青海人民出版社)。

 

给我你的双手

那是我生命的足迹向前的有力支撑

你的微笑是急雨后最灿烂的霞

映照我孤独无人喝彩的生命

绚丽而清明  

QQ 251610502

 

EM:25161050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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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0279618614294865&wfr=spider&for=pc

作者简介:雪归,本名杨秀珍,海东市平安区人,中国作协会员,青海省作协会员,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小说等文学作品见于《文艺报》《清明》《文学港》《朔方》《飞天》《西藏文学》《青海湖》等报纸杂志,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暗蚀》《无脚鸟》《在我之上》,散文随笔集《云端或泥淖》等。有小说作品获得青海省政府文艺奖、青海省青年文学奖文学之星等。

寓意吉祥的、有着驿站之称的青藏小城——平安,是我的胎血之地。这里有日夜流淌的湟水河蜿蜒向东,这里有绝壁耸仞的红崖山起伏绵延,这里有跪乳的羔羊和甩尾吃草的老牛,这里还有我在春种秋收中习惯于一世操劳的乡亲父老。

在小说创作中,平安被我虚化为安城。我的许多小说作品,诸如《飞翔的日子》《不是麦子就是豆子》《隐深》《链式反应》等,以安城、安镇、安村为地理坐标和精神家园,相继在《清明》《朔方》《小说林》《西藏文学》等多家刊物发表。可以说,我的创作始终紧贴着平安,紧贴着脚下的这片土地。我的第三部小说集《在我之上》入选鲁迅文学院文学丛书,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这样一行字:“作品大都以关注底层弱小、挖掘美好人性为视角,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笔触,塑造了许多卑微却坚韧的生命,探讨了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背景下,个人命运的起伏跌宕、转折变幻,彰显了女性作家的人文关怀。”

当我习惯性地用文学的笔触进行记录和书写时,我试图通过小说的形式,来表现现实对人无限制的磋磨中,堪称宝贵的尊严,以及理想。著名作家方方认为,另一种现实,在与社会现实平行发生。我曾在一些小说作品中试图反映失地农民的困顿和挣扎,征地拆迁中的矛盾与冲突,下岗失业人员的艰难与希望,空巢老人的守望与希冀,留守儿童的孤独与渴望。

我在小说里设计了各类人物,在《杏花天》里,有为了生计努力工作,却为了一丝难得的温情而甘愿忍受他人误解的尚秋菊;在《春尖尖》里,有认真洗好每一辆车,本本分分地做好手头工作的周蕊;在《我把蒋之菡丢了》中,有给富二代当保姆的,来自农村、家境贫寒的年轻未婚女性——小姜;在《欲说还休》里,有在拆迁中遇到尴尬和无奈,并患有不孕不育症的小袁;在《隐深》中,有迫切想嫁到城里的农村姑娘崔美兰;在《飞翔的日子》里,有在颠沛挣扎中生活的肖蔚;在《破窗》里,有后悔于一念之差想弥补过失的老奎……

《时间给的药》可算是我的新作,刊发于《飞天》杂志女作家专号,这篇小说以平安区巴藏沟回族乡为主要地理背景,从该乡打造的花海旅游景点切入,选择了一个在景区做生意的藏族女性为主要人物展开叙事。

小说中我设计的拉姆出生在一个藏族家庭,她嫁入一个未被完全汉化的藏族家庭,并育有一子。离家不远的景区打造花海吸引了不少游人,拉姆发现了商机。她置办好家当,用三轮车拉着到景区去卖炕洋芋。虽然十分辛苦,挣钱不多,但拉姆很满足,因为这是她自己挣来的。刚开始做生意的拉姆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来花海景区拍照的摄影爱好者唐冉,帮她解决了难题。在品尝过拉姆亲手做的炕洋芋后,唐冉被眼前这个美丽、勤劳、善良、朴实的乡村女子深深打动。他以花海为背景拍下了她忙碌的过程。并留下50元钱。由于担心拉姆不收,唐冉随口说了一句要洋芋的话。

为了给唐冉准备洋芋,拉姆非常用心。为了方便唐冉来取洋芋,拉姆不得不在雪天去景区等唐冉到来。因此发生意外,导致脸上留下难看的疤痕。后来,唐冉家想要找个擦玻璃的人,碰巧就是拉姆在城里打工的男人。当男人发现唐冉家竟然有自己妻子的照片,他也终于明白妻子的心病所在。于是,在擦完玻璃后,拉姆的男人以他擦玻璃的工钱相抵,悄悄拿走了那些照片。

虽然是虚构的故事,但我创作的灵感就来源于在景区做生意的年轻女子。我曾经在景区观察过许久,当地村民努力用双手改变生活的姿态令人动容。最终,我构思了这篇小说。

可以这样说,这篇小说中没有谁对谁错。我们既很难指责留下50块钱的唐冉,也不好指责悄悄拿走照片的男人。只能说造化弄人,让世间有太多难以避免的阴差阳错。

这篇小说,涉及精准扶贫、民族团结、乡村旅游、高原美丽乡村建设、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等内容。小说中,我特别选取了一些诗句植入,在有意加深作品的文学性、可读性的同时,也想给小说增添诗意之美。

平安,我始终对这里心怀感恩。我以文学的形式,表达着对于平安最为深切、最为诚挚的敬意!

当我在写作中借助某个人物、某种场景、某段情节的设置,使一些人通向表达自己的途径时,这也让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这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事情。用文学的小勺在生活的大海中舀水时,如何真正跳出一己之悲欢,在震撼人心中,达到对社会现实生活的高度关注与反思,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真正具备道德素养的作者所应追求的目标,这也绝对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取代和淘汰。

有读者说,《时间给的药》之所以发表后被《作品与争鸣》转载并刊出相关评论文章,关键是揭示了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那种淳朴向上的精神,表达了热情敦厚的民族情怀和诚信重诺的处世思想,体现了重义轻财珍惜生命的美好情愫。如今回过头来再看,这篇小说可能并不是我最好的小说,但一定是相当真诚的一篇。有许多个长夜里,我为小说主人公拉姆的设计绞尽脑汁。小说中的拉姆,虽然卑微、渺小、弱力,但我尽我所能地展现她身上的坚韧、顽强、克制、隐忍。我赋予她生命与品格的同时,也期望自己能就此燃起一堆火,虽未必能照亮深沉暗夜,但期待能够给艰难里行进的人以温暖和希望。

小说里,我还着力营造了一种温暖的氛围。有萍水相逢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帮互助与惺惺相惜,有在艰难、卑微、粗陋的生活中人性美的闪光点。相信这些东西,能够给人以向上、向善的力量,为实现心灵的救赎和对于完美道德的追求注力。

文学应该是照顾人心的。我坚持来源于生活的文学不应该只是对现实的简单描摹或复制,应该高于生活。这也是我之所以给我的许多小说作品中刻意增添一些光亮因素的主要原因。当我们被千丝万缕牵系所缠绕,若想不被这个喧嚣沸腾的世界所淹没,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既要真正贴近脚下的土地,也要学会剥离抽身,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审视和观察,也许唯有此,才可能让我们更加清醒并理智,也才可能让我们来源于生活的文学真正高于生活。

有人说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叫生活,如果时间真的是一剂良药,但愿时间能够治愈生活曾经给我们制造的创痛。感谢生活带给我们的所有创痛,让我们更加坚强,更为有力。

作者:雪归 来源:青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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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乡土的多重叙事

                              ——浅论雪归的中短篇小说创作

雷庆锐

        雪归(原名杨秀珍)是近年来在青藏文坛崭露头角的一位新锐女作家,作为土生土长的高原作家,她从创作初期就致力于描写和诉说高原的乡土故事,她的创作题材多以她所熟悉的青藏高原河湟地区的城镇和农村为描写范围,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的生存状况、处事原则、情感方式进行全景式的细腻描绘,以期展示他们真实的生存境遇和命运变故。

       雪归属于那种能够真正融入乡村并有能力系统展示乡村的作家。她在中短篇小说集《暗蚀》、《无脚鸟》、《在我之上》和散文随笔集《云端或泥淖》等作品中所描述的一个个富有高原地域文化特色的村庄成为其创作的专属领地,她用一张人情生活的大网,打捞着乡村生活的家长里短和日常琐碎,诉说着千丝万缕的家庭、家族和邻里关系。她的作品善于捕捉流贯其中的高原农民的民族性,探索蕴含特定时空民间精神的诸多指向,具有自觉的民间土地的生根意识,并以此融构了高原农民生活的坎坷与丰富。

       雪归的文学理想是问询高原乡民普遍遭遇的精神处境,直抵他们的内心世界,从而展现他们共性之下的差异与个性。可以说,关注每一个乡民不同的生存方式,关注他们的生离死别,关注他们的爱恨情愁,以及他们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是雪归一以贯之的创作理念。正因为如此,雪归的文学创作少有理念的痕迹,从不表现严肃的思想性和营造宏大叙事的深邃历史感,与固有的有关农民的文化范型与标签认识自动隔绝,以多维的视角展示高原农民本真自然的凡俗人生和日常生活,以及蕴含其中的“真”与“诚”。在她的笔下,“安村”是一个高原地域文化的表征,无论是“安村”的男人和女人,还是村子里的街道庭院、鸡鸭羊狗,每一处都透露着平常的人情。在每一个日复一日而又琐碎复杂的日子里,人们守候着日升与日落,守候着自己平凡的生活。在这些看似寻常的守候与等待中,却包含着高原农民生活的温情与丰盈,同时也隐含着他们诸多无法言说的悲欢与隐痛。如《不是麦子就是豆子》中貌似古怪而愚笨的“二爸”,心怀创业的大志却在生活中屡遭各种挫折与打击,最终不得不远走他乡,虽然在乡亲眼中的“二爸”一事无成,但他顽强、坚韧的性格却呈现出一种“惊人的美”;《飞翔的日子》中沉默执拗的父亲和善良坚韧的母亲,为了使儿女能成为“公家人”而拼命无怨地在高原贫瘠的土地上劳作终生;《春尖尖》中辛劳勤恳的寡居母亲为了“在庄稼地里寻找她和几个孩子的衣食”而“土里来泥里去,将整个身子给了高原的土地”。这些淳朴善良、敦厚勤劳的农民以隐忍刚毅的品格支撑着自己的生活和后代的希望。这些作品不但表现了高原乡村人民生活的原态,而且也架构起了高原农民的精神世界。

       文学的生命其实就在于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而孕育在青藏高原湟水谷地泥土气息中的创作,恰恰是雪归个性真诚的表达。多年来,雪归一直悉心守候着文学的净土,秉持不苟时尚的创作心态,她专注发现和洞察生活在家乡的父老乡亲,在创作中坚守着自己的道义和直觉,对于他们不同的人生境遇与选择不急于认同或否定。作者在作品中不仅通过乡民在乡情和家庭关系中涌动的情绪、心理、处境来彰显高原乡村人精神的内核和乡村生活的本体,而且还将他们置于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中叙写他们的价值取向和精神维度。在雪归的小说视野中,乡村并非是一个静态的存在,田园牧歌的景象虽然唯美,但现代意识与外部世界的冲击也是无所不及。为此,在对乡土乡情进行描绘的同时,她更为关注对传统文明受到外来强势文化冲击时乡民们道德价值观的倾斜、人性的扭曲,以及传统文化的式微等。如农民老秦和嫂子之间为争夺迁坟补偿款而进行的一系列争斗(《纤草物语》);一向敦厚朴实的老海的偷盗行为(《金碗银筷》);李万福为了一个“翡翠佛头挂件”而对妻子的打骂和逼迫(《杏花天》);鳏夫老奎对智障女“丫头”所做的有违伦理道德的行为(《窥隙》),等等。雪归用穿透人心的描写,把传统文化缺失后人性的善恶展现得淋漓尽致,犀利的笔锋直刺高原农村人心理、情感、精神的软肋,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置入了理性的思考。

       虽然传统的伦理道德与宗法制度已逐渐式微,但作为隐形的文化传统却无时无刻不渗透于乡民的意识深处,潜伏在高原河湟乡民的生活态度之中。因此,雪归创作的突出之处还在于她始终将人的复杂性与乡土、现实的复杂性结合在一起进行审视,她没有简单化地处理乡土与现实的复杂问题,而是在解剖高原农民的生存境遇和心理世界中,完成了对于人的蜕变和土地蜕变的双重揭示。她在乡土生活和风俗画面中寄托了重大的社会命题,即社会的变迁过程和变迁社会中的人物命运。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靠天吃饭的高原农耕方式和固步自封的乡土观念依然制约着人们的发展,这些祖祖辈辈依靠土地而生存的高原农民在面对农耕地被大量占用和流失的生存现状时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当中,“高原的河湟谷地是养人的川山地区,只是这里千顷良田现在越来越少人耕种了。城市的浪潮早已席卷至此,把曾经的小乡镇变得不城不乡。”(《金碗银筷》)“如今,父亲和母亲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少了,安村这个城中村,在安城城市化的进程中,渐渐变成了一个全新的居民村,大家远离了打碾场、庄稼地,以及各类劳动农具。……原来阡陌相通鸡犬相闻的安村,如今高楼林立,条条大路通向未知的远方”(《飞翔的日子》)。“我们是农民,不过要种地吃饭。……离开了这养人的土地,我们变成居民,可不得抓瞎?”(《金碗银筷》)作者借人物之口道出了农民对土地的深情依恋和对失去土地后的恐慌与担忧,也道出了作者对处于社会变迁中的农民生存境遇的深度关注与思考。

       作者在深刻而冷静地剖析现代化进程给农村带来的变迁,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巨大转变的同时,也将敏锐的触角延伸到了走出农村进城务工的建筑工人、餐厅服务人员、洗车工、“站大脚”等新一代农民的身上,如《片羽零光》中的耿鸡换、《暗蚀》中的桑青、《杏花天》中的尚秋菊,等等。在这些作品中,作者讲述了这些生活在城乡夹缝中的普通农民在城市打拼的艰难与辛苦。尽管进城打工的路途和找活干的过程异常艰辛,但最让这些进城务工农民感到不适的却是与城市文化的疏离所带来的边缘感和尴尬的生存境遇。在他们眼里,“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陌生的,每一个人的表情都僵硬无比。”(《飞翔的日子》)这种陌生不只是对环境的陌生,更多的是对城市文化的陌生。他们从熟悉的农村来到陌生的城市,从乡村的主体走向了城市的边缘,这种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碰撞时的阵痛与乡村文化被逐渐消解的隐痛,可以说是农民群体在身份转换过程中心理和精神上所承受的最大的尴尬与苦痛,他们在城市的喧嚣与繁华中普遍存在着安全感的缺失,而这种缺失主要源于乡土家园的失落。在传统的高原农耕文化中,家园是人们安身立命之地。“故土难离”、“叶落归根”的意识根深蒂固地植根在每一个高原农民的血脉当中。因而,那些背井离乡、抛弃故土的游子在踏入城市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启了精神上的返乡之旅。正如作者在《这个冬天不太冷》中所说的:“这个城市吸引着许多人,国内的国外的,但是吸引不了李司马。如果不是要解决生计问题,李司马并不想在这个城市滞留。李司马一直认为自己不属于这座城市,哪怕他已在这个城市工作八年之久。”高原农村凋敝而衰败的经济状态,沉闷而困乏的生活现实,以及压抑而狭小的文化空间逼迫着农民无奈地走向城市,但对于长期浸染在农耕文化中的高原农民来说,融入城市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他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寻找着文化的根基与精神的归宿,最终还是将浓浓的乡土之情化为了生命的旨归与精神的向度。雪归正是以作家特有的敏锐捕捉到了时代变迁中高原农民的生活状态与心理变化,通过他们的生命体验展示了各种不同的命运。

       雪归的作品总是充溢着一股清新自然、原始淳朴的乡土气息,她将多向度的乡土情感与文化观念熔铸在多重的乡土叙事当中,怀着对农民和农村深沉的爱,以亲身参与、亲眼所睹的感受抵达农民心灵的深处,来表现高原农村的真实面貌。我们从这些作品中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作者在每一个故事中所寄寓的那份真情实感和不离不弃的乡土情愫。同时,她在呵护乡土的情感中升华,站在一个更自觉更冷峻的制高点上,以传统文化代言人的身份,描述、叙说、质疑、反思着这方土地的变迁。高原河湟谷地这块热土上丰富的乡土文化,是作家构建小说世界时的一个重镇,也是她储备创作资料的一个基点。她笔下的乡村人永远置身于乡土之中,不论顺境或逆境,得意或失意,均被那浓得化不开的乡情所牵扯和羁绊,看似孤立的个体背后都是一缕缕扯不断的乡土之情。可以说,雪归用绵密的情感、细腻的文笔、扎实的民间文化资料积累,构筑了属于青藏高原地域文化的一座心灵之塔,河湟谷地成了她笔下一个巨大的文化意象,高原乡土的文化底蕴是雪归表现乡村人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切入口,也是解读其创作的一把钥匙,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她深厚的人文情怀和多元的文化视野。

 

 

 

(作者:雷庆锐,系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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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药的不仅仅是时间
——雪归小说《时间给的药》读后
 宸之韬
 

        第一次读到《作品与争鸣》2018年第5期选载的雪归的短篇小说《时间给的药》,我就深深地被作品震撼了:为拉姆的纯真与守信、和对美丽的不懈追求,为唐冉的随意与失信、和对社会的玩世不恭。这个社会就是这么残酷,有人游戏人间却生活无忧,但是掩饰不住人生的无奈;有人苦苦追寻却总不如意,但是毫不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美丽是女人的追求
        对美丽的追求是每一个女人的梦想,拉姆也不例外。因政府打造了百里花海景区,吸引了不少游客的观光。生活在雪山脚下阿伊赛迈藏族村落的拉姆,为了生计就在百里花海摆了一个炕洋芋的摊子,却不忘戴着红白格头巾,表达了对美丽的向往,“唐冉眼前的女子,那块头巾的实用性远大于装饰作用。她将头巾包住前额系在后面,头巾过于鲜艳的亮色和她微黑的肤色明显不搭。而挂在她脸上的高原红,更让她和城里人区别开来。”是啊,城里女人几乎每个人都有几十条围巾,其装饰作用远大于实用,花样百出的围法是诠释她们自然浪漫气质的最佳道具。乡村女人同样也追求美丽与梦想。然而,为了在大雪天去百里花海景区给唐冉送洋芋,拉姆骑着三轮车摔倒了,“她的脸重重地磕在一块棱角尖锐的石头上”,脸上破了相,宣告了美丽的终结。拉姆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却还在想着“拍照片再也不好看了”。拉姆,汉语意为仙女,本就表达了她对美丽的追求。
 
纯真是人性的体现
        自从改革开放后,寂静的乡村也充满了喧嚣,曾经的静怡与美好渐行渐远,乡间的淳朴与真诚也慢慢被掩盖,人世的纯真仅存在于我们的记忆里。连海拔三千米高原山区的政府也打造了百里花海景区,吸引人气,搞活经济。但是,拉姆仍然生活在她的淳朴世界里,为了家里的生活,为了儿子的读书,不仅男人出去打工了,她还在百里花海摆了一个炕洋芋的摊子。“积少成多,拉姆想,哪怕一天仅能卖出二三十元的炕洋芋,也是好的。”即使是在景区里等了整整一天,即使是骑着三轮车摔倒在雪地里,她也从来没有抱怨过唐冉的爽约,还一个劲的想着“拍照片再也不好看了”,如此纯真的人,让人感动,让人心疼。不要总是指责乡里人的贪婪和狡诈,不要总是看不起农村人,想一想自负的城里人哪一个又不是生活在孤独和无奈之中?
 
信任是社会的根基
        我们常常说,人要讲信任。不管是做生意,还是为人,都讲究一个诚信。然而社会上,真正讲信任的人又有多少呢?人们总是客气地说有空来我家里走走,可当有人当真来做客后,却又在心里责骂着“他还真的来啊,我只是讲客气话”。 唐冉吃了拉姆的炕洋芋后,觉得好吃,出于深切的同情,就给了五十元的定金要买一袋洋芋,并说“我明天要”,“之所以留下那五十元钱,是他对这个女子辛勤劳作的一点点补偿。他不好直言,他相信她会明白他的心意。”偏偏问题就出在了唐冉的“好心”上,拉姆为了践行自己的诺言,哪怕碰上了大雪天,游客也没有几个,她也要出去将那一袋洋芋送给唐冉,在景区等了整整一天,等到了下午四点半,自然没有等到唐冉,在回家的路上就出事了。
        我们不知道是要责怪唐冉的爽约,还是要责怪拉姆的傻,也许当人们都讲究信任时,就不会出现如此问题了。但是,拉姆的“一根筋”,不明白唐冉的“心意”,还是让我感动,而这种“一根筋”正是当前社会所需要的。
 
 时间是生活的良药
        当我们遇到情感问题时,总是说时间会医治感情的伤口。的确,时间是生活的良药,能让我们明白许多事情。当唐冉已经将那个拉姆和那五十元的定金忘却了的时候,不料拉姆的男人打工碰巧到了唐冉家擦玻璃,意外地看到了唐冉在百里花海景区给拉姆拍的一组照片,便饭也没有吃,工钱也没有要,匆匆的拿了那组照片走了。唐冉以为擦玻璃的是小偷,偷了他东西,却发现书桌上信封里的三千块钱一分也没少,让唐冉“想不明白”。原来拉姆的男人看到那组照片后,想起了破相的妻子,想要留住妻子的美丽。“照片上的拉姆,脸上没有难看的疤。她在花海前微笑着,忙碌着。男人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女人,真的如仙女一般美丽。男人想,这些照片一定可以治好拉姆的心病,因为这是时间给的药。”
        如此的结尾,让我们无限遐想,也让我们充满了向往,让作品饱含了感情,期待着拉姆早日走出困境,活出美丽的人生。
        简单的故事情节,感人的叙述方式,淳朴的生活哲理,《时间给的药》这篇小说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更是一种感动和启迪。给我们药的不仅仅是时间,更是拉姆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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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与争鸣》2018年第8期目录

 


《作品与争鸣》2018年第8期目录


作 品 争 鸣    


 

哨声嘹亮(中篇小说) / 存文学

美丽家园(中篇小说) / 叶辛

豹子头(中篇小说) / 季栋梁

957号上的舒伯特(短篇小说) / 李静睿

曹德万出门去找爱情(短篇小说) / 裘山山

梦(短篇小说) / 吕新

迎风哭泣(短篇小说) / 任晓雯


告别青春的三种路径(评论) / 金赫楠


读 者 争 鸣 录


给我们药的不仅仅是时间——评雪归短篇小说《时间给的药》 / 宸之韬

信仰之光——评莫言短篇小说《等待摩西》 / 周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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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归小说的象征性意象群的组建(上)

王宝琴

杨义《中国叙事学》中指出“研究中国叙事文学必须把意象以及意象叙事方式作为基本命题之一,进行正面而深入的剖析,才能贴切地发现中国文学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神采之所在,重要特征之所在。”[1]雪归小说里,有着种种丰富的意象群落。如蚀心草、麦穗子、无脚鸟、蛾、八瓣梅、紫穗穗草、杏花、土墙、琥珀、玉镯、浪潮等,有些小说直接以某种意象为题目,如《蛾》《琥珀泪》、《杏花天》、《潮退潮涌》等,甚至作者将自己的两部小说集的名字分别命名为《暗蚀》(由蚀心草而来)和《无脚鸟》。所谓叙事意象“就是指在叙事作品中承担叙事功能的、浸润着创作主体主观情意、能够引发接受者的审美想象和审美情感、具有一定文化意蕴的特殊的艺术形象。”[2]雪归的这些意象在她小说中有的被赋予整体寓意,有的体现局部象征性;有的意象贯穿在全篇小说中,起到或衔接故事、推动情节,或渲染气氛、突出主题,或烘托人物性格,表达思想情绪等作用,如麦穗子、紫穗穗草、杏花、玉镯等意象;有的是穿插在某一情节中或在某个场景中被点出,起到局部象征的意义,还有一些意象同时具有这两种作用,如琥珀、八瓣梅、蚀心草、无脚鸟等意象。如蛾、土墙、浪潮等意象,下面举例为证。

“蚀心草”这个意象只是在小说《暗蚀》的故事接近结尾时才被点出,但它具有整体象征性:“蚀心草,蚀心草。有几天时间桑青都在玩味这株草的名字。它应该只是一株草,和许多的草一起生长在天地间,它有植物的外表,绿色的茎叶。会在清晨挂上露珠,会在风中凭风摇曳,会随季节的轮换蓬勃或枯萎。它一定长得不高,孤零零地在山间或密林深处。它一定是异质的,有它的不同寻常,独特而诱人,所以它强烈地吸引着所有对它有欲望的一切物类。它把根深深地扎进脚下的土地里,它不会伤害它植根的土地,也不会伤害它的枝叶和花朵,它却是世界上最毒的植物。它会把柔软的靠近它的心一点点地亏耗蚀尽,其实它并不自知,它也很难明白,这种损害,远甚于肉体上的残酷折磨,是精神上的摧残。它蛊惑,不是它的错,是你的欲望在摧毁你,如果你不曾靠近,就无所谓伤害……”“是暗蚀,桑青想,因为有了欲望,所以才有了蚀心草的暗蚀。桑青有时甚至会联想到原罪一说,是不是有原罪在驱使着有欲望的人,才去接近那蚀心草的?桑青有时又觉得这种想法并不对,这本身就是这株草的毒啊。桑青一时想不出所以然。”作者用场景想象的“蚀心草”暗喻“边缘人”隐秘难言的内心世界与悲剧宿命,引发人对诸如人之生存环境、欲望、精神、生命等的哲理思考。《飞翔的日子》结尾写“肖蔚眼前突然出现幻象:一只没有脚的鸟儿翅膀上带着泥尘和伤痕,在不停地飞翔。一列火车飞速而来,无脚鸟在疾驰的列车前面奋力飞翔,而火车的速度已经越来越快一——它们是无脚鸟。它们振翅飞翔在无边的天宇上,永远不得栖息。飞翔的目的,只是为了最终疲惫到无法再展翅。”“肖蔚在那一刻觉得自己一定是属鸟的,一只必须得不停地飞的无脚鸟。她觉得父亲和母亲,也是无脚鸟,还有大学毕业后在另一个城市里打工的弟弟,以及许许多多的在庄稼地里苦拼的安村入都是无脚鸟……”用“无脚鸟”象征底层人生存之艰难以及他们面对这种艰难必须选择的生存方式——像“无脚鸟”那样不断飞翔!比喻形象,寓意深刻。《饥者饕餮》中的“麦穗子”这个意象在小说中贯穿始终,既起到展开情节的线索功能,又具有整体象征意义:一开始,陆马因为爱麦穗子而拒绝吃任何鱼,最后却把鱼缸里所有的活的、死的麦穗子吃了个精光。两条线索并进:从对心仪的女人金铃的思念到最后走进杨玫理发室的里屋,从喜欢养麦穗子到亲口吃光麦穗子,暗喻陆马对食与色的本能反应过程。表现出这些小人物对自身价值评判和主体精神的迷失,一种自我的放逐,一种由于生活目标的虚无而导致的空虚感和幻灭感。

(本文摘自《青海女性作家作品研究》,2016年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



[1]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67.

[2]王咏梅.论叙事意象的审美生成[J].文艺评论,2012,5: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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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归小说的留守乡村的农民形象塑造
王宝琴

雪归的小说不仅真实再现了出外打工农民的生活情形与艰难处境,而且还关注留守在土地上的农民。不仅描写生活在这片贫瘠土地上的艰苦和贫困,而且从不同角度表现农民的各种思想情绪、理想信念以及美好人性,塑造出了一批当代农民的新形象。


    《不是麦子就是豆子》描写一个农民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及理想破灭的故事,并塑造了一位充满忧患意识的智者形象。作者用戏谑的口吻和先抑后扬的手法,描写一位看似缺心少肺,被人们认为“脑子进了水”的“古而怪”“二爸”的种种“离谱”的想法和行为。“这不,现在不是刚好到了吃饭时间吗?他居然打着什么开粮食银行的幌子来蹭饭,真是太可笑了。”先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形象:“你看他,穿衬衣也就罢了,却偏把两件衬衣摞在一起穿,还把里面那件衬衣的领子翻了出来……也难为他,身边没个女人,居然还能找到一截毛线绳给自己拴裤子。”接着还写了他的笨拙以及村里人对他的耻笑。他还有一个口头禅“不是麦子就是豆子”,“谁都无法理解他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他却总说这一句,由此他便得来了这个‘古而怪’的外号。”小说还抖搂出他以前的一件“囧事”——曾经为痴心追求邻村一位姑娘所做的“烧慌”的事情,进一步突出其“固执到简直病态”的性格特点。至此,一个贫穷、邋遢、偏执、古怪的农民“二爸”的形象跃然纸上。就是这样一个连自己的肚子都混不饱的“二爸”,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地决定要利用自己的力量开一家“粮食银行”,“反正我就是想开一家自己的粮食银行。你们也见了,现在种地的人越来越少,是农民,就得种地。没了地的农民,还叫什么农民?……如果我办一家粮食银行,把安村种地人的收成直接换成钱,或者换成他们急需的其他粮食,那肯定会使安村的许多人乐于再种地的。”这种想法一说出来,就遭到周围所有人包括两个兄弟家里全家人的强烈反对和耻笑。可“我二爸固执于子孙后代没有地可种的问题,说现在的形势就是明摆着爷爷吃了孙子饭,那孙子岂不是要饿死。”这种想法在大家看来既可笑又行不通。可是“我二爸”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居然实现了他的理想——在安村开了一家自己梦寐以求的“粮食银行”,其实不过是经营各类杂粮的借贷业务的一家杂粮店而已,但他“坚决不承认这是粮店,他十分坚定地称其为保民粮食银行。”他固执地认为“他有义务要实现安村甚至安镇的粮食产业结构调整”,“如此宏伟的大计划,凭我二爸一己之力,如何能在短期内实现?”所以失败是必然的,他的“粮食银行”在不法商贩的挤压和饲料公司的趁火打劫下,在安村人们急功近利只图眼前利益的行为中没多久就倒闭了,最终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


    作者在貌似漫不经心的叙述方式中,成功塑造出一位深刻认识到土地和粮食对农民的重要性并为此不懈奋斗的农民“二爸”的形象,表现出现代农民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以及为理想而奋斗不息的精神。小说还触及到了农村目前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具有现实警醒意义。《不是麦子就是豆子》在叙事和刻画人物以及语音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作者用“紫穗穗草”这个意象来比喻小说中主人公的生存环境以及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的奋斗精神,形象贴切,耐人寻味。在塑造人物方面,不从正面描写着笔,而是采用欲扬先抑手法,前面一系列对“二爸”的形象、行为描写是为后面的描写做铺垫和蓄势。语言生动形象,贬中含褒,嘲讽中含悲戚;情感表达看似轻松实则沉重。


    《片羽零光》同样塑造了一位在苦难中仍不丧失对理想追求的农民形象。小说叙述一个叫耿鸡换的农民突发奇想想骑车周游全国,于是开始找广告公司筹办自己的计划,最后听从广告公司的建议想改自己的名字,却遭到父亲的誓死反抗,只好放弃了这个伟大梦想。小说反映出新一代农民怀揣对生活的美好梦想,却往往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的现实状况。同时也体现出新老农民之间的价值观念冲突。


    乡村文化曾经孕育了一种静态、和谐的生活方式,哺育了乡民静态的心灵,可在现代文明的刺激之下,这种静态已经渐趋消失,随之而起的是被城市化和商业化所激起的欲望和骚动甚至犯罪。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在经历了上个世纪几十年的历史变迁后,又经历当下现代化的改造。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诸如纯朴乡风的异变、价值判断的混乱、道德的沦丧等。雪归小说不仅表现农民质朴的性格,对美好愿望的追求以及美好人性的存在,同时还对农民身上存在的狭隘、愚昧、委琐、甚至丑陋的心理及其行为进行大胆揭示和无情批判。《窥隙》就塑造了老奎这个愚昧、自私却良心未泯的农民形象。老奎在一次醉酒后做了错事,从此他生活在深深的自责、羞愧、内疚、悔恨之中,他想尽力挽回或者补偿“丫头”,结果事情的发展完全失去了他的预期与控制,竟然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最终在良心的谴责下采取补救行动。


   雪归的小说写出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农民的两种生存状态:进城谋生者的生存尴尬与自我迷失;乡村留守者由于贫困孤寂和没有色彩的日常存在而导致的心灵孤独和凄凉处境以及自身愚昧而带来的道德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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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与争鸣》2018年第5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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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

 


《作品与争鸣》2018年第5期目录


作 品 争 鸣    


 

九三年(中篇小说) / 房伟

基本美(中篇小说) / 周嘉宁

在水之涘(中篇小说) / 王棵

上岭村丁酉年记(中篇小说) / 凡一平

说的都是一个人(短篇小说) / 晓苏

天下太平(短篇小说) / 莫言

时间给的药(短篇小说) / 雪归


同情与反讽(评论) / 李建军

小说是有说服力的谎言(评论) / 谢有顺


读 者 争 鸣 录


“破坏者”,抑或“理想”的冲突——评朱辉短篇小说《七层宝塔》 / 韩松刚

一阶层人的成长心路——读孙惠芬长篇小说《寻找张展》 / 曹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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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归的乡村叙事与草根命运书写(下)

 

王宝琴


雪归小说不仅真实再现了出外打工农民的生活情形与艰难处境,而且还关注留守在土地上的农民。不仅描写生活在这片贫瘠土地上的艰苦和贫困,而且从不同角度表现农民的各种思想情绪、理想信念以及美好人性,塑造出了一批当代农民的新形象。


《不是麦子就是豆子》描写一个农民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及理想破灭的故事,并塑造了一位充满忧患意识的智者形象。作者用戏谑的口吻和先抑后扬的手法,描写一位看似缺心少肺,被人们认为“脑子进了水”的“古而怪”“二爸”的种种“离谱”的想法和行为。“这不,现在不是刚好到了吃饭时间吗?他居然打着什么开粮食银行的幌子来蹭饭,真是太可笑了。”先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形象:“你看他,穿衬衣也就罢了,却偏把两件衬衣摞在一起穿,还把里面那件衬衣的领子翻了出来……也难为他,身边没个女人,居然还能找到一截毛线绳给自己拴裤子。”接着还写了他的笨拙以及村里人对他的耻笑。他还有一个口头禅“不是麦子就是豆子”,“谁都无法理解他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他却总说这一句,由此他便得来了这个‘古而怪’的外号。”小说还抖搂出他以前的一件“囧事”——曾经为痴心追求邻村一位姑娘所做的“烧慌”的事情,进一步突出其“固执到简直病态”的性格特点。至此,一个贫穷、邋遢、偏执、古怪的农民“二爸”的形象跃然纸上。就是这样一个连自己的肚子都混不饱的“二爸”,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地决定要利用自己的力量开一家“粮食银行”,“反正我就是想开一家自己的粮食银行。你们也见了,现在种地的人越来越少,是农民,就得种地。没了地的农民,还叫什么农民?……如果我办一家粮食银行,把安村种地人的收成直接换成钱,或者换成他们急需的其他粮食,那肯定会使安村的许多人乐于再种地的。”这种想法一说出来,就遭到周围所有人包括两个兄弟家里全家人的强烈反对和耻笑。可“我二爸固执于子孙后代没有地可种的问题,说现在的形势就是明摆着爷爷吃了孙子饭,那孙子岂不是要饿死。”这种想法在大家看来既可笑又行不通。可是“我二爸”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居然实现了他的理想——在安村开了一家自己梦寐以求的“粮食银行”,其实不过是经营各类杂粮的借贷业务的一家杂粮店而已,但他“坚决不承认这是粮店,他十分坚定地称其为保民粮食银行。”他固执地认为“他有义务要实现安村甚至安镇的粮食产业结构调整”,“如此宏伟的大计划,凭我二爸一己之力,如何能在短期内实现?”所以失败是必然的,他的“粮食银行”在不法商贩的挤压和饲料公司的趁火打劫下,在安村人们急功近利只图眼前利益的行为中没多久就倒闭了,最终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


作者在貌似漫不经心的叙述方式中,成功塑造出一位深刻认识到土地和粮食对农民的重要性并为此不懈奋斗的农民“二爸”的形象,表现出现代农民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以及为理想而奋斗不息的精神。小说还触及到了农村目前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具有现实警醒意义。《不是麦子就是豆子》在叙事和刻画人物以及语音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作者用“紫穗穗草”这个意象来比喻小说中主人公的生存环境以及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的奋斗精神,形象贴切,耐人寻味。在塑造人物方面,不从正面描写着笔,而是采用欲扬先抑手法,前面一系列对“二爸”的形象、行为描写是为后面的描写做铺垫和蓄势。语言生动形象,贬中含褒,嘲讽中含悲戚;情感表达看似轻松实则沉重。

 

《片羽零光》同样塑造了一位在苦难中仍不丧失对理想追求的农民形象。小说叙述一个叫耿鸡换的农民突发奇想想骑车周游全国,于是开始找广告公司筹办自己的计划,最后听从广告公司的建议想改自己的名字,却遭到父亲的誓死反抗,只好放弃了这个伟大梦想。小说反映出新一代农民怀揣对生活的美好梦想,却往往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的现实状况。同时也体现出新老农民之间的价值观念冲突。


乡村文化曾经孕育了一种静态、和谐的生活方式,哺育了乡民静态的心灵,可在现代文明的刺激之下,这种静态已经渐趋消失,随之而起的是被城市化和商业化所激起的欲望和骚动甚至犯罪。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在经历了上个世纪几十年的历史变迁后,又经历当下现代化的改造。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诸如纯朴乡风的异变、价值判断的混乱、道德的沦丧等。雪归小说不仅表现农民质朴的性格,对美好愿望的追求以及美好人性的存在,同时还对农民身上存在的狭隘、愚昧、委琐、甚至丑陋的心理及其行为进行大胆揭示和无情批判。《窥隙》就塑造了老奎这个愚昧、自私却良心未泯的农民形象。老奎在一次醉酒后做了错事,从此他生活在深深的自责、羞愧、内疚、悔恨之中,他想尽力挽回或者补偿“丫头”,结果事情的发展完全失去了他的预期与控制,竟然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最终在良心的谴责下采取补救行动。侧面反映出当代农村老年人存在的性饥渴与性犯罪问题。


雪归小说写出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农民的两种生存状态:进城谋生者的生存尴尬与自我迷失;乡村留守者由于贫困孤寂和没有色彩的日常存在而导致的心灵孤独和凄凉处境以及自身愚昧而带来的道德失范。


每一部小说,都有它自己的人物形象,而每一个人物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回溯雪归的小说,我们会发现众多不同的人物,或孤单、或幸福、或残缺、或悲哀。恰恰也是因为这些人物,小说才会丰满起来。不难发现,雪归笔下的人物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无瑕,反而更贴近生活的真实。她在一些小说中,塑造了傻子、矬子、哑巴一类“残缺者”形象这类人是作为思维正常人的对立面出现的,他们的行为总是违背理性的思维,痴傻和身体缺陷赋予他们一种“纯真”的品质,他们总能出其不意地发现世界的真,对世界的理解以一种自然感性的方式呈现出来,成为一个相对客观的见证者。


《绽放》通过对一位不起眼的小人物李海山的描写,塑造了一位身体残疾心灵美好的青年农民形象。从中穿插着农村征地、拆迁、补偿等一系列现实问题,还有农民进城打工的遭遇以及他们观念的变化等。“矬子”李海山是“我”继父李来善收养的一个残疾儿,“我记得我娘那时总是奇怪这个孩子的脑袋,尤其是额头为何如此之大,还有他的五根手指齐长不说,双腿和手臂却明显有缩进的迹象。”而且李海山自过了六岁就不再长个儿。面对“我”和“我”娘对他的极尽刻薄与挤兑,他总是沉默隐忍。后来“矬子”先后两次离开家去外地闯荡,听说还在省城的某个歌厅或什么娱乐厅唱过歌。再后来又莫名其妙地回来了。当他与“我”娶的相貌平平、性格偏于内向、“在这个家里空气一样地存在着”的鲍五梅第一次见面时“情景真有点古怪”。不仅如此,他的行为也很古怪,“矬子从那时起喜欢上了一种花,那种花我们叫八瓣梅。奇怪的是矬子只喜欢粉白的八瓣梅。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种子,庭前屋后他全种上了这种颜色的花,甚至大门口的两侧也不例外。”后来为了解决“我”和鲍五梅生的孩子亮亮吃奶问题,他不知从哪儿弄了一只母羊,从此他的全部心思又转入到精心饲养母羊和挤羊奶的事情上了。再后来,村里拆迁和征占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虽然他坚决反对征地但他做不了主,“我”将他灌醉后强行取得了他的手印;最后“矬子”在他睡觉的草房坍塌之时,“不知道费了多大劲,才把亮亮和母羊转移出来。”而自己却在回身去拿鲍五梅的照片时被一根大梁砸死了……更为蹊跷的是鲍五梅竟然失踪了,村长儿子王小举也莫名其妙受伤了。“一个巨大的谜团在我心里压得我透不过气来,这矬子、鲍五梅还有王小举,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最后在王小举的口中得知一切真相。


这篇小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前有伏笔,后有照应,比如写“矬子”和鲍五梅之间的微妙关系,不是一开始点破,而是通过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奇怪表情,到后来两人的种种奇怪举动,再到“矬子”死后手里紧紧捏着鲍五梅的照片等这一系列事件中逐渐展开,最后才交代了他们两人以前在城里打工时认识并相恋的经过,“我”才恍然大悟,内心不禁波涛汹涌:“我想起家中曾经疯长的八瓣梅,想起矬子和鲍五梅初见的情景,想起矬子曾经的那一跪……心中有东西在一片巨响中轰然倒塌。”至此蓄势已足,然后点题:“我娘听我说完这些,长叹了一声。我娘说:海天,记住海山是你兄弟啊!”这种叙事手法与《不是麦子就是豆子》有一些相似,作者不动声色,不直接评判人物,而是将人物性格和形象放在复杂的人物关系和事件之中,放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之中来展现,将作者的主观思想情绪寓于客观写实之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采取先抑后扬的手法。矬子猥琐的长相与所做的“可笑”的事情以及在这个家里可有可无的地位和处处受欺凌的处境,都是为后面表现他有主见、有头脑、善良、克制、隐忍而勇于牺牲自我的美好人性做铺垫和反衬;小说语言风格独特,采用调侃奚落的语气,贬中含褒,将深刻的思想意蕴寓于嬉笑怒骂之中。例如有一次“矬子”自己把店里的一条假烟买了下来,“矬子说什么诚信经营一类,真是无比搞笑。”字里行间极尽对“矬子”的挖苦讽刺、表现“我”的聪明强势之能事,然则一个讲求诚信、善于忍耐的农民形象呼之欲出。再如“矬子”自始至终都是不同意拆迁和征占的,“但他不同意也没办法,我把他灌醉后取得了他的手印。虽然后来他以两天未进粒米表示抗议,但效果极其微弱,取而代之的是我和我娘的欢天喜地。”“他的理由是房子和田地全没了,以后大家吃什么。当我们说不怕没吃的时,矬子说农民生来就得在土地上过活。我们笑他没一把镢头高,一来拿不动农具二来做不了农活。他却坚持他的理由。”“矬子却说:爷爷吃了孙子的饭,孙子将来只能饿死。我们倒没想这么多,我们想着等钱到手赶紧买个洗衣机。”戏谑调侃与对比中将一位充满忧患意识的农民形象凸显了出来。


作者深知畸形人物的残缺其实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他们可能在某些方面比健全人更“健全”,更有才能,或者得到的更多,如“矬子”李海山歌唱得很好听,还有他对爱情和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所以雪归在书写畸形人物谱系时,更加注重这座“健全”天平的平衡,不可怜他们,也不歧视他们,而是注重挖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进行赞美。


《我不说》通过哑巴“我”——一个尝尽人们冷眼的流浪儿,遇到善良美丽的“姐姐”,得到姐姐的爱护与帮助,而“我”却在无意之中间接害死了姐姐,内心无比悔恨与痛苦……通过哑巴的视觉,看到社会的不公,“朋友”波波一类人污浊的人性。


除了身体上的缺陷,雪归同样关注精神上残缺的人群,常人喜欢把他们称为“傻子”,他们的所作所为往往有悖于正常的生活规律和社会伦理,但雪归却把傻子这一形象符号化,让人们透过傻子的生活,去反思现实的人生和社会的同时,带给读者人间的温情和努力生活的力量。如《窥隙》中的“丫头”是一位智障女孩,她前后受到三个男人的性侵,但最后却保护了真正关心她和她奶奶的老奎。雪归笔下的傻子视角具有直观性和细节性,他们往往洞察一切,口吐真言,具有超然物外的审视眼光和惊人之举。作家往往运用畸形人物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隐喻,通过他们的“不健全”去引导我们反思自身的“健全”。

 

 

 

作者简介:王宝琴,女,汉族,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三级教授,现受聘入职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中文系任专职教师。曾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访问学者,先后在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院校学习。参加国家社科项目一项,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青海女性作家作品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36.4万字)曾获“青海省第十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并有研究获得“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等多项科研成果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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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归的乡村叙事与草根命运书写(上)

 

王宝琴

 

在青藏高原,大自然常常是酷烈和险恶的,干旱、严寒、荒蛮、沙化等等都在这里大量存在,由此而带来的贫穷、灾变等也就成为高原人经常面对的生活,自然也就是作为高原农民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他们为了生存和生活,与自然对抗,甚至对它征服与搏斗也就不可避免。加之历史的原因,农村、农民、农业问题日渐突出,尤其在工业文明和商业文化的挤压下,作为底层的农民,其生存、生活及精神境况引起许多青海作家的关注,也激发起他们强烈的底层意识。随着以城市化和商业化为表征的现代文明对古老乡村文明和道德伦理的冲击,许多作家也以乡村民间视角来审视诸多变化,从乡村民间寻找解决当下人们焦虑的方式。在众多青海女性作家中,雪归是第一个全方位展示青海东部农村现状和农民生活的乡土女作家。作为本土成长起来的乡土作家,她对生活于这块土地上的农民的生存状况、处事原则、情感方式等都比较熟悉,故而其作品显得真实自然,原汁原味,加之她在书写农民时多是以自己身旁的亲人或乡邻为原型,深厚的情感使她少了高高在上的俯视姿态,而是走进农村,走近农民,真实呈现农村的现状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及命运。

 首先,让我们看看雪归对农村受到城市化进程的冲击和农民对丧失耕地担忧的表现。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诸如自然环境的破坏、大量耕地被占用等。这些敏感的社会问题在雪归的乡土小说中都有表现,反映出作者深深的忧患意识。“如今一动身,就要钱,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哪怕喝一口水,吃一片菜叶,都要花钱。虽然自家地头里也还种着几分地,但没有多少收成。更多的土地已经变成了铁路或高速公路经过的地方,以前生长庄稼的地方现在有各种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在运行。”(《纤草物语》)《金碗银筷》中的王根发“出门一个多月,家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高原的河湟谷地是养人的川水地区,只是这里千顷良田现在越来越少人耕种了。城市的浪潮早已席卷至此,把曾经的小乡镇变得不城不乡。”“如今,父亲和母亲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少了,安村这个城中村,在安城城市化的进程中,渐渐变成了一个全新的居民村,大家远离了打碾场,庄稼地,以及各类劳动农具。……原来阡陌相通鸡犬相闻的安村,如今高楼林立,条条大路通向未知的远方。”(《飞翔的日子》)这是变革时期当地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具体写照,反映出现代化的发展对农村的冲击。对祖祖辈辈依赖土地而过活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自然有恐慌心理:“种了一辈子庄稼的老秦,可种的地越来越少。如今他们所在的小城到处规划开发,征占土地,老秦家只剩下几分地,一年种点油菜籽,最后榨出的菜籽油还不够一家人吃一年的。习惯了在土里刨食吃的老秦,越来越找不到北。”(《纤草物语》)“我们是农民,不过要种地吃饭。如今你不要我们种地了,我们吃什么。虽然说要转成城镇居民户口,每个人还可以给办低保,但是每个月那几个低保钱能做什么用。离开了这养人的土地,我们变成居民,可不得抓瞎?”这是《金碗银筷》中王村的一段话,道出农民对失去土地的担忧。

一方面是对耕地面积日渐缩小的恐慌,一边又是对贫瘠土地上种地的艰辛与入不敷出情况的慨叹:“我二爸虽然喜欢种庄稼,但是现在种庄稼入不敷出这谁都知道。都说一年的庄稼二年的苦,除去化肥、种子、农药,还不算搭上的人工,一年到头,也打不到多少粮食,所以即使他的两个兄弟并没有实打实地要那份收成,我二爸至今依然穷得叮当响。安村是个城中村,人均地少得可怜,况且现在人人的心思全在搞副业上,真正把心思投在庄稼地里的人家都穷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还不够用。”(《不是麦子就是豆子》)“我们家早早都不种地了,……因为毕竟种地越来越入不敷出,愿意种庄稼的人越来越少,人们更愿意做点小生意或偶尔出去打零工,收入兴许远远超出种庄稼的收入”(《绽放》)

其次,对农民贫困生活的真实展现。现代经济发展让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命运依然没有改变。农民享受不到基本的文化设施和国民权益,他们在古老的土地上挣扎或者流入城市去打工,他们生不起病,上不起学,甚至娶不起媳妇。尤其在高原的偏远农村,这种情况更为严重。“王根发又觉得老海实在可怜,婆娘得了病,医治无望,只能胡乱想办法。生活,真是充满了变数。”(《纤草物语》)还有一些至今仍然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如《潮退潮涌》中的保安李树森、《片羽零光》里的耿鸡换都是三十多岁了还娶不上媳妇的农民,还有像“二爸”(《不是麦子就是豆子》)、老奎(《窥隙》)等一辈子都打光棍的人大有人在。这些现象在贫穷落后的脑山地区普遍存在自不必说,就连有一点收入的洗车工——《春尖尖》中的周蕊也是得了病不敢去看;住在川水地、儿子在外打工的老秦至今也是摘不掉贫穷的帽子,“现在,种庄稼越来越难,投入和产出难成正比。和许多人一样,老秦只要有时间就去打零工。抹灰、铺砖、栽树的活,他全做过。他不怕出力气,他怕的是那种永远捉襟见肘得不到舒展的日子。”(《纤草物语》)读来令人感叹和凄恻,我们能从中触摸到作者那颗痛苦、深情和悲悯的心。

再次,对农村道德文化与人性荒原的呈现。在高原农民的荒原体验中,首先是来自边缘的地域、严酷的自然所引发的生存焦虑。人处于自然的荒原中,与自然的冲突也常常演变为人与人的冲突,导致文化和人性的荒原。自然荒原对农民最直接的影响是贫穷,在贫瘠自然的引发下,在当今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小说《纤草物语》里的农民老秦和嫂子之间为争夺迁坟补偿款而进行的一系列争斗,《金碗银筷》中的老海不惜做出偷盗的行为,《杏花天》中李万福为了一个“翡翠佛头挂件”而对妻子一次次打骂和逼迫,《窥隙》中老奎以及马方方等人对智障女“丫头”做出的丧失伦理道德的行为……这样的文化和人性荒原是最为触动人心也更加让人深入思索的。以《纤草物语》为例,小说通过一次平坟风波,反映了现代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农村生活方式正在改变以及农村在城市化过程中人们在传统伦理道德、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变化。清明节老秦一大早扛着锃亮的铁锨去自己家坟茔地上坟。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居然找不到他家的祖坟了!“老秦扒着墙头向里面看去,只见里面一片空芜,看不见一个坟头。连自家坟头应该在的位置,老秦也辨不出了。”从路上碰到的邻村人口中得知,这几十亩地在去年清明节刚过时就被县上荣鑫天然气公司征用了,准备修燃气储备库。可是他家二十几个坟头都被平了,为什么不通知他本人呢?带着满腹疑惑和愤恨,他去找陈村长质问,结果让他更加吃惊:原来是他自家嫂子陈凤芹签的字,领的补偿款!这个嫂子以前就对老秦这个无父无母的孤儿不好,后来懦弱的哥哥患了绝症死了,老秦就再也没和嫂子这一家人来往过。可是这次嫂子居然连个招呼都不打擅自做主同意平了他秦家的祖坟,而且还把一万多元补偿款全部独吞了!老秦心有不甘,于是他想尽办法,耍了个心眼从嫂子手里把钱“骗”了出来,准备迁祖坟用。最后老秦在迁坟、立碑的背土过程中,不小心失足掉进了深沟……一次平坟事件,暴露了嫂子陈凤芹的专横、自私,利欲熏心,也表现了老秦的报复行为与愧疚心理:“老秦再没有找拆迁办。他有些许愧疚,自己耍手腕要出那笔迁坟的补偿款,如今拿在手里竟和烫手山芋一样。”说来倒去,还是贫穷惹的祸。此后他不仅自责,还被村里人说三道四,使他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小说以细腻的笔法表现出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做了自己觉得不应该做但又不得不做的事情之后的内心挣扎、矛盾与痛苦的心理。

小说以平坟事件为主线,以老秦手中的“铁锨”为意象来结构故事,展开情节。首先,这个意象具有线索的功能和意义。“铁锨”在文中一共出现了四次,分别引导故事的开始、发展、高潮、结束。小说一开始就介绍老秦这把用了几十年的“铁锨”的形状、颜色、功能以及被使用的历史,还有它的“性格”。可是,陪伴了老秦半辈子的这把铁锨,如今被长久冷落在墙角落里。这次老秦“把擦得锃亮的铁锨精心地绑扎在车梁上,把提前准备好的祭品放进车兜”,骑上车出发准备去上坟,这是铁锨第一次出场,引出故事。第二次出现是在老秦把补偿款要到手之后,引导故事向前发展;第三次出现是在老秦与儿子因为修坟的事情而争吵中铁锨被儿子使劲掼到了地上,铁锨被摔破了。儿子说“爸,您这是迂腐。现在,谁还想那些祖宗八辈子的事。”故事进入高潮;最后一次出现是在老秦死后,故事在一片悲剧气氛中结束。其次,“铁锨”这个意象具有象征的功能和意义。它既象征着传统的农作方式及生活方式的逐渐消失,“老秦似乎越来越不待见它了,长久地让它停留在院中的一角,让寂寞在它那里生根。”;铁锨又象征着传统的文化和观念——老秦和儿子争吵就是两代人新旧两种观念之间的冲突。老秦看到旧铁锨被摔破时的伤心与蹲在地上一圈一圈地用红布条缠着新的铁锨时的那种落寞,可看做是他对已逝去的农耕文化的不舍以及对现代文明的不适;另外,铁锨由开始的闪光锃亮,到最后的暗淡无光,象征着老秦对生活从充满希望到失望直至绝望的心理历程。随着铁锨上的红布条失去艳丽的颜色,老秦的希望连同生命也一起消失殆尽。小说结尾写“老秦的身子被巨大的深沟吞没的一瞬,老秦的儿子秦哲正扛着一把方形头的铁锨向着老秦的方向走。秦哲突然想起多年以前父亲曾说过,方锨挖土可不来劲。”正是这种象征意义的进一步延伸,使得小说耐人寻味。

此外,雪归在这类小说中还对农民自身的愚昧、爱搬弄是非以及他们身上存在的某些麻木、冷漠、自私的性格和行为进行了揭示,反映出社会不良风气对农村人的浸染,表现作者对农民自身弱点和农村文化的深层思考。例如《窥隙》中老奎、马方方等人对智障女孩“丫头”侵害后,村里人对“丫头”和她奶奶的误解和落井下石:“当传言几乎沸腾起来时,丫头和她奶奶无法在安村待下去了,没有一个人肯正眼看丫头和她奶奶一眼。谁都可以在背后戳戳点点,甚至当面也可以对着她们吐口水,将他们的轻蔑、不屑和敌意轻易传递,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丫头说一句话。”雪归在其他一些作品中,也深刻剖析了现代社会中自私自利、唯利是图、人情淡薄等因素,对传统人伦美德的逐渐退却表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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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雪归:不离不弃的乡土本色

 

2018年05月08日09:15 来源:光明日报 雷庆锐

 

女作家雪归(原名杨秀珍)从创作初期就致力于描写和诉说高原的乡土故事,她的创作题材多以她所熟悉的青藏高原河湟地区的城镇和农村为描写范围,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的生存状况、处事原则、情感方式进行全景式的细腻描绘,以期展示他们真实的生存境遇和命运轨迹。

雪归的文学理想是探讨高原乡民普遍遭遇的精神处境,直抵他们的内心世界,从而展现他们共性之下的差异与个性。她的文学创作少有理念的痕迹,从不表现严肃的思想性和营造宏大叙事的深邃历史感,而是以多维的视角展示高原农民本真自然的凡俗人生和日常生活,以及蕴含其中的“真”与“诚”。在她的笔下,“安村”是一个高原地域文化的表征,无论是“安村”的男人和女人,还是村子里的街道庭院、鸡鸭羊狗,每一处都透露着平常的人情。在每一个琐碎复杂的日子里,人们守候着日升与日落,守候着自己平凡的生活。在这些看似寻常的守候与等待中,却包含着高原农民生活的温情与丰盈,同时也蕴含着他们诸多无法言说的悲欢与隐痛。如《不是麦子就是豆子》中貌似古怪而愚笨的“二爸”,心怀创业大志却在生活中屡遭各种挫折与打击,最终不得不远走他乡,虽然在乡亲眼中的“二爸”一事无成,但他顽强的性格却呈现出一种“惊人的美”;《飞翔的日子》中沉默执拗的父亲和善良坚韧的母亲,为了使儿女能成为“公家人”而拼命无怨地在贫瘠的土地上劳作终生;《春尖尖》中辛劳勤恳的寡居母亲为了“在庄稼地里寻找她和几个孩子的衣食”而“土里来泥里去,将整个身子给了高原的土地”。

文学的生命其实就在于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多年来,雪归一直悉心守候着文学的净土,在创作心态上拒绝盲目追求时尚,她专注发现和洞察父老乡亲的精神世界,在创作中坚守着自己的道义和直觉,对于他们不同的人生境遇与选择不急于认同或否定。她始终将人的复杂性与乡土、现实的复杂性结合在一起进行审视,没有简单化地处理乡土与现实的复杂问题,而是在解剖高原农民的生存境遇和心理世界中,完成了对于人的蜕变和土地蜕变的双重揭示。她在乡土生活和风俗画面中寄托了重大的社会命题,即社会的变迁过程以及此中人物的命运。

雪归的作品总是充溢着一股清新自然、原始淳朴的乡土气息,她将多向度的乡土情感与文化观念熔铸在多重的乡土叙事当中,怀着对农民和农村深沉的爱,以亲身参与、亲眼所睹的感受抵达农民心灵的深处,表现高原农村的真实面貌。读这些作品,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作者在每一个故事中所寄寓的那份真情实感和不离不弃的乡土本色。同时,她在呵护乡土的情感中升华,站在一个更自觉、更冷峻的制高点上,以传统文化代言人的身份,描述、叙说、质疑、反思着这方土地的变迁。她笔下的乡村人永远置身于乡土,不论顺境或逆境,得意或失意,均被那浓得化不开的乡情所牵扯和羁绊,看似孤立的个体背后都是一缕缕扯不断的乡土之情。可以说,雪归用绵密的情感、细腻的文笔、扎实的民间文化资料积累,构筑了属于青藏高原地域文化的一座心灵之塔,河湟谷地成了她笔下一个巨大的文化意象,高原乡土的文化底蕴是雪归表现乡村人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切入口,也是解读其创作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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