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无眠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net
'国'之起源
人类历史上，曾有过数不清的国家。数不清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多」，而是由于头绪的繁复，演化的纷乱，再加上国家的概念本身也是变化的，有时是模糊不清的，无法进行精确的分析与统计。西周初年，有国一千余个；进入春秋时，只剩下差不多十分之一，但仍有一百多个；到战国
小保姆干预主人夫妻性生活
作者：保亭在线
从前，我们全家受误导，错误地认为以前的保姆不好，就在劳动力市场重新物色了一个保姆。于是，我们全家和这个新保姆，联合起来把以前的保姆赶出了家门。
新保姆刚来的时候，模样好，人勤快，工资要求也不多。可后来变化的太大了。她越来越懒，买菜的时候还贪污我的钱。我当面训斥了她，她居然对我说：
‘工资太低了，不贪污怎么活啊？’她还要我学习西方，高薪养廉。可我涨了她的工资也没用(实际情况是她自己给自己涨工资，因为我们家的保险箱和银行帐户她一直霸着，甚至连明细账本都从来没有给我们看过一次)，她还是变本加厉的贪污我的买菜钱。
我晚上回来迟了，她很不情愿地开门，还向我要额外的开门费用。她还强迫我们家庭成员在自己家里办理
作者: 郎咸平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纷纷拿出救市计划，而中国的四万亿救市计划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了，刚一公布便博得了全球一片欢呼。面对救市计划，很多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这里我也谈谈我的观点。
救市计划本身这个思维，我也是坚决支持的，因为在经济要陷入萧条的时候，包括美国和欧盟等等，都是由政府出面来挽救经济，当然他们的形态是挽救金融机构，可是你最近也可以发现，欧美政府目前也出来拯救企业，所以这是一个世界的潮流。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政府投资四万亿拉动内需的做法是符合和世界潮流的，同时这种积极参与的态度，也是我
陈志武：跟1998亚洲金融风暴时期不同，这次恰恰是外需出口在严重下滑，而国内的老百姓又没钱增加消费，所以，国内外的消费需求都不足是这次危机的关键所在。如果此时的手段不是重点刺激国内民间消费，而是还把政府资金主要用在基础设施、工业项目上，到最后，这么多的工业产能给谁生产、东西有谁买？这么多的运输容量把货物运给谁、往哪里运？在国内外的消费都下滑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工业投资、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是低效的做法。
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三件结构性改革，一是民主宪政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做民有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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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靴搔痒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政府已经将“保8%争9%”作为2009年经济增长目标，您认为未来4年内
4万亿元的投资能够帮助实现
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最主要的英国东方学家在佛教中看到了对公元前6世纪印度的僧侣权术的一种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反抗，包含在西方亚洲研究的各种“主义、教”的另一种形态――婆罗门教。“反对一切司铎制和仪式习俗，尽可能废除婆罗门的献祭制度，并抛弃可怕的自我折磨的方式，坚持认为，一种纯洁和道德的生活胜过吠陀仪式的一切形式。”43因此，早期佛教是和谐连贯的和误解的，缺少任何仪式成分的描述；例如，无知，和尚和尼姑对于圣职任命的仪式一无所知；违犯寺庙规范的公共忏悔，以及在雨季之末隐居静修的仪式的结尾，据说都是经过佛陀认可的。正如莫尼尔·威廉姆斯（Monier－Williams），牛津（大学）研究梵文的博登（Boden）教授其1888年的“达弗讲座”（Duff
Lectures）中说：“没有适合那个术语意思的僧侣统治制度――没
作者：唐纳德·小罗佩兹
似乎没有必要评论，喇嘛教一词纯粹是欧洲的发明并且在亚洲不为人知。
--------伊萨克·加克·斯齐米德（ISAAC JACOB SCHMIDT），1985年。
因此，总的说来，“喇嘛教”对于西藏的佛教来说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名称，并且正在失去用途。
--------瓦德尔（L。A。WADDELL），1915年。
喇嘛教是印度、中国和日本的神秘佛教与喜马拉雅的本土崇拜的结合。
朋友“金家二小姐”给俺留言，转载另外一位网友的批驳民主的怪论！怪论如下：
“你觉得是中国保持稳定发展经济好呢？还是乱套好呢？吃不饱饭的民主能成为真正的民主吗？二小姐，彩虹悉尼在外国，不怕中国乱套，你跟着瞎得瑟什么？我知道民主自由是什么！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是，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不可以照搬照套，你不懂。”
面对此问题，俺的回复如下：
1.全世界不民主不法治的国家和地区,有哪个经济发达民富国强的？为什么会得出'民主就会乱套',“民主就是吃不饱
文: 张雪忠（上海） 作者任教于中国华东政法大学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人们已经开始系统地总结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中国高层领导人近期纷纷表态肯定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并誓言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但与此同时，人们质疑改革开放政策的声音似乎也越来越大。
改革不只是既定政策的改变。政策的改变至少应具备“决策程序的正当性”、“执行程序的预定性”以及“预期目标的可取性”等要素，才可能被视为具有道德正当性的改革。在以上三个要素中，决策程序的正当性（即政策改变的决定是通过正当和合理的公共选择而产生的）是最重要的因素，其作用在于确保利益相关者都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决策。
在文革刚结束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崩溃的边缘，民众身心疲惫。对于刚刚经历文革劫难的人们，任何拨乱反正的措施都像是久旱之后的甘露。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开放尽管只是由少数高层领导人决策启动，但仍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实际上，在改革开放的前期阶段，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它所带来的有利变化。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十月是俺的生日，也是共和国的生日。国诞在月初，星落在月尾！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永远一小撮”的俺不觉又少了一岁，“家破山河损”的所谓的国却不觉又长了一岁！歌舞升平，瑞祥四现，天天都是八月八的神州大地，处处喜庆,闹得欢，咚咚锵，咚咚锵，俺们的生活幸福指数据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结构性的通胀源于居民收入水平的高增长，原来国人是如此地幸福和幸运，俺们在不知不觉地享受着梦淫一般地收入水平爆发式地增长！吃水不忘挖井人，俺不由浮想联翩，回顾一下咱这红色十月下的蛋，到底是孵化
文:张雪忠（上海） 作者任教于中国华东政法大学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关于民主政治的讨论越来越多。有人认为中国应该加快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有人则对此表示反对。后者甚至努力以事实来“论证”，对一些国家（特别是亚洲或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非民主政制比民主“更好”。近期在一些亚洲民主国家或地区出现的政治波动，则成为他们频繁使用的“证据”。
其实，一种制度的好与坏是无法通过理性知识加以证明的，因为这本质上是一个关乎个人感情取向和价值选择的问题。丘吉尔认为“最不坏”的制度，对斯大林来说可能是最坏的制度。那些试图通过选取某些国家出现的某些事例，来论证民主政治不是好东西的人，显然陷入了一种乔治·摩尔所称的“自然主义的谬误”。
这些人甚至不敢将他们这种不恰当的标准一以贯之。有人想通过最近发生在泰国、蒙古的政治纷争和韩国的牛肉风波来证明民主政治的失败，但他们却忘记了不民主的缅甸今年也出现了让许多人失去生命的政治动荡。
按照这种
政府不是国家，一党不是全民。若要承认执政党只是人民之委托进行管理，就必须放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若不如此，无非向人民大众承认你是用武力抢下江山，并用武力保证其一党之私利，不过是占山为王的盗贼而已，民众自然有不受压迫，推翻暴政，追求幸福的权利与自由。在现代民主社会，无论在朝在野，为公为私，均可过问国政，关心时事。政府官吏只是受雇的佣人，若不尽其职责或政策错误，身为纳税人，尽可投票令之去职。不但执政人可以更改，连制度也可以更新。
而当今之政府，权不受于民，官不选于民。一见有人批评它，就威风凛凛，淫威四起，这里进行整顿禁销，那边进行封杀检扣。昨天抓这个，今天抓那个，网络上设计敏感词，新闻进行预审制，其度量既小，疑心又重，为一己之私利提心吊胆，抓头挠耳紧张算计。却不见社会之现实，何时因你抓人而改善过？群体之动乱，何曾因你严打而停止过？自由之呼声，民主之要求，何曾因你专制独裁而停止过？
垄断的宣传辅于独占的武力，一言堂的声音接于白虎堂的权势，强权与资本联姻，利益与稳定结盟。若有异议出现的地方，罗织罪名小为“扰乱社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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