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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2009年12月31日(2009-12-31 23:35)
1969年今日,窗外“革命”如火如荼,我只关心明天母亲会不会做红烧肉。物质匮乏、食品凭票限量供应的时代,十岁孩子的节日憧憬具体到一碗解馋的肉、一件盼望一年的新衣服(这一般还得等到春节)。
  
  1979年的今天,刚满二十,大一学生,穿布衣,吃无油水的大锅菜,没钱出校门消费,但班级有元旦晚会,学校有露天电影,青春飞扬,信心满满。
  
  1989年最后一天,已届而立。由秦入蜀,夫妻团聚;夏秋多事,学习反思无止无休,嚼着忧喜参半的滋味迎接新年。
  
  1999年12月31日,不惑之年,再乐观也识了沧桑,不感伤锦瑟华年,也叹时如逝水,日月不居,不情不愿地入了新千年。
  
  今日。五点五十起床,检查上午上课要用的课件,拷入优盘;为女儿烘干校服,准备早餐。六点五十,叫醒女儿,催促她洗漱用餐,自己也匆忙收拾整齐,吞下一杯牛奶两片面包。女儿上学,我骑车到学校上课。公事私事,纷纷繁繁,忙碌到晚饭后,坐下看几页闲书,一边回复学生的贺年短信,然后想起——

     该换一本台历了。
过程(2009-12-25 23:10)

私人纪念日,无暇写文,发图纪念。

 

我和妹妹。南京旧居(已拆迁)小院。

 

 我和知青点同学。延安富县直罗镇文家庙村。

 

我和女儿。华山之巅。

 

我们全家。腾格里沙漠。

 

我和同事、学生。成都郫县鹿野苑。

 

我。江苏镇江北固楼。

 

工作照,本学期“中国诗歌艺术”课课堂。视频截图。

  
“天空未留痕迹,鸟儿却已飞过。”
  
人生,过程而已。
    

一位选过我课的外系女生,好学,敏感,来信倾诉近来的焦虑、烦恼,关于就业的压力,人际交往的苦恼等。对于具体的困境,我其实没有任何解决方法,而且人生会不断面临各种烦恼,只能在困境中学习摆脱困境。我回信谈了看法——
  
  某某同学:
  读你的信,一边想象你坐在荷花池边的椅子上给我写信的情状,很感动。
  
  谢谢你的信任。能把憋在心里的话向人倾诉就会好受许多,我很高兴做了听你倾诉的人。
  
  你非常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这真好。我并不觉得你封闭(喜欢运动、喜欢打球的人怎么也不像封闭的人),你可能只是比较内向和敏感。至于不够坚强,我想我们本无必要要求自己“坚强”的。
  
  我估计是家境以及以后就业的压力使你产生了焦虑感,这感觉可能不止你一人有。不仅现在,就是以后毕业、工作了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惶惑。这些不良情绪越怕就越觉得挥之不去。我想这情况在年轻时大家好象都差不多。以后岁数大了,历练多了,焦虑就不太严重了。倒不是有了什么治疗良方,而是经历的事多了,心理成熟了。明白各种不良情绪不过像流感病毒,时不时来侵袭一下。抵抗力强就无事,弱了就中招。中招就中招吧,身体病了就休息,内心不快就转移注意力,自己找点愉快事,或是向人倾诉一下,背人处哭一场,也就过去了。人生是烦恼不断的,我们的抗病毒能力就在烦恼中慢慢增强。到我这样的年龄,遇到不快,听听音乐,给孩子做道好菜,一打岔,就过去了。你也能做到的,就是需要点时间和阅历。
  
  至于变化的友情,也不要过度烦恼。人生在世,能称知己的不会有几个,维持终身的友情不会有太多。大多数人只是我们的同学、同事,或某一阶段的友人。求大同、存小异就能愉快相处。友情无法在天平上称到完全对等。你付出,是你感情的需要,为他人的付出是真心诚意的、快乐的,你享受这过程即可,不要求对方做同等付出(实际也是做不到的)。这样就可淡看友情的变化了。
  
  时间不早了,先谈这么多,祝愉快!
唐代有个叫王播的人,早年死了父亲,家境清寒,曾经住在扬州的一所寺庙里读书,到了饭点就跟着僧人吃免费的斋饭。住得久了,和尚讨厌这个蹭饭的,故意将开饭敲钟改为饭后才敲。王播听到钟声赶去吃饭,人家却早吃过了。如此难堪,当然无法再住下去了。二十年后,王播做了高官,前呼后拥来游旧地,看到自己以前住在庙里时写在壁上的字都被覆上碧纱精心保护起来,感慨万端,于是在墙上题诗:“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以后“饭后钟”、“ 碧纱笼”就成了诗歌中常用的典故。
  
  王播早年的遭遇似乎很值得同情,但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好像不这样看。他在《石塔寺》诗中说:“山僧异漂母,但可供一莞。何为二十年,记忆作此讪。斋厨养若人,无益只贻患。乃知饭后钟,阇黎盖具眼。”小庙里的和尚不是什么得道高僧,也不是那个招待韩信吃饭而绝不图报答的漂母,对他们的势利眼,付之一笑就是了,何至于一点小事记二十年,专门写诗来嘲弄、羞辱他们呢?可见你王播的心胸、气度实在不怎么样,当年和尚饭后敲钟,让你饿肚子,倒真是颇有远见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诗 “无益只贻患”,这应是有所指的。据新、旧《唐书》,王播是个很有行政能力的官员,同时又是不顾百姓死活、拼命出“政绩”以谋求高位的人。他在淮南节度使任上时,当地大旱,百姓甚至“人相啖食”,他仍想方设法横征暴敛,向朝廷进献大量财物,超额完成赋税任务。皇帝满意,民间怨声载道。即使是说话遮遮掩掩的正史,也评价王“随世沉浮,不存士行,奸邪进取,君子耻之”。养活王播这样的人,对天下百姓来说,可不是没有好处只有祸患吗?
  
  历史上王播这样的人不止一二。战国苏秦,游说秦国失败归家,妻子不理睬,嫂子不给饭吃,父母不当他是儿子。以后发愤读书,说六国抗秦,衣锦还乡,父母率全家恭迎,妻子低眉顺眼,嫂子跪伏在地。这场面他不觉难堪,还要得意洋洋地嘲弄嫂子:“你为什么前倨后卑啊?”逼得嫂子当众说:“因为您现在地位高、钱多啊”。汉代朱买臣贫穷时妻子请求离婚,发迹后羞辱前妻及其后夫,逼得前妻自尽。这样的行为,实在难称高尚;这样的胸怀,实在过于狭窄。
  
  如王播们,曾受尽白眼,备尝艰辛,也曾悬梁刺股,胸怀大志,但他们的“志”,不是解民倒悬,救民于水火,而是苏秦感叹的“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是一味谋求权和利。因此,他们发迹了,横征暴敛出政绩、求进取者有之,贪婪无度中饱私囊者有之,作威作福倒行逆施者有之。在他们心中,惟独没有天下苍生的方寸之地。
  
  看来,不是所有的“饭后钟”主角都值得同情。
  
  (已载昨日《成都日报》。)
  
了解了一下微博(2009-11-22 22:29)
好几年前,女儿还是小学生时,某周末坐在电视机前看得酣畅,不时激动尖叫。为了讨好她,我凑过去同看,好像是什么比赛,台上一着银白短西装的“小伙子”正舞弄着落地式话筒又唱又跳,我发表观感说“这个男孩挺帅气的”,女儿气愤地大叫:“什么男孩啊?这是超女比赛,春春啊!妈妈你连春春都不知道,完了完了,out了!”
  
  为了不out,我跟着女儿变化中的业余爱好,知道了F4、流星雨(包括“流星雷”)、哈利波特、柯南、刘谦等一大堆虚虚实实的东东,赢得了和她平等对话的权利。
  
  近来,又听到有人惊讶地说:“您写了几年博客,竟然连微博都不知道啊”,没说出的想来就是“完了完了,out了!”
  
  人生岁月向晚,最怕被熟悉而越来越快的生活圈子甩出既定轨道,所以有权的怕退居二线由“长”变“员”,有势的怕失去话语权,像俺这无权无势的怕的就是女儿和学生说out,您老人家落伍了,出局了,我们不带您玩儿了。
  
  为了不 out,我不惜在周末花费两小时了解了一下微博。这才知道真是落伍,不仅国外的Twitter(推特)已流行了三年多,就是国内的“饭否”等微博网都火爆过头而被相关方面以不和谐的理由封了。倒是新浪微博因大量名人、明星的加盟方兴未艾,正好我有新浪博客的帐号,就注册了上去看看。
  
  晕头转向一番,总算大致弄清这条“围脖儿”是什么东东,也看出它好处不少:
  
  1、方便快捷。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结合的方式,既可以电脑更可以手机写作、发布。让博客写作变成极简单而时效性极强的事。试想一个路人偶然经过某事故现场,可以手机拍照,加上几句话的说明,立即发布到互联网,其速度绝对快过任何一种传统媒体。
  
  2、写作无门槛。你是名作家也好,小学生也好,都得受140字一篇(或称“一条”?)的字数限制。会发短信就可以写博客,大大满足写作欲、倾诉欲、发表欲、传播欲。
  
  3、博客的交流方式是面对面,微博则是背对脸(术语叫跟随,follow)。你写你的,发你的,N多人在你背后探头探脑,你不用理睬任何一个,很酷很帅。终于明白名人、明星为什么都蜂拥戴上了围脖儿。
  
  4、目前,微博网站暂时没有屏蔽及信息过滤等功能,不会一遇敏感词就发不出去。
  
  但仔细想想,微博的每一优点似乎也一一对应着弊端:
  
  1、方便快捷的微博在发布大量有用信息的同时必然挟带着大量的垃圾信息。人人写人人发,网络文字如洪水滔天。从作者角度说,偶有真知灼见,灵光一现马上被淹没;从读者说,生也有涯,一生能有多少时间披沙拣金,从这文字洪水中淘点有用的东西?比如牛博网创始人罗永浩有篇微博说:“我年纪越大,就越觉得那些心理阴暗,一肚子心计,满脑子阴谋论的人,是因为智力不够。这和我小时候的认识是大致相反的。尽管存在个体差异,但是整体上,足够聪明的,进化得更好的人群,通常会倾向于选择公平、正义,更容易具有坦诚、善良的品质。”这么好的见解,我竟是从三联周刊一位编辑的微博转发中看到,再找罗本人的微博,这段话都不知被冲到何处去了。
  
  另外,手机写作固然有随时随地的方便,但对我这样不擅长发短信的人来说却不方便。有时一下课,看到手机上竟有七八条需要回复的短信真是惊恐,有的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可说清的,我会干脆打个电话过去。回复短信就够费劲的了,要是博客也用手机写,真是想想都头大。当然有人会说在无条件上网时用手机写博方便,可我又不是名人,用不着时时报告行踪以便粉丝follow,要是十天八天上不了网,就正好保养一下昏花老眼和退化中的颈椎嘛。
  
  2、写作无门槛很好,140字的限制让任何人都难以字斟句酌。可是长此以往我们已经支离破碎的母语会不会更加惨不忍睹?我们已越来越不将文字当回事,无耐心阅读一篇逻辑严密的文章,更不用说一本态度和文字都老实严肃的书籍。自己“写作”时则随意涂抹,无思路无结构无逻辑甚至无序如梦呓。本科毕业生、研究生写一千字出十几个病句早已司空见惯,每年我看研究生论文时会花大量时间划出病句、笔误及用错的标点符号令学生改正。快餐式地读,随随便便地写,本来纯属个人自由,但要是大多数读书人都热衷于如此读和写,是不是有点可怕呢?我不知道,只知道要是反对肯定会被拍砖。但请理解我作为一个中国文学课教师对自己母语的执着情怀。
  
  3、将后脑勺冲着关注者的“交流”(这叫“交流”吗)会令一些人深感别扭。比如我从来就是既不帅更不酷的笨人,习惯于面对面和人打交道,既不想follow任何人,也没奢望过别人follow我,明星(包括学术明星)的境界离我太远,我还是老老实实、安安静静写博客吧,起码还能练练文字表达。
  
  4、无屏蔽、过滤本是我最看重的优点,但用脚后跟也想得出来这优点还能维持多久。我不敢奢望。
  
  了解过了,说完了。微博是有意思的新玩艺儿,有些功能很不错(比如即时发布新闻),但对我来说,不合适。
  
  Out就out吧,我不玩。
编前语:外子购《读书》三十年光盘版给我,第一期首篇就是《读书无禁区》,发表于1979年春。是时春风拂面而余寒尚在,文章观点与风格可能已不为今日读者所习惯(如随处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标签,动辄诿过于“四人帮”),但却是三十年前的真实样貌。至今记得1979年秋季我入大学后在学校图书馆期刊室初识《读书》时振聋发聩的感觉,从此我做了该杂志三十年的读者,直至她今日成为鸡肋,依然会徘徊书店,犹豫再三,最终购一本袖之而去。借网络语模式说:我珍藏的不是杂志,是三十年来对“读书”这件事的美好感觉。
  
  前几日,我上学期教过古代文学的新闻班同学学习采访,邀我做他们的实验标本,问了许多问题,包括三十年前的大学生为什么热爱读书。我真被问住了,因为觉得这件事和吃饭睡觉同样寻常,读书人不读书又做什么呢?上大学不就是专门来“读书”的吗?重读这篇文章,回想三十年前对书籍的渴慕,竟有恍若隔世之感。
  
  不说了,贴文——
  
  
  读书无禁区
  
  作者:李洪林
  
  原载:《读书》1979年第1期
  
  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间,书的命运和一些人的命运一样,都经历了一场浩劫。
  
  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书籍,一下子都成为非法的东西,从书店里失踪了。很多藏书的人家,象窝藏土匪的人家一样,被人破门而入,进行搜查。主人历年辛辛苦苦收藏的图书,就象逃犯一样,被搜出来,拉走了。
  
  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成了书的监狱。能够“开放”的,是有数的几本。其余,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通通成了囚犯。谁要看一本被封存的书,真比探监还难。
  
  书籍被封存起来,命运确实是好的,因为它被保存下来了。最糟糕的是在一片火海当中被烧个精光。后来发现,烧书毕竟比较落后,烧完了灰飞烟灭。不如送去造纸,造出纸来又可以印书。这就象把铁锅砸碎了去炼铁一样,既增加了铁的产量,又可以铸出许多同样的铁锅。而且“煮书造纸”比“砸锅炼铁”还要高明。“砸锅炼铁”所铸的锅,仍然是被砸之前的锅,是简单的循环;而“煮书造纸”所印的好多书,则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他们的顾问等等大“左派”的“最最革命”的新书。这是一些足以使人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新书,其“伟大”意义远远超出铁锅之上。于是落后的“焚书”就被先进的“煮书”所代替了。
  
  如果此时有人来到我们的国度,对这些现象感到惊奇,“四人帮”就会告诉他说:这是对文化实行“全面专政”。你感到惊讶吗?那也难怪。这些事情都是史无前例的。
  
  是的,对文化如此摧残,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烧过书。他烧了多少?没有统计。不过那时的书是竹简,写在竹片上的,按重量说大概很不少,但是从种类和篇幅说,肯定比不上林彪和“四人帮”对书籍这一次“革命”的战果如此辉煌。
  
  烧的烧了,煮的煮了。剩下一些劫后余生的书籍怎么办呢?大部分禁锢,小部分开放。
  
  在“四人帮”对文化实行“全面专政”的时候,到底禁锢了多少图书,已经无法计算。但是可以从反面看出一个大概。当时有一个《开放图书目录》,出了两期,一共刊载文科书目一千多种。这就是说,除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书籍之外,我国几千年来所积累的至少数十万种图书,能够蒙受“开放”之恩的,只有一千多种!
  
  除了秦始皇烧书之外,我国历史上清朝是实行禁书政策最厉害的朝代。有一个统计说清代禁书至少有二千四百余种。蒋介石也实行禁书政策,他查禁的书不会少于清朝。但是,和林彪、“四人帮”的禁书政策相比,从秦始皇到蒋介石,全都黯然失色。理工农医书籍除外(这类书,秦始皇也不烧的),清朝和国民党政府查禁的书,充其量不过几千种,而“四人帮”开放的书,最多也不过几千种,这差别是多么巨大!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凝集着人类文化的各种各样的图书,绝大部分终年禁锢在寒冷的库房里,只能和樟脑作伴。如果图书都会呼喊的话,当人们打开书库大门的时候,将要听到多么可怕的怒吼啊!
  
  历史是公正的。对人和书实行“全面专政”的“四人帮”,被愤怒的中国人民埋葬了。在中国的土地上,春天又来临了。被禁锢的图书,开始见到阳光。到了一九七八年春夏之交,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发生了。门庭冷落的书店,一下子压倒美味食品和时式服装的店铺,成了最繁荣的市场。顾客的队伍从店内排到店外,排到交叉路口,又折入另一条街道。从《东周列国志》到《青春之歌》,从《悲惨世界》到《安娜•卡列尼娜》,几十种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被解放,重新和读者见面了。那长长的队伍,就是欢迎这些精神食粮的行列。
  
  这件事也引起外国客人的注意。通过重印世界文学名著和学术名著,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在文化、教育、科学、艺术各个方面拨乱反正的实践,外国朋友们看出来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回到世界文明的大道,要把人类已经获得的全部文化成就,作为自己的起点,用空前的同时也是现实的高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
  
  象极度干渴的人需要泉水那样,一九七八年重印的一批名著,瞬息间就被读者抢光了。经过十年的禁锢,中国人民多么渴望看到各种各样的好书呀!
  
  但是,书的禁区还没有完全打开。因为有一个原则性的是非还没有弄清楚,“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还在作怪,我们一些同志也还心有余悸。
  
  这个原则问题就是: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
  
  把书店和图书馆的书封存起来,到别人家里去查抄图书,在海关和邮局检扣图书,以及随便把书放到火里去烧,放到水里去煮,所有这些行动,显然有一个法律上的前提:人民没有看书的自由。什么书是可看的,什么书是不可看的,以及推而广之,什么戏是可看的,什么电影是可看的,什么音乐是可听的,诸如此类等等,人民自己是无权选择的。
  
  我们并没有制定过限制人民读书自由的法律。相反,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读书总算是文化活动吧。当然,林彪和“四人帮”是不管这些的。什么民主!什么法制!通通“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些封建法西斯匪徒的原则很明确,他们要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人民当然没有一点自由。问题是我们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清楚。他们主观上不一定要对谁实行“全面专政”,而是认为群众都是“阿斗”,应当由自己这个“诸葛亮”来替人民做出决定:什么书应该看,什么书不应该看。因为书籍里面,有香花也有毒草,有精华也有糟粕。人民自己随便去看,中了毒怎么办?
  
  其实,有些“诸葛亮”的判别能力,真是天晓得!比如,《莎士比亚全集》就被没收过,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还被送到公安局,你相信吗?如果让这种“诸葛亮”来当人民的“文化保姆”,大家还能有多少书看?究竟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应当怎样对待毒草?这些年让“四人帮”搅得也是相当乱。例如,《瞿秋白文集》本来是香花,收集的都是作者过去已经发表过的作品,在社会上起过革命的作用,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已成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后来据说作者有些什么问题,于是,这部文集就成了毒草。谁规定的呢?没有谁规定《翟秋白文集》应当变成毒草,而是“四人帮”的流毒,使人把它当作禁书。
  
  文学书籍,被弄得更乱。很多优秀作品,多少涉及一些爱情之类的描写,便是“毒草”,便是“封、资、修”。便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四人帮”这一套假道学,到现在也还在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因为它道貌岸然,“左”得可怕。以致有人象害怕魔鬼那样害怕古今中外著名的文学著作。本来在社会生活中,“饮食男女”是回避不开的客观现实。在书籍里面,涉及社会生活的这个方面,也是完全正常的现象,许多不朽的名著都在所难免。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即使其中有不健康的因素,也要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不要因噎废食,不要“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把很多香花都看作毒草。
  
  对于包含香花和毒草在内的各种图书,应当采取什么政策?
  
  任何社会,都没有绝对的读书自由。自由总以一定的限制为前提,正如在马路上驾驶车辆的自由是以遵守交通规则为前提一样。就是在所谓西方自由世界,也不能容许败坏起码公共道德的黄色书籍自由传播,正如它不能容许自由抢劫、自由凶杀或自由强奸一样。因为这种“自由”,势必威胁到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任何社会,对于危及本身生存的因素,都不能熟视无睹。无产阶级的文化政策,当然更不会放任自流。
  
  不过一般地讲,把“禁书”作为一项政策,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封建主义利于人民愚昧。群众愈没有文化,就愈容易被人愚弄,愈容易服从长官意志。所以封建统治者都要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要开列一大堆“禁书”书目。其实,“禁止”常常是促进书籍流传的强大动力。因为这种所谓“禁书”,大半都是很好的书,群众喜爱它,你越禁止,它越流传。所以“雪夜闭门读禁书”成为封建时代一大乐事。如果没有“禁书政策”,是不会产生这种“乐事”的。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全部人类文化,不是采取仇视、害怕和禁止的态度,而是采取分析的态度,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同时我们也有信心,代表人类最高水平的无产阶级文化,能够战胜一切敌对思想,能够克服过去文化的缺陷,能够在现有基础上创造出更高的文化。因此,我们不采取“禁书政策”,不禁止人民群众接触反面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二十二年前批评过一些共产党员,说他们对于反面东西知道得太少。他说:“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6页)毛泽东同志特别警告说,对于反面的东西,“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同上,第349页)
  
  连反面的东西都不要封锁,对于好书,那就更不应当去封锁了。
  
  当然,不封锁也不等于放任自流。对于书籍的编辑、翻译、出版、发行和阅读,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对于那种玷污人类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因为这类图书,根本不是文化。它极其肮脏,正如鲁迅所说,好象粪便或鼻涕。只有甘心毁灭的民族和完全腐朽的阶级,才能容许这种毒菌自由泛滥。当然这种毒品是极少的。对于研究工作所需而没有必要推广的书籍,可以少印一点。但是不要搞神秘化,专业以外的人看看也是完全可以的。世界各地的各种出版物,都要进口一点,以便了解情况。有的要加以批判,有的要取其有用者为我所用。不要搞锁国主义,不要对本国保密,当然也不是去宣传。至于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则应当充分满足人民的需要,这是提高我们民族文化水平和思想境界不可缺少的养料。不要前怕虎,后怕狼。要相信群众,要尊重历史,要让实践来检验书的质量。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人民群众喜爱的书籍,必有它存在的价值。这是我们和书打交道时必须承认的一个客观现实。
  
  在书的领域,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好书奇缺,是一些同志思想还不够解放,是群众还缺乏看书的民主权利,而不是放任自流。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我们迫切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书。应当打开禁区,只要有益于我们吸收文化营养,有助于实现四化的图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都应当解放出来,让它在实践中经受检验。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纯”。空气里多少有点尘埃,水里多少有点微生物和杂质。要相信人的呼吸器官能清除尘埃,消化道也能制服微生物。否则,只好头戴防毒面具,光喝蒸馏水了。打开书的禁区之后,肯定(不是可能,而是肯定)会有真正的坏书(不是假道学所说的“坏书”)出现。这是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也用不着害怕的。让人见识见识,也就知道应当怎样对待了。
依然是细节(2009-11-15 20:42)


  
  2004年“五一”假期,我和同事阿奂教授率学生北上剑门关、广元。师生二十余人,浩浩荡荡,由北向南,做了足足三天的集体自助游。诸生各显所能:精于旅游的,规划路线,安排日程;长于交际的,租车,找旅店,买打折门票,与人讨价还价;耐心细致的,管理财务;年长老成的,则一路关照师妹们。研究生Y是湖南来的女孩,极小的个子,寡言。大家开玩笑说:你人生地不熟的,不用负什么责任了,别把自己走丢就行了。结果,三天中,分分合合,十几次集结,Y无一次迟到,总比预定时间略早一点到达集合地点,笑嘻嘻地等着大家。我预言:Y是一个会将自己的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的人,今生她会很幸福。
  
  Y拿到硕士学位后南下广州读博,毕业回到湖南,在一所大学当了教师。结了婚,选择的工作地点离公婆家近,既可照顾老人,又方便在广东工作的丈夫回家。我某次打电话,她那里笑语喧哗,坐了一屋子学生,显然她还是位受学生欢迎的教师。
  
  点评:一个不迟到的人,是对他人和自己都负责任的人,一定有能力将自己的人生安排得很“准时”。
  

  二
  
  家母年事已高,腿脚不便,就是在自家小区散步,也必拄拐棍。某日向晚,拄杖徐行,正小心翼翼下一台阶,背后走来一年轻女士,伸手搀扶。家母忙回头道谢,该女士怔怔地盯着家母眼睛,说:“呀,我以为你是个瞎子呢。”
  
  点评:不是所有想到的都应当说出来,实在要说,也可以考虑换个委婉得体的说法(如“我以为您眼睛不方便”)。舌头动得比大脑快,会让别人和自己都尴尬。
  

  三
  
  女儿的班主任老师讲的一件真事:老师的侄子是个学经济的大学生,成绩中等,大四时与另七位同学一同到赫赫有名的“珠海证券”实习。实习期满,该公司只留下老师侄子一人,并且很快和他签了约。原因很简单,公司经理注意到:在八个大学生中,只有这一个男生做任何事情都是小跑着去完成的。
  
  点评:还用说吗?
  


说明:我与不谦、阿明二兄应《成都日报》副刊部之邀,合写一闲话“国学”的小专栏。谢兄高才,纵横捭阖;刘兄博学,风格谨严。我附骥尾,勉为其难。幸好该专栏每周一期,我三周上岗一次,暂时还可敷衍。近来庶务纷繁,倥偬之际,无暇更新博客,且以本周已见报的千字小文填空(前两期为《朱家的智慧》、《苏武的生存能力》,已见诸本博),诸君幸勿见笑。

  
  汉武帝时的朱卖臣是个名人,因破东越的功劳位列九卿,又因为和著名酷吏张汤的恩怨告发汤,使汤获罪自杀,自己也被武帝诛杀。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朱买臣出名是因为他曾被妻子“休”掉。
  
  朱买臣一生事迹见班固《汉书》,民间流传的故事则偏重于他的婚姻部分,在宋元时被写成戏剧,加快了传播速度。元杂剧《渔樵记》、明传奇《烂柯山》以及现代京剧《马前泼水》虽结局不大相同,离婚的基本情节大致相似:勤奋的穷书生朱买臣妻子泼悍刻薄、嫌贫爱富,受不了清贫,强逼朱写下休书离异。朱遭此打击,益发刻苦,终于一举成名,衣锦还乡。前妻腆着脸来求复婚,朱将一盆水泼在地下,告诉前妻“你若能收覆水我带你回家”,真是扬眉吐气。
  
  而《汉书•朱买臣传》却是这样记载原始事实的:“(朱买臣)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呕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贵报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其后,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故妻与夫家俱上冢,见买臣饥寒,呼饭饮之。”朱买臣是个四十多岁还难于养家活口的男人,夫妻卖柴为生,他挑着柴担不叫卖却高声诵读诗书,可以想见这行为在寻常百姓眼中是何等怪诞。妻子是普通民妇,当然也看不惯,屡劝不止,遂生龃龉。妻子要求离异,并且再嫁。需要说明的是,在汉代,休妻常见,休夫也不罕见。上至王侯公主,下到平民百姓,女方要求的离婚时有发生。而无论是被休还是主动求去或是寡妇再嫁,女性再婚并未受限制。汉武帝姐姐平阳公主休了丈夫曹寿再嫁大将军卫青,临邛富家女卓文君孀居随司马相如私奔,《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兰芝被休回娘家求婚者接踵而至,虽是虚构故事却折射现实。朱买臣妻估计年龄已在四十岁以上,很快再嫁,可见女性离异、再婚较为自由。大约此事对朱买臣也算不得什么沉重打击,他卖柴、读书,依然故我。而买臣妻虽“目光短浅”,却非无情义之人,后夫显然也善良厚道,夫妻二人扫墓时遇见饥寒交迫的朱买臣,还款待他吃了顿饱饭。
  
  这段史实的结局也是悲剧,却是朱买臣一手造成。他发迹还乡,“会稽闻太守且至,发民除道”,“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买臣驻车,呼令后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居一月,妻自经死。”地方上令百姓清扫道路迎接新太守,朱在服劳役的队伍中看见前妻与其后夫,把他们带回太守府,给点吃喝养着,不是报一饭之恩,是让他们旁观自己的富贵显赫,以羞辱“愚蠢”的女人和她无辜的后夫。买臣前妻身陷如此难堪境地,连后夫也被牵连受辱,这个不幸的女人只能以一死来维护可怜的自尊了。
  
  自尽的女人不知道,千年以后,她被改造成薄情寡义、嫌贫爱富又厚颜无耻的泼妇形象出现在戏台上,而她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刻薄前夫则被塑造成一个励志故事的主角,鼓舞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
 
答某旅游杂志记者问(2009-11-03 08:25)
我的一位研究生,现任某旅游杂志首席记者,为策划一个家庭旅游主题,广发问卷。我因为从小女五岁开始就利用寒暑假携其自助游,也荣膺其列,被“问”了一番。杂务纷繁,草草交卷。过后浏览,虽仓促答卷,也还有一两条可看的。尤其欣慰的是,上了高中无时间旅行的小女说“一想到小时候的旅游就有幸福感,现在这么忙也不算太痛苦了”。幸好,我未曾以工作忙为借口而错失了和孩子一同旅行的最佳时机,否则,会遗憾终身的。
  以下为问题及答卷:
  
  1、在你的旅游经验里,跟团的好处和坏处分别是?
  
  我有限的几次跟团都是被动跟团,即随单位旅游,不是自己做主的。不足之处如景点缩水、大量购物及少数不良导游安排的消费陷阱等都不细说了,这些弊端说的人太多,而且参团者自己也有一定责任,比如购物的理性(到商场转一圈不买东西也算与人方便,让旅行社挣了人头费,大家都得吃饭嘛),陷阱自己有充分准备也不至于掉进去。最大的问题在于景点的安排上,借我一个同事的话说:跟团让你最不爽的是你不知道这个地方还应不应当来第二回,重要景点好像都去了,可全走马观花,意犹未尽。再来吧,浪费金钱和时间;不来呢,心有欠欠。就是说,最糟糕的是败坏了你对旅游的感觉。
  
  当然跟团也有好处:一般情况下,比自助游(尤其是没在出行前做足功课的自助)省钱;省心,适合于不想多动脑筋或习惯于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人,一切别人安排好,你只要记住集结时间即可;还有一个好处——一些风光绝佳、肯定要去第二次甚至N次的地方,第一次跟团探探路也不错,起码会知道这条线路上哪些景点是自助游时可以删去的。我第一次去海南是随单位跟团五日环岛游,以后两个冬季陪父母去海南,全自助,果断删去海口、东线、西线所有景点,直飞三亚,预先订好性价比高的酒店,让父母以在酒店看大海为主,其间打车去天涯海角、南山转了一圈,就从三亚飞回家了。
  
  2、你的旅行习惯是?比如,如果跟团,你的选择标准是?价格、路线、时间、旅行社的品牌度……等等,你看重的是什么,为何?如果是自助游,你通过什么渠道来安排你的路线、交通、住宿等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曾经困扰过你?你在这方面积累了些什么经验?
  
  我自己做主的旅游全是自助,主要通过旅游网站了解线路信息、安排住宿。至于交通,机票在价位合适时购买。当地使用公共交通,公交、出租、包车,视具体情况定。
  好像没有太多困扰。
  经验谈不上,出行前作足功课最必要,不打无准备之仗。
  
  3、大家选择跟团出游的最大原因是省事和便宜,关于这两点你是如何看待的?
  
  是省事,但也省略了旅行的新鲜、新奇,得不偿失。
  
  一般情况下,跟团比自助便宜。但自助如果安排得好,如买低折扣机票,住廉价而干净的家庭旅馆等,费用也不见得比跟团高多少,何况玩得痛快得多。
  
  4、你认为前期花大量时间在对旅游目的地的考察上,是否是必要的?
  
  非常必要!
  
  5、关于旅行途中的意外,或者困难,你是如何看待的?
  
  是意外的困难,也是意外的刺激,意外的惊喜。这是我选择自助游的重要理由,尤其是带孩子旅游,这些意外会教会孩子许多东西。
  
  6、你认为一次优质的旅行,哪些因素是必备的?你是如何达到这些目的的?
  
  以下因素排名不分先后:
  
  金钱。自助游会发生许多超计划超预算的事,意外甚多,比如在某地算好时间去乘机场大巴,却被告知该城市只有从机场进城的大巴,没有去机场的(这是真事),时间紧迫,只能乘出租,这就绝对多花钱了。所以比预算多出20%到50%的金钱(信用卡和现金)是必须准备的。
  
  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自助游有许多说不准,第一天住在星级宾馆,第二天就可能睡10元一晚的小旅店。时间充裕时可以逛街找到可口的饭菜,来不及了就路边买块煎饼啃着赶路。有时还要走很长的路或爬山,身体弱、心理弱都受不了。
  
  出行前对旅游地信息的充分掌握。网络上有大量信息,正反面的都要看,了解愈多愈细,旅行就愈顺利。
  
  7、这几年的旅行,你都是和和孩子一起的,这样做的最大的考虑是?
  
  让孩子开眼界、长见识、练体魄、强心智。
  
  8、和孩子一起旅行,你在选择目的地、路线等时,更多的会考虑哪些因素?比如是培养孩子的人文修养,会多去人文含量丰富的景区?为了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会选择条件艰苦一点的户外旅行?……等等
  
  首选人文含量丰富的景区,比如中国的四大佛教石窟都带孩子去过,五岳也只剩南岳没去了。
  
  同时也会选择一些艰苦的路线,比如女儿八岁多时带她徒步穿越黄山西海大峡谷,背着水和压缩饼干,六小时走在几乎无行人的峡谷(总共只遇到对面穿越过来的六个人:一批是三个韩国留学生,另一批是父母带着12岁女儿,女孩哭着要求返回去,父母还以小女为榜样教育女儿),途中遇大雷雨,淋得湿透,女儿后来还发了烧,但这样的旅行依然是值得的。
  
  9、你是如何看待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旅行对孩子心智的影响的?包括,旅行是否和其他培养方法一样重要?
  
  与其他培养方法同样重要。看风景,学人文、历史、地理知识,比书本得来的直观、有趣、记忆深刻。更重要的是,看各地不同的民情风俗,与各色各样的人打交道,孩子能学会与人沟通,并学着理解人。我出门旅游所有环节都让孩子知情和参与,订票、订房、包车时与人讲价,孩子都在一边看着,问路一类事情有时就让孩子去。孩子在这过程中学到的全是书本不会教的东西。
  
  有一年,我们从山西太原去五台山,邻座是位第一次出远门的天津中年女士,一个虔诚的居士,是到山上某寺参加一个佛教修习班的,人很善良,上车就给老人让座,一路给我讲佛学知识。车开到陡峭山路上,她害怕起来,直说“哎呀,这车怎么这么快”,我还没想好怎么宽慰她,女儿抢先说:“阿姨您别怕,您这么虔诚,这么善良,佛会保佑您的,我们都跟着您沾光呢,不会有事的。”对一个佛教信徒来说,这恐怕是最好的安慰了。该女士感动得直夸小女懂事,下车时一定要送女儿两张宣传佛教的光盘。当时女儿还只是个五年级小学生。
  
  10、和孩子一起旅行,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孩子是不是也从旅行当中收获了很多。比如呢?
  
  最大收获当然是孩子变得比在家“懂事”了(如上述)。这就是成长,远比考试得个高分有意义得多。类似的成长还有意志得到了磨练,小时候在家挑食,出门什么都吃,饥一顿饱一顿也不在乎;走很长的路、爬很长时间的山也不叫苦。这些还都是自觉自愿的,因为旅游的新鲜有趣,甘愿吃苦头。
  
  还有些具体的能力也得到了锻炼,比如女儿虽然从小就说不想学文科,但作文一直写得不坏,小学三年级去过龙门石窟,回来就在作文中写:“我望着卢舍那大佛的眼睛,心中好像开出了一朵美丽的莲花。”这些当然是拜旅游之赐了。
  
  小学六年级寒假,女儿随父亲到昆明,父亲有公务,白天开会,女儿在宾馆没事干,就研究人家大堂放的各种旅游小册子,给自己和父亲设计了一个周末丽江游,然后跑到附近几家旅行社去咨询跟团的线路、价格,不跟团只订机票、宾馆的价格,反复比较,虽然不计成本地和我通了两次电话商讨,但基本是自己作了决定:到一家旅行社订票订房,自助游丽江。考虑到机票价格变化快,还很老练地拿了自己的户口本、父亲的身份证号要求人家先订票,中午付款取票。中午父亲休会,她就拿了钱去付款,人家说小姑娘能干啊,她说我七年前就跟我妈自助游了。
  
  这些大概都算收获吧。
  
“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
  
  小时候,听外公一管洞箫吹《苏武牧羊》,低回幽咽,亘古的寂寞从竹子的六孔中缓缓流出。然后知道了苏武的故事。小小年纪,对忠臣节操、民族大义之类不甚了了,但将苏武视若神明,竟有人能靠吃冰雪和羊毛活十九年,真是想不佩服都不行。
  
  待上了大学,读了《汉书》,才知道真是大大的误解。“饮雪吞毡”发生在苏武被匈奴扣留的初始阶段,时间不是十九年,是“数日”。由于副使的轻率,大汉使节苏武被牵连进匈奴内部谋反事件,以自杀避免受辱却被救活,单于“壮其节”,百计逼降。已死过一次的苏武再不求死,顽强求生。被囚禁在寒冷的地窖,无食物饮水,就靠着天降大雪,撕下毡垫上的羊毛充饥。几天后,匈奴人打开地窖,发现苏武竟还活着,像看见神仙一样惊讶。对这位神人,降服不了,又舍不得杀,于是送往荒寒寂寥的北海去放羊,扔给他一群公羊,一道难题:等这些公羊生了小羊,你就可以回家了。
  
  公羊绝对生不出小羊,苏武看不到终点的苦守就此开始。《汉书•苏武传》中几个细节再现了苏武十九年的生存实况:
  
  初到北海时,“廪食不至”,无人供给最基本的生活所需,苏武在极端环境中显示了惊人的求生意志与超强的生存能力——“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西北半荒漠地区的野鼠每年秋末贮存野草、草籽和谷类籽粒作过冬食物,苏武在断粮的绝境下,掘鼠洞求食,既得草籽又得鼠肉,艰难地维持生命。
  
  五、六年后,生活有了转机。单于弟於靬王到北海打猎。苏武露了一手绝活——结网纺缴,檠弓弩。捕兽要有牢固耐用的猎网,苏武会编;射鸟的箭尾部要系又细又结实的线绳,苏武会纺;弓弩用久会变形,需要技艺高超的工匠校正,苏武也会。有这样多实用技术的苏武深得於靬王喜爱,衣食充足的日子过了三年多。於靬王病重,临死不忘关照苏武,送他毡房、牲畜、各类用具。要不是苏武运气不好,被叛臣卫律的所率的丁零人偷了一回,他就彻底摆脱贫困了。冬天,苏武被偷了牛羊,但毡房还在,不至于露宿。而且,技不压身,有那些结网校弓的技能,总不至于饿死的。苏武后来在匈奴娶妻生子,就绝不是饥寒交迫的人可以奢望的。看来,汉人苏武把自己照顾得不错,而且,境况越来越好。
  
  我一直在想:汉族地区长大的太守儿子苏武从小就是不算锦衣玉食,起码也是生活富裕(长大也不愁饭碗,汉代二千石以上官员的儿子可任郎官,苏武三兄弟皆因父亲得官),他那些为游牧民族所必需的技能从何得来?有一种可能:苏武在汉曾任“栘中厩监”,负责为皇帝掌管鞍马鹰犬射猎用具,当然也统辖着相关工匠,苏武向工匠们学习过那些技能,日后在大漠穷荒派上了用场。另一种可能:在北海边等待公羊生小羊的寂寞无望岁月中,苏武向匈奴人学得了这种能养活自己的技术,而且凭聪明智慧做得炉火纯青,否则也不会那样被於靬王爱重,匈奴贵族大规模出猎,随从中怎会缺了校弓弩的匠人?无论如何,苏武不仅是一个信念坚定的人,还是一个善学习、勤动手、能迅速适应环境、生存能力出众的人。要不然,漫说十九年,十九天也坚持不下来!
  
  绝境求生,需要意志,需要能力。有时,还需要一点弹性。苏武被扣第二年,李陵降了匈奴,不敢见苏武,过了好些年,被单于派去劝苏武归顺。苏武与之酣饮数日,朋友情分固然在,但说到降匈奴,则分毫不为所动。李陵羞耻之心尚存,伤心愧悔而去。欲帮老友解决一下生计问题,又觉得没资格馈赠,让妻子出面送了苏武几十头牛羊。这可能是苏武在於靬王之后得到的最大一笔财富。不接受匈奴右校王(李陵封爵)劝降,但不拒绝旧友馈赠,正是苏武为人的弹性,与持汉节牧羊同样可圈可点。
  
  信念重要,对信念的顽强坚守重要,支撑起坚守的还得有超卓的人生智慧与实际的生存能力。否则,有十个苏武,也早饿死、冻死在北海,白首归汉也不过是望乡台上最后一梦罢了。
  
  有价值的人生,必是强悍的坚持,韧性的生存。
  
  
  以上是应成都某报之约发在该报副刊的一篇豆腐块文章,以下为未曾公开发表的“其他”:
  
  二十年前,我在母校陕西师范大学任教,春季学期,指导了几位八五级本科生的毕业论文。众所周知,那是个不平静的学期。学生们根本无心论文,就连教师也难以安坐书斋。不过毕竟是远离风浪中心的外省,从五月到六月,大部分学生还是在外界与内心的动荡不安中草草完成了论文。但直到八五级毕业离校,我指导的学生中有一个男生始终未曾露面。听学生说他因为在风潮中担任学生领袖被有关方面要求深刻检讨,不能分配工作(那时候的大学生还不是现在这样自主择业)。该男生我几乎无印象,经学生提醒才想起是陕西农村同学,成绩一般,很朴实很平常的样子,没想到却成了一个风云人物。
  
  快放暑假时,该男生来找我,检讨已做完,工作还在“待分配”状态,想将毕业论文做了,把本科的任务完成。这其实有一定难度,八五级的全部教学工作早已结束,成绩也已封存,系、校能否为这个肯定会受处分的同学破例很难说。仅凭无毕业论文成绩这一条,该同学就绝对毕不了业。我为此事专门找教研室主任(我的导师高海夫先生)、系分管教学的副主任(也是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前辈),感谢这些真心爱护学生的前辈,一路绿灯,分外顺利,系里还专门和学校教务处沟通,破例允许这位同学补写论文,依然由我负责指导。暑假过完,该同学总算是写完了论文,我给了及格的分数,他的大学本科全部学习任务完成了。
  
  新学期开始,我将调动工作到四川大学,忙着办手续,收拾行装。系资料室的老师送我许多旧纸板箱和长短不一的细塑料绳。某晚,我将书籍全部装了箱,琢磨着如何将那一大堆乱麻似的细绳变成可捆书箱的粗绳,敲门声响,是我指导论文的那位男同学,他还在学校等待分配,听说老师将调往外地,特来道别。此时我正将那些绳子一根根理出来结在一起,一头拴在窗框上,另一头自己扯着拧上劲,再从中间对折过去,两股合为一根绳子。他一看就笑,说老师,绳子不是这样搓的,我来。拿个小凳坐下,在乱绳头中理出一股踩在脚下,然后一手续细绳,另一手在自己腿上灵巧地搓动,光滑、结实的绳子就不间断地从他手掌下吐出来,他边搓绳边和我聊天,搓好的行李绳在旁边一圈一圈地盘起来。我简直看呆了:你从哪里学的这本事啊?他说:跟我爷爷学的,我爷爷在我们家乡是编草鞋、草帽的高手。
  
  言谈中,看得出他心情不佳,毕业证领不到,工作无着落,那场风潮已落幕,他成了一个遗留问题,尴尬地被晾在母校。我和他聊起了《汉书•苏武传》,谈论苏武十九年中是如何谋生的,他越听越专注,眼睛逐渐放出光来。我说:你搓得这么好的绳子,有什么可怕的?他搓完最后一截绳子,站起来抖掉身上的碎绳屑,颇有豪气地说:就是,不分配就不分配,大不了跟我爷爷编草帽卖草鞋去!
  
  二十年过去,我再没见过这位同学,不知道他的情况,但我深信:一个有编草帽草鞋谋生的能力和心理准备的人,是绝不会活不下去的,相反,只会越活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