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方的文学杂志真正能够实现只发表本地作者的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这虽然有离于创办杂志的最初主旨和想法。但是杂志要想走出地方，造就所谓更大的全国影响力，就只能如此，就像足球队必须引进外地甚至外国球员，才有可能拿冠军一样。果真如此吗？未必。文学不同于足球，足球职业比赛是商业行为，带有锦标的性质，而文学是精神产品，文学杂志每年还有国家统一的经费资助，是养起来的一个文学载体。况且足球也有外援引进与本土球员培养的矛盾，而作为当地政府财政出资创办的文学杂志，却厚外薄己，以不切实际的刊物影响力为目标，仔细琢磨确实有点让人想不通。曾几何时，我们几乎所有的地方文学刊物，大多以约稿和刊发国内当红作家的作品为己任，一时间全国上下所有刊物的前几篇作品几乎是一副面孔，被名家占据，而本地作者只好点缀其后，成为陪衬人，或者为公开发表一篇稿子而苦恼，或者不得不在写作之外多花一些人际交往工夫。
    随着网络的普及，很多作者开始借助博客和文学网站发表作品，而出版门槛的降低，也使很多人只要掏钱就可以出书。文学杂志的传统地位开始削弱，阅读人数也无法与以往相比，但它依然是很多作者最主要也是最值得信赖的文学阵地，不少作者尤其是文学青年以在自己心仪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一篇作品而感到幸福和荣耀。
    我在文学杂志任职多年，深感业余作者发稿之艰难。我认识几个作者，他们曾向我抱怨，几年前在某某杂志通过了一篇小说，可至今仍然没有刊发，而多数作者向杂志投稿，更是石沉大海。所以文学杂志如何面对那些无名的尤其是本地的业余写作人群，应该是一个非常迫切的现实问题。也许今天他们还是无名小卒，投稿无门，但明天他们也许就是中国文学的栋梁。
    所幸北京作为首都率先迈出了一步。最近由北京作家协会编辑出版的《北京作家》杂志与我们见面了。虽然这还是一本尚未公开发行的试刊号，编辑和编务人员大都是兼职，甚至有的是义务为这本杂志做约稿、审稿和校对的工作。他们长期从事报刊编辑工作，具有丰富的经验。而编委会则是由北京作家协会的主席团成员、驻会作家张洁、刘恒、毕淑敏、史铁生、曹文轩、李青、徐坤、曾哲、王升山等和理论批评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白烨、孟繁华、陈晓明、解玺璋等组成。创办这份杂志的宗旨，正如北京作家协会驻会副主席李青在“卷首语”中所言，就是“为了多一个交流的园地，见面的会所，让大家辛苦劳作的成果在同行同道中间亮一亮相，尤其是那些暂时还籍籍无名的‘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推一推也许就出来了就火了有响动有声誉了。”
    我看了一下在这期杂志中露面的作者，清一色都是北京籍作家，囊括了从40后、50后、60后、70后到80后出生的作家，甚至还有90后的小作者。让我们在一本杂志中能够相当全面地领略北京老中青几代作家的最新创作成果。栏目头题是著名作家陈建功、徐坤、曾哲关于汶川地震的纪念文字，饱含感情和思索，表达了文学工作者对灾区人民的拳拳之心。“名家新作”发表的是刘庆邦的短篇小说《养蚕》。刘庆邦被文坛誉为“短篇王”，这篇作品依然显示了作家结构短篇的功力和精心，娓娓道来一段老人与小孩养蚕的故事。凸凹、谭宗远、魏淑文、高若虹等都是在国内有知名度的作家和诗人，他们都为这期杂志奉上了自己满意的小说、散文和诗歌作品。凸凹的中篇小说《欢悦》描写了父子两代人几十年的生活，表现了小人物乐观豁达的人生境界。
    值得关注的是两位“80后”的文学新人——林遥和李艳婷。林遥是土生土长的北京郊区人，他的中篇小说《箔金少爷》将笔触深入到了都市的特殊角落，塑造了一位在夜总会做服务生的青年人的形象，并通过他的视角观察当今社会的某些阴暗部分。小说重点记述了他的成长以及在那种环境中如何保持自我，寻找和确定自己人生价值的思考。李艳婷原是外省来京就读的大学生，几年前，她响应国家号召，加入到“大学生村官”的行列落户北京农村。她的短篇小说《云落半山腰》将一个复仇故事讲述的张弛有度，意味深长，表达了人性的神秘和不可预料性。在这一点上，她似乎深得刘庆邦小说结构的神韵，使我看到北京年轻一代作家可喜可贺的创作前景。更让我欣慰的是这两位80后作家与时下流行的80后有明显的区别。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80后是“外星人”，说他们写了很多“我们没有见过的人”，这话虽有夸张的成分，但是我确实发现很多80后作家，在商业化的诱惑与浸泡下，写作似乎越来越远离文学本身，并刻意地与前辈作家或者与大众的日常生活划清界线。而林遥和李艳婷这两位80后，我观他们的小说，能感受到他们对前辈作家的传承和发扬，感觉他们是在现实中国这片热土上滋养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对社会和他人更富有责任感，对自我也具有内省和批判的精神，这或许就是他们将来写出更好作品的前提。所以，文学杂志应该把更多的位置留给年轻人，地方文学刊物也应该把更多的机会还给本土的作家们。这是我看《北京作家》的一点感触。
    当然，《北京作家》杂志还仅仅是一个尝试，它还面临着让更多读者阅读的难题，但它已经成为是北京的文学人以集体之力擎起的一面旗帜。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如“卷首语”所说，它“终致成就一份理想中的以鲜明风格吸引读者的文学刊物。”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70年代后出生（以下简称70后）作家开始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他们最先只是在二流文学期刊上默默无闻地发表中短篇小说，并未引起评论界和大众关注。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998年，在当年7月号《作家》杂志上，一批70后“美女作家”集体亮相，加之媒体的跟进报道，“70年后”这一代际概念迅速成为文坛“关键词”。但其后的发展因为掺杂了出版业的商业驱动，多少有点显得凌乱。最初的70后写作，基本是都市题材，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所多为酒吧、宾馆、饭店和一些公众娱乐场所，人物则多为桀骜不驯，思想解放的都市新生代，特别是1999年卫慧的《上海宝贝》出版后，引发颇多争议。一时间，70后几乎是都市病、世纪病、文明病的代名词，“欲望”成为他们被诟病的标签，似乎在一夜之间70后成了弃儿。当时正处在观念变革的高峰期，社会生活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无论是在价值取向、生活方式上，还是在文学视阈上，70后都与上一代作家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他们的作品产生争议在所难免。
    以我个人的观点，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是“云上的日子”的话，站在大地上的70后作家，注定是一群“看云的孩子”。我这样说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在思想解放的推动下，80年代的文学是不及物的，主要担负精神层面的建构与公共价值的确认，因此它有足够务虚的空间，可以像云彩一样不断变换身形。最关键的是，在文化全球化和商业时代到来之前，文学相对是一种比较单纯的精神活动。其二是90年代末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在生存压力、文化泡沫与文学理想之间徘徊的70后作家，既苦恼于自己生不逢时，错过了黄金时代，又不能彻底摆脱80年代文学的“地心”引力。虽然他们成熟了，有了自己的思想，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渴望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但迈出这一步，实在太难了。在这一时期，60后也产生了感觉错位，在他们眼中世界变得太快，需要不停地调整自己的世界观才能适应，但他们又自豪是有梦的一代，在精神世界里有财富积累，这也是70后最羡慕60后的地方。而80后并无这样的辎重，对所谓的本土“80年代文学”概念模糊，他们直接面对全球化语境。
    新世纪之初，70后作家掀起了长篇小说创作高潮，魏微的《拐弯的夏天》，戴来的《对面有人》，棉棉的《糖》，朱文颖的《高跟鞋》，李修文的《滴泪痣》等相继出版，作品虽然不少，宣传也热火朝天，影响却始终不大。甚至到今天，长篇小说对他们来说，依旧是个冷僻的领域。魏微、戴来和朱文颖，这三位有代表性的70后女作家，在2004年2月有一次文学对话，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她们仍处在焦虑与平缓的过渡期。包括同时出道的金仁顺、巴桥、周洁茹、陈家桥等人，70后作家的中短篇小说较早得到社会认同，及至2004年魏微以《大老郑的女人》获得鲁迅文学奖，70后作家终于登上最高文学奖台。
    2003年之后，随着徐则臣、乔叶、陆离、盛可以、李浩、鲁敏，以及稍后出现的田耳、冯唐、张学东、王秀梅、映川、权聆、海飞、了一容、丁燕、陈集益、柳营、黄孝阳、盛慧，上海三位女作家薛舒、滕肖澜、任晓雯等新生力量的迅速崛起，70后作家出现分化，群体性指认已经不能完整描述他们的状况，进入个体指认阶段的70后作家，人的区别逐渐取代了代的区别。我曾经对其中部分代表作家做过访谈，逐渐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区别于代际概念的重要信息，留给我深刻印象的如徐则臣关于“悲观的理想主义者”的观点，应该说是70后作家在客观延续前辈作家思想资源的基础上，正在努力建立自己的独立价值体系。
    另外，70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写作，如尹丽川、李师江、巫昂、李红旗、伊沙、徐江、张万新等，他们的创作包括诗歌、小说、评论、剧本和专栏、新闻报道等等。在文本实验上，70后也不乏其人，东君、弋舟、林苑中、朱山坡、徐东等都有所建树。在整个社会完成价值体系转换之后，最新出现的70后作家葛亮、李凤群、王棵、王十月、李云雷、崔曼莉、付秀莹、张好等一批人，身上更多的是对现实的适应而非叛逆。在这个基础上，70后作家踏上了寻找新的文学话语方式的艰难征程。
    还有一个人群不能忽略，那就是活跃在新媒体“网络”上的70后。在网络上，50后、60后老了点，80后有点淡然，只有70后才是网络写作真正的主流群体。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70后始终在网络上引领风潮。从时间的节点上看，70后与网络有天然的缘分，他们最早接触网络，而且热情始终不减。可以说，在网络文学形成、发展和壮大的十年间，随处可见70后的身影，因网络而成名的作家，百分之八十都是70后。他们当中第一代的有安妮宝贝、宁财神、李寻欢、邢育森、慕容雪村、今何在、江南、燕垒生、雷立刚；第二代的有水晶珠链、俞白眉、蔡骏、萧鼎、酒徒、金子、小雨康桥；第三代的有阿越、天下霸唱、烟雨江南、月关、雪夜冰河、晴川等。客观地说，网络上70后的整体实力并不逊色于他们的同代人，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必须说明的是，网络70后的出现使得整个70后群体更加丰富、多元。
    以代际描绘作家群体是一种“偷懒”的方法，难免以偏概全有失精准，这一点我是明白的。但对新世纪中国文坛出现的“代际”特殊现象，也不能视而不见，姑且依照约定俗成来进行表述。具有普遍意义的是，无论哪一代作家，由20到30岁的年龄阶段，都处在不稳定的时期，跨入30到40岁的行列，就会逐步稳定下来，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70后作家当然不能例外。看云的孩子长大了，一切才刚刚开始，对于一个作家来讲，40岁正是创作的旺盛期。

                             载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12月4日

             丽水策展记

    去丽水前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写了那么多策展辞，又赶着写《2009年中篇小说精选》的文本分析，实在是勤奋了一把。到丽水我其实主要是休息和放松的，会朋友，喝小酒，聊大天……
    我每次出门参加摄影界的活动，基本上都是独来独往，这次却带了个团队出来，比哪次都热闹。天津的摄影人大都与外界交流较少，这不行，所以必须要带他们走出来，走到中国摄影的第一线来，亮亮相。
    丽水国际摄影节结束后，没回家，在温州住了两天，和温州作家王手聚了聚，便又赶到连州国际摄影节去了。在连州我不策展了，当评委。稍后贴“连州评片记”。
　　
　　　　　　　　　（摘自藏策的博客）

策展很好很成功，藏策入选“丽水国际摄影节”的“十大策展人”。

与参观者交流

到藏策展区参观的老外

讲解图片 

接受采访

这位电视台的记者很专业

看更多图片请点击：http://www.photofans.cn/forum/showthread.php?forumid=130&threadyear=2009&threadid=103120

以及：

http://www.photofans.cn/forum/showthread.php?forumid=130&threadyear=2009&threadid=104541&PHPSESSID=3467c85657f2167092eb6247abb61982

　　　　　　　　　　　　从布尔津开始

　　　　　　　　　　　　　　李鲁平 张好好

　　李鲁平（以下简称“李”）：在你的诗歌中，我愿意把布尔津置于重要的位置，因此，如同你的人生从布尔津开始，我们关于你诗歌的对话，也从布尔津开始。位于阿尔泰山脉西南麓、准噶尔盆地北沿的这个中国西部小县，却因为放牧骆驼的布尔津、因为流入北冰洋的额尔齐斯河、因为神秘的喀纳斯湖，而为人瞩目。布尔津，你生长的这个地方，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地方；想想额尔齐斯河的流向，想想喀纳斯湖可以变换的颜色，这又是一个独特而令人费解地方。你个人觉得，布尔津对你意味着什么？她在你的人生中有过怎样的影响？

　　张好好（以下简称“张”）：十五岁之前，布尔津对我来说是寸步不离的地方。也许我思考过离开这个问题，也许没有。命运之手的力量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能体察到。这只手告诉我“只需追随，只需忍耐”。额尔齐斯河对岸是山是草原是蛇一样蜿蜒的柏油马路，有通向外面世界的白色的班车静悄悄来去。我曾经站在自家的屋顶上或者额尔齐斯河河堤上，长时间地看着班车缓缓地开过额尔齐斯河大桥，或者缓缓地从额尔齐斯河以南的外面的世界开进来，进到布尔津小镇。这是我童年印迹深刻的画面。许多来过布尔津的人知道我的故乡是布尔津，总会微微一惊。马步升对我的诗歌评论中说：“以人生的际遇而论，如果一个女人把童年和少女时光交付给布尔津，那么，她就是这片土地上曾经的公主，遍地鲜花为我而盛开，头顶日月为我而明灭，所有的鸟儿都在为我的美妙年华而伴奏，以后她无论遭遇什么样的人生命运，她都会挺起夏天的胸膛，向整个世界展现她天生的骄傲。”但是对于布尔津土生土长的人来说，无论是曾经有过苏联渡轮码头的布尔津，还是最终流入北冰洋的额尔齐斯河，以及有着瑞士风光之称的喀纳斯，我们不会让概念先入为主，主导一种骄傲的情愫流露。我们只是恰恰好地出生在了这里。这里有什么？实话说，这里除了山河秀美壮丽，这里在很多年前风大极了，蚊子极多，西伯利亚的寒流每年九月就开始入侵，冬天最冷的时候可达零下四十度。我们穿棉胶鞋，戴皮帽子，走在茫茫的雪原中。那时候布尔津是地道的简朴单调的西北小镇，我们的家就建在河边的戈壁上。为此，地平线和日出以及晚霞也成为我记忆的河流中永不泯灭的画面。那么，布尔津究竟对我意味着什么呢？用我的诗歌《生命之门》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上苍用北方的河塑你
上苍用西伯利亚的风吹开鸿蒙
我听见细细的血管，它们交通纵横
穿梭往来，这生命的清音，
是蓝色飘带清泉山涧的喧哗，神秘之门
为数不多的人穿行自如”

　　十五岁之后，我离开布尔津，坐白色的班车，过额尔齐斯河大桥，那一刻，世界用一种艰深的调子徐徐打开“潘多拉盒子”。我这么形容未来似乎有些过分。但是我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合适的词语了。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我觉得一种“湿热而焦虑”的病症浸入到我的骨髓里。这二十年里因为某种无法言说的痛苦我不断地选择，放弃，再选择，放弃。去过许多城市，唯独没有想过回到布尔津。身体的回归早已成为既定的不可能。但是，在最近的这两年里，精神上的布尔津完成了对我的救赎。当我用诗歌的形式再现我的布尔津时，我听见白杨树的叶片哗啦啦响在金色的阳光下：

“那时我的微笑清浅，神情肃穆。
天使的翅膀还在微风中与蜻蜓共舞。
我常常沿着河堤回家。
夕阳落在我的肩头。
风把我的刘海吹开。
我的红色方格外套的衣角飘飘。
这些淡淡的回忆日渐清晰。
正如酿造到最后时日的葡萄酒，
沉渣不知去向何方。
我愿意拥有透明的骨骼，
在每一个有月亮的夜晚。”
 

　　李鲁平：你在《布尔津》一诗中对“布尔津”的诠释出乎我的意料，你的意思是布尔津是“布你”，“布你”什么呢？布你一“津”，简单地说就是“给你一条河流”。我觉得这样造句很独特，我对这种就文字本身而扩展的想象十分欣赏。大自然给你一条河流，历史给了你一条河流，生活也给了你一条河流，都可谓是“布你以津”。我觉得你在《布尔津》一诗开始抒写的还是大自然的造化，你写的是马蹄声、渡轮的笛声以及归鸟和马灯中的河流，西去的额尔齐斯河。当然，自然的河流与诗人的主体意识之间也存在交往，“冰封的长河/熔炼、穿透、洗涤/复归造物主的心意”，“我便是那伏在艾蒿丛中安睡的小兽/月光与河水的白/河水的步伐多么整齐/大雪的力量，蓝天/星斗，桀骜不驯的苍鹰”，从这些诗句我能感受到布尔津的河流给予你的力量和信念。

　　张：对一个地名生发的称呼，总会有空穴来风之嫌。因为布尔津是蒙语音译，意思是放牧骆驼的地方。所以“布尔以津”四字的出现也许会令一些读者排斥，仿佛这只是个小聪明的伎俩。但是就如您对它的理解：给你一条河流。它与原意，与布尔津这个独特的地方其实具有了自然而然的通解的味道。我自己想表达的意思是“给你甘甜”。前面我说过，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我始终被痛苦和不安包围，为精神上的难以施展开敏感的触角而烦忧，但是回到精神的布尔津中，我获得了生命的甘甜和着陆大地的稳实。生活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会向往南方的四季如春。很小的时候看见大雁南飞，会由衷地羡慕。但是经历过生活对生命的锻造，突然明白，一条河流的春夏秋冬，年复一年的四种歌声的飘荡，对于生活在这条河流之畔的人来说，坚定的力量和信念将保护她一生。

　　李：如同我预料的你会为布尔津和额尔齐斯河歌唱，你的组诗《布尔以津》证明了这一点，你用一百首诗歌写春夏秋冬的家乡。我以为这一百首关于布尔津的诗歌不仅是你自己诗歌创作中重要的里程碑，也是布尔津这个不平凡的独特的西部小县的文化事件。在第一辑“春”里，你对“离海最远的土地”、祖国“最北的土地”热爱至极，你写“春天的四轮马车”、“北纬48度”的河流、三月的“薰衣草”、“桃花”以及“泉水”；你写林地上看书的女孩的美丽等待；你在《翻过栅栏》里描述布尔津的四月栅栏与围巾组成的爱情的布景；在《五月的歌唱》里描述布尔津“五月的胜利”写在冰河的脸上……等等，等等。在我看来，这些关于布尔津春天的诗歌，《卡瓦斯》是最富有匠心的，卡瓦斯是一种酒，是用水、风、呼吸、凝望、沉睡等原料酿制的酒，“柔美之河，刚硬之河，幽蓝湖泊，它们交汇的水/草原之上，山川之间，平原之上，它们交汇的风/白桦林里，苹果园里，蔷薇丛中，它们交汇的呼吸/高岗之上的太阳，幽谷之中的月亮，它们交汇的凝望/野芍药花蕊的蜜，庭院里攀爬的啤酒花，它们交汇的沉睡”，其实这样酿制的酒也就是“乡愁”，也是走路哗哗作响的“男人”，最后，对“乡愁”的叙述演绎成对爱情的倾诉。这是西北特有地理和气候和文化环境下，女人对爱情的独特看法。因此，我认为你写布尔津的春天，自然的春天只是一个表象，本质是要写生命和生活中的春天，也就是爱情。我这样说是因为在第二辑“夏”中，也有这样的痕迹，比如《河是用来打水漂的》中“当真，你慢慢向我走来/踏的卵石哗哗地响/黄色小花的刺藜屈服在你脚下”，看来你的意向中一直有一个坚定的把鹅卵石踏得作响的脚步。对此，你自己是如何理解的？

　　张：我常常会想我们来这世上的意义。每一个个体，无论是人、动物还是植物，这一个个独有的个体，甫一落地便在打量，寻觅，寻找认同、理解和怀抱。就像我们很小的时候便懂得额尔齐斯河最终是流向大海的，于是知道世界大统息息相通的概念。懂得所以慈悲，这句话我一直很喜欢。现在让我进入主题，说说爱情这个话题。我在新近完成的一篇小说里，虚构了我的爱人的来到。他对我说：“我很想念布尔津的一切，布尔津的黄昏，布尔津的大雪，尤其是额尔齐斯河大桥。站在桥上看见的夕阳多么壮观而温暖啊！就好像看见上帝在微笑。”他还说：“他们只懂得三分之一的你，而我，懂得全部的你。”我在虚构这些话语和这个假设的人进入我的生命现场的时候竟然深深地被自己的话语感动了。也就是说，我的希望中果真有这样一个“坚定地把鹅卵石踏得哗哗作响的男人”。我唯一能做的只是等待。等待这个懂得全部的我和全部的布尔津的男人出现。在这近乎信仰的等待和坚信中，我的生命的磁波和频率慢下来，再慢下来，果真是一只“伏在艾蒿从中安睡的小兽”。我喜欢以小兽的心灵和语言来写作。唯有这样，那些文字的河流才如额尔齐斯河水般清澈温软，还有坚忍宽厚的品质。

　　李：第二辑“夏”共有《淡淡紫》《小船》《星星》《星空》《渡口》《月亮石》等二十首诗歌；第三辑“秋”有《荒野》《月光下的小城》《这是落叶的海洋》《空旷的大街》《嗨！行路人》《轻轻的口哨》等十六首诗歌；第四辑“冬”有《冰》《世界如此安宁》《窗花》《我听见大雪吱呀的声音》《花朵的河流》等十七首；第五辑“我”有《退回去》《生命之门》《比如》《你站在哪里，哪里的大地便展开》等二十八首。第五辑“我”在组诗《布尔以津》中是富有特别意味的。其中第一首《退回去》显然是诗人在写完布尔津的春夏秋冬之后、在系统梳理个人与家乡的历史之后，作出的一种姿态。“我只能慢慢地退回去，退到我来时的/原初的小路上”，“我要退回去/退到经年里那个忧伤的黄昏”。这种退缩恰好证明了用一百首诗来写家乡的必要。尽管《假以时日》中对“爱情”作了许多设想，《我爱他们胜过一切》、《离别》却述说了坚定的“分手”和“出走”，因此，第五辑“我”中的“我”始终沉浸在“爱”与“告别”的矛盾之中，对故乡的爱与背井离乡、对爱人的爱与疼痛的相忘。一百首的最后一首叫《源头》，其实也可以叫“尾声”。我的理解，《源头》是女儿与父亲的对话，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上帝”与他创造的“人”之间的对话。“我”由对“开辟鸿蒙的事”的追问，转向对“爱”的肯定，“爱的源头/上帝，白色的长袍多么素朴温暖。我的爱/和我的良人。你把他们一并地送给我。我这调皮的/小鹿”，这一觉悟也最终成为生活的支柱，“因这馈赠/我愿意再久一些再久一些，在这可爱的世上”。由此我相信，组诗《布尔以津》不仅是关于家乡的颂歌，更是诗人个人成长史和心灵史。

　　张：我在伊犁生活的时候知道民间酿造的葡萄酒在某一时段被发酵的渣滓盈满，但是再过些时日，直到冰雪来临，这些密封在玻璃瓶中的葡萄酒的陈渣不知去向何处，通体干净而透明。你说到个人成长史和心灵史，我不想用苦难这个形容词来接这个话题。我也不想说，我的存在趋向唯有爱情这个关键词，虽然我的诗歌每每引领读者进入爱的理想园地。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爱不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个体来这世上生活永恒的主题。真正的爱一定是无声的，是两片像树叶一样的心的印合。比如太阳月亮大地对生灵的爱，及生灵对它们的敬爱。避开尘世的喧杂，这样的印合会更加真切确实。离真相再近一些，我的诗歌在做这样一件事。就像面对心爱的人，仰头注视它，含着热烈情感的光芒，同他说话，非要把那渊源始末梳理清爽才算有了确凿的爱的证据。对心灵的叩问总在叩问中戛然而止，安静与喜悦充满身心，好比细密健达的根须在适宜它的泥土中安顿好自己的舒心惬意。创作诗歌于我便是这样的感受。

　　李：当然，诗人不仅仅热衷于故乡的山川河流和历史生活，我注意到你也写很多与故乡毫无关系的诗歌，比如《黄昏》、《相逢》、《灯火》、《秋雨》、《荒岛》《秋歌》等，并且当你写这些比较普适的题材时，你的诗歌在形式上也呈现出比较传统的面貌，当然我说比较传统并不是指完全回到了古典的诗歌传统，而是说比较接近于现代新诗诞生以来的基本段落结构和造句方式。比如《秋雨》中，你在三段每段的第一句都重复了“秋雨沙沙”，而且每段的第二句的形式也大致差不多，“秋雨沙沙/沙沙春雨时遇见你”，“秋雨沙沙/沙沙夜雨清洗骨头”，“秋雨沙沙/沙沙春雨时遇见你”；又比如《荒岛》的每段的第一句，“每一个人都在一座荒岛上，看星星”，“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荒岛。周围是”，“除了屏息默想，每一个人都在渴盼”；《灯火》的前两段的第一句也是如此，“万家灯火是冰凉的”，“点点灯火是荒凉的”。你过去的诗歌，常常把句子和段落构造的长短不一、习惯在句中不断停顿并使用标点，组诗《布尔以津》就是如此。我以为《灯火》、《秋雨》这些形式风格与过去不大一样的作品是你成熟的一个标志。你对自然、对生活的看法，以及内在的感情决定了这一表现方式的变化，你想说的已经胸有成竹，并有了内在的韵律，而不再需要不断转折和标点。

　　张：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写这些与布尔津无关的诗歌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终于在诗集第五辑“退回去”这个阶段进入到了下一个生命的阶段。正如“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布尔津已经成为南柯一梦，成为海市蜃楼，成为前尘旧事。这精神家园的怀抱的甘甜不会令我沉溺令我徜徉。它依然是我的生命的核心，但是就连这核心也终是可以放下的。这是不是有了“禅”的意味？至于表现方式的不同，当然不是刻意而为之。题材被写作时情感的流动态势所驱使，必会有相对应的最恰当的形式去表现。所以我一直相信生命磁波的存在。感应之后情感如潮汐涌动，文字应运而生。爱情似乎也是这样的。我又说到了爱情。文学让我成熟，因为你需要不断地反思和探索，生命的秘密生活的秘密。我希望自己是成熟的独立的。这是爱情的前提，唯有此，爱才会纯粹。唯有此，一种感应才来得清晰准确，不会为喧杂的尘世遮蔽或者曲解。

　　李：从你较新的诗作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形式的变化，也感受到你对生活的新奇看法，比如《你去火星之后》实际上写的是一种常见的对分别时间漫长的感受，比如“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类，“地球的一百年只是火星上的一星期”，去火星的人没有漫长的感觉，而地球上的等待和盼望已经漫长的无法承受。这是一种全新的看待人类情感的方式，不是一个简单比喻的发现，而是诗人精神状态的一种体现，一种乐观、好奇的心态，有一点科学主义的味道，否则，这种无比沉重的期盼会被写的无比忧伤。《在大地最浅的表层》也给人一种与自然或者大地科学相关的暗示，仔细体会，原来仍然是你视野的变化。白杨树下面，一只黑色的大鸟守护着一枚白色的金蛋。于是诗人轻轻地如同空气一样从大地的最表层走过。这一空虚般的感觉让诗人联想到自己的内心，回顾自己的人生，心也如同黑色的大鸟，曾经守护着与金蛋一样的东西，然而现在心已“甜蜜地死去”，她守护的金蛋却不知去向何处。这是逻辑过程的结局其实是很悲观的，但诗人看待这一悲观结局的方式却是通过自然现象升华的科学氛围，因而是客观和冷静的。比较你自己过去对失落、空虚、彷徨、茫然的叙述，这一方式的变化是本质的成熟。不知道你自己是否意识这一点。所以对你诗歌的创作，我个人认为从形式到思想，正在走向成熟。这是令人欣喜的。从很多主客观条件来看，你无疑可以不断创作出优秀的诗作，你应该不断给人惊喜。我们期望看到这一点。

　　张：我看到了这一点。同样，它是令我欣喜的。马季对我的作品评论里说：“在她的语言中没有激昂的忿怨，也没有摆弄姿态的焦虑，甚至有些过于温情了，也许这是她感谢生活给赋予自己敏锐触角的一种方式。”前面我说过，懂得所以慈悲。但是我还想明确表达的愿望是，即使慈悲，宽厚，我依然是一个自然人，甚至我更愿意做一个真实坦荡而且善良的自然人，张开怀抱，无所畏惧，去充分体会忧伤的到来，快乐的到来，等待的焦灼，相逢的平静，以及长长的一生与心爱之人淡淡的一笑。其实，在最近的诗歌里，我最欣喜的是，我看见了自己的勇敢。当生活像丝絮一般细密缠绕你甚至令你窒息的时候，“一种乐观、好奇的心态，有一点科学主义的味道”是不是更显智慧和通达呢？

    近十年以来，“官场小说”层出不穷，从书名看，下至《村干部》、《市长秘书》、《秘书长》、《执行局长》、《招生办主任》、《团委书记》、《法院院长》、《区委书记》、《女副市长》、《驻京办主任》，《人大主任》、《县委组织部长》、《女发言人》、《市检察长》、《税务局长》、《市委书记》、《接待处处长》、上至《省委书记》，所写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越来越细。此外。诸如《小车司机》、《女监察员》、《女招商办主任》、《领导司机》、《市长司机》、《副县长》、《市委常委》、《派出所长》、《计生委主任》、《省长秘书》、《国资委主任》、《乡镇干部》、《挂职市长》、《组织部长》、《反贪局长》、《银行行长》、《人大代表》、《政法书记》，几乎每一个官职都已经被或者可能正在被写成一部“官场小说”。写完《省府大院》，写《市府后院》，《后院》（常委大院），写完《后台》，写《对手》，写完《官太太》，写《夫人们》、《红粉》，写完《官运》，写《时运》，写完《亲信》写《关系》，写完《出局》写《彩局》，写完《党校》写《党校同学》，写完《前传》写《后传》，写完《沉浮》写《升迁》……这阵势足见出“官场”被大众狂欢消费的趋势。
    然而，细读之下，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这种现象的忧思。
    综观这些号称“用尽笔墨描写了行走于官场的各项潜规则，是机关工作者处理人际关系的指南针，是初涉社会者了解领导阶层的多棱镜，是官场中人寻求自身价值寄托和情感的枕边书”的官场小说，不难发现，都有这么几个共同特点：
　　一、以“摆脱主旋律为荣”。有位写官场小说的作家曾这样公开表示，他“决不跪着写作”。他所谓的“跪着写作”，意思就是像陆天明等主流作家笔下那种“歌功颂德”的官场小说。在他们看来，所谓“主旋律”就是“歌功颂德”，所以立意要揭黑幕，以显示他们的“气节”。这种以“摆脱主旋律为荣”的心态，从见诸报端的字里行间里，不少官场小说的作者大都抱有这样一个心态。从小说文本内容来看，或者写官员境外赌博，或者写官场尔虞我诈，或者写升迁秘笈，或者写官员腐败，或者写官商勾结，涉及的都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金钱政治”、“性政治”、“等级政治”等消极腐朽的一面，无一涉及到当今时代的主题。
    号称不向权力低头的作家们，其实却在向另一种更强大的更传统的权力即金钱低头献媚了。这类官场小说，与黑幕小说没有什么质的差别，大都出于两个目的，一是泄私愤（这从小说中作者行文的语气可以读出），一是媚俗以取悦读者。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有的小说甚至有意将小说主人公的姓名与现实中某一官员的名字取谐音；有的则干脆标榜自己写的完全是真人真事。
    二、以“人工复制”――“市场包装”为创作路径。除极个别作家略有生活经历之外，许多“官场小说”作家其实并没有生活经历，有的甚至远离官场，他们小说中的素材，绝大多数来源于平时街谈巷议、或者新闻小报，将这些所谓生活素材拼接起来，施以“故事会”的叙述手法，通过出版商的市场包装，打造成一部“畅销书”来。因而，这类官场小说作者通常不会重复写某一类官员，而总是别出心裁地寻找其他官场角色，你写省委书记，我就写市长秘书；你写县委机关，我就写组织部长；你写交通厅，我就写卫生局……总之，不会重复别人写过的题材，这样，从小说的题目看起来都是“创新”，但内容大同小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会问，当所有的官员都写完之后，官场小说还能怎么写？其实，这里的奥秘就在于生活基础的匮乏，创作变作复制。因而，题材“撞车”、情节“雷同”的情况经常发生。有的情节显然是从路边小摊杂志上摹拟而来。
    王跃文、肖仁福等早期“官场小说”先后拒绝把自己的小说称之为“官场小说”，而主张称“机关小说”。大概也是发现后继者们越来越偏离了“历史的正剧”轨道，有意识地希望与之撇清。
    作家是人类的良心，历来不乏“敢为人先”的精神和勇气，然而，作家们似乎不明白“敢为人先”必须以“自识指归”的精神作为前提，否则再有才的作家也会走偏了方向，眼下的作家太需要自识指归了。评论界也应该探讨一下此种现象，纠正这种倾向，从舆论上给予引导；作家们自己也应该加强各方面修养，特别是创作观念上，应该明白，写不好“主旋律”的作家绝不是真正的作家，更谈不上好作家。就好比过去那些曾经拍过三级片的“脱星”，如果想要获得社会的认可，最终还是得走“从良”的路子一样。此外，作家的视野还应该更开阔一些，当今社会生活越来越多元化，值得我们作家们认真思考的东西也越来越多，生活中不只是官场，多把笔触伸向社会的广阔天地，多抒写些能感动人、振奋人、激励人、鼓舞人的生活场景，从中锻炼自己的创作艺术。

    长篇小说应有大气象

    

                  《 人民日报 》（ 2009年11月20日   20 版）

                      《马季诗选》出版

    《马季诗选》选入作者2001年远离家乡后，发表于《诗刊》《诗选刊》《作家》《北京文学》《山花》《星星》诗刊《诗潮》《中国诗人》《诗歌月刊》《绿风》《诗林》《萌芽》等刊物的133首诗作。诗集由海里的月亮、仰头望天、不同性别的手、我去过的村庄、脸与外界等五个部分组成。对情感细微变化的把握，对灵魂幽暗处的探索，以及对大自然在内心沉淀后的描述，最为作者倾心。在表达现代人焦虑与宁静对冲、复杂与平淡互逐之余，也有部分属于纯粹个人化的先锋写作尝试。
　　作者1980年代初开始诗歌创作，1987年在《花城》《关东文学》等刊发表诗歌，进入“第三代”诗歌群体，此后陆续在《作家》《诗歌报》《雨花》《广州文艺》《现代诗》《朔方》等报刊发表诗歌。至今共发表诗歌300余首，有作品入选《90年代诗选》《一行诗选》《中国年度最佳诗选》《现场》等多个选本。1993年出版个人诗集《城市敲钟人》。中国作协会员。

　　今天收到毕艳君的邮件，让我高兴的是，她寄来了一幅照片，上面有她，有我的责任编辑、鲁院第二届高研班学员、未曾谋面的唐涓，还有一位是青海省作协副主席肖黛。
　　我曾多次发短信对君儿和白晓霞说，告诉我她们的情况，我在鲁九博客上发布，让大家彼此了解，因为许多同学有博客，有些消息我可以获得，君儿和晓霞没有博客。于是，我就将君儿的来信和照片发布于此。
　　在鲁九，有许多美好瞬间让人难忘，对于君儿，我只记得在世宾的生日晚宴上，她与同学们跳舞的情形，她们的群舞让我流下热泪，那时离我们分别还有几天。毕艳君是文体委员，她的座位一我很近，隔着两个“哲人”——刘荣哲、冯希哲。
　　有一次好像德林请客，有晓霞在场，当她知道我不能喝酒时，便对我说过一句令我难忘的话，她说，不能喝就别喝，她的理解和宽容让我感动。我还记得她在我那本留言簿的留言，几行字写满了一页纸，字是特大号，力透纸背。
　　毕艳君、白晓霞和张浩并称“西北三姐妹”。

白丁兄好！

    鲁九一周年时收到你的短信，让人很是温暖。尽管知道那段岁月已是我们所有鲁九人的终生记忆，但平日间的疏忽有时也会凭添几份伤感。让人欣慰的是，鲁九博客通常能让我在远离大家却时刻惦记大家的时候知道亲爱的同学们的各种信息，让我知道我的遥远并没有割断我与鲁九已有的情愫，非常感谢你！
    青海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各民族文化，但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历史上长久地处于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地区。由于所处生存环境的原因，在鲁九时，我可能少与人交流与讨论，因为我觉得我们这里的一切都与大家的一切相距甚远，甚至很少会有人关注这边的作家群。于是，大多时候我选择了沉默。但我清楚地记得，在鲁九，你向我问过唐涓，冉正万向我提起过海桀。这，曾经也让我心一动。
    前几天整理相册，看到了今年参加一次笔会时的留影，有唐涓，想起鲁九时你的询问，于是决定发给你看看。
    图中左一就是你问起的唐涓，《青海湖》编审，青海著名散文作家，是一位童心永在的善良女子。
    左二是青海省作协副主席，青海师大中文系副教授肖黛，一位懂得享受生活的散文、诗歌双面手。
    左三就不用介绍了，只不过比起在鲁九的时候，头发长了许多……
    遥祝冬安

                                                           君儿

　　挂断手机，不禁有些感慨。
　　电话响了，看到的是“何述强”三个字。有些纳闷。几天前他发来短信，说他在东北，要找王德林，莫非他们在一起呢？接通了电话，里面果然是嘈杂。述强说，他正在和江子、李建华一起喝酒，他们在青岛。述强说想我，说我是伟大的兄长，前一句我相信是真话，后一句便是酒话了。但我能从他的话语里听出他的激动。他把电话给李建华，这位大概没有喝多，说他们在青岛开会，等到把电话给了江子的时候，江子的口齿多少有些不清了，说前不久来过我所在的省份，可是，他却想不起我在哪里了，居然问我：你在哪里。
　　放下手机，我重新坐回到电脑前的椅子里。开始打这些文字。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还在北京。把日记打开一看，却看到了10月28日的日记，去年的这天原来是世宾的生日，这天晚上，我们鲁院的同学大部分都到了麦乐迪为他庆贺，大家很尽兴。我立刻给世宾发了短篇，送上迟到的祝福。谁料他回复道：今年是我多年来最寂寞的生日。我不知何故，一问才知道，原来他在城外一个古村落，正写一部长篇，有些寂寞。我觉得这是好事，他的精神会感动上苍的。再看去年今天的晚上，我正和《阳光》杂志社的朋友在一起呢。我给当时在场的几位发了短信，他们都还记得那个晚上。两位女士的短信比较感性，录于此：

　　记得，当然记得，很美好的一个夜晚，难忘的相聚。
　　老兄还记得啊？这么一想，还真就历历在目呢。特感动你和嫂子间的那份感情。问嫂子好！

    记得当时夫人还朗诵了她新近写就的诗作。那真是一个美好的夜晚。
　　我忽然又想起了另一位同学，黄莱笙，昨天看了他的博文《从鲁院到医院》，说他最近住进了医院，他的那篇文章写得很风趣，可见他的状态不错。我发短信给他，他回复道：谢谢白丁兄，医院写作很有乐趣。我已经接近正常了！
　　其实，我和这些同学在一起也就短短两个月时间，其中还要除去国庆放假和无课的日子，在一起的时间也只有一个月吧。有的人，总共也没有说过几句话，可是，我们之间的确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特别是分别后，回想起来，觉得特别温暖。

　　何述强是我的铁哥们。在去鲁院前我便从黄土路那里得知他将成为我的同学，黄说，他人不错，果然。我还记得我们在一起彻夜聊天的情形，还有马季；我记得和他，还有鲁源一起拜访一位著名作家的那个下午；我难忘和他一起去天津的情形，他的率真和耿直让我感动；我不会忘记，在河南社会实践的篝火晚会上，他要和我一起唱歌被我婉拒引起一片笑声；我还会记得我们和刘涛一起去798的黄昏，还有与张浩等人一起逛北京胡同的情形，还有那天夜晚他犹如神助赢我的那场球。何述强是个文人气质很强的人，他的话常常像诗一样优美，他能把学习总结写得像美文，他的照片拍得一流。

　　江子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性情奔放，像北方人，他说自己是遗失在南方的北方男人。他和我同组，我们在一起讨论，座谈，是比较能谈得来的。后来读了他的散文，被他充溢于字里行间饱满的感情所打动，尤其是临别前那天晚上他朗诵的《告别鲁院》，打动了许多师生的心。一次，和北京的朋友一聚，他喝了不少酒，提前离开了。后来我才知道，他连夜赶往另外一座城市了。我有些不放心他，发了短信给他，他回复说，他没事。还有一次唱歌，他捂着胸口的样子被兴安拍下，说他怕心跳出胸口。离开鲁院的那天，我没能为他送行，他是自己悄悄离开的。我发短信给他，他说，不能承受那种离别的伤感，干脆自己一走了之，从此可看出他性格中柔软的部分。后来我在山东的一个笔会上见到了江西的一位老作家，那位老者对江子赞不绝口。有时给他发短信，收到的回复不外乎“我想你们”，“抱抱”等等。一次，在徐州的活动中，和吕先富在一起，说起江子的短信，先富笑笑说，他爱煽情。但对江子的散文，先富评价极高。

　　再说建华。在鲁院，我隔壁是傅查新昌，再过去就是李建华。我和建华兄的接触主要是那次外出进行社会实践。在去的动车上，我们坐在一起，在河南的整个考察过程中，我们在大客车上还是坐在一起，我和他都戴墨镜。建华兄和我都属于不太喜欢说话的人，我们之间倒是没有多少交谈。后来，周景雷同学为我写了一篇评论，我寄给建华兄，他很快便在他主编的《文艺新观察》上发表了。在鲁院时，建华兄曾让人把杂志寄到鲁院，放在大厅里，每人一本，杂志办得不错。在刚才的电话里，他还和我谈了几句创作方面的事情，难能可贵。
　　人与人之间，就是一种缘，投缘的，便能交往下去，否则，天天在一起也没有什么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前不久的一天，外地的一位朋友来看我，他住在招待所，我去他那里喝茶聊天，到凌晨一时。他目前经商，也许生意场让他感觉很疲劳，他喜欢和我聊天。我能感觉得到，我们是在谈心，真诚得没有一丝虚假。他的事业非常成功，但除了物质上的满足，他更需要精神的是安慰，这才是人类高层次的渴求，是一种境界，我以为，如果达不到这个境界，就谈不上生活质量。我庆幸我喜欢写作，写作让我失去了许多世俗的利益和快乐，但我得到的并不比别人少。特别是我交了这样的一帮朋友，也许他们不能给我带来多少实惠，但是，他们让我感动，这足够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人价值的呢？
    去鲁院最大的收获是交了这帮朋友。

                                 2009年10月29日晚

　                     无力者的梦想
　　　                 　　——世宾诗歌论

                               杨若红

        　　　       　一 诗歌的尊严

    西默斯·希尼在《舌头的管辖》①一文中，为那些具有能“证明自身正确性的力量”的诗歌——即舌头受到诗人自身严厉管辖的诗歌——框定了写作的界限，它要求诗人必须对自身保持“苦行和禁欲式的严厉”，保持对“诗歌本身那纯粹创作的、亲密的、实验性的行为”的尊重和坚持，像罗伯特·洛威尔一样不论在要求你必须顺从或担当反对者的角色时，依然保持写作的独立性和一种被曼德尔斯塔姆称为“乐队指挥棒”的功能。
　　在当代的诗歌写作现场，“完整性写作”者们一开始就拒绝策略化的写作。他们避免以一种观念推翻另一种观念，以一种形式推翻另一种形式；他们一开始就谈论诗歌在当代背景下的本质，诗歌所必要的语言、想象力和价值诉求，指出诗歌所展现的是一个关于“人”生存可能的梦想世界。当然，他们从未放弃途中的工作，他们一再强调诗歌对现实生存真相的揭示和批判意义，而且把这作为其它一切追求的基础。②诗歌史曾经显示过诗歌不同时期所展现的不同形象：神的形象、英雄的形象、圣徒的形象和人的形象。但在当代，人的形象也支离破碎，因此，他们强调当代的诗歌写作的目标就是从事重新修复灵魂的工作，使人重新回到人性的大地。当然，他们清楚这样做是极其困难的，他们必须重新审视传统的价值的合理性和正义性，而且必须考虑如何贯彻这些价值，才能使“人”的形象在诗歌中诗意地显示出来。正如福科在对权力进行研究之后宣称：权力事实上既生产知识又生产实践，知识事实已与权力结合了。③如何避免知识与权力结合呢？“完整性写作”者们提出社会学与审美的分离。他们看到太多的属于诗学、文艺学的争论最终演变成政治的讨伐；他们也深感从纯审美的角度对那些策略性写作和批评常常陷入失语状态，非此即彼的社会学立场，常使文学批评在某种理论的逻辑阴影下，变成政治的对错之争。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原因，他们负责任地从社会学的阵地上撤退下来，这一行为，符合哈贝马斯的“话语的伦理学”理论，把批判从权力的阴影之下抽离出来，搁置起来。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诗学的规范内充分论证它们在伦理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理论中那些从先哲们继承而来的价值、规范和形式是否合理。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他们的梦想。
　　
　　　　　        　　　二 无力者的形象
　　
　　对于“完整性写作”者们来说，无力者的形象不是源于无产者的社会地位或被动的政治边缘化，而是主动地放弃和权力结合，放弃他们在学术体制或权力体制内因知识的掌握而可能占有的统治地位，对任何流派或显赫者充当局外人的角色；但他们又时时凭自己的良心和诗歌经验对现实发言，表达他们对这世界的态度。“完整性写作”者们完全意识到现实的力量，清楚人的局限性、文化和制度的局限性，但他们不愿意妥协或简单地扮演反抗者的角色，而是勇敢地担当起作为诗人的命运。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担当责任的诗人显得多么“不自量力”，但正是这种以弱对强的勇气，激活了现实中被权力所规范、被物质所逼迫的诗意。世宾以为：“具有勇气的诗人就像姆拉多所说的‘那个在渴求不可能的人’。也正是这些具有勇气的诗人，像普罗米修斯或西西弗斯，或像夸父一样，以个人的牺牲承担了整个人类的命运，以个体的力量去对抗宇宙或历史的惯性，以此使人的形象在随波逐流或自身的麻痹的历史进程中复活。”④
　　作为人类命运的承担者，“完整性写作”者们不像某些热衷于“打倒”和占山为王的短期行为者，他们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设身处地地思考人的命运。他们意识到人在当下生存的“破碎性”，它包括外部的破碎和人自身的破碎。这一令人沮丧的现实在“后现代主义”者和“修正的现代主义”者那里，都是因为现代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留下的困境。“完整性写作”的写作者们正是意识到人类的这一生存困境，企图通过诗来重新“使人重回人性的大地，使人类坚定而美好地活着”。他们提出：“在当下，它（写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创伤性生活的修复，使具有普遍性的良知、尊严、爱和存在感长驻于个体心灵之中，并以此抵抗物化、符号化和无节制的欲望化对人的侵蚀，无畏地面对当前我们生存其中的世界，以人的完整照亮现实的生存，直至重建一个人性世界。” ⑤
　　无论世宾如何高谈“完整性写作”，但在他《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一书中，当涉及现实部分时，无不弥漫着“破碎性”的指认。他说：“对于我们来说，此时的诸神踪迹比荷尔德林所处的时代更加缥缈。机器的尘埃、商业的喧哗和政治的策略在这世界到处弥漫，以供那‘远遁的诸神’回返之用的路径堵塞不通，上面奔走着物质的欲望和它结伴而行的一切短暂之物。”⑥此时的人也是这样一些“短暂之物”，他们就像一个漏洞百出的容器一样，盛装着物质的欲望以及一些被再造之物规范着的秩序，包括一切意识形态、制度和朝生夕死的时尚潮流。他们作为一个存在物只是众多再造物中的一员，他们同样被制造、被摆布、被拆毁。
　　在我们这个时代，叙事的主体不是神，不是自然，也不是人，而是制度、器械，人只是它的有机部分，游走在这些物质和秩序之中，人已彻底丧失了他在这个世界的主体性，彻底沦为工具和一件可使用之物。我想世宾是站在这个角度思考人作为存在之物的命运的。
　　但我们看到更多的诗人并不是从这个角度看待个人的命运，而是更愿意把人置于某种制度或某种潮流中，不去问整体的人的生存处境，便毅然扮演起某种制度或潮流的反对者或赞成者的角色，而最终沦为它的一部分。如果诗人具有抗拒现实的规范的能力，诗人就必须越过赞成者或反对者的位置，必须在更高的层面学会“一种我们的本质与我们生活中的现实的本质之间建立意料不到和未经删改的沟通的本领”（希尼语）⑦去处理梦想与现实的关系。
　　在社会学的层面，“完整性写作”者们自觉地置身于潮流和制度之外，无畏地承担起“局外人”的命运；而在历史进程中，他们意识到诗人无疑与所有人一样，都是破碎之物、被规范之物。“完整性写作”正是在此——作为无力者的形象——命运和立场上去言说“梦想”，言说存在的。

　　　　　　    　　　三 无力者的梦想
　　
　　梦想一词在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眼里，总带有先验、形而上学，带有普适性倾向并与权力关系暧昧，散发着强权主义的意味。殊不知在后现代主义的经典作家身上，他们在这个时代看到了“多元”、“平面”、“去神圣化”的一面之后，他们也提到了“给思想施加任务”（福科话）或者在日常的、已知的知识框架之外，寻找一个“非可知性的（non-knowing）而又不是秘密的位置”（德里达语）；他们希望在遭受破坏和蹂躏的现实上打开一个缺口，使“人”得以确立，而不是“消亡”。福科就担忧着“人会像沙滩上的一张脸，被轻轻抹去”，但他依然相信“将要开始某种新的事物，某种我们看做地平线上的一抹亮光的东西”。他接着说：“这样的印象和那样的情感也许并非毫无根据。可以说，它们存在着，而且自19世纪早期以来一直被重新表述着；可以说，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感到它们会封闭某种思想和文化，感到另一种思想或文化正从深远但可测的地方而来，带着黎明的曙光而来，带着正午的灿烂而来，带着日落的余晖而来。”⑧如果这些后现代经典作家已意识到这条存在着但在现实中还未开启的拯救之路对他们的思想有着十分的重要性，在他们的著作中还未关闭拯救、同情这一维度，那他们就不会忌讳谈论梦想。
　　正是拯救这一维度的存在，梦想一词就不会丧失。在“完整性写作”的理论里，他们的梦想至少包括两个维度的空间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现实空间，一个是精神空间；而在时间——个人与社会——的维度上，当下的社会和个人的生存问题，及未来可能展开的另外一个世界，都在他们的梦想之中。在当下，他们提出必须面对现实的生存，以一种批判的姿态富有痛感地切入当代的个人与社会生活中；对于未来生存的可能性，他们提出必须在诗歌中建立一个能看到人有良知、有尊严、有爱，坚定而又宽阔地活着的世界。
　　 “完整性写作”自始至终从未回避人类的悲剧性命运，他们甚至深入其中，不畏艰险地去开拓和清理出一条通向存在的道路。在《梦想》一书的序言中，世宾开宗明义就指出：“如果诗歌是言说存在之物，那对于诗人来说，我们的时代已没有多少诗意可言了。抬头望去，满眼荒芜。”我们清楚，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再造性的世界，也是一个被经济和政治秩序化了世界，人在其中，只是一个被造之物、被规范之物。人在其中，就这样确立了无力者的形象。
　　作为无力者在当下历史进程的出场，如何确保人的存在感和神圣性呢？或者说如何确保福科提出的“对自我的关怀”或德里达提出的“在非可知性而又不是秘密的位置”上写作成为可能呢？
　　“完整性写作”者们提出向传统学习。世宾在《梦想的根基》一文中明确地提出充分地探讨西方启蒙价值对人类的定义和它自身内容在逻辑上的局限性，并以它为基础与东方的“和”观念结合起来。他们在这里重新探讨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建立的基本准则，他说“尊重”和“美德”是城邦的两根支柱。“完整性写作”者们提出未来的诗学必须参照人类2500年来所形成的既古老又年轻的文明，在对历史现实的批判的基础上，“不屈不挠地向古老的自然学习，向那些曾见证过神圣之光的存在，并建造了我们文明的人类先哲们学习，聆听他们所发出的已被不断篡改但还保留着些微本真的声音，从里面感受不被修改的人间正途。”⑨
　　“完整性写作”者们在他们的梦想之中，既充满着现实的关怀，又保存着乌托邦式的理想。他们希望通过不断的实践，能够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开启一个新的世界。这无疑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注释：
　　①⑦《舌头的管辖》一文，载《希尼诗文集》，作家出版社2001年1月版。
　　②⑤⑨ 参见世宾《“完整性写作“的惟一目的和八个原则》，载《中国诗人》第一卷（下），沈阳出版社2006年6月版。
　　③参见米歇尔·福科《话语的秩序》。
　　④⑥引自世宾《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完整性写作“的诗学原理》，载《诗歌与人》，2005年2月，第105页，第93页。
　　⑧引自米歇尔·福科《人文科学》一文，载《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33-34页。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