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乡到惠州，距离超过1200公里。老娘活了快70个年头了，还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用她自己的话说：“要不是舍不得大女儿忙得可怜，打死人也不会出来的！”是的，大妹妹实在太忙，夫妇俩都带高中毕业班，双胞胎女儿正上初三，家里需要人。而我们的另一层动因是，因为老娘老了，一个人在家里还偷偷劳作不休，让人放心不下，让她到南方去过冬，顺便为大妹妹带带孩子看看家，两全其美。

    我提前一周跟老娘预约了启程的日子，买好了卧铺火车票。然后，我几乎每天都打电话，提醒她准备行李，尽量做到简单方便。电话里，她满口答应，说晓得晓得。等送我们上火车的小车停到门前时，我发现家中的堂屋里、厨房里依然堆满了准备带走的物品，有玉米、花生、豆腐乳，腌鱼、腌肉、火腿肠，还有许多衣物。老娘把这些东西死劲地朝两只大蛇皮袋里塞，一边塞一边叹息，说要是我父亲在世，这些事情用不着他操半点心，可是，现在只有她自己做了，她从来都没做过啊！说着说着，就流泪。我在旁边一边劝一边帮忙，终于把两个鼓鼓囊囊的袋子捆好。我挑起行李，试着迈了几步，一种

送老娘到广东。昨天启程，今天到达，一路顺风。

相关情况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e129ab0100g3us.html

    昨天中午，在单位附近招待几位朋友后，就直接回到办公室。因为午睡习惯，感觉昏昏沉沉的，在空调的暖风里，我迷迷糊糊的。就在这时，我手机响了，一看，是家乡的老五打来的，他是我老娘的邻居。我对着来电号码望了半天，始终不敢按通话键——老娘年已70，孤身一人在家，任凭儿女千呼万唤，她就是舍不得离开老窝，在这个寒冷的季节，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天气里，老娘会不会有什么闪失？一般情况下，家乡那边很少主动来电话。

    手机顽固地叫唤着，我一咬牙，接了。原汁原味的家乡话从听筒里淌过来：是长乐吧？你妈妈叫我打电话问你一下，你们可好？你有两天没打电话回家了，她担心你有什么事情。听罢这话，我心头的一块巨石落了地。谢天谢地，我老娘安然无恙。

    老五说完就把电话递给了我老娘，老娘把老五的话重复了一遍，然后又仔细询问我妻子的病情。她说特别挂念小宣（我妻）手术后的状况，问我是不是工作、家务太忙，没时间打电话？我赶紧解释，这两天挺好，之所以没打电话，是因为晚上应

    妻子手术后，我必须日夜陪护。病床边，一张折叠式靠椅，晚上一拉，就成了一张简易小床，比火车卧铺还逼仄。那几天，我就在那上面，白天坐，晚上睡。实际上，坐与睡只是概念上的。白天要看吊水，忙吃喝，晚上要还要定时照看导尿袋，再加上病房嘈杂，心理沉重，所以说，那些天，坐也坐不安，睡也睡不稳。我知道，妻在那时候最需要我，再苦再累，都必须承担。我任劳任怨地承担了，而且无怨无悔。我唯一担心的是，正是甲流肆虐的时候，正是寒风呼啸的严冬，我万一抵抗力下降，病倒了就不得了。

    人在落难的时候，总是事事不顺。越是害怕发生的事情，偏偏就冲着你来了。大约是第三天上午，我感觉非常难受，抬头都非常沉重。我估计是血压上升了，找到内科医生朋友一测，好家伙，105-185了，赶紧开了药，马上就吃。可是，直到下午，症状不见好转。我以为是没休息好，疲劳过度的原因，扛几天就过去了。到晚上护士给妻子测体温时，我顺便要了根温度计，测量结果把护士都吓了一跳——39。5度了，原来我一直在高烧。护士吃惊地对我

     有朋自南国回，邀挚友一聚，没的说，欣然前往。
    朋友的老家在东至的乡下，是一处让人神往的地方，我多年前就从他的笔下读过。“老家的四围是膏腴的田畴，青山绿水，桃红李白。沟渠堰塘里一浪浪鱼虾鳝蟹，山坎梁脑一拨拨野雉灰兔。栽田不在意踩到黄鳝，砍柴稍不留神便割断灰兔的脖子。殷实的老家有个叫人眼馋的名字——仓下。”瞧，多好的地方！
    我们一路辗转赶到仓下时，已近正午。朋友的哥哥早早等在村口，把我们迎到家中。朋友少小离家，一路奔波未歇，老家对他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概念，一种记忆，一种牵挂。如今他回老家，都是在哥哥家中落脚。一幢精致的两层楼房前，是一个几分地见方的院落。院墙外，是稻田，是棉花地。田地外围，是逶迤的山丘。可以想象，在这个院子里，在春夏的夜晚，泡一杯新茶，躺在摇椅上，闭着眼睛摇啊摇，听田野蛙鸣，何等舒畅！怪不得朋友早年的散文，文字总是那么深沉和清冽，让人咀嚼后，能品出隐隐约约的稻花香和泥土味。
    地方作协的几个朋友早已到了，他们都聚在院子里谈天。都

    今天天气真好。天气预报头天晚上才说第二轮雨雪天气已经过去，这一大早，太阳就急不可耐地露了脸，笑嘻嘻的，一副调皮样。

    今天我们的心情比天气更好。早上护士查房时，告诉妻今天没有吊水了。妻高兴地问，那不就可以出院了？答复是要医生决定。不一会，医生查房，妻询问能否出院，医生说可以，立即下医嘱。医嘱到了护士站，待护士长开通出院许可，我便来到一楼结算中心办手续。结算处人群拥挤嘈杂，没有人维持秩序，人人手上都拿着单据使劲朝窗口里塞，大声嚷嚷。这要在平时，我肯定急坏了，可我今天心情愉快，见什么都顺眼，所以一点也不急。等人群渐渐消退时，我才从容不迫地上前办理。出门时，时钟已经指向12点。

    妻子一直坐在车里等我。我上车后，她说时间有些迟了，烧锅来不及了。我说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的日子烧什么锅？下馆子去！

    妻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眼睛无力地半睁半闭着，鼻孔里插着氧气管，左手背插着输液的针头，右手臂绑着血压计的绑带，面部蜡黄，一副虚弱不堪的样子。手术后已经三四个小时了，我始终坐在她的床边，望着吊水一滴滴地落下，心也随那节奏一下下地跳动。

    刚下手术台时，妻看见我和儿子，非常高兴，我们都感到欣慰，最初一两个小时，她虽然疲惫不堪，但还能不时地跟我们说说话。但是，接下来的麻醉苏醒反应让她遭了大罪。她直感到头发昏，眼发花，肩发酸，骨头里好象有许多蚂蚁在爬，同时还伴随着干呕。我急迫地向当班医生报告了

    入冬后，妻翻出去年的冬衣一穿，惊叫道，不好，胖了。我说，胖了就胖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拿到一年一度的单位职工体检报告，我们才知道，哪里是胖了，是一个直径10公分的卵巢囊肿撑的。这么大的囊肿怎么处理？我们诚惶诚恐地咨询妇科专家，答复是必须手术，越快越好。于是，妻住进了市立医院，我当了专职陪护。

    咨询结束后，妻把我当成了主治大夫，央求说，不做手术行不行？我无奈地跟她笑道，不行，要是行，我怎么舍得让你遭罪？妻于是无语。术前谈话是在医生办公室里进行的，大夫一脸严肃，我们满脸堆笑。大夫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这次手术的内容，然后，就详细说明手术的风险。我知道，任何手术都有风险，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概率，大夫也要指出来。妻听着听着，先是拽住了我的手，接着越握越紧。我听着，也渐渐觉得面部肌肉有些僵硬，偶尔还不自觉地扯一下，但还是硬着嗓子挤出貌似轻松的笑声。最后，大夫说的话我只听清楚开头部分，她说在手术中间，要把囊肿切片快速送检，如果检查结果是

    陈宪武先生跟我父亲是老朋友。20多年前，我在东至县委宣传部工作时，他担任统战部对台办主任，经常邀请我们听取对台宣传政策，适当写一些对台宣传文章。作为一个山区小县，实际上，没有多少对台宣传的内容，但是，陈先生却把我们组织得很紧密，我们在一起很开心。我离开宣传部以后，他依然在那位置上，默默无闻地工作着。偶尔碰面，寒暄之余，他总要问起我父亲。最近的一次谋面，是在去年，他已经退休了。在池州东方购物中心门口，我碰见了他。不用说，他又要问起我的父亲。我悲悲切切地告诉他，父亲已经走了，因为身患胃癌，于2007年8月1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一听，好象懵了，面部肌肉凝固在那里，嘴巴张了半天也没有合拢。他那种表情始终映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使我经常想起人生的聚和散。我觉得，实际上，在我们人生路上，有许多朋友就像这样，走着走着，就走远了，走散了，甚至永别了。能够相伴到最后的，很少很少。

    那次我和陈先生匆匆告辞后，好久没有音信。今年9月25日，我接到了陈先生的一封信。他也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