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为丁耶塑像

                               邓万鹏

特殊年代，在所有从大城市下放到梨树的那一批知识分子中，应该说丁耶所给予这方土地，给予我们这些梨树土生土长的文学爱好者的最多，也最为独特。这使我们每个有幸与他接触的人，感受并见证了作为诗人的丁耶在他特殊生命时段里最为真切的精神风貌和可贵品质。 如今丁耶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有余了。如果为丁耶塑像，应该把他的苦难中的幽默和他的阔达担当以及对生活的大爱合在一起，我们应该用这样的合金为丁耶塑像。

但在那样年代，即便与大师擦肩而过，你也未必立刻就能指认出来。而那时，丁耶在一般人眼里，不过是省里下放的摘帽右派，或化肥厂卖饭票的‘’黄工会‘’。无论在街头的任意闲聊，或在某个诗会上的侃侃而谈，他的话似乎总也说不完。他曾对风说对雨说对孤家子的稻田说。他对爱诗的文学青年说对当地文化部门的干部说。在人们普遍的印象中，他是个不修边幅，口无遮拦，甚至有点让人担心的怪异老头儿。

    丁耶大约是 1974 年从孤家子农场调到县文化馆辅导组的，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75 年冬，在梨树奉化大街文化馆门口。那天下午他正推着自行车站在那儿与另几个人口若悬河地说着什么。自行车大梁上坐着四五岁的小女孩，那是他的爱女黄晓梅。那时我高中刚刚毕业，作为知青，刚开始与另一位诗人高继恒学诗，由于胆怯，我犹豫老半天也没敢上前与丁耶搭话，只是在不远处看着。许多年之后黄晓梅为了写回忆父亲的文章还专门从省作协打来长途电话询问我第一次见到丁耶的情形，（她的文章后来发表在《作家》上）。七十年代，我从没听说县城那个人出过诗集，当有人告诉我县文化馆的丁耶出版过七本诗集。这让刚开始热爱诗歌的我倍感新鲜和神秘，更多的是对诗人的羡慕和崇拜。1976 年我作为知青抽到县文化馆时，丁耶已经因给师范学生讲课时，对江青的”三突出”提出质疑，被举报“放毒”，已经发配到县化肥厂了。据说工人们对他都很高看，见面都亲切地喊他黄工会（丁耶本姓黄）。后来我发现这个神秘的诗人也并不那么神秘，是因为他总是来文化馆，不是与别人眉飞色舞地谈写作，就是帮业余作者改修作品。那时全国都在学习小靳庄，有一天文化馆一楼几个人正在排练表演唱《上夜校》。在排练现场，我听见这个诗人说话了：他是哼哼咧咧地半唱半说 ：“一弯那个新月呀挂夜空，乡村夜校啊灯火明……”他唱着，像是在微笑又像在述说，十分投入的样子。然后一拍腿又重复而得意地唱着经他他刚修改过的句子，直到露出满意的神色。他那种亲切朴实的劲儿，让我顿生好感：我决心要在哪一天去登门拜访这个大诗人。

这是坐落在梨树镇奉化大街西端大转盘东南角的一溜土坯平房，一色黄泥抹墙，高粱秸压顶。据说这排简易土平房是县文化局专门为几个落实政策回到县里的知识分子建的。这里不但住着丁耶，还有原沈阳军区歌舞团编剧于翠林，他也是在文革前就在《作品》发过诗的诗人。还有吉林省群众艺术馆下来的《小车上路》编剧，和五十年代广为传唱的歌曲《老司机》的词作者刘忠。省群艺馆的山河、以及东北师大中文系老毕业生剧作家王小铁（后调回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和省群艺馆的王月恒等一批文化人。

    从西边进院第四家就是丁耶家了。狭窄的院子里显得有些杂乱，门口摆放着木条钉做的鸡笼子，几只母鸡咕咕叫着正从木板条的空隙里伸出头来啄食槽子里的菜叶玉米面。我自报家门后，丁耶把我让进他那堆满杂物屋子，他让我坐在他那把缠着破布条和铁丝的一坐上就吱吱响的旧藤椅上。在我的恳求下他终于从他的“”百宝箱“”里拿出他的心爱之物：这就是已经发黄的1947 年第 2 期《中国作家》，封面上赫然印有巴金主编字样。当我用惊讶的目光翻开那本磨损严重的旧杂志，好奇地发现那诗歌目录上只有一首诗：那正是竖排版的他的成名作，长诗《外祖父的天下》，嗬！一首诗足足占了几十页。我还想看看他的其他那七本诗集都是什么样子，他有些伤心地说：都被抄家时拿走了。从他的嘴里我还第一次听说他的老伴袁梅林因为他的写作和言论而被错划右派而受了精神刺激，以至于一见到他的手稿就去抢去撕！说话间，听到门外有脚步声，等他的老伴进来时，丁老已经麻利而警惕地早把我手里的书刊夺回放进那个小木箱了。接着他又平静地对我说他正在酝酿他的万行长诗，是反映知识分子命运的主题。这可能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在1990 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少年的磨难》，至于为什么长诗改写了小说，我估计是万行长诗的写作遇到了困难而最后改变了主意。

接触多了。丁耶把我们这些青年诗歌爱好者都当成他的忘年交，一见面就无所不说。当然我们都喜欢听他给我们背诗。背唐诗，也背他自己的诗。什么“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啊。什么“朗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啊。听的最过瘾的还是《童年挽歌》，这是他得意的处女作兼成名作。这首写于1943年长达50多行的诗情丰沛诗感极强的诗曾受到老诗人冯雪峰的肯定，还专门给作者写来长信，这对丁耶的鼓舞不言而喻。40多年后，他还常向我们提起有关这首诗的往事。他的脸微微仰起了，眼睛半睁半闭着沉入到他留恋的童年：”玩兴正浓的时节，我便抛弃我那银色的弹弓，那弹弓啊，射落过秒（鸟），也射落过星星。”他好像有意把鸟读成秒，一种特有的东北口语味便在屋子里弥漫了。而他低吟着《外祖父的天下》时，则是另外一副神情：“给他洗脸，梳头，穿好衣服，因为他就要走了，就要到阴间去”，我的头发似乎也立刻要竖起来似的。原来“阴间”这个词也能入诗？此前我所接触到的诗都是红光亮啊。虽然一时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个意向的妙处，我却本能地感到了诗中传达出来的宏大深邃的时空感，从此对诗的认识便有了新的拓展。背诵诗，他的整个身体仿佛都在参与到他的声音里，他的嘴角在用力，像不时在咬嚼着什么东西，不那样咬紧仿佛那些深刻的诗句就会跑掉似的。与其说与丁耶对话，不如说试听丁耶说话，他说话时那神采飞扬的状态，像是说给对方，更像是说给他自己。话到激昂处往往猛地停下，他去摸身边的笔，他得把那个好句子记在纸片上，它要把它写进文章里去。

丁耶的思想坚硬度，是逐渐磨出来的，或者叫历练。他1969年下放到梨树孤家子农场，最初是与农民一起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的，插秧、挑粪、收割、打场无所不干。但丁耶人缘好，乐于助人，乐于成人之美，且不计个人恩怨，加上他的幽默，很容易与当地人打成一片。而且练就了一身生活本领，不像有的官员或知识分子一变成农民，生活就玩不转了。他不是，谁有困难他都帮，修个鞋，做个木匠活都找他，日子久了，人家有心里话也都愿与他诉说，就这样，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生活积累，为日后的的大量随笔做了很好的储备。他知道知识分子到这个世界的根本使命是要立言。这个使命好像一直在他的心里谋划着，只是等待时机。

    70年代中期，丁耶试着恢复写作。首先面临着思想解放的考验，其次诗笔毕竟已经生疏，第三就是面对受了精神刺激的老伴的阻挠。丁耶有一次跟我说：每次提笔都要等到夜深人静他老伴睡熟以后，才能动笔。他的第二部长诗《鸭绿江上的木帮》从 1957 年着手写作到 1980 年出版总共花了 23 年时间，一部手稿伴随诗人颠沛流离，凝聚了诗人的苦辣辛酸。在梨树期间我曾见到过他的手工打印本，全是丁耶用从梨树印刷厂要来的废铅字沾着墨水在孩子用过的作业背面一个字一个字使劲按出来的，看到的诗稿也是“铅印的”（如果那也叫铅印的话），诗行和字与字的间距不等，歪歪斜斜地布满在纸页上。丁耶笑着对我说：我把它叫做“黄氏孤本”（丁耶本姓黄）。接着他得意地对我朗诵着：“小狗叫汪汪，山里来了穷木帮，不种庄稼不行商，伐木放排跑大江……”丁耶后来对这部长诗并不满意，这与诗人解放后语言风格的有意调整有关。随着文艺春天的到来，他试着打开封闭已久的歌喉，陆续唱出了《辽河之歌》（题材是下放到梨树以后获得的，原型是梨树县劳模郭淑珍），修改了完成了以长春一汽青年女工为素材的长诗《飞姑娘》《大江东去》等。还有一批随笔见诸各大报刊，主要发表在广东八九十年代花城出版社的《随笔》和四川的《龙门阵》上，读者对这些随笔的赞扬和评价大有超出他诗歌的势头。

即便回到省作协后，丁耶也没有忘怀他特殊年代接纳他的梨树，他曾先后八次回梨树。每次回来，他都住在县委招待所那间普通房间里，很晚了，他的房间还亮着灯，屋子里围满了文学青年。我们分享他的人生经历和他的写作经验，屋子时时被笑声装满。从反右，到文革，到下放，他已经被阶级斗争的大浪打翻的次数太多了，逐渐把他变成了一块“顽石”。他把下放到梨树的那十年看作是一个作家的“偏得”，我想他一定是把社会和人生看透好几遍了。我以为丁耶最为难得可贵的就是他的坚韧和开阔，他的心里始终有一个大的世界，有一个知识分子任何时候也不肯放下的责任。在全国所有“回归的诗人“中丁耶是从诗歌转写随笔中较早的一个。就在丁耶的《边外集》（花城社出版）出版不久，流沙河也有一本《流沙河随笔》出版。这一时期丁耶与流沙河联系较多，在由诗转为随笔的认识上，他与流沙河达成了一致。

除艾青、牛汉、丁耶等是从解放前过来的诗人外，还有一些如流沙河、公刘、胡昭等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涌现出来的诗人，虽然艾青、丁耶们解放后的文艺观也有调整，但丁耶四十年代作品的基本路数与艾青一样，已不同程度地注重象征。他们不同程度接受的是拜伦但丁和普希金等人的西方诗歌的传统。他的长诗《外祖父的天下》《童年挽歌》和49年以前的一批短诗即便是在当今汉语诗歌已然与世界诗歌逐渐消弭了距离的当下看来，仍不失诗歌艺术本身的语言魅力。他说过，他后来的诗歌总的说没能超过49年以前的作品。重新恢复写诗的丁耶遇到了新的课题：他知道时间对他已经不多了，他要选择最佳途径，以自己多病的身躯、越来越少的时间完成他的心中的使命：以随笔的形式写心中的那首大诗。

80 年代开始，丁耶的眼前又一次铺开了明媚的阳光，迎来了生命和写作的第二个春天。全家搬回了省城，各项知识分子政策在他这里陆续得到落实。他也格外地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好日子。但同时各种疾病也开始不断地来侵犯他，经常因病停下写作住进医院。1980 年我正在读大学，听说他住院了，便利用一个周末到医院去看他，他见到我很高兴，指着那条我没舍得用的凤凰烟说：你这是给我送毒来了！不过我还得留下。越是有毒的东西包装得就越好，你也应该警惕。当我询问他的病情，他站起来却像是突然说起了别人的事情：“一个人的左手和右手同时被拉住，两边都在争夺一个人。左边是死神的力量，右边是母亲的力量，争夺了半天，最后还是母亲的力量大！那边就不得不松开了，这次算是挣扎过来了。说完自己又若无其事的哈哈大笑起来。一个解放前就以诗闻名的大学讲师，一个 40 年代就名满天下的诗人，一个从 12 岁就开始流浪关内的东北硬汉，直到 57 岁重返吉林作协时才算安定下来。后来我终于把一份通过各种途径弄来的“特殊的礼物”送给了他：当我把《外祖父的天下》《白玉的基石》《志愿军英雄赞》《五挂大车跑安东》送到他的案头，像完成了一件大事那么轻松。而他捧着这些久发黄的自己一行一行一首一首写下的诗集，就像找到了丢失过久的孩子。

1949 年以前的作品和他重返文坛以后的诗文是丁耶的思想核心所在。虽然晚期作品多以散文随笔出现，但他的散文也是诗，他在梨树的特殊岁月，使他他彻底完成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丁耶，我想丁耶的魅力除了坦诚直率坚韧乐观开阔的性格之外，主要还是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担当精神。2001年9月6日，丁耶终于走完了他80年的多难的人生。弥留之际，病榻上的老诗人反复吟诵着七个字：清风白马过桥去，清风白马过桥去。这是他一生的结句，也是留给人间的绝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