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铁治郎眼中的袁世凯（上）

    佐藤铁治郎是日本的记者，时天津《时闻报》社主，在中国、朝鲜居住约30年，对袁世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袁世凯早期在朝鲜的种种表现，让日本人怀恨在心，也让日本人对袁世凯敬畏三分。佐藤铁治郎对袁世凯在朝鲜的表现甚为赞赏。

佐藤铁治郎眼中的袁世凯（下）

    袁世凯在甲午战争后至被以足疾开籍回老家疴养这段时间，是袁世凯后来攀登上权力顶锋的资本积累期。袁世凯在这一时期内，有练兵、兴学、推行司法改革、推行新政、主张立宪等。佐藤铁治郎对袁世凯的这些改革也是赞赏有加。

赫德兰眼中的袁世凯

    赫德兰，传教士，其夫人是慈禧太后母亲、隆裕皇后的妹妹以及北京的许多格格福晋的家庭医生。1888年来华，亲眼目睹了清朝的最后岁月。他与袁世凯有过交往，对袁世凯有自己的看法。

莫理循眼中的袁世凯（上）

    莫理循是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与袁世凯交往甚密，对袁世凯多有赞美之辞。对袁世凯盗取革命

丁格尔眼中的袁世凯

汤伏祥

    在辛亥革命期间，曾有不少人外国记者积极参与其中，他们站在相对“中立”和“超脱”的立场上，审视这段历史，报道这一历史事件，评说其中的人物，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参考。丁格尔就是其中的一位。

    丁格尔何许人也？

    丁格尔，他的英文名为：Edwin.J.Dingle，即埃德温·J.丁格尔，丁乐梅是他的中文名，英国传教士，1884年来到中国。他长期在中国传教，熟悉中国社会，写了不少文章，将中国国内的情况介绍给西方世界，其中包括《徒步穿越中国》、《我在西藏的生活》等。同时，他也是新闻工作者、作家、旅行家。辛亥革命爆发时，丁格尔正住在汉口，亲眼目睹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作为英文《大陆报》特派员的他，有机会广泛接触了交战双方的高层人物，其中与黎元洪的交往甚为密切，并对黎元洪多加赞赏，称黎为那个时代的英雄。正是由于这些，他对辛亥革命这一事件以及当事人，都有着独到的见解。自然，对袁世凯他也有自己独特的评说。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重新起用了袁世凯，

《恩怨沧桑——现代文坛恩怨一瞥》序

袁良骏

    汤伏祥同志寄来了他的《恩怨沧桑——现代文坛恩怨一瞥》部分书稿，让我为他写篇序。虽然盛情可感，但却实不敢当。我虽然在课堂上教过现代文学，在文章中研究过现代文学，但对现代文坛的恩怨沧桑却知之甚少。不错，在我的一些关于鲁迅、周作人、梁实秋、冯雪峰、丁玲等的文章中，曾经触及过这个课题，但都是蜻蜓点说，一闪而过，何曾像伏祥同志这样下过大功夫？又有何资格写序？但架不住伏祥同志诚意拳拳，却是实在不恭，只好谈一点读后感想。

    谈现代文坛恩怨，离不开现代政治风云。“五四”文学革命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分歧（包括鲁迅与成仿吾的交恶）、“左联”与“新月派”（主要是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鲁迅与施蛰存的论战、“左联”内部的“两个口号论争”、抗日战争年代延安的周扬丁玲之争、解放战争时期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革命文艺”对“反动文艺”的批判、建国后周扬对冯雪峰丁玲的彻底清算……所有这些现代文坛恩怨都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无论是资产阶级

后记

    《恩怨沧桑——现代文坛恩怨一瞥》终于出版了，我要特别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为我所做的一切。自己也在出版社工作，深知出版这样一本书的不易与勇气。特别是曹有鹏先生，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没有他，这本书是不可能这么顺利出版的。在此，我谢谢曹有鹏先生了。湖南的出版业走在全国的前列，湘版图书在国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自己的书能在湖南出版，也是一种荣幸。

    《恩怨沧桑——现代文坛恩怨一瞥》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本书，虽然此前与友人合著过诗集，但那诗集我并没花什么精力，只是随手写来的一些不成样的诗的集合。而《恩怨沧桑——现代文坛恩怨一瞥》是我花了四五年时间才完成的，也付出了我的不少心血。

    大学毕业后，进入出版社工作，这为了创造了比较好的学习环境。我所在的单位学习氛围比较浓厚。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在工作之余仍能坚持写作，而不至于浸泡在酒肉当中。

    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20世纪文学的顶峰，涌现出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郁达夫、丁玲等文学大师

赫德兰眼中的袁世凯

汤伏祥

    赫德兰，这个名字，对现在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谁会记住一位传教士的名字呢？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传教士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福音。大多传教士温良典雅，知识渊博，他们宣称自己是上帝的或者别的神圣的代言人，他们认为中国是个未开化的国家，远到而来，深入中国的各个角落，到处宣讲他们的道义和良知。可谁想到，就在他们播洒文明与道义时，中国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却被文明的外国人所杀害。赫德兰虽然不是一位普通的传教士，但在历史的洗礼中，这个名字自然就被人们所忘记了。赫德兰，原名艾萨克·泰勒·黑德兰(1859-1942)，是一位美国传教士，他于1888年来中国，任北京汇文书院文科和神科教习。一个教习，本不足以评说，但由于他的妻子赫德兰夫人一直是慈禧太后的母亲、隆裕皇后的妹妹以及北京许多格格、福晋和贵妇的家庭医生，这使得他有机会亲眼目睹了清王朝的最后岁月，有机会得以近距离地观察中国宫廷的生活。

    袁世凯在清王朝中可谓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赫德兰在

莫理循眼中的袁世凯（下）

汤伏祥

    莫里循这个名字，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被人们所遗忘。当人们重新提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多少有点苦涩，多少有点感慨，感慨苦涩历史的流逝和个人的伟大与渺小。莫理循1893年来到中国，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袁世凯死后，继续为中华民国政府效率，直到1919年离开中国。在中国，他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20多年的青春岁月。

    莫理循在华期间，正是中国经历重大而又困难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变革的年代。莫理循追随袁世凯，极力为新生的中华民国政府效力。在他的眼中，袁世凯自然有另一形象。虽然这一形象不免是个人喜好的结果。但莫理循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人物，加之他与袁世凯交往甚密，他所认识或理解的袁世凯或许更贴近真实的袁世凯，更贴近历史的本真。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凭借自己的政治智慧和一贯的政治手腕，获得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成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这就是后人通常说的“窃取革命的果实”。公正地说，袁世凯这个总统职位的获得，是革命派“请出山”的

莫理循眼中的袁世凯（上）

汤伏祥

    晚清政府的腐朽与无能，现在已经是世人皆知了。从1840年以来，清政府一直在苟且中度过，虽然后来的洋务运动曾给它带来一些生机，但腐朽的机制已经无法改变它衰败的命运了。此后，在万般无奈之下，清末政府试图推行君主立宪改革，但终究因为中国人的丑陋本性而宣告失败。中国与君主立宪制度擦肩而过，正像1946年与宪政机会擦肩而过一样，常常被人所提及，常常被人所惋惜。但事实上，这种惋惜是不必要的，因为中国道路的选择是相当复杂的。在21世纪前的中国，没有一个朝代、制度的更迭是自然做出的；没有一个帝王能主动地退出政治舞台。清末政府的改革，也是时代和形势所迫做出的。正是因为被迫所为，其改革最终流产，并葬送了整个王朝。在这场时代的变革中，有一位人物被推到了历史舞台上，他就是后来被历史学家抨击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袁世凯在清末可谓“中流砥柱”，有“支撑危局之人”之称。但现在的中国历史学家对他的评价却极其糟糕，说他镇压义和团运动、窃取革命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