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挲竹刻臂搁是一种快乐，看着由青色的竹节慢慢变成黄色，色泽渐渐呈枣红色的时候，面对包浆厚重自然，这份快乐未离文化半步。可用，可赏，当然也可以炫耀出书房案头的亲切，足见其刻者匠心独运的变化。且把熟悉的古人和远离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忆，如同蜻蜓点水的般的汇集在一块最普通不过的竹节上面，把我的些些想法，传递给身边喜欢的人。

龙凤以藻缓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卉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也。

节录文心雕龙，己丑九月即日，吴门徐云鹤与天放楼学书

今晚与一位老朋友坐茗之间，看到云鹤桌上一小堆杂玩，彼此摩挲闲谈。无意间看到我新近购买的掐花葫芦的小茶叶罐，感到欣喜不已，其盖作旋口状与底座都是象牙镶嵌玳瑁，小巧精致，画面上垂柳黄莺，俯视下方，随机而动的情景呼之欲出，寒天把玩，亦不觉得冷手。后来听说云鹤用1200元的价格买下来时，不停的摇头，大声说道，没有这个价格。我笑了笑，价格不是问题，主要在于喜欢。押花葫芦又叫掐花、砑花葫芦，不同于一般的雕刻，雕刻是将葫芦的皮质刻去，而押花却没有刻损皮质，纹理的产生不见丝毫的斧凿痕迹。用金属刀片、玛瑙、玉牙等制成的押花刀具，在葫芦表面押挤出阳文花纹，效果独特。
清代中期掐花葫芦的实样，时不时的散见与北方的各大拍卖行，少量拍品还有'康熙赏玩'款识的。但真正形成流派，名家辈出，还是在晚清民国时期。其制作过程一般先要双钩物象草稿，再持刀沿边线按压出呈斜面的凹沟，两侧凹陷，则中间纹饰即凸显而出。高手还能在很小的限度内区分高低、深浅、虚实，层次分明。实际上，花纹并未高出表皮，这种欲阳先阴的意匠，极为巧妙。道光时徐某、近代天津陈锦堂等精通此技。押花葫芦首先是图案

赵次闲(1781～1860)，即赵之琛， 字次闲，号献父、浙江杭州人。工书画篆刻，山水师黄子久、倪云林，萧疏幽淡，花卉竹石有明人气息，喜写佛像，为“西泠八家”之一。刻印神似鸿寿，娴熟精能，以巧取胜，结字求秀，其运刀如笔，精妙处随见。近人韩登安有评：“刀刀可见，刀刀不露。”。然而印学在研究明清流派发展史后说，称雄于印坛近两个世纪的浙派艺术（1695-1860年），至赵次闲时代，竟走上了“厄运”，并逐步衰落，褪去了昔日的辉煌。有的人甚至将浙派衰落的原因归咎于赵次闲。如生活在清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的杭州人、印学家魏锡曾（字稼孙，比赵次闲晚去世29年）就说：“（浙派）流及次闲，俪越规矩，直至郐尔……余常谓浙宗后起而先亡者也”。今人论浙派，多以丁敬身、蒋山堂、黄小松、奚铁生、陈秋堂、陈曼生、赵次闲、钱叔盖为西泠八家，而前人辑谱，则多取前六家，如毛西堂、傅子式皆有《西泠六家印谱》之集，赵、钱两家不与焉。钱叔盖先生宗法汉印，结构用刀俱与六家不同，宜其不在浙派之中，而次闲是秋堂嫡派，颇获誉于时人，其不为识者所取，在其千印一面，少有创造也。次闲虽非浙派罪人，而其以浙派法嗣身份，不能示浅学以纯雅，启后劲以质拙，魏稼孙跋《吴

秦统六国,帝印称“玺”，臣民称“印”至则天时，因“玺”与“息”同音，故费，改为“宝”。唐至清数百年间沿旧制而“玺”“宝”并用，汉将军印称“章”。秦汉之印，多与封发对象、简牍之用，印施封泥

古人云：“笔砚精良，人生一乐。”书案文玩，可数水盂，盂者，亦称水丞，依砚添水，案前之珍，得以赏心悦目。然其行涉四宝之外，有欠公允。自秦汉以降，所传实物流传至今，因其小巧雅致，其样式繁复，材质广博，图案完备而最现文士情趣，故而受历来文人所重。云鹤庋藏斯物，感于铜质坚，古雅足，投之以桃状，枝叶婆娑，灵猿翼翼俯窥其内，若有所想，每每翰墨娱乐，更感其一洗氛垢，清心乐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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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无量，福无量，甲申荷花开时，王歌之。这一对连枝葫芦是云鹤庋藏多时的喜爱之物，喜爱其连理的因缘，当初的构思内容与歌之说了，彼此击掌叫好。茗谈之间，用书案上面的水彩笔认真写下，随后请泰中兄刊刻，挂置书架。与歌之先生交往多年，其才学见识均在同辈之上，书风略近吴中耋宿宋季丁，参照弘一上人的安详，静如处子。是云鹤知交的一位博通古今的同道，偶尔见其画作篆刻也是古朴高雅，喜收藏秦汉之物，多为由于眼光高人一等，多有

水浅山浓，竹深花好

雨后清虚六月天,茂松当户隔尘烟, 白云常向青山住,伴得幽人半晌眠。

戊子清和月，吴门徐云鹤于天放楼

卷石不盈尺，天竹未成林，唯有岁寒节，乃知君子心。

己丑小春月，吴门徐云鹤于红砚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