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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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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花十五年时间主持编撰的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压轴的那段文字是“臣光曰”。数不清此书有多少个“臣光曰”,但这段最后的“臣光曰”与别的“臣光曰”不同,并非对于某个历史人物或某个历史人物的做的某一件事说的某一番话的点评,而是关于他主持编撰《资治通鉴》的自述。

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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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是无能的官吏,越想显示自己的权力;越是昏庸的君主,越想摆出至高无上的威严。这才会有“昏”与“暴”的畸形结合。胡亥就是这样的君主。李斯劝胡亥“行督责”,实行专制独裁,胡亥当然高兴。赵高比李斯更高一筹,他要胡亥当“圣主”,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

    玩味一下赵高劝胡亥当“圣主”的那一番理由是很有意思的。赵高说:“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也。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则见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不如深拱禁中,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事来有以揆之,则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称圣主矣。”按照赵高的设想,只要“群臣莫得见其面”,“不敢奏疑事”,天子就不会“见短于大臣”,在大臣面前出洋相,于是就维护了天子的尊严,这是典型的“鸵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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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

胡亥

秦皇朝

    不是从实践中总结,而是根据权势者的需要编造的理论也是古已有之的。胡亥君临天下之后,“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李斯摸着了他的这根肚肠,挖空心思地炮制出“行督责”之说。

    李斯是这样说的:“夫贤主者必能行督责之术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夫不能行督责之术,专以天下自适,而徒劳形、苦神、以身徇百姓,若尧禹然,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故谓之桎梏也。惟明主能行督责,以独断于上,则权不在臣下,然后能灭仁义之涂,绝谏说之辩,荦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你看这李斯,引经据典,正反论述,何等雄辩!一番歪理,却被他说得振振有词,头头是道了。

    我觉得有必要为李斯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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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读到第五章《海瑞》时忽然想到,如今几乎无人不晓的官场潜规则,其实也是古已有之的,至少在海瑞那时便有。

海瑞在他去世前的一年即1586年复出为官,当的是南京右都御史,不久就遭到他的下级——巡按南直隶的监察御史上疏参劾,并由此引发一场争论。吏部最后表态,海瑞不宜出任要职,可以继续保留都御吏的职位。万历皇帝与吏部的意见是一致的,说是“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黄仁宇因此提出:这些文件由给事中官署抄录公布,就等于政府公开承认了自身矛盾:为什么可以镇雅俗,励颓风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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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02 06:08)
    张雨生因失语而淡出读者的视野,已有八年多了。
    他患脑溢血的消息,是同属军界的杂文家李志远打电话告诉我的,那是2010年4月29日,我当即打电话给张夫人刘素英,才知右脚右手瘫痪,语言障碍严重,住在海军医院,已快40天了。那年6月我在北京,曾前往医院看望。情况比原先估计得好些,讲话不方便,脑子是清楚的,右手也在恢复之中。第二次去看他,已经能够坐起来了。我以后没有再去过北京,也没有再见到张雨生,只是过一段给他打个电话,他能走路了,他能独自出去散步了,他能由夫人陪同外出,冬天去海南,夏天去北戴河了。但他的语言障碍一直未能排除。说是与他通话,其实只能单音节发声,大多都是他夫人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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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7 06:20)

王羲之去世时59岁,他活了58年,这一点史书有明确记载,没有什么争议。关于王羲之的生卒时间,却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生于公元303年,卒于公元361年;一种认为生于公元321年,卒于公元379年,还有一种认为生于公元307年,卒于公元3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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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4 07:17)
        将王羲之的辞官归结为他执着而不圆通的书生气不为官场所容,原是我多年前从清代西吴悔堂老人《越中杂识》的一段话中引出来的结论。我那时还认为,使王羲之“耻居其下”的王述,“比起王羲之,或许是要圆通得多的”。话虽然没有说死,在我的潜意识中,却以为让王羲之受王述的领导与管辖,乃是贤与不肖的倒置,于是遂有王羲之的“耻居其下”及“谢病归”。
        多接触一些史料,方知王羲之辞官的原因与我之推论尚有不少出入。王述原与王羲之齐名,王羲之看不起王述。王述以母丧居会稽郡境数年,代他出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只是吊丧时去过一次,再也没有登王述的家门,以至王述多次洒扫庭院空候,这使王述“深以为恨”。王述日后升任扬州刺史,王羲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以免受扬州刺史王述之节制,因“行人失辞”,成为当时官场上的一个笑柄。王述“检察会稽郡,辩其刑政”,王羲之自己没有出面,他的下属偏偏又“疲于简对”,于是“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凡此种种可见,导致王羲之辞官的是他的那种性高气傲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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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十几年来,因为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面世,而使鲁迅研究界人士回顾《全集》出版之里程,难免也会说到第一部《鲁迅全集》的出版。然而,读了有关专家的文章之后,我有一个突出的感觉:许寿裳先生被忽略了。这些文章,大多只提胡愈之等人创办的“复社”的工作,只提“许广平、胡愈之、王任叔等人的共同努力”,只提“由许广平、郑振铎、王任叔定出方案”而不提许寿裳等人在此之前的种种努力与贡献,既有违史实,也有失公道。
        许寿裳是鲁迅“常常引以为自豪”的“生死不渝的至友”。在绍兴鲁迅纪念馆编注的《许寿裳书信选集》(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书中,有从1936年10月28日到1938年5月29日许寿裳给蔡元培和许广平的三十余封信,无不与编辑出版《鲁迅全集》有关。这些书信记录的都是当时正在进行的事,不是事后的回忆,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鲁迅逝世两天后,即1936年10月21日,许寿裳就写信给一蔡元培,提出出版《鲁迅全集》之事。从那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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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7 07:25)
      很为李斯惋惜,他是很有才华的政治家。一篇《谏逐客书》,便使秦始皇心悦诚服收回错误成命,从此如“泰山不让土壤”,如“江河不择细流”,广招天下贤士,图谋一统大业。本来,他是可以名垂青史,流芳百世的。然而,李斯重爵,他的权力欲升官欲太强,于是一次又一次地铸成大错,留下了后人难以宽恕的历史污点。
      诬陷韩非,是李斯的一大历史污点。和李斯一样,韩非也是客卿,也是很有思想很有韬略的政治家。我们至今仍可在他的《孤愤》、《五蠹》、《说难》等洋洋洒洒的论著中,看到他的杰出才华。然而,李斯容不了韩非,大有周瑜那种“既生瑜,何生亮”的心态。他怕秦始皇的对韩非比对他更信任,怕韩非在秦国比他更有权力,成为他升官晋爵的挡路石,于是便向秦始皇进了谗言,致使韩非身隐囹圄,自杀身亡。
      李斯的另一个历史污点,就是与赵高密谋篡改秦始皇的临终诏书,废扶苏而立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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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3 07:16)
 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亦称《吕览》),我总感到有些怪异。吕不韦何须人?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一个富商,一个政客,一个以商业投机的方式来进行政治投机并得逞一时的权贵。《吕氏春秋》却是汲取诸家之长,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的著作。诸如“刻舟求剑”,“掩耳盗铃”之类的成语典故,每每出于此书。注释《吕氏春秋》的后汉人高绣甚至认为此书“大出诸子之右”,此所谓“诸子”,是包括了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等大牌以至特大牌之思想家的,这就不免使我对这位“主编”心生疑窦。
吕不韦有时间与精力来主编这一部流传千秋的不朽著作吗?《吕氏春秋》的编纂,是公元前239年前后的事,嬴政二十岁左右,即秦王之位已经有些年头。作为相国的吕不韦既要辅佐秦王嬴政处理内政外交,作为仲父的吕不韦又要瞒天过海地与太后私通。“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怕东窗事发,祸及于己,便玩弄障眼法,炮制假太监,“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进献太后,如此这般,甚是费神费力,那还顾得上殚精疾虑地去组织人马厘清思路著书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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