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的焦点访谈节目《一箱白条和一笔糊涂账》中，导致“一笔糊涂账”的那“一箱白条”，有不少是乡政府有关部门有关人员在收取那家村办企业的好处时留下的印记。记者问乡政府凭什么收受那些好处，乡政府的一位官吏理直气壮地回答，因为他们为企业服务。他还举例说，比如企业事故死了人，本来要赔款十万元，他们出面协调就减少到二万三万元。看来，在某些权势人物那边，所谓“企业”只是企业主或企业的掌权人，所谓“为企业服务”，也就是为企业主或企业的掌权人服务，他们是将企业员工排除在外的。人家连命都没了，他们还要为“企业”从死去的员工身上敲诈以示“服务”呢！
秋风先生曾有一个论断：不管富人有多坏，穷人仇富都是反社会。“社会”既然有富有穷，当然也应该包括富人和穷人。富人的“坏”，大致表现在勾结权势人物，侵吞社会财富，敲诈穷人血汗。穷人的“仇富”，“仇”的往往就是这种要多坏就有多坏的富人。然而，在秋风先生看来，富人怎样胡作非为，横行不法，都不叫“反社会”。在他们面前，穷人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倘若居然“仇富”，也就一口咬定是
鲁迅之于钱钟书，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谢泳先生《靠不住的历史》中有相当长的一节专门论述“钱钟书为何一辈子不愿提鲁迅”，他认为“钱钟书不提鲁迅，不是一个偶然的习惯问题，而是有意识的选择”。在他看来，钱钟书对鲁迅的评价是负面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谢泳先生用了两种“捆绑”术。
一是用“周氏兄弟”这个词汇将鲁迅与周作人捆绑在一起，把钱钟书批评周作人等同于钱钟书批评鲁迅。谢先生说：“钱钟书不愿意提及鲁迅，不等于他从来没有提过鲁迅，而是说他可能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周氏兄弟的学问和人格有自己的看法。”以下这段话说的便是他的主要依据：
从目前已见到的史料判断，钱钟书最早提到周氏兄弟是在1932年11月1日出版的《新月》杂志（第四卷第四期）上。在这一期杂志的书评专栏中，钱钟书以“中书君”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评论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文章，这一年钱钟书只有二十二岁，还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虽然钱钟书在文章中对周作人的书先做了一个抽象的肯定，认为“这是一本可贵
美国《时代》周刊有篇文章说，“正在访华的奥巴马或可向中国借鉴五项成功之道”：一是“目标远大”；二是“重视教育”；三是“照顾老人”；四是“赚多花少”；五是“高瞻远瞩”，每一项都有具体的内容。长期以来，美国的媒体对中国多有被国人称为“说三道四”的批评、挑剔与指责，如此放下身段赞赏中国的文章，不免引人注目。国内诸多媒体都以“美国可向中国学习的五件事”为题摘要转载或介绍这篇文章，或许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这样的文章在美国国内会有什么样的反响——会有人说这是“崇洋媚外”吗？会有人说这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会有人说写这种文章的人经不起“金融风暴”的考验，“立场不坚定”吗？我去过美国，知道美国人是相当爱国的，尤其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珍珠港事件”与本世纪初的“9·11事件”中，这种爱国主义体现得更为充分。那么，对于美国来说，致力于挑剔中国的毛病与潜心于吸取中国的长处，哪一种更为有益？
我并不因为听到别人赞赏中国感到脸上有光。假如在三十年或二十年之前，或许也会像我们的媒体常说的那样，“有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
“放鲰知德”的故事，我看到的版本就有两个：一个是从宓子贱的角度说的，重在“放”；一个则从孔子的角度去说，重在“知”。两个版本并不矛盾，可以看做前后篇的。
重在“放”的那个说：有一天，单父的邑宰宓子贱走到鱼市，看到一条活蹦乱跳的大肚子鱼。卖鱼人正在夸说这鱼肉如何鲜嫩，鱼籽怎样味美，宓子贱二话没说，就把大鱼买下。一旁卖小鱼的见宓子贱买东西干脆，也乘机说他卖的小鱼别有风味，宓子贱果然又把小鱼买下。有人认出了宓子贱，心犯嘀咕：买那么多活鱼做什么？就跟在他后边想看个究竟。谁知跟到河边，宓子贱把他买的鱼都放掉了。这使一直跟着他的人大为惊讶。此时宓子贱告诉他们说：“大鱼有孕，正是产籽期；小鱼还没有长大。如果把这两种鱼吃了，河里的鱼不就越来越少吗？”读了这个版本，我觉得自己有点时空错位，差一点误以为宓子贱是当地的县长或县委书记，正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呢！他这买鱼放鱼之举，不仅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理念，也是杜绝短期行为以保证渔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实际行动。
重在“知”的那个说：孔子去卫国，让巫马期观看宓子贱
孔子落难之时曾有“三问”，并非孔子提了三个问题，问题只有一个，但他接连问三个弟子——子路、子贡与颜回，是个别谈话，既像不耻下问的请教，也像成竹在胸的考问。
陈国与蔡国的大夫们听说楚国要聘用孔子，怕自己的现实的生存状况受到威胁，合伙调拨人马将孔子与他的弟子们围困在野外，使他们陷于进退不得，疲惫不堪，病者不断，缺药断食的绝境，此所谓“厄于陈蔡”。孔子知道弟子们有怨气，便一个一个地找他们谈话，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疲于奔命在空旷的原野”，难道我们的学说有不对的地方吗，为什么竟会沦落到这个境地？
子路是这样回答的：或许我们的学说还没有达到仁吧，所以别人不信任我们；或许我们的学说还没有达到知（智）吧，所以别人不想践行。子路说的尚未达到“仁”与“知”的境界的学说，当然是孔子之“道”。我以为子路并非信口开河，他是觉得孔子的学说有待于实践检验并予以适当变更，因为他听到过民间对于孔子及其学说的不少反映，包括“知其不可而为之”，包括“四体不勤，五谷
看完11月9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一箱白条和一笔糊涂账》，我的直观感觉是：“糊涂账”其实并不糊涂，至少在那些与白条有关的人那边不糊涂。这“一箱白条”，是由这样两个部分组成的：一是被村党支书兼砖瓦厂厂长侵吞的款子以他那些五花八门的亲属的名义写下用来抵账的白条；二是送给乡政府有关部门与有关头头的好处时留下的白条，比如，庆典、考察（旅游）、买汽车都有赞助，连私人盖房拉走的八万块砖都不没有付款，这些赞助或欠款，也由白条抵着。那些与白条有关的人，心里比谁都清楚着呢！
邓公庙所供奉之邓公，并非是“治国平天下”之阁老，乃是一介樵夫。对于邓公以及邓公庙的来历，清代西吴悔堂老人在他所著之《越中杂识》中是这样记载的：
邓公庙，在山阴县紫洪村。康熙十五年，有客山行，宿山神庙。夜半有虎作人言，向神乞食，神以邓樵夫许之。明晨客伺于祠外，果见一樵过之，问其姓，则邓也，遂告以夜所闻见，戒勿往。邓以有母仰食于樵，不则饥死，遂去不顾。客随而覘之，樵甫采柴，虎突出薄中，邓逐杀之，遂同客至庙大诟，以死虎示神曰：今竟何如？碎其土偶，跃坐神坐，一笑而逝。乡人建祠祀之。[1]
山神庙的山神，对于乡民来说，或许也是金口玉律，一句顶一万句的。山神夜许邓樵夫于虎为食，邓樵夫原该诚
我其实并无文章专门谈过孔子父母的“野合”，只是在《孔子的“礼”与“非礼”》一文中顺便说到此事。王幼敏先生的《也谈孔子父母的“野合”》（原载上海《联合时报》2009年10月20日）批评的偏偏就是那一段话，此文也就只好跟着他专谈孔子父母的“野合”了。
“野合”之说，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原文是“（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我说有的学者把“野合”的解释为“野外媾合”，“这有点搞笑”，王先生由此发现我“显然不赞同把‘野合’解释为‘在野外媾合’”，于是反驳说：“其实这是一种最普遍的解释，不仅古人有持此说者，今人也一般作此解”，并以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为例，证明此说“已然成为普通人对‘野合’的共识”。“古人有持此说者”不足为奇，但至少也有唐代作《史记索隐》的司马贞与作《史记正义》的张守节不持此说。今人呢？别人且不说，就说这位写了不少文字来把反驳“有点搞笑”的王先生，我还以为他是“显然”赞同“把‘野合’解释为‘在野外媾合’”的了，看到下面，方才明白他也认为“‘男女在野地媾合’为‘野合’之解，
公元1008年正月的一天，在当时京城的承天门，出现一幅二丈有余的黄帛，“缄物如书卷，缠以青缕，封处隐隐有字”。这黄帛大有来历。宋真宗对大臣们说，有一天夜里，他正想安息之时，突然室内一片光明，随之有一位星冠绛衣的神仙告诉他，某年月日，将有天书《大中祥符》三篇降世。如今这黄帛，则当是天书无疑了。于是步至承天门，一拜再拜，亲手搬到车舆之中，引至道场，命人当众启封宣读，于是大赦、改元、封禅。目睹这一神灵显现之盛况的有文武百官，也有黎民百姓，而且一传十，十传百，言者凿凿，听者唯唯，“宁信其有”的恐怕数以万计。宋真宗的年号“大中祥符”也就是这么来的。
如果让什么人来破译这一古代的神秘现象，或许会说，那星冠绛衣的神仙是外星人，那大宋的真命天子是有“特异感知”和“特异致动”功能的神仙，或者说那是“天人合一”的效应起了作用，幸亏有史实记录在案，那其实是由王钦若一手策划，由宋真宗领衔主演的一出神话剧。
宋真宗想改元、封禅，但师出无名。王钦若启发他说：伏羲时有“龙马负图出于河”（此谓“河图”），大禹时有“神龟负书出于洛
一直认为“文死谏，武死战”是儒家传统，却不知在儒家老祖宗孔夫子那边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命题的影子。恰恰相反，在孔子的不少言论中都可以看出，他比较注重生命价值，至少不以“死”为最高境界。
孔子说过两句话，一句是“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另一句是“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这两句话都在《论语·子路》中，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即要让百老姓去当兵打仗，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不然则无异于让他们去送死，这是说当兵的。带兵的呢？他对子路说：只知道不怕死的武将，我是不会跟着他去的（“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我们提倡不怕死的精神时总是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孔子说的却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子路明知卫国政局危急偏偏迎“危”而上，于是“结缨而死”。这样的“武死战”，孔子恐怕是不以为然的。
我这里想着重说的却是：孔子不言“文死谏”。
《论语·宪问》中有一句孔子的话，叫做“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此处的“危”，当作“正直”解释，“危言”就是正直的话语，“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