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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雅尼的《With an archid》中，给朋友弄了一个文稿。

    有些失落，开始听一些烂得一塌糊涂的音乐。在这个刚刚离开黑夜15小时的白天里，心情并未完全愉悦过来。那组烂稿的编辑过程，有着太多让人无法原谅的情绪在膨胀，却忍着没有打电话追问理由。

    不想再说了。让公众去评判吧，反正不是以我的署名刊发的报道，我不需要接受公众做出的关于荣誉的评价。一位县委书记发来的短讯说“不敢评价”。我只能苦笑，没有回复。

    图谋了一场酒局在京城。离开场还有10天。而之前的这个阶段里，我还需要在一个礼拜的夜班里煎熬，并时刻提防着500扪的罚金厄运再次降落在我身上。

    希望在这场酒局里，多一些碰撞和交流。

    多年前，我就一直跟一个挠人心肝儿的伪问题纠缠不休：人，需要理想吗？

    如果说，我们的理想仅仅是那一座城市的靓妞，如果我们的理想仅仅是那一坛美酒，如果我们的理想仅仅是那一桌噼里啪啦的麻将，再或者我们的理想仅仅是那些永无休止的活塞运动，也或者我们的理想仅仅是看着别人的理想遭遇粉碎后而疯狂的窃笑，那么这一切都好办。

    可现实却往往告诉我，集上述的理想于一身，并得以的兑现的人们，却依旧很失落。他们只是没有勇气说出来他们更高层次的理想，只是怯懦地蜷缩在一个角落里，过着自慰式的美好生活。

    另一个不靠谱的，老掉牙的假设是：如果时光能倒流，每个人都能成为几十年后假设的英雄。

    子墨能用双手撑起小身板四处张望了。

    她在努力地长大，而我在渐渐的老去。当有一天风华正茂地站在我面前脆脆地喊我一声“爹”的时候，我的脸上那些叫皱纹玩意儿，已像波浪一样无限地延展开了。当她提着行李走上月台，从列车车窗里向我挥手的时候，我的手里多了一根拐杖，鬓角也有不少银丝飞扬。

    两天前的夜里，那帮女子在音乐和酒精中像随风飞舞的柳条一样扭动着身躯时，我却疲惫得倚在那间工厂里的铁柱上昏昏欲睡了。假寐中，满眼都是水蛇一样的腰肢，满耳都是那些肆无忌惮的笑声，那些震耳欲聋的音乐被用扩音器放大成尽可能让人荷尔蒙翻腾的分贝，一浪接着一浪地摇摆着那些被酒精浸泡的男女。

    她们模拟着一尾蛇，缠绕着一棵树。我模拟一个老翁，垂钓池里那尾鱼，那尾叫青春的鱼。

    后来，她们缠上了树，我没钓到那尾鱼。她们继续缠绕，我收起钓竿，失落而归。

    半路，给小女人发了一条简讯：我已苍老，我已无法适应着生活。

    回家后，我的落魄无法隐瞒住她的眼睛：

    “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了？”

    “没有，只是想离开。”

     然后，在沙发上沉沉睡去。

    在我年轻得令人嫉妒得双眼充血的年月，我以为我的理想真的就是做一名仗剑走天涯的记者。2003年10月，我第一次在杭州城做了一名真正的记者。一年后，我终于写出了一篇让报馆领导亲自短信表扬的报道，兴奋得身体里的荷尔蒙极度膨胀。当时间哗啦啦地又过去了一年，我调查了一个星期之后出炉的一个揭露上市公司黑幕的报道刊发后，领导从此就说我已经成熟了。

    这句让我汗颜而又汗泠的称赞，我足足享受了好几年。

    可是，当我在这个行业里足足捣腾了6年后，我才发现原来我的理想似乎并不仅仅于此。特别是自10月以来，连续做了三个操蛋的特刊之后，我开始感到极度的失落、疲惫、空洞和浮躁。最初，我以为是自己真的不是干这样的活儿的料，所以才衍生出这些让人讨厌的情绪，并开始讨厌记者这职业，据说这职业在黔东南州被人称为“鸡仔”。虽然听起来像极了一个有着无比朝气蓬勃的内涵的职业，但社会地位却仍然只是一种奢华的意淫。

    我更以为，我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目标所产生的心理落差，直到我在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医学名词——多巴胺。多巴胺是脑垂体分泌的一种物质，对于一个医学盲和生理学盲来说，我所知道仅止于此。

    一篇医学文章说，多巴胺的作用是传递亢奋和欢愉的信息，据说性高潮和吸毒者所产生的快感都因为脑垂体分泌了多巴胺，惟一的区别是后者瞬间值是前者的无数倍。可是让人纳闷的是，这世界上实施前者行为的人要比后者多无数倍。

    如果说，多巴胺理论确实都能在现实生活找到那么多的印证的话，那么我之所以会产生上述情绪的话，那么可以充分说明一个问题：记者这个职业开始在我身上呈现出短暂老年综合症或是短暂更年期，这当然也就意味着我身体的多巴胺分泌系统暂时出现了问题。

    别以为身体的多巴胺分泌系统出了问题，并不会带来什么大的恶果。其实，恶果早已凸显。

    10月份，我因脑子恍惚导致严重失职，被狠狠地扣了500扪，幸好发放的300多扪好稿费让我只支付了100多扪罚金。后来，又因为版面上出现一个错误，又被扣罚了据说也是500扪的金额。然后，到了今天上午，报馆的第一雌性领导再次对我提出严肃的批评。要知道，假如我的多巴胺分泌系统没有出现问题，那么我做嘛事都会兴奋得飘到天上去的话，那么肯定我每个月就会多出几百扪的奖金，而不是支付出几百扪的罚金。

    从成本支付和产值生产的角度来看，让多巴胺分泌系统出现问题，是一个很不划算的经济学命题。

    自此，我不得不去想办法重新疏通多巴胺分泌系统。

    11月22日。 12C°-2C°。

    在刚刚昙花一现的晨雪后，贵阳今天迎来了阳光明媚的一天。

    然而，在历史上的今天，看起来并不是太吉祥的一天，不少在全球有影响力的人物在这一天死亡。

    如果从最近的算起，那就是发生在1963年的11月22日的一起事件，让全球震惊。

    1963年11月22日，携夫人杰奎琳前往美国德克萨斯州。

    当天，肯尼迪夫妇与康纳利夫妇同乘一辆林肯牌敞蓬大轿车由勒夫机场开往市区，沿途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肯尼迪曾两次停车向欢迎的群众致意。

    中午时分，当车队进入埃尔姆大街，行经德克萨斯州一座8 层的教学图书馆大楼时，肯尼迪突然遭到刺客的枪击，头部与颈部中弹，同车的康纳利州长也被击中。肯尼迪立即被送往临近的帕克兰德纪念医院抢救，然而医生却并没有让他再醒过来。    

    暗杀这位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的，是一位名叫李·哈维·奥斯瓦德的24岁青年。

    这名牛逼的青年，是美国前海军陆战队的神枪手，曾旅居苏联，后回国。调查显示，奥斯瓦德在个人发展道路上曾受挫，对政治与社会现实不满。让全球的人们诧异的是，他对肯尼迪的刺杀完全是个人行为，并非一个政治行为。

    36年后的1989年11月22日，黎巴嫩新当选的总统穆瓦德在当地时间22日下午1点45分遇刺身亡。

　　当天下午，穆瓦德总统一行在贝鲁特西区参加黎巴嫩独立日庆祝活动后，乘车返回寓所，途中总统车队遭到不明身份的一辆汽车伏击。装在那辆汽车上的重磅炸弹引爆后，4辆汽车当场被炸毁，穆瓦德总统当即遇难。

    奇怪的是，同时的胡斯总理和侯赛尼议长幸免于难。

    沿着光阴的隧道往上回溯，我们发现在这一天离开人世的，是贵国最知名的爱国人士，清末的林则徐。他去世的这一天需要加上一个时间定语是1850年。这位来自福建福州的牛逼人物，是当时反抗外国侵略的一位杰出代表，又是清代“睁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那个时候的清王朝，闭关自守，夜郎自大，长期对西方科学采取拒绝态度，使当时的中国社会充斥迷信愚昧，人们对于中国以外的世界茫然无知，清政府许多高级官吏不了解世界有多大，英国离中国有多远，也不知道美国在哪里，有的外国人讥笑“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

    为了知己知彼，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以利于今后的斗争，林则徐领着一些人在自己的衙门里翻译外文书报。那时译书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事，因此，需要有很大的勇气。

    再来给文学青年们一个打击吧。

    93年前的今天，因经济上的破产和家庭纠纷，精神备受打击的，美国著名小说家杰克伦敦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他给他的粉丝们留下的作品有：《墨西哥人》、《热爱生命》、《在甲板的天篷底下》、《野性的呼唤》、《白牙》、《马丁·伊登》等。

    对我而言，今天是最愉快的一天，因为我总算睡了一个好觉。此外，闺女躺在沙发上被第二次逗得连续的格格格格的笑了，而昨天晚上也同样被连续逗笑。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我用手机录下了她格格格格笑的情景，希望她长大后还能看得到这段视频。

    没劲儿的生活，没劲儿的工作。

    那么，我们还剩下什么呢？

    有时候，看起来，我们都过得很充实的样子。

    但是，当有一天，有一种由来已久，只是一直潜伏的欲求再度在某个机缘巧合的空间里被狠狠地碰撞了，那么翻江倒海的难道只是一种冲动的情绪？每个人都在给生活和工作降低标准，我不知道这样的降低是一种没有自信的表现，还是完全对客观因素失去了信心。

    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开始变得物质化。所有的精神层面上的坚守，最终都将节节败退。那些诗人们，诗句里的意象，已经渐渐没有了那些蝴蝶和花儿，没有了那些炊烟袅袅，田园风光，转眼就变成了酒吧和水泥森林。之后，当那些歌颂D的诗句再次在半个世纪后出现在你的眼里时，你会发现诗人原来有时真的就是王小波飞在天上后，垂挂下来的玩意儿了。

    香烟越来越难抽，酒也越来越难喝，报纸越来越难看，人越来越苍老，荷尔蒙越来越低，性福指数也变成了意淫指数。那么，你的生活和工作的意义，难道仅仅是为了生存这个苍白而粗俗的理由吗？

    那么，来吧，我们就来一次集体意淫吧。对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都来一次波涛汹涌的意淫吧，别忘了在身边多放几箱六味地黄丸，意淫频繁了也是很伤身体的。

    我已经懒得再去浩瀚的资讯海洋里寻找关于“数学”的一切了，我只能说，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这个该死的科目几乎改变了我这一生的运行轨迹。他们总是说，人生没有太多“假如”，特别是那种关于爱情的操蛋事情，更是不会出现太多“假如”，加上一些牛逼的妞们的推波助澜，就开始让一些刚刚发芽的妞们也学会了“爱情没有假如”的说法，她们后来好像几千年的女人们坚守贞节一样地坚守这个理论，并用这个理论将自己修炼成那一支带刺的玫瑰，让觊觎已久的臭男人们无法近身，从而形成了一股弱弱的望妞兴叹的消极浪潮。

    当“爱情没有假如”的理论最终形成风潮后，于是城市里变态的强奸犯和轮奸犯也多了起来。神圣的爱情最终返璞归真了，这个神圣的东西最终被臭男人们演绎成了一场场最原始的性冲动了。在半个世纪前，这样的原始性冲动一旦让妞们受伤了的话，那么臭男人们除了换来的是那几分钟，甚至是几秒钟的生理快感外，他们还将被几颗子弹换来几秒钟的生理痛苦，从此他们就与这个世界只发生一口棺材和一杯黄土的关系了。

    没错，没错，正是你们现在所想的，在进入主题之前，过多的开胃小菜多了也会让人像黄果树大瀑布一样的腹泻，那么我们还是抛开那些操蛋的前戏，直接进入主题吧。

    不管城市爱情学说有多么的不靠谱，我还是要“假如”一下关于“数学”对我带来的改变。  

    从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我这个科目的成绩都不是处于下流阶层。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祖父从山梁上的黄土地里割了一把高粱秸秆回来，并用一把锋利的圆月弯刀将那些秸秆分割成100根5寸长的短秸秆。于是，我的数学之旅就从这100根秸秆开始了。我在这些秸秆中间融入一个无形的加号或者减号，然后就得出了结果。

    后来，我这“懒得烧蛇吃”的习惯在那100根秸秆被书包里的书本折断后，我就换成了另外的方式，来与那些数字发生加减乘除这些混蛋逻辑关系了。我改用了每根手指肚上的两三截纹路来充当数字，再在他们之间加上抽象的加减乘除的逻辑关系，然后来这些结果来写数学作业或者考卷。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被毒害很深的老师又让我们背诵乘法口诀表，并且用无数种姿势来背诵，比如让那些添加了乘法这个逻辑关系的两个数字从躺着，睡着，立着，站着的姿势来背诵。20多年后，班上的男同学们都惊奇地发现，他们中的每个家庭的夫妻关系都很和谐，他们总结经验时说，那全都是靠当年横着，竖着，躺着，站着地方式背诵乘法口诀表后潜移默化地演变来的。

    当一种数学的学习方式，一旦被融入了人们最原始的幸福追求过程中，它的功劳简直是罄竹难书呐。被它的功劳所福泽的男人们，就索性不用纸张记录这些春宫图了，直接用口述传承的方式将这些葵花宝典传递给下一代年轻人们。

    小学三年级是一个噩梦，而真正让我后来几十年都做噩梦的是，正是数学课本上那两个该死的玩意儿：简便方法和珠算。前者需要很强的逻辑关系，后者需要极强的逻辑关系、记忆能力和操作能力。这对于一个整日喜欢听靡靡之音的男孩儿来说，自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要知道听靡靡之音，是不需要动大脑就能搞懂那些靡靡之音里面充满着多么惆怅的情绪的。

    我开始讨厌数学，我甚至讨厌算盘。

    我开始逃课，并且老是不愿意背着算盘去数学，而宁愿被数学老师在教室背后站着一排听课。在这个时候，那10多个站在教室后面的同学互相左右看着“嘿嘿”的笑，被这笑声更加激怒的老师从讲台边的角落抽出一根竹枝，气冲冲地走到后面来，让发出笑声的同学伸出手掌，“啪啪”几声后，同学们的嘴里发出水被烧开的“咝咝”声。有的同学受不了这疼痛，竟然没夹住屁股，噗噗地放出几个臭屁，这让教室里的所有同学哄堂大笑，老师更加气急败坏了。

    之后，“咝咝”声更加频繁。

    就这样，我开始留级的生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接下来，“留级”像一个痴心的情圣，紧紧地粘着我。到了小学六年级，继续被留级。到了初三，再次被留级，到了大学四年级，又被要求留级。而这一切，都因这该死的数学科目。这样的局面，让我后来对选择恋爱伴侣的方向也发生了变化，我从此对学理工科的女生不感兴趣，并敬而远之。而这样的方向性变化，最终使得我选择恋爱对象的空间是多么的狭窄。我越来越喜欢数学成绩很差的女孩儿，越来越讨厌数学成绩很棒的女孩儿。

    最终，那些理工科的女孩儿只能在暗恋我的同时，将发明数学那些该死的逻辑关系的先祖骂得狗血淋头。这是后来才知道的结果。如果不是数学，我不会留级四次，那样的话，我会提前进入大学，提前进入社会，并最终多挣几年的钱，多泡点妞，这是多么美美的事情啊。

    数学，我顶你个肺嘎。

    差强人意。这是看完最后一个版面后，对这个节日特刊的感觉。这第一个独立统筹的特刊，除了让人觉得存在诸多不如意的地方之外，很难找到太多让我感到兴奋的G点。签版的编委说，总体上来说，还是不错的。这话确实让我感到汗颜。

    想起之前与读者、媒体代表和记者近30人的反复交流，那种抓狂劲儿我只能靠狠狠抽烟的方式来排遣。尽管如此，但还是由于各自强烈的差异性，导致出现的结果显得并不如理想中那样完美。和小女人说，这段时间，来个各种压力和疲倦，已经无法让我静下心来想好一个选题，并做好一个选题了。

    几次都想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坚定地迈出第一步，却始终未能产生足够的勇气。已经不止一次地和前雄性同事交流过几次，除了惺惺相惜之外，那种脆弱到无法迈出的懦弱，竟似针刺一般地刺疼身上最敏感的神经。

    这样反复的犹豫，我已经猜到了结局。如果你们都曾经或正在看中国足球，那么你们已经无需要我来给你们答案了。这时代，已经越来越不屑于追逐理想了。

    如果我的理想是那一杯薄酒，那我的结局就是最终获得“酒鬼”的殊荣，并最后死于胃癌或肺癌；如果我沉醉于声色，那么最终除了那两个千疮百孔的肾以后，我的腰也将因肾的衰落而只能看到那一抹夕照；如果，我的理想从此寄托在了闺女的身上，那我肯定只能去韩国做变性手术，因为那将不再是一个男人的作为了；如果我一味要坚持自己的理想，那么我将会被傻逼们用一句“傻逼”砸得找不到方向。

    那句沉淀了太多尘埃的“理想照不进现实”，总是能在你身上打下最深刻的蹄印。

    一位兄弟说，睡觉前喝杯牛奶有益睡眠。

    我的回答是，没用的，任何液体的东西，只能让我在深夜不断起床撒尿，后果就不用赘述了。

    电视广告里不断地播出消化不良，或者是便秘之类的广告，小女人说，你看城市里的人们多么悲哀啊，就连简单的上厕所都成了一个重要问题。在乡下老家，这不算是一个问题。如果一定要说这是一个问题，那也应该是几十年前的问题，因为现在老家的父老乡亲们早已解决了温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活到了这步田地，我们除了与这个城市发生了更丰富的物质关系外，我们的优越性在哪儿呢？

    凌晨1点的时候，翻阅了手边新的一期《三联生活周刊》，封面报道是《越狱之疑》。作者是一直未谋面的朋友李翎和他们的主笔及几位同事。李翎的报道是第一篇，标题为《追捕：67小时》，接下来的其他几篇报道分别为《第二鉴于的坚固和脆弱》、《李洪斌：越狱者的迷途》、《击毙者高博：一个小城青年的生与死》。

    这组报道是目前关于新疆这次越狱事件中，最详尽，最深入的报道。当然，我始终不认为这样一组报道就是一个完整的报道。如果说，这个事件的报道要做完整，我想最关键的主角是必须要出现的，那就是四位越狱的主角。没有这四个事件主角的采访内容，哪怕外围做得再丰富，那也只能是一个丰满的边角料了。毫无疑问的是，这其中或许有相应的难题在后面，或许是官方有规定，不允许媒体采访这四位事件主角，或许还有其他原因。

    在看这组报道的时候，我在想，除了当前三联生活周刊所呈现出来的叙事方式，能否还有另一种叙事方式来呈现这组故事。那就是用几条线索同时进行，也就是说，将这组报道融合在一个报道里面去，不用另外独立写成几个篇幅。这样的叙事方式，我们曾在西方一些电影里似曾相识。

    当然，如果要这样去写，那么，那四个越狱的主角是必须要采访到，而且要有更多的关于这四个主角的丰富的料来支撑整个事件的核心内容，而三联此次的报道中，包括我的朋友写的第一篇里，叙事主角选择的是警方，用这样的角色来作为叙事主体，未尝不可，遗憾的是，后面所有关于这四个主角的报道内容，都来自于主角周围的人们，而非主角本身，这里面当然肯定是上述的原因所限。

    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一个相对详尽、深入的报道，但它不是一组完整的报道。在这里，我想要表达的观点是，我们常常在说，我们报道了事件的真相，但要知道一个事件的发生，需要太多的元素来构成。而往往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因为特殊的外部环境，和有限的个人能力，让我们拿到的料，恰恰是这个事件发生的部分元素，那么我只能说，我们参与了报道这一事件，但不能说我们报道了整个事件的真相。

    在这样的特殊环境里，有时候，“真相”是一个伪名词。更加遗憾的是，这么多年了，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一直在做边角料，但我们却自诩已经报道了事件的真相。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有这样的缺憾，但我仍然认为三联这个封面报道是一组精彩的报道。我汗颜的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报道，几乎很少有这样去详尽地报道某一事件过。我一直寄希望于的是，在接下来的这组策划里，能努力完成一个真正逼近真相的报道。但我担心的是，我的同事们能否有这个能力达到这个目标。这里面，除了个人能力有限外，还有客观环境的限制，以及报馆是否有一个新的灵活的机制来支撑类似的题材的操作。比如时间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我希望能有所改变。

    当“希望离现实总有不小的距离”这样的话盘旋在脑际的时候，突然就会变得很泄气。或者用其他个别人说的，我实在太眼高手低了。可是有些眼高的东西最终要达到手也高的局面，难道仅仅是一个人的独立努力就能达到的吗？我们有没有反思一下，我们的支持力度是只到了脚背，还是到了大腿，还是淹没了整个头顶了呢？

    还是来一次集体反思和努力吧，之后我们大家才能一起进步。

    没有什么比今天更糟糕的事情了。

    从今天上午8时30分到晚上9时，一直都在焦虑和惶恐中度过，就连在食堂吃饭的那10几分钟，感觉所有的风向都只是朝着我的方向刮来，浑身发冷。匆匆走出食堂回到室外，才被初冬的阳光暖和了一些。回到办公室后，竟然要靠抽烟来暖和身子。这样的心理反应真的是很奇怪。

    上午，不断地和各位同事商量特刊事宜，还要谋划晚上一个整版稿子的布局。报道的写作才刚刚开了个头，却满脑子的浆糊写不下去，一盒新买的香烟已经快要抽到了一半。下午，继续跟特刊的版面主角沟通，继续和读者交流。一些简单的事情，总是要被一些傻逼复杂化，这是贵国的一个普遍现实，却无法让我接受。

    破天荒地跟领导撒了谎，说报道需要某位专家审稿，要在晚上10点才能审回来。实际上，是这么长时间来，被疲倦和劳累逼得有些喘不过气来，每天要到凌晨2点甚至更晚才能入睡，而上午却无法再多睡两个小时，因为闺女子墨醒了，得照顾她，让她妈妈去洗脸刷牙，以及忙其他家务。新的一天在这一个多月来就是这样开始的。

    从下午6点开始，一直饿着肚子写到晚上9点，4600字的报道终于弄完了。回家拷贝图片，匆匆扒拉一碗饭后，继续回到办公室编稿上版。一天的终点，就这样结束。我们总是在为饭碗和责任而每天忙碌得几乎快要忘记自己的姓氏，有时严重到积了一肚子的火，哪怕一点点的火焰就能引爆一腔情绪。

    浏览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今天贵国的焦点事件分别有：天然气出厂价可能被上调20%-30%；能源行业的大佬之一中海油正考虑为电动汽车建设电池更换站；那个包养10多个小男生的重庆女“黑老大”的谢才萍在今天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罚金人民币102万元；贵国的房屋销售可能在年底飙升。

    所有这些，都不关我屌事。我无力买房买车包养情妇，我只有力气意淫中了500万彩票后如何在澳洲大草原上修一个三层楼的木屋，或者在美国的黄石公园挖一个地窖，窖藏无数美女天天酒池肉林地纵乐，然后再去原始森林去骑野生动物玩。

    一个孤立的事件发生后，或许我们会不以为然，然而当几天之后，呈现出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后，你会发现这样的事情有时竟像瘟疫一样无法抵挡。就在我刚刚因严重失职被罚款500扪和通报批评后，背后一串同事紧步我的后尘，都是500扪，都是通报批评。

    如果说非要选出10月和11月里最不吉祥的数字，对于贵报馆的我们来说，可能就是500了，因为每个人都是被罚500扪。如果还要评选出今年最不吉祥的色彩，那我想肯定就是红色了，因为我们的通报批评上将会出现的印章红得耀眼，红得妖艳，红得诡异，红得最后他妈的像极了那摊经血。

   假如，我还要在这里过分一下，那就是他们可能生怕我太寂寞，所以来这个邪路上陪我来了。如果这个玩笑话的尺度还可以继续被延展，那么我就套用一句那个东北妞说的幽默话，“我感谢他们八辈祖宗。”

    没有别的奢望，只想明儿能睡一个懒觉，看一场轻快的电影。

    又一个为了饭碗和责任的一天，就再次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