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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的科研机构 《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简介

 

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亦译为: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院。英文全称:  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International,简称 SRI,网址:http://www.sri.com )是闻名全球的综合性咨询研究机构。它的研究范畴非常广泛,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到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并长期从事咨询工作,在各个领域作出了杰出的成就。

该所原称斯坦福研究所,成立于1946年,当时仅仅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它的发展以及国内国际咨询形式的潮流,于1970年独立出来,现已发展成为人数逾3000的跨国大型咨询机构。它的机构遍及世界各地,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的门罗帕克市,与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只隔一条街道。它的分支机构很多,在美国之外的许多世界级大城市,如东京、巴黎、米兰、马德里、伦敦、苏黎世、斯德哥尔摩等均有斯坦福研究所的分所。

该所为非营利性的独立核算的咨询研究机构,非常独特。一方面,它没有接受国家津贴,另一方面也不依靠从企业资助的款项来从事研究,几乎所有研究课题费开支、研究人员的薪金、维持研究所正常运转的行政费用等,完全是凭借"知识"获得的,通过出售研究报告、完成委托单位的咨询研究课题的收入,他们获取了大部分的研究和运转资金,所有收入主要用于增加研究设备或者是用于有关公益研究工作。

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据统计,研究项目中24%是关于研制新产品、新工艺的,23%为评价各种投资计划服务,20%关注改善管理工作,而且对一些重大并且较难的课题也有涉及,如对前苏联战略、中国长期经济计划、电子计算机、机器人等新工艺的技术,都进行过探讨和研究。该所还拥有国际发展、紧急计划、防务分析、海战研究和武器设计及农牧业研究所必须的各种实验设施。但是它的咨询重点是经济问题,如企业经济、产品成本分析、市场调查、经济分析、经济发展等,尤其擅长从事战略性的和重大决策性的课题研究,如一国经济发展模式、某种产业的发展趋势预测、世界市场热点预测、世界竞争策略、产业政策等。

研究所的合同单位,据估计,75%以上的项目都是属于政府的,包括美国国防部等以及其他各国的政府部门,其次为企业和团体单位,当然也接受一些私人的咨询项目,平均每年完成2000项左右的咨询任务。该所的国际业务十分活跃,与世界65个国家的政府以及800多家公司保持联系。

图为美国斯坦福国际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凯姆-华丽诗(女,中)和南开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李学潜博士(左二)等在1991年3月的合影。左一为肖恩。

该研究所许多研究报告都是保密的,不对外公开发表。该研究所可以公开发表的报告、文章以及书籍,多半通过美国商务部全国技术情报服务局和美国政府印刷局出版发行,也有少数由一般的民间出版公司负责出版。该研究所的统一内部刊物是《斯坦福研究所杂志》,另外,它的情报部还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版一些报告或刊物,像专门介绍正在进行的工作领域和概况的月刊《目录》,如主要报告社会新发展动向以及长期的工商业发展趋势的双月刊《视界》,每年选择对国际商业社会有重要意义的近30个专题,发表研究所相关的报告并在《研究报告》刊物上刊出。此外,不定期地还会发布一些经典论文或者有价值的情报资料等。

斯坦福研究所的组织结构框架从成立之初基本确立。最高决策机构是董事会,由15名美国教育界以及工商业界的知名人士或者领袖人物组成。理事会则由50名政府官员、民间社团领导以及著名的科学家担任。他们的职责是根据自己专业或者经验的优势,为研究所的研究或者行政人员提供帮助,解决一些问题,或者给予指导。董事会由理事会成员选举产生,研究所的所长和副所长由董事会选举、任命。非常独特的是董事会和理事会所有成员的工作都是义务性质的,研究所不向他们支付薪金,带有如同古罗马时期为公益事业献身的色彩,他们所担任的职务更多地意味着责任和荣誉。

它的研究机构有14个研究中心和部。部和中心有一定的区别,概括而言,部主要承担比较长期的、战略性的科研任务,特别是对基础学科的研究一般都在部下面进行。而中心主要是负责一些短期或者临时的、应急的任务,时效性比较突出。部和中心都具有相对的自主独立性,可以说是一个个小的研究机构。为了统一协调,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进行有效的计划和搭配,所有的中心和部在形式上都归一个部门--研究管理办公室管理。这个办公室设有4名左右的副主任,一个副主任要负责管理3-4个中心。

国际管理及经济部:主要负责研究所的国际性发展、国际共通性问题的研究、各类经济问题的研究,承接长期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类研究课题。下设几个专门的研究部门和小组,主要有:国际发展中心、金融业及资金运用部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消费品工业及资料管理部门、制造工业及技术管理部门、运输和运输系统中心等,就不同的专业方向进行研究和承接项目。

生命科学部:主要从事与生物相关的研究。下设的专业研究小组有:药品分析中心、心理生理学研究中心、生物化学小组、毒物学研究小组、医药和医学生物学中心等。

化学制造及资源部:主要负责化学领域的研究与项目。下设资源环境保护中心、能源中心、化学工业中心、矿物及金属中心等。

城市和社会系统部:主要研究城市以及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下设地区及城市规划中心、福利及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教育研究中心、健康调查中心等。其中地区及城市规划中心主要负责城市基本生活必需系统、行政组织管理、土地利用、城市建筑、都市交通等一系列内容的规划。

情报研究部:主要针对商务信息研究,每年向近500家组织提供报告。内容包括影响世界各地区经济发展变化的经济、政治、技术、社会因素;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发展;工业以及各种市场状况;管理方法变革和规划等。斯坦福研究所邀集了全世界70个国家的800多个工商企业、组织、财经机构等组成了一个国际工商协会,该协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向成员提供有关的商业信息和分析报告,其次是召开国际性会议,本身就是一个情报组织。该研究所非常注意资料情报的收集工作,还设有专门的信息科学实验室,提供各种数据分析。通过情报部的工作,每年斯坦福研究所都要公布一些报告和信息,是研究所声誉的来源之一。

战略研究中心:该中心成立于1954年,从成立之初就有很大的独立性。它专门从事与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有关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研究,对国际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重点在于美苏关系、对外政策、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亚洲战略研究等。该中心从1967年开始在华盛顿活动,并且设置了分支机构,成为保守党的思想代表。

该所研究人员有2000人以上,还不包括进行研究时从外面聘请的专家。这些研究人员在工程、物理、生物科学、工业经济、管理及社会科学等100多个学科方面各具专长。他们知识渊博,交叉性好,技术专家也懂经济,而经济学家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许多懂技术,形成综合研究的实力。

斯坦福研究所的特点首先表现在管理方面。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研究的管理,二是绩效评价。研究管理一方面涉及人才,该所特别强调研究人员的选择,在进行项目时,为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和富有权威,总是从研究所外聘请一些专家。一般说来,斯坦福研究所充分利用社会力量,从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发现优秀人才,聘用他们从事研究工作。凡聘请人员,都签订合同,规定研究项目、任用时间、报酬待遇等。研究计划结束后,课外小组即行解散。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杰出人才,则可留在本所从事新的研究计划。另一方面,它的研究计划总是很有现实性。主要原因在于这些研究计划都是根据社会需要制订出来的,即从工业界和社会上进行广泛调查,发现和确定研究主题之后才专门拟定。

其次,对研究人员进行严格的考核。研究人员的待遇与他们的贡献应该成比例。斯坦福研究所在70年代就制订了一个"研究人员和专家的专业发展与补偿计划"的评价系统。这个系统把研究所的业务,按功能分为五个项目,每个项目又按照一定的标准分为六个等级。专业成绩考察的是进行研究所需要的专业素质、研究能力、分析能力、专业领域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这种评价还要间接地吸收研究所外的专家以及相关人员的评价,综合起来得出一个最后的等级。提升主要指的是研究人员的表现足以获得新的研究项目的程度,以及他们的研究结果得到委托单位和研究所的好评程度,可以使得研究者得到充足的研究经费和将来的新研究项目,在这里研究的成功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标准。

第三,斯坦福研究所对研究经费的管理非常严格。该所奉行以科研养科研,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相对地在研究经费的管理上非常严格,包括一系列的制度,比如一周一次的报销等。

研究所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成绩斐然。在能源方面,分能源经济、能源技术与能源管理。已经做过或尚未完成的重点项目包括:2000年世界能源研究,利用复式循环系统生产洁净动力的研究,固体矿物燃料的液化以及天然气的利用研究等。在化学方面,几乎每年它都要收集相关的情报资料,像基本化工原料、化工产品市场、价格与供求关系等等,然后编辑出版《化学经济手册》和《化学制品厂商目录》,为世界各国所重视。它对环境保护和城市建设问题非常感兴趣。曾经为前南斯拉夫车城市研究水的供应和污水输送、处理问题,为委内瑞拉朱利亚大学调查了湖水污染问题,并提出了一份保护环境的报告。

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重视发展也中国的合作关系。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该所逐步开展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各省市自治区的相关部门,各科研院所以及大学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取得了瞩目的成果。

 

下图为一位来自中国天津的参观者在《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位于旧金山以南大约六十公里处的门罗帕克市的总部门口留影。                  摄影: 萧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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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教父”钟情中国

摘自http://www.ccw.com.cn 2008-06-29 14:35:03

威廉-米勒 (William F. Miller)博士, 世界著名商业策略大师、硅谷技术思想家,鼎力支持中国SaaS热潮。

William博士曾经担任斯坦福大学副校长、斯坦福国际研究院主席、Borland软件公司CEO等重要职务。由于斯坦福大学在硅谷的重要地位,以及他本人数十年以来,在高科技和风险投资领域的开创性成就,被人们推崇为"硅谷教父"。

2008年1月2日,加州硅谷 - 奥林科技公司今天宣布,William F. Miller博士正式与公司签约成为奥林科技董事局首席顾问。"我喜欢你们在做的事情,并且相信你们能为全球企业作出巨大的贡献",米勒教授如是说。

奥林科技合创人、董事会主席Jim Wang说:"米勒博士在高科技战略和管理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以及他在推动全球技术发展、教育、风险投资和国际商业领域的丰富经验将会极大地推动奥林科技以平台为服务并为全球中小企业提供SaaS应用的理念和目标",同时"米勒博士也将为中国的企业信息化带来广泛和积极的影响"。

William. F. Miller博士,现为斯坦福国际研究院终身名誉主席、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公共机构与私营企业管理学赫伯特-胡佛教授,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荣誉教授(该系创办人之一)。他曾任斯坦福大学主管研究的副校长、教务长以及Borland软件公司CEO。斯坦福大学以硅谷的发源地而闻名于世,而Borland公司则是著名的C程序语言的发明人。米勒博士的职业生涯一半在学术领域,另一半则在商业领域,这种组合使得他对美国硅谷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独特的作用。

1956年,米勒博士在美国阿贡尔国家实验室工作。当年他刚刚获得了普度大学的物理学他的博士。在国家实验室,米勒博士进行在基本的原子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方面的研究。他和他的同事从那里开始了现在被叫为"计算科学"的早期工作。之后,米勒博士帮助在斯坦福筹建了计算机科学系,和斯坦福大学线性加速器中心(SLAC)。在1968年,他还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风险基金之一Mayfield基金。

1968年,米勒博士参与创建了美国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机构Mayfield Fund,并作为特别有限合伙人和一般合伙人顾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1979-1990年间,米勒博士作为斯坦福国际研究院(SRI International)的总裁兼CEO,将SRI业务拓展到亚太区域,并创建了成果转化与商业化项目,建立了大卫萨诺夫研究中心(现萨诺夫公司),为SRI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利润补充。1982年,米勒博士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

历年来,米勒博士创建并负责了多个非营利性组织的运作,并先后在金融、电子、软件等行业创办了数十个领袖型公司并担任重要职务,曾任Borland董事长,太平洋电气公司、第一州际银行、Signetics、SmartValley等公司的董事。米勒博士目前还是美国Sentius公司和Nanostellar公司的创办人和董事局主席。

William F. Miller博士获得的部分奖项及荣誉:

1980年,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

1987年,美国国家工程院终身院士;

1987年,AFIPS(美国信息处理学会联合会)计算机委员会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先锋称号

1987年,美国科技进步协会会员

1999年,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终身会员

2004年,浙江大学名誉教授

 

下图:

萧恩(右)陪同米勒博士(中)参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摄于1988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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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08 10:56)

兰笑楼与合众图书馆[1]

 

记忆中大概是在1999年秋季,我因患胃疾在家休养。一日,忽被馆领导紧急唤回单位,谓上海交通大学介绍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朱传榘先生访问上图,欲了解其祖上捐书等事宜,而馆中竟无知情者,遂令我予以接待。

朱先生是携夫人荣氏一起来上图的。甫一见面,感觉长者威严,而夫人慈祥。由于先前打听未果,朱先生看上去对我的接待亦不存希望,似乎想敷衍一番即打道回府。但我把他留住了,因为当他说叶景葵是他的姑夫时,我脱口而出:"您是兰笑楼的后人。"他顿时眼睛一亮,兴奋不已。

兰笑楼主人朱钟琪,是传榘先生的祖父,字养田,晚号蜕庐,浙江杭州人。清季历任寿张、招远、兰山、清平、历城、泰安县令及青州知府等职,为官清明有政声,重气节。中日甲午战争时,尝变卖祖传地产支援北征军队。他博学通识,尤深南北史,有《南史节抄》等著述传世。曾于历城设泽古文社、于泰安创仰德书院,又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奉命建立山东高等农业学堂(山东农业大学前身),培养人才甚众。民国三年(1914)清史馆开馆,为纂修兼总纂之一,撰《拟修清史目例》,惜两年后病殁,未竟其业。

兰笑楼藏有古籍凡千余种数万册,大都为钟琪先生研治学问所用之书,而非作为文物收藏,故除个别为明末刻本外,极大多数为清中期以后刻本。虽然如此,钟琪先生十分珍爱,动乱中几经迁徙,保护完好,並编有书目若干种。其中编纂颇用功夫的是今藏上海图书馆善本书库的三十九册《兰笑楼藏书目录》稿本,该稿分《丛刻目》、《分类目》、《重编总目》三部分。

《丛刻目》凡著录297种图书,分经部丛刻、史部丛刻、子部丛刻、集部丛刻及四部汇刻五类,只有四部汇刻一类是真正意义上的丛书,其他皆为某一部类的丛编。

《分类目》凡著录863种图书,按经、史、子、集、丛(书)五部分类,每部先列分类表。令人注意的是,此目在子部中设"周秦诸子类";在"天文算法家"下设"中法之属""西法之属""兼用中西法之属"。这样的分类是根据所藏图书的实际情况设立的,而从目录学上说,颇具创意,如"周秦诸子类",后来顾廷龙先生主编的《中国丛书综录》的子目分类目录即有所仿效。

《重编总目》所著录的书与前两部分大多重复,但也可能有个别新收之书。其中有"附北京箱目"一册,叶景葵先生题云:"共六十箱,当系随带北京之书,易箦后检点抄目备查。内或有新购之书未抄入手抄书目内者,应再逐细核对。故此册应与抄目并存。壬午中秋,景葵记。"

叶景葵(1874——1949),字揆初,别署存晦居士,又号卷庵,亦杭州人氏。早年客钟琪先生幕,深获赏识,钟琪以长女铭延适之。二十二岁起从山西巡抚赵尔巽任事,因代草《通筹本计》十条而名闻一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举国忧贫。景葵先生在维新运动影响之下,于三十三岁后辞官就商,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1905年,在上海创办浙江兴业银行,苦心经营凡四十余年。1912年,由张之洞、盛宣怀经营的汉冶萍铁厂濒于瘫痪,景葵先生被汉冶萍公司股东会推举为经理,筹借公款,使铁厂恢复生产。1913年,苏浙两省因商办苏浙铁路收归国有,发起要求政府归还股款的运动。次年景葵先生又被推举为浙江铁路股款清算处主任,奔走南北,多方交涉,前后历时二十七年,始获解决。景葵先生器识宏伟,学用並茂,经世而外,能诗善文,对草药针灸及种植畜牧等也有研究。五十岁后致力古籍善本蒐集,精于鉴别,尤笃好稿本校本,以先贤精神所寄,不忍视其流散故也。著述颇丰,顾廷龙先生曾将其《卷庵书跋》、《卷庵札记》、《卷庵文存》、《卷庵诗存》及《卷庵联存》等汇辑为《叶景葵杂著》行世,此外又有《刍牧要诀》、《太康物产表》等。

1937年芦沟桥事变起,沿海各省相继沦陷,东南地区文献大量流失。叶景葵、张元济遂联络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陈陶遗、陈叔通、李拔可等,藉创办图书馆以抢救保存濒临毁灭的文献典籍。1939年,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成立,景葵先生率先自捐财产十万与所有藏书(其中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等一大批珍贵古籍),並于租界中心地段(今长乐路富民路口)置地二亩建馆。先是租屋筹备,聘请顾廷龙先生担任总干事。在1941年馆舍落成前后,张元济、蒋抑卮、李拔可、陈叔通、叶恭绰、胡朴安、顾颉刚、潘景郑、胡惠春等相继捐赠图书及有关历史文献,居然形成25万册藏书规模。在叶景葵、张元济两先生先后主持下,经顾廷龙先生悉心打理,使"合众"成为东南最具特色的以收藏历史文献为专门的图书馆,並于1953年捐献公家,1955年改名为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1958年与原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图书馆、上海报刊图书馆合并为新的上海图书馆。

兰笑楼向合众图书馆捐书是在1942年。捐书者为钟琪先生子曜,即传榘先生之父,字旭初,一字熙令,晚年用熙令名。生于光绪六年(1880),卒于1960年。幼承庭训,聪慧过人,十岁即有善弈之名,暮年犹能背诵《四书》、《五经》。十八岁(1897年)娶昆明人萧应椿次女国英为妻(应椿三女适周叔弢)。二十四岁(1903年)东渡日本留学,先入成城学校(后改为振武学校),后入法政大学(与汪精卫同学)。二十六岁(1905年)加入同盟会。二十八岁(1907年)起从政,历任奉天将军府内文案、湖北督辕内文案、直隶自治局提调、津浦铁路驻济副提调、财政部佥事、财政部公估局局长、直鲁豫京兆四省官硝厂厂长、盐务署总务处处长、盐务署参事、财政部总务厅厅长、陆军中将衔陆军少将、津浦铁路局局长等职。历经革命战争、山东独立、共和宣布、复辟战争、直皖战争、日俄战争、青岛日德战役、南北战争。立身如其父,皎洁光明。六十三岁时(1942年),日本侵略者任汪精卫为南京伪政府主席,强其为交通次长,坚辞不就。晚年撰有回忆录,多世间未有悉者,惜未播行。

关于熙令先生当年向合众图书馆捐赠兰笑楼部分藏书情况以及其他未捐旧藏的最终去向,叶景葵、顾廷龙先生均未留下详细的文字资料(顾廷龙先生已于1998年去世)。根据上海图书馆现存三种兰笑楼藏书目录分析,景葵先生曾做过相互间的比勘,但未完成。而廷龙先生是"合众"受赠图书的经手人,办事极为细心,在19427月所编《兰笑楼剩书目》上,有廷龙先生题识"凡有红识者均已赠本馆"一条,据此可知熙令先生当时捐赠与"合众"之书共有1111758册(由于历史原因,现已无从查找当时捐赠时的原始资料,只能根据此目录留下的线索)。其中如《海岱史略》等,为原"合众"所无,而至今上海图书馆也仅存此一部。意者当时捐赠旨在补"合众"所缺,故未将兰笑楼藏书悉数捐赠。

在兰笑楼所捐书中,尚有钟琪先生四种稿本,是了解其从政、交游、治学的第一手资料,兹简介如下:

一、《朱蜕庐先生日记》,共四册。起自丁酉(光緒二十三年),止于辛丑(光绪二十七年)。前四年日记极为简单,每日一二句话,记迎送客人及接发信件。辛丑年日记仅存二至六月,但内容稍详,每将来往信件原文抄录。

二、《蜕庐剩稿》,一册。共有序文两篇,书启十三篇,依次为:

1、庞雨生《证治集解》序

2、与叶作舟书

3、与丁咸亭孝廉

4、与王梦湘(名以慜,湖南武陵人)

5、与张省钦

6、与宝似兰星桥香士昆季

7、寄某校书

8、寄某校书

9、与赵铁珊(名尔震,尔巽兄)

10、云间农寄白华书

11、匡生自题《萍踪偶聚图》序

12、与项蔚如书(名文彦)

13、谢赵小鲁贺四十生辰并赠牡丹启

14、与萧应椿书

15、谢徐次舟赠婢启(名赓陛)

三、《蜕庐读书丛录九种》,三十九册。这九种前人著作是钟琪先生在平时读书时悉心校勘整理抄录的,是为编辑之作,分别为:

1、钦定七经纲领

2、阮刻十三经注疏叙录、通志堂经典释文叙录

3、日知录抄

4、南史节抄

5、困学纪闻抄

6、朱子语类抄

7、呻吟语抄

8、读诗经传说汇纂钞

9、明吴氏文章辨体目例 、姚氏古文辞类纂序目、李氏天岳山馆文钞目例

叶景葵先生题跋云:"右蜕庐《读书丛录》共九种,其第四种《南史节抄》已铅印行世,余就原稿排比完全,归合众图书馆保存。壬午中秋景葵记。"

四、《蜕庐钟韵》,一册。前半部分是赵尔萃所刻,后半部分为赵尔萃所抄,由钟琪先生编辑。诗钟是一种文字游戏之作,类似做对联,但有一定规则,即取意义绝不相同的两个词,或分詠,或嵌字,要求湊合自然,对仗工整。此书有叶景葵题跋云:"光绪丁酉,先外舅朱蜕翁摄清平县事,余送妇归宁,适赵小鲁(尔萃)师任夏津县,境壤相接,时往来为诗钟之会,余亦与焉。次年,小鲁师即选佳者付刊,名曰《蜕庐钟韵》。顷检兰笑楼残书,尚存此册,如拾坠欢。此中人现存者只友石(名吴鹗,元和人)、旭初(朱曜,养田长子)与余三人而已。又得小鲁师手抄本一册,系己亥年在泰安所作,未曾付刊,其时蜕翁署泰安县,小鲁师卜居徂徕山下,故续为此会,此中人现在惟余硕果仅存矣,因附于丁酉刻本之后。至王梦湘丈昔曾见之,今已不传,赵菁衫先生常为冠军,惜无从购觅耳,壬午中秋节景葵敬记。"

传榘先生是在二战期间赴美国留学的(1940年被明尼苏达大学录取),那时我国正遭日寇蹂躏。熙令先生曾有诗赠别传榘云:"破浪乘风作壮遊,目穷千里送行舟。择交宜懔伏波诫,立志期符定远猷。世乱疏财知免戾,学成有守善贻谋。望云莫作思亲念,矍铄挥巾老更遒。"其怜爱与期许之情溢于言表。半个世纪后,功成名就的传榘先生满怀桑梓之情报效祖国,于科技、教育等方面贡献良多。当了解到顾廷龙先生恪守叶景葵先生遗志,毕生尽萃图书之业,他提出要出资为廷龙先生铸立铜像,以示不忘其功德。此举虽未能如愿,却令人肃然起敬。余生也晚,不获接闻景葵、熙令先生謦欬,然受廷龙先生教诲多年,亦有志踵接前贤之遗业。今距"合众"创办垂七十年,适值清明时节,缅怀先人,感念恩泽,撰此小文,以作纪念。

2008年清明 陈先行于上海图书馆

[1]作者 陈先行,系上海图书馆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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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07 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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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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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字让心态年轻 2008-09-04 16:14:07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医学家曾在20世纪80年代,对65-75岁的老人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心力强盛的人比心力憔悴的人平均多活4.8岁。良好的心理状态能对生理素质产生良好的反馈和调节作用。大脑皮层的兴奋会促使人体免疫功能“年轻化”,增强它的活力,从而使人体各器官的功能得到全方位的巩固和提高。

那么,怎样才能让自己心态长久地处于年轻的状态呢?健康专家建议您,可以尝试七字箴言”——“保”、“活”、“转”、“参”、“睡”、“调”、“听”。


“保”即保护大脑的活力。中老年人要多用脑,如坚持读报看书。

绘画、下棋,培养多种兴趣爱好。研究表明,经常用脑的65岁老人,其脑力并不比不爱动脑的35岁的青年人差。

“活”是指活动手指。经常活动手指,做两手交替运动及转动健身球,可以刺激大脑两半球,有健脑益智、延缓大脑衰老的作用。


“转”即转换不同性质的运动。如读书、写作后,应及时转换另外不同性质的活动,使大脑神经松弛而不过分疲劳,保持最佳状态。

“参”即参加社会活动和体育活动。结交年轻朋友,以接受青春活力的感染,经常保持愉快的情绪,脱离孤僻的生活环境。





“睡”即睡好觉,保证睡眠充足。中老年人要学会规律地生活,合理安排作息时间,保证一天有8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

“调”即调节饮食。做到粗细混杂,荤素营养搭配,少吃些动物脂肪和含糖类食物。


“听”即听优美动听的歌曲。优美的旋律可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使人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欢乐感觉。


良好的心态才是健康的人生。(来源: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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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天津味:杂八地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8月22日00:42 天津青年报

  比混混更凶、更恶、更不讲理的,天津还有一种人:“杂八地”。这类人大多是黑道上的头头,自然也有散户,独来独往,在街面上耍威风,天津人说这类人是“恶吃恶拿”,老百姓惹不起他。

  解放前天津是这类人横行的地方,笔者小时候就常常看见这类人,终日在大街上闲逛,有的托着鸟儿笼,有的搓着核桃,也就是现在的健身球,镶着大金牙,说起话来溅唾沫星

,稍不高兴就立在街头破口大骂,一骂,就有人出来哄他。人们怎么就这样怕他呢?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抡起砖头来敢把你家窗户玻璃砸了,摆小摊儿,他还敢把你的摊踢了。他靠什么势力这样不讲理?他也没有什么势力,就是上面说的那样,他急了,就拿着钢刀找到你门上来:“是你扎死我、还是我扎死你?”

  “杂八地”,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类若亡命徒,《水浒传》里鲁智深拳打镇关西,那个镇关西,就是“杂八地”。只他的名字,就带着霸气,镇关西,关西一带地方都被他镇了。10年浩劫,社会秩序极乱,那时期天津就出个镇河西、镇河东,只可悲,那时期正直的“鲁智深”都被打成牛鬼蛇神,所以才让那些“小杂八地”们很是横行了一时。

  穷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杂八地”,不要命,没人敢惹,其实也是纸老虎。怎么如今就没有“杂八地”了呢?法制。“杂八地”再厉害,一进派出所,他就蔫儿了,再“杂八地”,他也孙子了。               林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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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研究

  

                         师范永存

      ——  敬悼杨生茂先生

                                         

                                          华庆昭

 

 

    杨生茂先生驾鹤西去,他的家人、朋友和学生以及学界同仁,无不感到痛心。当时我写了八个字来表示我对他老人家的悼念:恩重如山,师范永存。

    我有幸拜识杨先生已经61年。1949年秋,我进南开大学文学院念一年级,在外文系。杨先生是历史系的老师,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但是都住在六里台北院,故而他也认识我。以后我参加了工作,遇事曾经向杨先生请教,得到他热心的指教和帮助。但是真正获得杨先生耳提面命的机会,还是近30来年的事。为什么说杨先生对我恩重如山?用一句话可以概括:没有杨先生的指导、帮助甚至批评,就没有后来这样做美国史研究工作的我。他对我的关心,一以贯之,未尝稍歇。杨先生走后我曾给令侠写信说,“今生今世像他那样心心相印的知音(长者)是找不到了。”斗胆借用李白的话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荆州已矣,小子如何?!从此,“恩重如山”的种种,只有永远放在心底深处了。

    然而“师范永存”却是一定要多讲一点的。杨先生作为学术上的良师、生活上的益友,在各个方面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他许许多多令人景仰的品质当中,最最使我不能忘怀的便是他的民族意识。杨先生的民族意识起自民族忧患。先生生于辛亥之后、五四前夜;少时亲见列强欺凌、军阀混战;及长又逢敌寇入侵,弦歌难继;二战期间,他身在异国他乡,梦萦故土;回国所见,衰象一片;九州巨变,令人闻鸡起舞。如此的环境和经历,在一般人未必会如此刻骨铭心,但是杨先生作为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鉴古比今,经过深刻的观察和思考,将自己对于民族命运的感悟上升到了世界观的高度。于是,不论治学、为人、处事,民族意识成为他重要的指导思想。即便遇到坎坷,也是矢志不移,直到他了却世情,撒手人寰。终其一生,他身体力行的是做一个不媚俗、不谄外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猜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他要说,如果有来生,“民族意识还可能是一生思想的载体”的缘故。这样的民族意识,不是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不是称王称霸、恃强凌弱,而是对民族危亡有充分的警惕,对民族兴盛有足够的清醒。这是绵亘数千年中华民族魂魄的延续,又有着先生作为现代人自身的内省和体味,是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治美国史,也就是研究、阐述和教授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不正是极其需要这样的民族魂吗?杨师,杨师,魂兮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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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雅尔塔到板门店》    

                                       (社科学术文库)

                                作者:华庆昭

 

   华庆昭,男,1931年生,江苏无锡人,研究美国及大国间关系的具有国际影响的专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天津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多次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英国等国进行研究和讲学。1990年代初分别以中文和英文在中国和美国出版关于战后初期大国关系的力作《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美、苏、英 1945-1953》,在国内外广大读者中和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还发表过有关国际关系及美英等西方国家社会、文化的论文和文章多篇。1997年离开工作岗位后,继续进行学术研究,2001年出版关于英国社会和生活的著作《米字旗下的约翰牛》,受到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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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是作者在长期从事美国研究,特别是潜心研究美英两国原始档案的基础上的力作,完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它以杜鲁门总统当政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和行动为经,以当时美国、中国、苏联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为纬,起自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后匆匆去世,终至朝鲜战争在板门店停战落幕。气势磅礴地叙述了二战后最初八年中错综复杂、纵横捭阖的全球大局;在结论中分析了影响杜鲁门外交的诸种因素。注解部分的厚实使读者眼睛一亮,其中也不乏精彩的叙述和披露。本书既是关于冷战初期美国外交和大国间关系的叙事史,也是对于美国外交政策规律性的总结。1992年先出了中文版。又由美国康奈尔大学东亚丛书于1993年出了英文版,在中外学术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广泛推介。以迄于今;有的大学在有关课程教学大纲中将它列为必读参考书,有的评论者将它誉为本领域的“扛鼎之作”。在当年出版时,本书以三个“新”字为其特点:材料新一一所用材料很大部分是当时国内学者未曾涉及过的美英两国的政府和个人的原始档案,不少材料外国学者也没引用过。观点新一一作者对于书中所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问题。几乎都有与中外其他学者有别的精辟独到的见解。写法新一一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既坚持学术研究为本,又兼顾著作的可读性。因此,本书既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同时又是一本适合多种层次读者群的大众历史。从国内外十多年各方面的反响来看,本书的这三个鲜明特点迄今依然闪现着耀眼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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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两院院士宋健为秦伯益著、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漫说科教》撰写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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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朱传榘




                          ---------  节选自《计算机图灵奖和计算机先驱奖》

                                  北京理工大学 崔 林吴鹤寿著
  

                                      2003年第一版

                                      2008年再  版

 




    在1980年一次向32位科学家授予计算机先驱奖以后,1981年的计算机先驱奖只授予一位科学家,那就是美籍华裔科学家杰弗里·朱(Jeffrey Chuan Chu) 即朱传榘。

    杰弗里·朱1919年7月14日生于天津,幼时情况不详。1942年他在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取得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以后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于1945年取得硕士学位。他是以半工半读方式完成学业的。其间曾在飞歌公司 (Philco Co.)当无线电工程师,也在学校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朱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莫尔学院刚好启动ENIAC计划,聪明好学的朱被选中进入 ENIAC的研制小组,这个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青年很快成为莫奇利和埃克特的得力助手,在ENIAC的线路设计和实验调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 年,朱和埃克特还曾尝试用磁性材料实现存储器,但由于ENIAC任务的紧张,未能坚持下去,而被另一位中国人王安(Wang An)和MIT的福雷斯特(J.W.Forrester)先拔头筹。

     在莫尔学院,朱除了从头到尾参加了ENIAC的开发工作以外,也参加了EDVAC的讨论、酝酿和方案设计工作。但1947年他离开莫尔学院,因此未能实际参与EDVAC的研制。离开莫尔学院以后,他先在著名的生产大型模拟计算机的里维斯仪器公司(Reeves Inst.Co.)当工程师,在那里他设计了一台名为REEVAC的计算机准备投放市场。但公司的组织管理状况使生产难以正常进行,因此REEVAC终于流产。1949年他转入著名的阿尔贡国立实验室ANL(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负责计算机的开发。这是由于ANL当时需要一台计算机以用于原子反应堆的设计。因此决定自行组织队伍仿照冯·诺伊曼在普林斯顿大学正在设计与研制中的IAS计算机自制一台,以满足急需。在哥尔斯廷(H.Goldstine) 的竭力推荐下 (作为ENIAC计划的军方代表,哥尔斯廷对 ENIAC项目组的每个成员都十分熟悉) ,朱被认为是最适当的人选来挑起这付重担,而朱也确实不负众望,经过一番筹备,AVIDAC(Argonne’s Version of the Institute’s Digital Automatic Computer,这个名字是ANL应用数学部主任弗兰德斯一Donald Flandens--想出来的,他也是该项目的倡导者之一) 计算机工程于1950年初正式启动,1951年就完工并投入使用,充分显示了朱的组织领导才能和技术功底。

     正当AVIDAC项目正在进行的1950年,美国另一个著名的国立实验室--橡树岭实验室ORNL(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也决定要搞一台计算机以供自用,但他们缺乏必要的工程技术人员队伍。为此,他们向ANL建议,以AVIDAC的计算机研制组为基础,他们加入部分力量,在ANL同时研制出一台他们所需的计算机。对这个建议,朱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他认为把两家的资源和人才组合起来,有可能研制出更好更快的计算机,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因此他采纳了这个建议,组成了联合研制组,这个研制组中后来共有4人获得计算机先驱奖,除了ANL方的朱和阿历克山大 (S.N.Alexander)、ORNL方的豪斯霍德(A.S.Householder)外,还有参加协作的当时在密歇根大学的伯克斯(A.W. B11rLs,他也是ENIAC研制组的成员,与朱是老朋友了)。联合研制组的成果就是除了完成AVIDAC计算机以外,也为ORNL完成了另一台计算机 ORACLE (Oak Ridge Automatic Computer and Logic Engine)。这为学术界树立了团结协作的一个成功榜样,同时也反映了朱的远见卓识。ORACLE完成于1953年夏,同年10月安装于橡树岭开始投入运行。这两台机器的体系结构与冯·诺伊曼设计的IAS相似,但工程设计有所不同,速度比IAS快,存储器比IAS大一倍,配有磁带机作辅存。它们在美国原子能和新型武器的研究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

     朱后来还参与过洛斯阿拉莫斯的MANIAC等计算机的研制。1959年他离开阿尔贡(Argonne National Lab.)以后,先后在一些著名的计算机公司如Sperry Rand、Univac、Honeywell、Wang Lab。 Inc. (王安电脑公司)等任职。20世纪70年代初,朱应邀前往祖国宝岛台湾,参与了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总体规划和设计工作。朱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阿姆赫斯特(Amherst,New Hampshire)创办了Sanders Technology Inc.,任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在80年代中期,朱担任美国BTU国际电子专用设备公司(BTU, International)董事会专职董事至今。他还在世界著名的高技术核心研究机构-- 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院(SRI, International)任总裁高级顾问等职达10年之久。

      朱在祖国大陆有几个职务:分别担任过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协的名誉顾问,国家计委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新疆大学,青岛大学等的顾问教授或名誉教授,中国工程学会高级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某科学院的名誉顾问等。

     朱是1996年2月参加莫尔学院隆重纪念ENIAC诞生50周年活动的原研制组尚健在的少数几个成员之一。发言中,他认为最值得钦佩的是最早使用计算机的人而不是最早设计计算机的人(We should honor the early users rather than the early designer),因为如同航空业的发展是因为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1902-1974)独自驾机在1927年5月21日进行了首次穿越大西洋的不间断飞行,而不是因为赖特兄弟(指Wilbur Wright,1867-1912和Orville Wright,1871-1948)发明了飞机。这又一次显示了朱的远见卓识和谦逊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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