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新雨

    一场世纪的豪雪之后，我们聚集在了一起，共同完成了山西省散文学会的创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记忆的日子，在这个日子，我们为山西文坛增设了一个醒目的标识。

　　不仅为文坛，也为社会，在一个越来越功利的现实中，增添一些文学的因素，就是在增添人性和温暖，增添道德和良知，增添理性和情感。

　　担任了会长这个职务，一定会减少我许多的自由和逍遥，减少许多读书写作的时光。我真希望这只是一个头衔，我只需要享受它的荣耀，而无需付出什么，然而它显然不只是

礼拜五？行啊，没问题！

书房里我刚放下电话，正在客厅拖地板的妻子问，谁家约稿吧，这么痛快，电话里能看清楚？

她知道，自从退休后我变得特别刁钻，轻易不答应报刊的约稿，除非是美女编辑，理由堂皇得可怖，说怜香惜玉等于扶贫济困。因此她的问话里，隐含的意思是，又犯贱了。

这回她可失算了。我说，岳家的事，能不痛快吗？

噢，《都市》约稿呀，那可要好好写。

女人嫁了，不管多大年纪，怎样相夫教子，心里总也忘不了的是娘家的事。越是好女人，越是这样。如果这也算得一条社会定律，放在贱内身上，可说是再恰当不过了。真正的娘家已无事可让她操心，理念上的这个娘家也就有了操不完的心，什么时候都忘不了她是《都市》的一员，是《都市》的女儿。

妻子是人家的女儿，我这当丈夫的，只能是《都市》的女婿了。这话最早是孙涛先生说的。那时《都市》还不叫《都市》，叫《城市文学》。

他有资格说这个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具体地说，就是1984年秋天，我离开工作了十几年的吕梁山区，调到太原在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事写作，妻子与一双儿女随调。儿女正当学龄，就近上五一路小学没有发生大问题，而妻子的工

　　回首是艰难的姿态。这些年只肯往前看，往前走，经历的很多人事已渺茫，以致对老家都已感陌生。我很少回老家。回老家只是看父母，呆一两日便走，几乎一只脚踏上老家土地，另一只脚就想逃离。但老家永远是老家。它亲切，平和，无所求，包容，不计较。它像大树一般缄默，却仿佛早已看穿了我那点小破心思。

　　《都市》于我，就像老家。

　　1989年我开始写作，经过八九年的自我放逐，内心渐渐平静，或者不是平静，只是在酝酿更强大的风暴。八九年里我写过些不成熟的东西，最初投过稿，后来便放弃了这念头。只是不停地写，写出来搁着，或者自负不可一世，或者觉得自己写的有如狗屎，一把撕掉毁掉。1999年，觉手中文字积累了一定的量，开始陆续地寄出。其中一些，便寄给了《都市》杂志的杨新雨先生。很快，接到杨先生电话。

　　与《都市》相识，便是这样，从自然投稿开始了。

　　我还记得第一次坐在杨新雨先生家中的情景。那时我在报社工作，有着年轻时的激昂。我在阔论对文学的理解，也在抨击什么。杨新雨先生平静而又似乎专注。他有着饱经世事后的平和，和倾听的姿态。我从那一刻明白，作为一个倾听者，是多么可贵。在写作中、在文字中

　　《都市》杂志好看，耐看，持久，不浮躁，虽少轰动效应，却富有持久不磨的品格。即每期的作品，精心约稿组建，与其用稿趣味及编辑结构有关。甚至每期的封二封三的书画，也让人心眼久久为之踟蹰。

编辑《都市》的人，爽朗、深厚，他们都是长于文字审美的人。

哲夫，精进旺盛，叙写时政，大笔如椽；屡屡掀起文学环保文学之巨浪，他可以说是环保文学界的巴尔扎克。

赵少琳兄，他以生花妙笔写诗坛故事，使人读来轻松愉悦，以至于心思随其笔锋起伏，吸引了众多的诗人和爱诗的人。他的编后记集成集子，以谈诗艺和诗人来展开，能从大量的零星素材中，藉助文字意蕴的追求，捕捉到诗作内外的心声与情感。他喜追究诗人的自身存在价值以及社会投射在个别生命中的痕迹。他所要阐发的理论，渗透在他生动的叙事之中。

　　杨新雨，他的文学批评，总是娓娓道来，恰能从别致角度切中肯綮。人们都说勤能补拙，而新雨先生却是既敏且勤的典范，他鉴赏的眼光怎能不深呢? 他最擅画龙点睛，不论他论述何种样式的作品，他审美的深度和用心的至诚，可以引导他接触到任何艺术的“最高机密”而无任何窒碍。他这枝笔永远蕴蓄着帮助他要点任何一只龙眼睛的数据。

    2009年5月12日，在母亲的故乡。母亲在这里出生并度过童年。

                              杨新雨

              一

    犹在隆冬时节，已需想象并准备播洒新年度的春光了。岁月似乎很单调地循环往复，而对于生命的流逝来说，这单调却是惊心动魄的。以生命的成长和衰老为表征，人们方知时光的一去不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可谓是

    5月9日，迎泽公园。

    远离了自然，公园成为补偿。

养 母

杨新雨

    我的养母，是个很小气的人，至少在我们村里，许多人都这么认为。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养母也确实是小气的，她总是在和人争吵，只要她觉得自己在某个事上吃了亏，立刻就要叫嚷起来。不仅如此，她还常常怀疑别人暗地里占了她的便宜。尤其在那个窘困的年代，她常常为了一点小事与人争执：院里晒的豆腐好像少了一块；杏树上某一部位的杏可能被偷打了几颗；同院的婶婶家的鸡进了她的小菜园，婶婶明明看见了却故意不管；队里的人来量粪堆，那尺子有点偏……她常圆睁了眼压低了声音或故意提高了声音，向我或邻居细述在某个事上被损害的情由，或者只是诉说某个怀疑。婶婶家的人在院子里做些什么时，她便从窗户纸间嵌着的一块不规则的小玻璃上向外窥探，侦视着婶婶家有无损害她的行为。

　　对一些“重大”的被损害过的事，即使已经过去很久了，只要她再想起来，便要随时地再叫嚷再气愤一番。而且“再想起来”在她也是很容易的，因为她总能将所有吃亏受害的事都连在一起，

    4月20日上午，文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