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国家的人

1644年的3月17日，大顺政权领导人李自成很意外，他几乎兵不血刃就进入城门洞开的北京城。两天后，他在煤山找到已经自缢的大明皇帝崇祯的尸体，大明年号自此终了。世事难料，两个多月后，轮到大清摄政王多尔衮率满洲兵入北京城，除了兵不血刃这个套路，几个脑子转得快的明遗京官迅即联名上《劝进表》，不想被清国内阁大学士范文程呛白一顿：“此未是皇帝，吾国皇帝自去岁已登极矣，何劝进之有？”

原来，吾国已非吾有。

是年，远在山西平定嘉山避战祸的傅山闻此巨变，只能写下“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的悲痛诗句。此后余生，自谓“侨公”，寓意明亡之后，自己已无国无家，只是到处做客罢了。他说到做到，即令康熙皇帝恩准免试、授封“内阁中书”之职，仍拒不叩头谢恩。时任太原县长戴梦熊对他佩服得不得了，称其“尚志高风，介然如石”。

将近三百年后的1911年，这年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大清国战乱频乃。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主编译及审定教科书等事宜的王国维率全家避居日本，居京都田中村，侨居日本达五年之久，且以前清遗民处世，亦自谓侨公。

1924，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随驾前后，自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三年后花费门票大洋一元入颐和园，再投昆明湖自尽，留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之绝句。

时间再过24年，1948年，不过是在安徽学院史地系讲授《西洋通史》的无名年轻人唐德刚，即令家贫，亦愿自费留美深造西洋历史。但他不知道，此去经年，应是吾国不再，不得不滞美余生。自此也便亦为不折不扣之侨公了。

当年之傅山，亦名傅青主，江湖上遍传他 “反清复明”的侠者风范。而当年之王国维，虽一介文生，总也有了结自己的武气。这两人对吾国之痛惜，对他国之怨愤，不止纸上诗词，书里著外，已经统统做到他人不能企及的绝望。

今日之唐德刚，也已经悄然划上生命的句号，但观他的成就，尽管自言“数十年国仇家难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润，半辈子教读异邦，心怀故国的感慨，发而为文”。这话里话外，真的难掩“侨公”的落寞。

但是唐德刚也曾经说过一个“荷甑坠地，不顾而去”的典故：古时候有一个人，肩上托一甑(蒸饭用的瓦器)，行走间不慎将甑摔在地上，他连头也不回就继续前行。旁人奇而问之，他说既然甑已摔破，即使回头再看也无济于事。

这份潇洒达观，唐德刚更深得个中三昧。所以，国家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应该是夕照犹存，曙光未现，但有惆怅，与前贤相比，其实也不是那么绝望。

后世人读傅山或者王国维，无不感叹他们的惊天奇才，哪里会理解他们对“吾国也亡”有如此切肤之痛，丧国不见得丧学，可见学问与国家，取其一也可，并非必有关联。

这些没有国家的人，胸中漫卷诗书，心中却装满了忧愁。把故乡作他乡，把他乡作故乡，这有什么要紧？两鬓披霜，阅尽兴亡，心中那个故国，书中那个故国，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园。

是以记之，痛悼唐公德刚千古。

每年的6月19日，我会想到一个人，她被孤独地囚禁在缅甸首都仰光郊外的一所孤零零的房子里，门外有阻止人靠近的铁丝网和钉子，以及军警。她曾经有过一个钢琴，数年前已被弹坏，但囚禁她的人坚持不批准其它人替她上门维修。她的朋友，我喜欢的爱尔兰歌手Damien Rice得悉此事后，联同老拍档Lisa Hannigan为她写了一首名为《Unplayed Piano/弹不到的钢琴》的歌，作为向她六十岁生日的致敬。

这已经是三年前的旧事，今年的情况，她仍然被囚禁，因为她是昂山素季。

昂山素季被长期囚禁，表明亚洲的民主道路正如那首《Unplayed Piano/弹不到的钢琴》一样，挣扎，前途黯淡。虽然这样，但却不是每个人都认同专制以及对专制的回忆。

近期有一个曾经担任过红色高棉时期监狱摄影师的人，企图出售前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的鞋及一些遗物，他开价50万美元，却未曾想到出价竞买的只有一个人，而且这名竞买人为表示抗议，开出的价钱是79万冥币。

这名竞买人对英文报纸《金边邮报》说：“以冥币出价的原因在于，我想说，那个政权的所有残余物品都一钱不值。”

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死掉已经超过10年，留给柬埔寨人民的却仍然是无尽的伤痛。如果说囚禁昂山素季是对不可期的民主还带着疑虑，那么，对波尔布特的憎恨，则一定是对专制下的恐怖继续心有余悸。

我们为什么那么害怕专制？道理很简单，因为专制一定会导致暴政，暴政意味着公民的非正常死亡。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取消学校，禁止书籍的流传。国内没有一份出版物，连红色高棉奉为经典的毛的书籍，也不让出版。但是，已经没有人认为这是大屠杀前的征兆。接下来的短短三年半时间，就在红色高棉的统治下柬埔寨人口骤减了三分之一。

海因里希•海涅的悲剧《阿尔曼索》（1823年首演），所反映的是基督教军队于1492年占领了格拉纳达后的情况。剧中的第一幕，剧中人穆斯林阿尔曼索和哈桑有一个对话：

阿尔曼索：我们听说，可怕的可西门内斯，在格拉纳达的广场上，公开把可兰经扔进火堆——可怕，我嘴里的舌头都僵了。

哈桑：这不过是一个序曲。烧书的地方，最后也将烧人。

——这句话非常著名，现在就写在阿尔巴尼广场的纪念牌上。

中世纪的教会蛮族是焚书，秦始皇帝也是焚书，希特勒还是焚书，文化大革命更是焚书。书籍的厄运总与暴政和野蛮有着不解之缘。但愿在今天现实中的中国，公开谴责与封禁Goolge的有关机构，不会成为当年把可兰经扔进火堆的基督教军队，更不会成为1970年代的金边政府。

我可以理解你对民主的疑虑，但恳请你别把焚书作为开始表演的序曲。

我超喜欢的专栏作家沈胖子沈宏非老师，长期以来迷一样地关心着大千世界饮食男女的破事，比如《如何正确对待哺乳期的女友》，又或者《如何正确对待老公他妈》等等，我诚恳地认为这些文章主观上他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然而，客观一点说，他主要还是为傻逼操心。

这个心操起来没完，沈老师最近的新书里收录有一篇文章《想不到捉奸这么好玩》，据他万言字后研究的结果，“对于大部分捉奸者来说，捉奸是一个将自己证实为受害者和Loser的受虐过程”——这个结论太科学了，对时刻以为“捉奸在手，胜利在握”的捉奸爱好者来说，忍辱负重的结果，原来还是要把自个儿也折了进去才算完事。这真是个夯实了基脚的定位。

我想，这个定位同样适合最近笔耕不缀的一位高级写手：北晚文峰。

北晚文峰显然不像一个具体的人，近日的工作更像是化身成A马甲和B马甲，继续按一年前的套路疯狂出击，先于4月１０日，在《北京晚报》刊发署名“魏言”的文章《何必犹抱琵琶半遮面》，把凤凰卫视给撸了一道。４月２０日又卷土重来，在《北京日报》再次刊发署名为“北关”的文章——《长平为何要记住蒋经国》，对长平日前发表的《请记住蒋经国》一文进行严厉批判。

无论是对凤凰卫视，还是对长平和南方报业的正常自由言论，北晚文峰却如“捉奸在床”般如获至宝，所扣的大帽子，一律都是“归依西方价值观，扯着自由民主的旗号，抵毁中国。”这种三十年后再现江湖的独特行文手法，让人感觉既熟悉又陌生，除了师承当年“梁效写作小组”一脉的生猛文风外，对自命“抓住对手小辫子了”，那种既得意洋洋，又砰砰心跳的“政治捉奸”，简直要从字里行间跃动出来，实在令人侧目。一如沈老师描述的那样：对他人的凌空踢爆来获得必要的受虐快感、正义满足以及偷窥欲——捉奸，一次过地满足你的三个欲望。

当然，我们知道这三个欲望的背后，仍然不过是向世人宣称自己“我不高兴”的过程。为什么“不高兴”？代表谁“不高兴”？看起来只是枪口对外或者对内的简单问题，然而让人疑惑的是：三十年过去，为什么总还是有人端着这把“阶级斗争”的枪呢？

相比肉体捉奸，“政治捉奸” 更为龌龊。常言道：捉贼见赃，捉奸见双。捉一个肉体出轨，多少得有个“肉帛相见”的场面，于法于理，让“狗男女”输得心服口服。但“政治捉奸”体现出来的下作，像北晚文峰这样的，完全就是再现人整人盛况——生造逻辑，再来个大帽子戏法，对手不免乖乖下床，或者乖乖下岗。虽然场面丝毫不见迤逦，但强权的武功，已经郝然在目，不由得你不服。

历史上最著名的捉奸事件，大家都知道是金瓶梅那一出，但大家不一定想到这个事情的最终逻辑是：捉奸一定要演变成锄奸。按“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道理来讲，武家人锄掉一揽子涉案人员，也无不妥。但是如果北晚文峰们也按这个逻辑，既然已经“捉奸”在手，那“锄奸”还会远吗？我想这个时候，“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个道理，是不是又要让位给“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的威风了呢。

长平曾经将北晚文峰的文章誉为史上最强幽默。那可能是长平一厢情愿，人家才懒得和你幽默，人家要的是你沉默。彻底地沉默。对一个长期不高兴、追求受虐快感、又特要求正义满足感的“捉奸爱好者” 来说，更是时刻都要要臆想他人“加害”，来证明自己“受害”，所以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的老婆总是被别人玩，以便时刻永葆捉奸者的雄风。

捉奸者的好玩，真就在自己老婆的确被人玩。

   大历史学家唐德刚也爱夹叙夹议地写一些“红朝故轶”，且不论叙有实、议得当否，他于史海钩沉出来的种种掌故，其实无不精准有趣，比如他为张宁的自传所写的序言中，就引用了《旧唐书•杨国忠传》里一则令人不忍卒读的故事：在马嵬坡兵变，杨家三姐妹被杀之后，杨国忠的夫人也被捕入，割喉自杀未死。这位杨夫人原来也是个能歌善舞的青年美女，她在血堵咽喉，呻吟待死之际，她对她自己所受的遭遇感到茫然，乃微弱地问那个呆在一旁等她断气小狱卒说：“国家乎？ 贼乎？ ”(杀我们杨家是政府干的呢 还是强盗干的呢）狱卒说：“皆有之。”(两边都有啊。)……

    最近深得此金句个中滋味的，是一个人民团体——全国工商联——在日前的两会期间，全国工商联向政协提交了一份大会发言，名为《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房地产开发的总费用支出一半流向政府》，这个提案试图以详尽的图表和数据说明，当前房地产企业已不堪高税费困扰：“在房地产项目开发中，土地成本占直接成本的比例最高达到58.2%。”“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总销售收入中，政府所占比例（37.37%）超过企业所占比例（26.14%）大约11个百分点。”

    真是一语道破梦中人，中国老百姓痛恨已久的高房价，始作蛹者原来其实是“国扒皮”。对于这个问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被记者数度追问，仍然不敢否认工商联的这个数据，而是说“这个问题要全面分析，各级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从中收取一部分也是对的”。

    真是环球诸事不利，以国家名义堂而皇之公开地贪取百姓钱物，不单中国人民遇上，最近连美国人民也遇上了。

    连日以来，美国传媒无不大篇幅跟进AIG派巨额花红事件，《纽约每日新闻》大字标题怒哮：“A.I.G是只猪(P.I.G.)。”《今日美国报》则在头版图片描述AIG商标被掷西红柿的画面；名嘴欧普拉更是在自己的节目里拍桌子怒骂：AIG操你妈的就是厕所！

    不过，美国人民生气好像比中国人民生气有用，纵然AIG的巨额花红合法不合理，饶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不得不叫上本来就焦头烂额的财长，得让他想个办法：拦住这帮龟孙子如此豪夺纳税人的钱财。

    相比之下，中国的纳税人就没什么好运气了，除了全国工商联的这个提案被上海市长韩正拿不出证据地指出“肯定有误。”外。金融国企国泰君安又曝出和AIG同样精彩的“熊市32亿天价薪酬事件”。 面对“国泰君安业绩下滑仍然人均百万年薪”的事实，连见惯了凶残画面的CCTV也不得不颤颤巍巍地发出“国不泰，君何安”的绝望叹息。

    也许，上面的这些事情还不够把老百姓打入冰窟，下面这则报道更可能让人们的心情“拔凉拔凉的”——“无论今年新增的5万亿元贷款，还是4万亿元国家扩张性经济刺激计划，至少到目前为止，这块巨型融资投资蛋糕，大都被国字号企业切走。此外，今年国家和地方政府9500亿元的财政赤字也不可能给民企用。”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亿利集团董事长王文彪说。 在新增贷款方面，据银行人士介绍，在本年度1月份已实现新增贷款中，90％以上的贷款流向了国企中标的政府工程。

    不管国企如何鲸吞多少民脂民膏，总还是有人喜欢拿“国家安全”来替国企分忧，好像国企不花我们的钱我们都愁死了，而且还很容易被“西方”的潜艇打沉到太平洋。这种白痴的想法很得一些冷兵器爱好者的欢心，有些人甚至把上述观点写成一本书，向中国人民告诫：我们可以通过战争让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

    显然，他们的逻辑很古怪，也许战争的费用由国企出比较行得通，所以拼命地鼓吹回到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但欣慰的是，我们知道甚至一些“红色后代”都不愿意这样想，比如万达集团的王健林表示：“中央出台4万亿元的救市措施，不能以收回或紧缩民营企业流动性为代价；在新增贷款中，可以考虑规定一定比例贷给民营企业。通过有的放矢，让中央的各项政策真正惠及广大民营企业。”

    世事真真假假，就像各位读者看到这里都不太明白到底是国企？还是政府？拿走了我们的钱。那么我劝你在血堵咽喉，呻吟待死之际，不要问那种“国家乎？ 贼乎？”的蠢问题，更不要问“党费交了没”那种更蠢的问题，我告诉你，一千多年前的那个无名狱卒就已经放出了正确答案：“皆有之。”

    也就是：国家，就是贼啊！

本周读报：若无对立，无物为真

面对群众迫切要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的官员会怎么做？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同志的做法是个好的表率，来自infzm的报道：“在台湾 陈云林淡然面对抗议声”（ http://www.infzm.com/content/19597），文中记载：2008年11月3日中午12时许，当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快抵达圆山饭店时，饭店6楼的一个阳台上突然挂出一幅大型抗议布条。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某组织曾悬赏新台币1000元给成功“蛋洗”陈云林“颈部以下肢体”的抗议者，如果能击中脸部，“奖金”将提高到一万。以至于台北警方在圆山饭店四周还专门部署了“捕蛋网”，遮挡住抗议者可能投掷鸡蛋的范围。

早前海协会副会长张铭清访台甚至被抗议者“推倒”。所以有人怀疑，陈云林能否应付这些“呛声”。

然而，令台湾媒体及大众意外的是, 陈云林显然有备而来，当他面对媒体时说：“这些抗议，我听到了，我也看到了”， 以及“相信反对的民众，最后一定会认同两会的谈判”， 迅速成为台湾媒体报道的重点。文中引用一位要求匿名的台湾记者的话说：“对台湾民众来说，这种躬身姿态，其实比签署协议更直观。”以及“尊重抗议，大家反而觉得贴近了。”

相比之下，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龙永图就没那么“淡然”了。在早前博鳌论坛期间，媒体捕捉到了他“发飙”的一面：龙永图怒批台媒体（http://www.nownews.com/2008/04/13/91-2259994.htm） ，视频中，龙永图频频向媒体开火：。。。有影响就必须把影响除掉，哪怕是一家，因为一家都会炒作起来。。。。。。

两相对照，我觉得龙永图的表现更能代表大陆官员的普遍工作作风，所谓“把影响除掉”这个思维，在这段时间以来，无论是“甘肃陇南群体事件”以及“贵州瓮安事件”中，官员们早就不像龙永图那样只是动动嘴皮子而已，而是真刀真枪、出动镇暴机关，真正做到了“把影响除掉”。

事情对错且放一边不说，为什么我们的父母官在出事的第一时间不能做到“躬身姿态，尊重抗议”呢?

45年前的美国政府，对于种族不平等这个事实，马丁•路德•金博士有过重要的论述：

“如果美国忽视时间的迫切性和低估黑人的决心，那么，这对美国来说，将是致命伤。自由和平等的爽朗秋天如不到来，黑人义愤填膺的酷暑就不会过去。１９６３年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而是开始。有人希望，黑人只要撒撒气就会满足；如果国家安之若素，毫无反应，这些人必会大失所望的。黑人得不到公民的权利，美国就不可能有安宁或平静，正义的光明的一天不到来，叛乱的旋风就将继续动摇这个国家的基础。”（1963年8月23日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发表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

显然，有人的姿态不够躬身，面对抗议不够尊重，于是才有了马丁•路德•金博士的蒙哥马利罢车运动以及在1963年组织的２０万黑人向华盛顿汇集的示威游行。

在今天，黑人可以成为美国总统的今天，再回过头去看看这段历史，我们发现，抗争，是民众获得自由的一条多么重要的途径，这些抗争，有时候并不为颠覆什么，也远非什么“阴谋”，按照马丁•路德•金博士的说法，那就是“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

如果给民众抗议的权利，正义才不会匿迹，压迫才不会成风，到那时哪还怕什么“影响”？因为这个“影响”，正是“能把这个国家刺耳的争吵声，改变成为一支洋溢手足之情的优美交响曲。”之奥秘所在啊。

政治是众人之事，也是众人之智慧，如果官员都不尊重众人之抗议，众人将一直抗议下去，如果你要问什么时候结束抗议，我借用马丁•路德•金博士的话来告诉你：

“不！我们现在并不满足，我们将来也不满足，除非正义和公正犹如江海之波涛，汹涌澎湃，滚滚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