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同志们请注意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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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东方朔。

他的名字，终于出现在南方周末上了。还加上了“记者”的头衔。11月12日四版“调查”，责编是傅剑锋。

他的位置是“暗访酒托时被识破，遭殴打”。

他担心的说：我老妈不会看南方周末吧？
记者节那一天，北京律师周泽开了一个会，把去年被打、被抓、被判的记者招到一起，坐着谈了谈。不看也知道，谈来谈去还是没有什么结果。
东方朔拒绝参加这个会（人家也没请他），小弟思坤参加了，为了帮石扉客写篇稿。随后我、他和东方朔见了一面，在苹果社区那家著名的简阳羊肉锅。汤真鲜，也真辣。
小伙子确实很好。谦逊，坦诚，丝毫不惹人生厌。起点又高。人脉，资源，资历，眼界，都比当年的我们高出不知多少。
“咱们在这个岁数的时候，还傻比嗬嗬的在地方都市报跑突发玩命呢。”东方朔沮丧的说。
是啊，时代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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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1984》正式出版60周年，也是它的中文翻译者董乐山去世10周年。

从年轻时投身地下党运动，到晚年笔耕不辍翻译西方人文主义著作，这位耿直、孤傲的老人一生都在坚持理想。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方式。

董乐山在1984

中国周刊记者 冯翔 北京报道

“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

这是《1984》的第一句话。

写下这句话时，英国人乔治.奥威尔一定不会想到，这部小说将被翻译成60多种文字出版。

将这句话翻译成汉语时，中国人董乐山却很清楚地知道：这部小说将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掀起巨大的反响。

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反乌托邦、反极权的政治隐喻小说，《1984》于19

终于感冒了，可惜不是甲流。享受不到国家报销医疗费的待遇了。

不知道是怎么传染的——参加了单向街的两个沙龙，一个陈桂棣春桃夫妇见面会，一个纪录片《再见乌托邦》，都免费且不必买书。可见书店只是个幌子，备不住是洗钱或者搞非法活动的地儿。建议有关部门及早介入调查。现场认识了华文天下的宣传，一位女士。她送给我一本书，《小岗村的故事》，我转手送给了阿飞姑娘。后一个现场很挤，我是强行进入的。

和京城现当代的“祥子”——出租车司机们，我时常讨论这个问题。你认为北京到底有多少人？

对这个问题，最保守的回答也是：四千万人以上。这个数字高于官方统计口径的一倍。

一个未经证实的细节是：乘车用的公交卡，卖出了八千万张。

满街行色匆匆，川流不息的各色男女，能看得出是来自各个省份、各个人种。说着努力靠拢的普通话，奔走在地铁站和公交车之间。他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走到一起来的。为此，他们需要忍受这个城市高昂的物价，一日三变的气候和难听的京腔。

疲惫，是每个人每天晚上的第一感受。城大，有时从地铁站到最近的公交车需要步行几百米；陌路，经常绕一个几千米的大圈发

在认识一堆民工兄弟之后，总算有一个三联的人给我打电话了。

小姑娘说话很标准，不过我早已看过她的博客，居然也是沈阳人。铁中毕业的。跟所有的沈阳女孩一样，只认识从家到学校的路，还有就是中街和太原街。文字风格恰如三联的纪录片风格，即使是写风花雪月也是一大段一大段枯赤枯赤的。

她去铁岭采访王立军，不出我所料被撅个叉形。

拥王派谁也不敢说话，因为厅长不喜欢王。王走了，他们还没有。反王派居然也不配合。王海洲对她说：“我最了解王立军，可是我不信任你。你先发一篇他的负面，然后我再跟你谈。”

连上报社查个旧报纸，办公室主任都说不对外。上图书馆查，那儿正好搬家。总之，诸事不顺啊。

不过，她的突破能力还真够强。“我不要电话了，我就要控告检举你们上班看电视”，这样拿到了铁岭市前人大主任的手机；看着另一高官打麻将从早到晚，秘书却称他身体不好撵她走。这些都是很可贵的，虽然憋屈难免。扪心自拊，我也未必做得到。

北广毕业的研究生，进去查了近两年资料，已经有如此能力了。据她说，都是被主编和李大人骂出来的。

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当初把简历投给李大人，今天的我将过怎样一种生活

这就是我祖先生息的土地吗？我踩在上面也感觉没什么不同。不过，满街脸膛宽红说话土气的男女老少，确实在提醒我：山东到了。

一个星期，走了三个城市。跟大约20个家乡人进行了接触。

第一感触是：这个地方是有前景的。

发展农业自不必说，地方很大，物产丰富人口也多。离海也近，便于搞养殖。发展工业也行。这里离北京不太远，但又不像河北那样近导致人才和资源外流，发展不起来。

这里的人比较憨厚，做事相对踏实。我住这么多次宾馆，还是第一次享受到服务员大姐给洗袜子和内裤的待遇。晚上的骚扰电话也很朴实，被拒绝后还要说声怯生生的“打搅啦”。

旅游业，山东也不错。它有历史。《三国演义》里那些牛人，其籍贯不是河南就是山东。接待我的一个科长概括，山东是“一山一水一龙一圣人”。泰山，东海，恐龙和孔子。确实都是响当当的很有旅游潜质的资源。可以弥补一下美女少的劣势。

政治上，山东人做不了极品大官。但都对家乡比较有感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的亲哥王乐义就在家乡寿光县当一村支书，搞起的大棚蔬菜养殖畅销京城，品牌就叫“乐义牌”。

憨厚的山东人还懂得报恩。济南前

千百年的兵家必争之地已退化成一个数百户人家的小村庄。经历留给它的不止有130个姓氏，还有与众不同的思维和生活方式。

河西村有大约600户居民。他们分享130个姓氏。

这里属于北京，但它实在不符合作为“伟大祖国首都”的诸多特征。既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非交通枢纽、国防要地、旅游胜地、名人故居。它唯一的特点，便是多到匪夷所思的姓氏数目。

村里的130个姓氏分7个民族，张王李赵姓的汉族，马姓、哈姓的回族，关姓、那姓的满族，以及桐姓的朝鲜族、巴姓的苗族、韩姓的蒙古族和郭姓的裕固族。没有复姓。人口最多的姓氏刚超过全村人口的20分之一。

事实上，村民们早已对此习以为常。直到2007年秋天，这一特点才被外界发觉。

村小学要施工，施工队的队长坐在村委会里，无意扫了一眼墙上挂着的村中居民

建国六十周年，也是她父亲去世四十周年。

她在唱红歌，做军事BBS，搞体育基金会。这就是贺龙的女儿。

她曾因父亲的名字而饱受磨难，现在的事业却都与父亲有关。

“共产党人要是太左了，就不可爱。”

“摇滚音乐里也有好的。”

“哎哟，我又得罪某某部啦。”

说这三句话的贺晓明今年62岁，最喜欢别人叫她“大姐”，即使是对八零后。虽然她最近腿“老抽筋儿”，不能游泳，但还是一身运动品牌。里边是阿迪达斯，外面罩着耐克。

现在，她继承着父亲的事业——体育。她和妹妹组织的“贺龙体育基金会”致力于对群众体育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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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一下“王立军”，第一项是他的简历，第二项是：“王立军的妻子怎么死的”。

这是社会上一直存在的一个传言：他因为打黑过严，被迫与所有亲人断绝往来，每天枕着手枪和防弹衣睡觉；妻子女儿惨遭黑社会剥皮残杀，还把录像寄给他看……有人绘声绘色地说，这是“公安内部人透露的”。

一年多以来，随着重庆爆出一条又一条打黑除恶的重磅新闻，这段传言一时“脍炙人口”。

其实，这段传言早就有了，早在主人公王立军还在东北任职时就有了。随着他从一名普通警察变成派出所长、公安局长，随着他打掉一个又一个黑帮，受一次又一次伤，直到现在。

外号和长相的反差

今年49岁的王立军是蒙古族，蒙文名字叫“乌恩.巴特尔”，“乌恩”意为“太阳升起”，“巴特尔”是“英雄”。1999年以他为原型

从100%到1.6%，国有资本在整个天津自行车行业中占有份额的变化，是一个标准的“国退民进”过程。“飞鸽”品牌的辉煌、膨胀、衰落直至今天的新生，终于一步步回归正常。然而，要恢复往日的荣光，对它来说已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          

七月流火，天津东郊东丽区程林工业园。大道上尘土飞扬，一系列运送货物的卡车迎来送往。

“你是找中国飞鸽？”一系列卖西瓜的小贩、修自行车的工人，都能准确无误地指出方向，即使它远在一两公里外。“飞鸽”现在的名字是“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刚搬到这里三个多月。

库存的辉煌年代

南开区南泥湾路6号是个广泛的概念。从最东头的“一把拉牛肉面”到最西头的“天津市针织运动衣厂”之间，有数百米的距离，两头都挂着一模一样的路牌。这段路上有不下三十家从电缆销售、汽车修配到浴池、饭店之类赁屋而居的店铺，但与服装相关的仅此一家——天津市针织运动衣厂经销服务部。

“北京的，上海的，还有香港凤凰卫视的记者，都来我这儿买走几件衣服。”54岁的经理于三羊站在柜台前，一手掂起一条蔚蓝色运动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