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依次读了这样几本书：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江晓原的《天学真原》和《天学外史》、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以及张光直的《中国青铜时代》。有趣的是，尽管著者有着典籍文献与考古实物、梳爬搜考与比较阐释等研究路向的种种不同，但这些著述都基本围绕了一个宽泛而严肃的主题——“疑古”与“释古”。

杨向奎先生过去并无耳闻，《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翻读一过，始知杨氏为顾颉刚弟子辈，与蒙文通、童书业亦在师友之间。作

行草放翁诗（局部）

2008年5月

小楷镜心·桃花源记

73×33cm  2002年1月

虚气成慧：从宇宙和心体说起

思维与智慧

    我对今天的话题很感兴趣，但一直都没放弃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就我们这里所谈论的问题而言，“思维”一词的使用是否切当？无论如何，以这个外来词去探入我们的文化传统，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麻烦，造成杌陧。就我个人的认识而言，一方面，“思维”一词的认知、生理心理学色彩过于浓厚，而人文、理想性的意味较为淡薄，可是人文理想性，恰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另一方面，“思维”适用于谈逻辑思辨和纯粹理性，而不能充分涵盖心灵境界和实践理性，可后者又是中国文化独具的精神价值。因此，除非我们能够在一个新的意涵下去运用“思维”一词，对它做出新的阐释或界定；否则，要么我们沉浸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内部，觉得以“思维”谈中国文化的特征始终切不到要害，要么站在纯理思辨的立场上，感到中国文化哲学一无是处。所以，我希望能以本文化传统中固有的某个范畴去取代“思维”一词，以便使问题得以顺利和深入地展开。

    当然，也许会有人相应指出，以固有的范畴去解

“周易经传美学研究”的若干前设条件（纲要）

    《周易》经传美学研究是我的导师张锡坤先生正在主持的国家项目，确切的题目为“《周易》经传美学通论”。课题研究重点之一，即是将经传贯通，而面对百年来易学研究中经传关系的言人人殊、争论不休，我们不仅要在经传关系问题上做出明确选择，更需提出自己新的理由和理解。只有这样，整个研究的展开才可能顺理成章，或便于为人理解和接受。此即本文所谓的“前设条件”，这里想谈三个最具关键性的问题。

（一）前人区划经传界限之“过勇”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古史辨派开启了经传诸问题的研究，经传的作者、编著时间、性质、研究方法之不同，今天已为学界普遍接受。但疑古的过勇，对经传之别强调过分，也造成了新的偏弊。这里，想从不同视角，谈谈自己对贯通经传的一些理解。

    以高亨为例，其经传分观的方法至少造成了以下缺失：（一）完全

《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口述 唐德刚译注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10月

谦卑与傲慢

清代徽州所出大儒，有婺源江永（1681-1762

白话未能使诗通俗

似乎并非完全出于谦逊，胡适一再强调了他白话文革新观念萌生的偶然性：最初（1915

                                  凭常识抬杠

　　唐德刚常常笔锋犀利。他指出“正因为‘胡适’的治学方法受了时代的局限，未能推陈出新，他的政治思想也就跳不出‘常识’和‘直觉’的范围。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他的‘治学方法’不能‘支持’（support）他政治思想的发展。”（

为死难者招魂

为生还者祈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