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了天并没有塌下来
黎 君
其实,关于“艾滋病”的话题,并不新鲜。在我刚参加工作时的上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一词就被炒得沸沸扬扬,那时,以我孤陋寡闻的理解,那种有如瘟疫霍乱般的怪病,是缺乏礼教的非洲、性开放性自由泛滥的欧美发达国家的专利,社会主义的中国与这种怪病是不搭界的,往深里想,这种病已经具有了意识形态的鲜明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绝对没有这种怪病肆虐的土壤。那时候,好多中国人在隔岸观火,竟至于有些人有点幸灾乐祸,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艾滋病将最终敲响垂而不死的帝国主义最后的丧钟。
几曾何时,中国曾如铁箍般的国门还是难以抵御艾滋病的侵入,这让举国上下如临大敌,谈艾滋病而色变,一些对改革开放进行诸般诟病的遗老遗少们如在穷途之中拣到了藜杖,将之狠命地挥舞起来,言之凿凿地将艾滋病的侵入列为改革开放的一大罪证之一。更有甚者,举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