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大学大学生救人溺水死亡  

 打捞人挟尸要价  索要3.6万捞尸费

狗日的捞尸者

道德沦丧

世风日下

请别再以文明古国自居

我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耻辱

这个社会没有正义可言

无为的地方政府

社会的罪人啊

    人民日报编辑、传记作家李辉近日发表原创文章称，文怀沙先生近年频繁亮相各大媒体，以百岁老人、“反江青”英雄和国学大师的身份名声大震。然而据其考证史实，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文怀沙先生的年龄、入狱原因、国学大师身份均可疑。一文惊起千层浪，有文怀沙的弟子、朋友纷纷出面澄清，也有人支持打假者仗义执言。不过，我看了李辉的文章有理有据，逻辑严密，让人不得不信服。很显然，文怀沙的光环气泡瞬间就被刺破了。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奇怪，文怀沙号称国学大师，我应该早就有所耳闻才对，因为自认为自己读书不算少，看书较杂，要是他真有实力，我应该知道这个人。可实际上，我知道文怀沙是在2006年。那年，在某个温泉度假村，我看到墙上有副牌匾，上头写了一篇赋，整体感觉不错，就问服务人员，这字是谁写的？服务员很惊诧地说，这你都不知道？文怀沙写的，著名国学大师，我们花重金请他写的。听服务员一介绍，我直感自己孤陋寡闻，怎么连国学大师都不知道。后来，我对这位国学大师有了兴趣，打算到网上搜他的文章和专著来看看。可是，搜来搜去，连个鬼影都没见着，我当时很奇怪，这么有名的人怎么就没作品呢。不

                    （转贴）格老子的房地产商，看你们能挺到几时？

    昨天可能还有人幻想着政府的救市行动普遍实施后，房价能有个回调的阶段。但是，昨天晚上财政部的十项保障民生的举措公布后，人们才清楚地认识到了，国家原来根本就对重建房地产投资经济没有了激情，政府更关注的是人民的基本保障问题。

北京是全国最大的房地产市场之一，北京还集中了全国的最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北京楼市一直是大家最关注的焦点之一。国务院房地产新政之后，人们自然关心北京房价该向何处去？

以前北京楼市号称以全国为目标群，以世界为目标群，北京的房子没有卖不出去的时候。但是今年以来北京的楼市也受到全国楼市寒潮的影响，不少楼盘开始了不同程度的降价行动，而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外国人高价入住北京也是天方夜谭的故事了。

在把奥运主题当成楼市卖点炒作了两年没有什么效果之后，今年的金九银十和国庆黄金周的惨淡销量又给房地产企业一

    谈到司法独立问题，有很多东西可以去讲，包括程序、审判、庭审、调查等。我想，不管怎样，人的因素即法官的因素是首位的，因而，司法独立重要的是法官独立。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自然可以反过来思考，现在的法官是不独立的。为什么这么说？主要表现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法院院长和法官之间、上下级法院之间不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法院内部，大案件判决之前要经过主管院长批示同意。法官的任免、评级、考核也由法院院长说了算。如此一来，法官怎么能独立，而且院长只要有领导能力就行了，而且可以没有法律专业水平，在这种境遇下，院长想不出事都难。

    其二，没有法律专业水平的人竟可以做法官，不懂法律懂政治的人也可以做法院院长，这是很让人诧异的事情。现在国家有规定，司法工作人员从事法官、审判员等工作，必须要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可是，中国的一些事情往往就不按规则出牌。如果某司法工作人员，通不过司法考试，他可以通过关系到偏远地区基层法院挂职担任副院长，回来之后就成了法官（挂职回来都会升级），这真可谓是中国司法体制一大怪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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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看待私心？我想应该要保护的。亚当·斯密说过，私心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私心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自己的私心自己一直在保护着，随着自己的私心膨胀就会侵犯别人的私。别人的私别人也会自己保护，别人的欲望膨胀后，也会侵犯自己的私。人人都会保护自己的私，但不一定会去保护别人的私，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就会出现一种行为，叫做“损人利己”。这种行为俨然是一种道德行为，实际上是由私心问题所带来的。

    在后发现代国家，激烈的反传统者机会都是“自由主义者”，这种自由精神实际上是哈耶克所说的法国式“自由主义”，追求个性解放。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政治哲学圈里由出现另一种自由主义，它承续的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也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英国式“自由主义”。说明白点，幸奉这种自由主义的人实际上是宪政主义者，他们崇尚自由的制度保障，对个性解放无多大兴趣，他们不再从文化上对中国进行改造，而是转向了制度层面，继而形成一种单一的政治制度变革，因而他们是不主张摧毁传统道德和习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崇尚这种自由主义的宪政主义者具有保守的性格。

    正是由于这种自由主义风向的转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由激进趋于保守。这样一来，儒家思潮便有了活跃和发展的空间。实际上，21世纪初的儒学复兴，已经呈现出一定的制度化倾向，如儒教概念的明确提出。同时，儒学也进入了现代学术体制，如各高等院校相继成立孔子研究院、儒学研究中心、儒家研究中心、儒学院等。这些学术机构的成立，不再单是纯粹研究儒学，而是肯定儒学价值，试图使之生活化和制度化。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出现的诵经、恢复传统习俗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出现一股“国学热”，中国传统的知识与信念立即开始复兴。这种国学热主要表现在社会层面和学术层面上。在社会层面，国学热以周易热、气功热的形式出现，可以说，这是人们的信仰被瓦解后，人们寻求心灵归宿的一种盲目努力。在学术层面上，国学热以儒学研究热的形式出现，不过，这样的研究是纯知识的，完全局限在学术层面上，不关乎信仰，更无关乎儒学的复兴。

    既然国学能热，必然会带来一定的价值取向，提倡价值取向最活跃的人物是季羡林。季羡林断言西方文明正面临一种精神危机和文化危机，只有东方文化即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解救这种危机。为此，他提出一个说法，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个说法实际上是汤因比的文化生命周期论，意思是说，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必会进行历史性更替。

    中国文化依靠什么来拯救世界？季羡林认为，现在人类暴露出的问题几乎都源于人类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如生态平衡、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等。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良药是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同时，山东大学教授盛洪也提出类似观点，他认为西方文明是竞争、尚武的，而中国文明则是协作和和睦，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有感于西方比中国强大，决心向西方学习。于是，国家开展了洋务运动，尝试建立立宪制度。在1911年，中国的民主制度诞生却远没有走向成熟。在那个政治乱象丛生的年代，知识分子自然对民主制度表现出极大失望。更要命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并没有从制度层面上思考，以此弥补制度漏洞，而是反思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心理。结果，他们将中国的种种落后、混乱、专制归咎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民族性，认为这才是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在这个思维脉络影响下，中国掀起了新文化运动，打着反传统旗号，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对于这一阶段中国的文化行为，林毓生将其称为“全盘反传统的传统”。

    随后，这种反传统的传统一直延续了50年，直至文化大革命。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是知识分子对当时政治绝望的一种突破与努力。那么，文革结束后，随之而来的新启蒙运动则是对文革专制根源的一种反思，寻求现代化的一种突破。

    上世纪80年代，新启蒙知识分子主张现代化，他们提出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在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建立市场经济，还没有实现人的个性自由，启蒙

    精英主义是蔑视大众的，崇尚精英的。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治理，需要通过精英来治理，而且只有精英才能治理好。如此，他们就会认为自身是大众的最好统治者。如何界定精英？在早期的精英主义思想当中，主要靠身份、地位、财产来衡量。在现在，这些元素仍然成为衡量精英的一个标准，但是加了一个知识水平的标准。在一些行业，有些精英很牛，主要是他们掌握了丰富的知识，成为某方面的学术权威。

    精英主义者很不看好大众民主，他们认为大众没有足够的水平实行自治。再加上，大众民主常常是少数服从多数，极易造成“多数人的暴政”。由于大众民主其行为结果必然是迎合多数人的利益，但这并不是最有效率也不是最好的决策方式，因而，民主政治在精英主义者眼中成为了“暴民政治”。

其实，不管是民主社会还是极权制社会，国家到底还是由精英们统治的，不管是个人还是决策小圈子，他们的行为直接来自精英们的智慧。

    现在人们都说，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正在趋于冷漠，要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理解。我认为，人与人关系的冷漠一方面是社会道德滑坡的表象，另一方是人的流动产生的必然反应。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日趋陌生化关系是好还是不好呢？

    费孝通在《乡土社会》一书中认为，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不流动的社会，所以在乡土社会这个组织下，人与人的社会演变成了一个人情社会，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现在中国人习惯讲人情而少讲法制？大概与这种乡土文化有一定关系。随着时代发展，交通工具进步，人的流动变得很频繁，不仅完全打破了乡土社会的格局，而且也成为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表征。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必然会形成一个日趋陌生化的社会。由于法律是普遍性的，规矩是口头的，当人与人之间发生利益纠纷时，不会因为人情关系随意了断，只会在陌生的语境下寻求司法裁断。因此，我认为陌生化的社会是有利于中国法制进步的。

    在西方法制史中，有这样一个观点，西方法制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西方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举个例子，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要形成有效的社会秩序，人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