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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读《记念刘和珍君》，除了为段祺瑞和北洋执政府包括章士钊、杨荫榆这批历史人物感到冤屈。更深的感受就是，八十余年前鲁迅的热血和诗意依旧如烈火灼热我们的心胸。没有鲁迅、林语堂等人的文章，我们何从了解到47个生命和200多肉身，在正义之名下被本国军警戕害。而此后至今“暗暗的死”谁能数的清呢？在一个追求宪政的时代，具有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明示公众，国家机器对国民动武，已属违宪行为，因而知识者对社会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没有他们的奋笔我们早已淡忘历史。

  至于鲁迅作品被请出语文课本，本来并非什么大事。课本中的鲁迅与他身后那些时代，都是完全被扭曲和抹杀的，教材中的问题实在太多。这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问题。但是这取舍的标准给人一种预谋之感，据说还是崇拜北韩和有雇凶伤人（钱列宪）嫌疑的孔大教授来操作，就让人不痛快了。

   当下学生和青年人对鲁迅的认识本可以直接从文本中来，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塑造，脱离活生生人格和文字的“偶像鲁迅”，连同那被曲解的课文，早已面目可憎了。其实鲁迅那个时代的各色人等都是活泼而有位格的人物，因为他们有独立性，有人格的自由，表达的自由。

  教育与教材改革虽然漫长但终究要有人去做，但《记念刘和珍君》《灯下漫笔》《阿Q正传》的被删是可疑的。《灯下漫笔》进入课本没有几年，而选入者是有眼光的，“坐稳了努力的时代”“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振聋发聩，历史的洞见，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与争取，对健康的人格形成无不有益，这个删除与“刘和珍”“阿Q”一道，背后折射的是强盗逻辑和制度之下时代症状，人群信仰的缺位，人格的市侩和矮化，正义与常识被踢出主流价值。

  活生生的幽默的，有血性有见识的，悲悯与感性的鲁迅正在离我们远去。一个丧失自由的刚性的环境正在愈发壮大，在浑然不觉中被洗劫一空，尤其是头脑。

  记得是一位前英国保守党首相说过“如果30岁以前不是左派，你就是个没良心的人；40岁以后还是左派，那么你是个没头脑的人。”这句话不无道理，少年人和年轻人就应该富有热血和激情，具有正义感，关心社会且拥有责任感，这是一个正常社会和文化熏陶下人们的常态，除非是在一个极度功利和不公正的社会里，某种势力以强权和迷信蛊惑人心，导致青少年冷漠自私、毫无社会责任感，信奉丛林法则和权力万能，把成为贪官和奸商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这样的社会盛产的只有仇恨和绝望。而随着一个人阅历丰富和思想成熟起来，他内心增长的应该是宽容和怜悯，这时候他更加容忍不同于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更趋向于认同民主、人权和法制这些普适性的价值观，意识到只有在一种由尽可能多数的人选举出来的政府和政党，所建立的有效的服务于大多数人（尤其是弱者）的制度和行政框架之中，所保障的自由，才是一个社会最可以信赖的自由。
  从这种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的大趋势来看，自1960年代繁荣起来的摇滚乐，所倡导的理念明显带有左翼的色彩，其政治上的观点是充满乌托邦色彩的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以摇滚乐历史上最著名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为例，其阐发的价值是 “和平、反战、博爱、平等”。但是其政治主张依旧是左翼的立场，是以颠覆美国主流文化的姿态出现的。而摇滚乐带有强烈的情绪化，其缺陷是容易走向极端，走向强权，走向暴力，这注定了她只能是美国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之外的亚文化，而不具有长远的建设性。而且摇滚乐从业者本身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都具有强烈的乌托邦和反体制色彩，这种暴力的不合作的姿态，作为亚文化无可厚非，但是绝不能成为一种社会的主流价值。
  而摇滚乐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摇滚乐虽然具有左派色彩，但是她的自由、反抗、批判等等价值和形式显然不符合中国的舆论和制度环境，这从崔健、盘古等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从迷笛音乐节在政府和所谓世俗社会夹缝中艰难生存，以及这两届所谓的“绿色旗帜”音乐节的混乱中也不难看出。所以我认为，摇滚乐虽然左倾，虽然奉切格瓦拉、铁托、列宁、毛为偶像，但是这种具有一定政治危险性的文化生态，在中国的生存永远是艰难的，当然其自身也缺乏必要的反思和建设性，这从中国一批批乐手和乐队走向取媚世俗而背离摇滚精神可以看出。摇滚乐在当下表面整齐划一其实一盘散沙，丧失基本价值观的社会环境中，只能是弱势的存在。

   如果中国摇滚乐能够进入成熟的商业机制倒是一件幸事。
   摘引中国摇滚最早的铺路者老哥的一句话“中国人本身骨子里就有瞎起哄的因素，听摇滚乐也是瞎起哄，没有那种文化底蕴。同时因为政府的干预，这些年摇滚乐的发展很不正常。虽然现在的录音技术越来越好，但大趋势可能不会回来，现在的年轻人对那种文化的劲头好像已经过去了”。这段话虽然感性，但是道出了现实。

   一直有一个信念，“港片”是一个未死的传说。虽然吴宇森徐克周星驰走火入魔以至于衰落，但是杜琪峰和无间道“铁三角”还有更多新生代导演，依旧源源不竭的传递力量。说这话是因为最近连续看了两部精致的港片《新宿事件》《窃听风云》，预示着香港电影的不断转型和新类型片的成熟。   

  《窃听风云》麦兆辉庄文强不愧为香港最好的编剧，“铁三角”合作这么多年，二人编导的技术都相当圆熟，是否也预示着这个三角的分道扬镳。不过无所谓，一部《窃听风云》足以给观众信心。本片现实意蕴沉重（指向当下金融危机和窃听时代中的信用危机），但没有影响其娱乐效果。整个故事紧凑绵密而且扎实，有一种弦乐四重奏般的韵律感和从容感。刘青云古天乐吴彦祖三个主角戏份均匀自如，配角里王敏德、方中信包括那对经济罪案调查科的偷情男女都塑造的有血肉有性格。尤其古天乐这个苦命角色进一步推动古戏路的拓展。 

   麦、庄二人不算高产，但均是精雕细刻，游刃有余。《窃》缺点是“谍报警匪”类型片痕迹过重，以至于阻滞了叙事和抒情的灵感，缺少细部的神采，缺少耐人寻味的起伏和张力。最根本的是，缺少一种在《无间道》中流露出的更深远的人性的、社会的内涵，感情的缺失，关怀的缺位，是当下华语电影的一个深层次缺陷。 

 《新宿事件》的野心不在国内，在全亚洲和欧美，因为这个日本非法华裔移民题材就不可能在电影局SB们那儿通过，除非彻底重写剧本。这一次尔冬升和成龙都值得尊敬，因为他们在坚持着 “港片”的自由神髓，很可惜这一点对于多数85后90后的小孩儿已经遥远了。片中中国人互相倾轧，钻日本人制度健全、公民意识成熟的空子发财的“真实”，我报以会心一笑，难道成龙大哥也蓄意丑化中国人？这部电影无疑是给“爱国贼”的一记耳光，相信大多数政治正确的脑残也会对这部电影嗤之以鼻。但是，这是一部值得尊重的华语电影，只因为知耻近乎勇，强者从不惮于暴露自己的弱点。 

 

 

  在安徽宏村，我像小偷一样对几个当地老太太举起相机时，她们极其恼火的骂我一句“妈个逼的，说个话也照相”，随即转身而去，随后在一家古旧的理发店，在上海闸北立交桥下拆迁中低矮老房子中一间做法事的民居门前，也遭遇了同样的“礼遇”。除了自己的技术问题，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心虚的入侵者，在人家安稳宁静的日常生活中，非要插进去一刀。谁的私人空间希望被偷窥与记录呢?于是很多年前，当我耽于可耻的举着相机拍人和生活而不是拍风景时，我就觉得旅游这件事情从古人自放山水蜕变成了“猎奇”，虽然技艺很差，但我希望我的每张旅游照片里都有当地人，尤其是老人孩子或身着当地服饰的人在画面里，那样这张图片里就有人的味道，有生活，而不仅是那些被一百万人次拍过的山水花草。
 

宏村的几位革命老太太站在祖宅门前闲谈，我举起相机就拍，伊们骂道“妈个逼的，说个话也照相”，

  所谓旅游是一件悖谬的事。我们还能看到自然风光吗？2007年我去云南香格里拉普达措保护区时，那里最起码还是草甸丰满、牛肥马壮、空气极其清澈的圣洁之地。今年已经草木枯干、牛马皆无、土壤沙化的索然无味之地，过度的旅游践踏了太多地方。而跟随旅行团旅游几乎就是一件荒诞无稽的事，不说各种商业圈套，听着一路上SB导游半吊子地理知识外加荤段子的讲解，再美的风景都像是小沈阳的脸。
  于是我的游山玩水之心让位于猎奇和猎艳。每到一地，我关心的是“真实”，哪怕是繁琐的细节，比如繁华街头在垃圾桶搜寻空瓶但衣冠整洁的老者，看见有人注意到他，尚要保持一点尊严的背手而去；比如一进南京大学，就看到宿舍楼几乎每个窗口如彩旗般迎风招展的胸罩和内裤，蔚为壮观。比如某大学巨大的校园、极具工业时代包豪斯风格的教学楼、衣着时尚前卫的女大学生和校园周边生意火爆的出租屋以及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事图书馆内稀稀落落的借书学生。
  如果你从电脑、电视屏幕和报纸杂志前移开脑袋，像我这样抽一段闲暇时间，行走在与己无关的人群和城市之间，时代和生活的质感还是让我叹息想象力之不足。是为小序。

安徽宏村村口南湖

“世味年来薄似纱”，除了不断体验世事的苍凉和生活在这个国家的荒谬，其他几乎都是不真实的。LQ昨晚的来电紧紧揪住我的心，一阵阵酸苦，杜兆植老师还是要面对这样一天，进退都很尴尬，对人间原初与刻骨的热爱化作满腔绝望，八十岁高龄（1929年生人）的老人居然无立锥之地，被堂堂厦门大学艺术学院一众玩弄权术的肖小欺骗、侮辱，而几无反击之力，除却几个年轻学子的照料，在这世上居然孤苦无依。这就是人世，这就是天朝，当你被这权势裹挟、文化粉饰的其实赤裸裸的吃人之“阳谋”击中时，厚黑的历史中那些孤独的个体就成为同道。
  我跟李说，杜师是殉道者，那苦难、孤独是他必要承担的，无人替代与改变，杜师的家世和学养，五四与英美自由主义一脉的精神衣钵，形成杜师的人格，这是一种历时性的逻辑，这是宿命，我辈只能仰视，或者无可奈何。我们没有信仰，没有形而上学，杜师肯定有，他幸福。   
  杜师的这个逻辑亦具有人世的荒诞性，其善良到了不懂得拒绝别人请求帮助的程度，无论多么无聊无理的编曲配器和其他请求，杜师都一律慨然相助。我多次见过各种单位和个人请杜师帮忙改一些无聊的音乐，或者来杜师家抱走大堆的唱片和乐谱，很少见其归还。这种慷慨是惊人的，就像李说，杜师在内蒙和在厦大经常干的事情，就是帮别人打杂。就这样一个淳朴无私的人，居然不能被厦门大学那群所谓的教授艺术家们容忍，可见其人格之卑劣下作！
  人性如此，人性亦有如杜师者。杜师就是光明烛身，彻照暗夜与我辈之心。

中国人职业观念里的重要一环——“流品”（一点思路提纲）
    对于社会的分工、职业的选择，我们常说“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种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观念应源自西方，自由平等的共和思想在二十世纪初期之前的中国是没有的。西方没有官本位，但一样有社会分工和阶层上的精英意识。以我有限的见识，比如美国人认为律师、医生、科技行业等创造社会财富和推动公平效率的职业是社会精英，而公务员乃至从事政治活动只是少部分热衷社会事务的选择，甚至是一种维护个人与公共权利的不得已的选择。在欧洲很多国家和现代日本，教师也是社会精英。西方在职业上的平等价值，应有欧洲工商业促进民间社会早早成熟的社会经济原因，也有民主制度框架下 “权利”与“权力”清晰分疏的政治制度原因，亦有人文主义兴起人权观念不断伸张的文化原因。总之，这职业没有高低贵贱说则说矣，终究是不合中国传统的，虽则一直在学习西方社会生活与制度种种皮毛，未必得其神髓，但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中那些实利主义的、形而下的价值观，随着对权力的无限崇拜一同水涨船高。“流品”观念即是其中核心部分。
   钱穆先生对于“流品”有一个准确描述，“直至今天流品观念在中国人脑里还很深。譬如教书人，是一种行业，衙门里办公文做师爷的也是一种行业。但行业与行业之间，却显分清浊高下，这便是流品观念在作祟。又譬如文官武官，一样是个官，官阶品位尽相等，但在流品观念下，则文官武官又显然有分别。这是中国社会独特的传统，西方人不易理解此分别的。若要把流品二字翻译成西方名词也无法翻，只有中国人脑筋里才懂得。譬如唱戏也是一职业，然而在中国人脑筋里，唱戏的自成一流。这一流，那一流，各自有品，等级不同。种田的，读书的，也同样是职业，而在我们脑筋里，除开职业外，却夹有另一观念，这就是所谓的流品”（《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版P124）

 钱穆认为胥吏之“流品”始于元代而兴盛于明代，此前每个朝代政权当然各有具体现实，然而其官吏选拨考试制度，在大局上受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价值观的深刻统摄，各级官吏应大多具有政治理想与职业道德，尤其历朝文官都会对皇权形成相当程度的制衡。但是今天我们纵观国史，秦汉时封建与宗法的社会体制渐趋瓦解之际，推行法治的秦日渐重视断案之狱吏的重要始，魏晋时代门阀制度下品级之森严，都可见，流品观念其实可以推溯的更早。

 “流品”观念是等级观念的前身或变身。但最起码至宋代尚不像后来那么粗率与实利。宋太祖订立不杀士人的传统使文人有更多底气参政与议政，对民间管制的弱化使工商业蓬勃发展，因而今天虽给宋代扣上苟且偷安的帽子，但是海外史学家早已确认宋代是百姓生活最稳定的黄金时代，而且海外汉学家认为宋代实在是中国近代的真正开端，因为一国之强盛主要在于民间社会的成熟与富庶。然而自金元至明清，随着异族统治的加剧，皇帝专制权力的一再加强，“流品”之划分日渐细密，从官吏至社会，其中士人的地位尤其被注重思想与言论控制的统治者不容。这就形成一个矛盾，一方面科举取士注重经国之“文章”，另一方面却又要防备文人参政尤其是议政的尺度。

  而这“流品”观念的遗害是至深的。当然各朝各个时期有不同，即使如明清在制度上有所沿袭，但具体情势则不能一概而论。流品观最大害处，是其评判标准是出身，是门第，是师承，是人际交往，而不是个人品行资质，思想学力。这也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一种积习。对于个人的社会评判掺杂诸多人事因素，陈陈相因，必对个人造成心理暗示。个人出身、攀附、社交能力重于个人思想、道德、实践之能力。发展为社会运转围绕权势政治的局面，社会资源绝非社会成员共有实为权势者掌控，于是也就以服务于权势为社会之核心事业，而权势因为得不到监督而穷奢极欲，最终的结果是所有人都不能从自己从事的事业中获得创造的快乐，最终就在各自位置上厮混度日，社会因而一再腐败没落下去，直到社会各方矛盾积聚至爆发。《红楼梦》《金瓶梅》之深刻都在于抓住了这个根源。这自然对进入现代工商社会的中国有深刻的影响，以至于今日的人事、职业、考试等关乎社会发展的领域仍旧是权势和流品统治的前现代状态，而远未具有人人生而平等、有能力的差异但绝无权利差异的公民社会的状况。

  这种流品观念控制着中国人职业选择的价值标准。也就能够解释“官员”社会和权力滥施的根源了。（未完）

 

中国历史书写的主流是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形成的传统就是以文学笔法记述历史，人们也就习惯于以讲故事和听故事的戏剧性心态对待历史，这对我们的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我们不能正视自身的平庸、卑微和苦难、挫折。但现实一再告诫我们真正的历史是冷漠的，庸常的，偶然的，琐碎的，反英雄的。

很明显，陆川并不想拍摄一部重复前人的作品。既不会重复所有华人导演对抗日战争的创伤记忆和家国情怀；也不想重复好莱坞式史诗的煽情路数，比如《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凭借一亿资金和今日的技术拍摄一部血浆飞溅、群情激奋、满场叫好的愤青电影，表达“中国不高兴”的坚定立场并不难。难在推进一种看待历史和现实的观念的进步。从这个角度来看，陆川在做着中国导演甚至好莱坞导演也不敢的冒险，他颠覆了一将功成万骨枯和国破山河在的历史观，推进到一种真正民主时代现代性的历史观，即还原人性。

这种历史感在真实的拉贝信件和伫立于地平线的废城上展开。电影开始于日军攻入南京城，“当官的”早已逃得精光，守城士兵大多踩着同胞的身体逃离，只有一群游魂野鬼般的士兵在毫无指挥的情势下负隅顽抗，向敌人放冷枪，很快就被日军大部队消灭，没有英勇神武的战斗英雄，没有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大义凛然，有的是军人的职责和本能，但有一种东西在中国士兵尤其是日本士兵身上流动，就是“恐惧”，对生存的渴望对死亡的恐惧，最基本的人性。这种恐惧伴随着更加浓重的绝望弥漫在电影的每个角落。这时候你能深刻的理解电影的英文名字“City of Life and Death”，生死之城。这个城市已经毫无秩序，残剩的人们只能像牛羊蚂蚁一样任人宰杀，每个人都只有一件事可做，想尽办法求生。这一点集中体现在范伟饰演的唐先生身上，这也是观众唯一寄予希望获得戏剧性表演的角色，但是依旧没有，唐先生为了保护自己的一家老小出卖了难民营的同胞，但很快自己也难于幸免，于是他选择死亡来救赎自己的灵魂，他的全部台词也就是教大家说日语“朋友”“我是良民”和被枪决时的一句“我太太又怀孕了”。据采访唐先生的戏最初剪辑出来九十多分钟，但最终几乎全部删掉。

这座废城唯一的秩序来自于德国牧师拉贝先生的难民营，但这座奥斯卡辛德勒式的难民营，亦不能被充斥恐惧感和丛林原始意识的日军容纳，唯一的法则就是中国已经战败，中国人不是人的观念。于是毕业于教会学校的角川痛苦的选择了自杀，以获得在死亡和极限罪恶间无力越过的灵魂的救赎。一百名女子以奉献肉身换取其他人生的权利，但是他们自己没有几个活着回来。许多观众大概头一次看到如此尴尬压抑的性场面，一件大房子内，仅仅隔着一道布帘子，日本士兵的兽叫声和身下慰安女子痛苦的呻吟以及性病的流传，让你作为的人的尊严和温情被击碎，人可以一瞬间堕为魔鬼。

于是期待观影快感和民族主义激情宣泄的观众发现自己被欺骗了，我就听到身后观众在说“没意思”。因为全片充斥的是令人压抑的历史真实，而且非常琐碎、冷静，编导惟一要做的就是逼近历史现场，就是记录。这就不能不提及贯穿始终黑白影调，有观影经验的人都熟悉这种呈示历史的影像风格，但是大多数导演不会放弃戏剧性，《辛德勒名单》里唯一的红色小姑娘，《鬼子来了》中结尾马大三血脉贲张，都让观众揪心。但从始至终的黑白照片般的色调，岩石雕塑般的人物特写，墓碑般站立的城墙，荒寒阴森的道路，都使全片进入一种孤绝的美学境界。

我想陆川要拍的不是一部卖座电影，他就是要书写一段真实的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历史，以留存于将来，无论何时重提这一段历史，都不会忽略这样一部电影的存在。这需要做出很大的牺牲，需要最大程度的克制和客观，但同时为人性的历史赋予了必须的尊重和更广阔的意义。

让普世价值成为社会共识

读一读 4月13日由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都是最基本的常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为65岁以上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定期体检、保障大学生以及农民就业、严禁刑讯逼供等等，这是一个文明社会应该具备的起码标准。但是，其中意义深远的是中央政府以法令的形式确认公民、新闻媒体对政府的批评、社会舆论对权力机关的监督是一种最最基本的“权利”，理应受到制度的保护。这多少体现了制度建构上的理性以及一种变革的逻辑。

人们聚合为社会，建立契约而形成政府，为了保障每个人基本的生存发展权利而让渡自身的参政议政“权利”于政府，赋予其执政权力，即一种“公权力”。这个政府由每一社会成员经过“程序正义”的形式选举产生，以服务于其“选民”权利的责任伦理尽心的工作。这是现代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常识，早已形成颠扑不破的价值和传统。在这样的社会中，除政府需要受到严格监督和制衡之外，因为代表社会的不同势力，立法、司法、执法、工商、新闻、宗教、教育等等机构都具有独立性和各自严格的规则。

从保障一社会中每一个成员基本权利的角度看，民主、法制早已是保障人权最基本的普世价值，只要其目标是社会成员机会平等、责任义务相当的发展，都是适用的。

因此《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有一些值得关注和思考的地方。如1、中国将加大执法监察、廉政监察和效能监察力度，进一步完善特约监察员制度，加强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2、中国保障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的权利，发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和新闻媒体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作用。3、在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利上，中国还将加强对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合法权利的制度保障，维护新闻机构、采编人员和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保障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发表权；4、中国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对被羁押者实施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侮辱等行为的发生；建立并推广提讯前后对被羁押者进行体检的制度。5、中国通过开通绿色邮政、专线电话、网上信访、信访代理等多种渠道，使人民群众以书信、传真、电子邮件等书面形式表达诉求。

保障公民权利诸如就业、健康、再教育、改善城乡差距等等这早已是社会运转机制的基本环节。但是之所以问题丛生、让人失望，我想到两个原因；其一是基本人权观念有意无意被各级执政者、权力所遮蔽、忽略，这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无疑进一步确认其根本的政治意义；其二，就是对最高权力以及各级权力机关的监督与批评，不能监督因而不透明，体制缺乏最起码的流动性，因此也就缺乏向好的方向改革的动力。

仔细审读此文献，不难发现与今年某些社会事件、民间关注热点相对应。起码看到，最高当局还是有一种从善如流、源头活水的力量存在。（草稿，未完）

 延伸阅读“为“评论权”载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喝彩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7077

普及人权知识的几种方法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7034

梦里回到宋朝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7038

 

 

我看电视剧《潜伏》——他们其实比我们幸福

  近年国产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除了戏说胡闹之流，很多都更耐看些。这是因为随着许多历史禁区的解密，史料的挖掘，推动了对历史人物、政治势力更多设身处地的了解与同情，也是对人性认知的丰厚与宽容。比如对国民党与两蒋的研究与描述早已突破党派意识形态，且随大陆对台战略的转圜，而渐趋理性，脱离妖魔化的桎梏。现在看蒋介石尊孔学曾、新生活运动、大力任用英美自由主义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等等作为；蒋经国赴台后对失败的反思、对原住民的怀柔和尊重和最终民主政治努力都证明了更悠远的历史正义和理性。
《潜伏》就是其中一例，主创者申明了不对历史和人物做简单意识形态处理的创作意图。谍战片吸引人的是险象环生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面具后面的赤裸人欲和你死我活。《潜伏》之神采就源于人性的厚度，站长、陆桥山、谢若林的贪欲牵扯权力政治的实质；而主人公余则成、翠平、左蓝以及李涯置身生死一线的危局中的舍身忘我，身上都流露着超越物质躯壳的理想主义，这被剧中人称为“信仰”，对各自党国与主义的信仰。这是本剧的最终理念。我的感触是他们比我们幸福，因为这“信仰”。
  但是随即我想到余则成活到49年尤其是57年之后的命运，他能逃脱历次政治运动的劫难吗？基本没有可能。最近《南方周末》连续发表了已成禁书作者的章诒和女士的两篇回忆文章《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卧底》，详细回忆分析了一直被认为在历次政运中抱持正义、良知的黄苗子和冯亦代，被高层秘密指派以亲密朋友身份对“反动分子”聂绀弩和章伯均家进行严密监视的“作为”，证据是当事人自己的档案和日记。读后之震惊使我几日缓不过神来，人性随政治形势的动变绝对超乎常人想象。同是有感情有血肉的人，在某一种趋向极端权力的政治体制下，人性之悖反与无常是完全形而下的，赤裸裸的丛林法则。于此可见，人类社会之发展绝非线性，权力和专制作祟，即使是人口大国也可以随时远离文明和法治以及基本的人性关怀。

《潜伏》的机巧之处在于举重若轻的拿捏历史和政治，党派之争和人事倾轧之玄机，其中穿插的温暖细节一再昭示希望与新生。但是从根本理念上看，余则成为晚秋、翠平以及他自己描绘的那幅充满鲜花、笑容的和平愿景，那种没有政治的单纯生活，相比于李涯“我运即国运，为党国效忠却落得如此结局”、站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谢若林“没有主义只有生意”的价值观，真的就高明和纯洁吗？这已经指向更加复杂和深远的地方。剧中人事距今已半个多世纪，其间白云苍狗,沧海桑田，没有谁是赢家，也没有一种曾经的信仰和价值观是永恒的。这就是历史，就是人性聚合裂变之后的悲欢离合。普通人的命运被权势政治书写和改变，许多人在这张网络里腾挪。
  但仅仅将余则成、翠平、左蓝、李涯们的“信仰”，停留于一种浪漫主义的歌颂，不做历史的反思，反思制度和价值观之间的种种抉择和关联，仍旧是《潜伏》一类影视和文学作品理念上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