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不足三十万字的《传播与社会影响》选集，将19世纪西方社会的知名学者，今天令后辈学人仰慕的大师———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的思想精髓尽情展现，正如本书中译本前言所言：“它涵盖了塔尔德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刑事犯罪学、统计学、新闻和传播学各方面的成就，撷取了他丰厚的传统学养之精华和前沿探索之精粹。”这固然是我们阅读此书的要义之一，然而透过深邃而精妙的理论的遮蔽，我们更见大师斗志昂扬、谈吐优雅、思想穿越时空的人格魅力。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于1843年生于法国的波尔多市，在塔尔德的一生中，长期从事司法和教育工作，有着一腔拯世济事的古道热肠。他把社会心理学、刑事犯罪学、传播学等社会的热点、焦点问题纳入自己研究的视野，探寻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轨迹，力图提出一些救治社会的良方。在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社会科学蓬勃发展、大师辈出的时代，这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而塔尔德似乎从来就没有畏缩过。他的理论框架的核心是发明、冲突和变化。它们犹如一束强大的光芒，照见了塔尔德英姿飒飒的战斗雄姿，使他的一系列大胆、新颖的理论精髓总是充满战斗的激情，充满对人类社会乐观进取的精神。他认为“发明是人类一切革新和进步的终极源泉，所以发明是一个方便的出发点”，“重要发明的产生对生气勃勃的社会变革是极端重要的”。他用发明和模仿这两个因素的作用来解释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声称人类社会生活是一个发明、模仿、冲突和适应的循环过程。发明者（1%）的发明源于个人、造福社会，是一切进步的源泉。模仿者（99%）的模仿不过是重复发明，并因模仿的程度和种类不同以及因新旧文化的差别而发生冲突，但最终会达到适应，再激发新的发明。他强调变革，重视进步，把发明看作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发酵剂，赋予了发明崭新的内涵，以新颖独特的视角去关怀社会，从而为他的理论大厦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沿着发明之旅，他为社会冲突的解决开出了一道救世良方：“超越国际冲突，再向前跨一步，让国家结成集团，集团内部的关系就会相对平静，虽然集团之间的冲突会增加。然而，等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结成真正的联盟时，我们就进入了最后的决定性阶段；届时，内外冲突之源都将被一扫而光。”这些富有鼓舞力、号召力的语言，决不逊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怀抱的让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宏伟蓝图。而今，世界各国以各种形式结成的各种国际

打开第一章，我们即感受到作者对媒体的高度商业化和娱乐化深表忧虑。开篇言道：“有人相信，高度商业化的媒体会满足人民的知情权。现实恰恰相反。媒体的产业化、商业化给我们新闻界带来了一种新的运作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带来的新闻报道的视角和焦点是追求丑闻化、片面化、脸谱化、简单化、戏剧化。很多人只看到了有线电视、数字电视、卫星电视、网络媒体、短信、QQ、报纸给媒体的投资者带来的大量利润，但是没有考虑到给社会普通大众带来的负面效果——信息过剩和垃圾信息。”

记者出身的李希光教授在书中始终反复强调新闻媒体的责任，即让公众了解事件的真相。他认为一个真正的记者应该去努力挖掘真相，尽量做到公正、客观、没有偏见，而不是发表充满个人观点的评论。

但是，媒体的商业化使得记者在第一时间争抢新闻，很多不真实的甚至有害的信息来不及过滤即发布出去。特别是当新闻报道因为垄断失去竞争时，新闻的核心价值即公正性受到威胁，媒体往往丧失独立的立场，甘受有钱人的摆布，谁有钱就可以垄断信源和操纵信息。

李希光教授提醒人们，商业媒体每天充斥大量的坏新闻——新闻不核实、不准确、不公正、随意猜测、片面报道、煽动仇恨、低级趣味；传统的公共精神新闻学正让位于金钱驱动的商业化了的新闻学，使得中国的传媒在重大的国际国内新闻报道上，特别是涉及到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公共事务、公共政策、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等方面反而加以轻视。记者在这种媒体环境下，高远的新闻理想正被商业化的低级炒作一步一步地蚕食，逐渐沦为一个仅仅为养家糊口而日夜奔波的人。他甚至不无担心地指出：“今天中国媒体的普遍现象是：记者们年龄偏低、报酬低廉、身体每况愈下、没有晋升、没有前途。”“身处生活和工作窘境的记者在市场经济中各种利益集团的角斗中，很难成为忠实的传递信息的邮递员”。

他还尖锐地指出，在今天的新闻文化中，本应代表公众利益、以报道公共事务、公众政策、公共部门为己任的党报却因为“把新闻埋葬在一堆空话中”，变得越来越同老百姓“不相干”。而那些代表商业利益和媒体投资者利益的报纸报道的选题和内容虽然多半与读者的真正需要关系不大，但它们却拥有大量的读者。长期以往，读者就会把那些与他们没有利益关系的商业化和娱

打开第一章，我们即感受到作者对媒体的高度商业化和娱乐化深表忧虑。开篇言道：“有人相信，高度商业化的媒体会满足人民的知情权。现实恰恰相反。媒体的产业化、商业化给我们新闻界带来了一种新的运作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带来的新闻报道的视角和焦点是追求丑闻化、片面化、脸谱化、简单化、戏剧化。很多人只看到了有线电视、数字电视、卫星电视、网络媒体、短信、QQ、报纸给媒体的投资者带来的大量利润，但是没有考虑到给社会普通大众带来的负面效果——信息过剩和垃圾信息。”

记者出身的李希光教授在书中始终反复强调新闻媒体的责任，即让公众了解事件的真相。他认为一个真正的记者应该去努力挖掘真相，尽量做到公正、客观、没有偏见，而不是发表充满个人观点的评论。

但是，媒体的商业化使得记者在第一时间争抢新闻，很多不真实的甚至有害的信息来不及过滤即发布出去。特别是当新闻报道因为垄断失去竞争时，新闻的核心价值即公正性受到威胁，媒体往往丧失独立的立场，甘受有钱人的摆布，谁有钱就可以垄断信源和操纵信息。

李希光教授提醒人们，商业媒体每天充斥大量的坏新闻——新闻不核实、不准确、不公正、随意猜测、片面报道、煽动仇恨、低级趣味；传统的公共精神新闻学正让位于金钱驱动的商业化了的新闻学，使得中国的传媒在重大的国际国内新闻报道上，特别是涉及到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公共事务、公共政策、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等方面反而加以轻视。记者在这种媒体环境下，高远的新闻理想正被商业化的低级炒作一步一步地蚕食，逐渐沦为一个仅仅为养家糊口而日夜奔波的人。他甚至不无担心地指出：“今天中国媒体的普遍现象是：记者们年龄偏低、报酬低廉、身体每况愈下、没有晋升、没有前途。”“身处生活和工作窘境的记者在市场经济中各种利益集团的角斗中，很难成为忠实的传递信息的邮递员”。

他还尖锐地指出，在今天的新闻文化中，本应代表公众利益、以报道公共事务、公众政策、公共部门为己任的党报却因为“把新闻埋葬在一堆空话中”，变得越来越同老百姓“不相干”。而那些代表商业利益和媒体投资者利益的报纸报道的选题和内容虽然多半与读者的真正需要关系不大，但它们却拥有大量的读者。长期以往，读者就会把那些与他们没有利益关系的商业化和娱

一部不足三十万字的《传播与社会影响》选集，将19世纪西方社会的知名学者，今天令后辈学人仰慕的大师———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的思想精髓尽情展现，正如本书中译本前言所言：“它涵盖了塔尔德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刑事犯罪学、统计学、新闻和传播学各方面的成就，撷取了他丰厚的传统学养之精华和前沿探索之精粹。”这固然是我们阅读此书的要义之一，然而透过深邃而精妙的理论的遮蔽，我们更见大师斗志昂扬、谈吐优雅、思想穿越时空的人格魅力。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于1843年生于法国的波尔多市，在塔尔德的一生中，长期从事司法和教育工作，有着一腔拯世济事的古道热肠。他把社会心理学、刑事犯罪学、传播学等社会的热点、焦点问题纳入自己研究的视野，探寻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轨迹，力图提出一些救治社会的良方。在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社会科学蓬勃发展、大师辈出的时代，这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而塔尔德似乎从来就没有畏缩过。他的理论框架的核心是发明、冲突和变化。它们犹如一束强大的光芒，照见了塔尔德英姿飒飒的战斗雄姿，使他的一系列大胆、新颖的理论精髓总是充满战斗的激情，充满对人类社会乐观进取的精神。他认为“发明是人类一切革新和进步的终极源泉，所以发明是一个方便的出发点”，“重要发明的产生对生气勃勃的社会变革是极端重要的”。他用发明和模仿这两个因素的作用来解释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声称人类社会生活是一个发明、模仿、冲突和适应的循环过程。发明者（1%）的发明源于个人、造福社会，是一切进步的源泉。模仿者（99%）的模仿不过是重复发明，并因模仿的程度和种类不同以及因新旧文化的差别而发生冲突，但最终会达到适应，再激发新的发明。他强调变革，重视进步，把发明看作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发酵剂，赋予了发明崭新的内涵，以新颖独特的视角去关怀社会，从而为他的理论大厦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沿着发明之旅，他为社会冲突的解决开出了一道救世良方：“超越国际冲突，再向前跨一步，让国家结成集团，集团内部的关系就会相对平静，虽然集团之间的冲突会增加。然而，等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结成真正的联盟时，我们就进入了最后的决定性阶段；届时，内外冲突之源都将被一扫而光。”这些富有鼓舞力、号召力的语言，决不逊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怀抱的让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宏伟蓝图。而今，世界各国以各种形式结成的各种国际联盟以

作为西方乃至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哲学家之一，柏拉图一生立著无数，而《理想国》无疑是其中最能表现其政治思想的作品，其中哲学家与王的辩证关系也一直为后人称道。通过苏格拉底与他人丰富多彩、环环相扣的对话，给后人展现了一个完美优越的城邦。这个城邦是历史上大大小小“乌托邦”的开山鼻祖。理想国的宗旨是缔造一个秩序井然至善至美的正义国家。围绕这个宗旨，柏拉图开篇不久就开始讨论什么是正义的国家，而不是什么是正义的人，他从城邦至公民、从上往下、从大往小地理想化地安排了城邦公民的一切，生活、工作、教育及一切。该书是柏拉图中期思想的总结，其语言华丽，逻辑缜密，想象丰富，阐述精彩，在历史上颇具影响力。

罗素先生评价柏拉图的《理想国》时说，这篇作品有一个蓝本，是斯巴达和它的立法者莱库格斯。无数青年读了这类著作，燃烧起雄心，要做一个莱库格斯或者哲人王。

柏拉图认为的理想国，充满正义和美德的国家，这个国家由立法统治者，国家护卫军，普通劳动民三个阶级组成。该书的核心思想是哲学家应该为政治家，政治家应该为哲学家。政治家应该对哲学充满向往，并不断的追求自己在哲学上的进步，并用哲学思想来管理民众。而这些所要体现的东西在他的《理想国》开始时候并没有直接提出来，他是利用了正义二字逐渐将其拓展并且引申出来的。正义是一种好的表现，然而什么是正义呢，面对这个看似很好理解的词语，柏拉图首先对它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我不敢奢望对《理想国》中所有的思想妄加揣测，只好在自己的知识范围之内加上自己的兴趣点，认真研读分析《理想国》中关于哲人、王和国家的关系。

柏拉图首次提出了读书人，或者说哲学家的“入世”说，他认为哲学家不应该是躲在象牙塔里死读书而百无一用的书呆子，应该学以致用，去努力实践，去夺取政权。而政治家只有在拥有了哲学思维之后才真正的能够治理和统治好国家。

如此，“哲人王”则成为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提出的最理想的君王。

“哲人王”领导的城邦是柏拉图理想的城邦制度。我国古贤孟子在孔子“内圣”基础上开出了“外王”的理论。他认为，国家的元首必须是道德的领

1964年纽约时报诉萨勒文案（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以下简称纽约时报案）是美国言论自由的重要判例，其中也涉及到了政府行为的问题。在该案中有人起诉纽约时报，诉称其刊登的一篇广告损害了他的名誉。州法院依据州反诽谤法判原告胜诉。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州法院的判决，认为该判决侵犯了言论自由，但这里侵犯言论自由的并不是原告，而是州法院，法院认为：法院适用法律，即使是在民事诉讼，适用的是普通法，也仍然构成政府行为。[69]这样，纽约时报援引言论自由对抗的并非个人，而仍然是政府
   在美国，以藐视法庭罪惩处批评法院和法官的媒体言论的做法实际上已被废弃半个多世纪了，而亦未闻有法院转而借助私法上名誉权保护的事情。我国刑法并无藐视法庭罪的规定，但是实践中却有法院以媒体侵犯了“名誉权”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不仅胜诉且获得赔偿之事。这一现象提出了舆论监督的法律责任的限度问题。公众授权法院和法官对社会纠纷进行裁决，但仍保留着监督权。因为所不得不为之的委托，所以对于关涉其身家性命、自由财产、命运荣辱的法院行为，自然关切，批评也就在所难免。对公共机构进行批评是民主政治的正常和必要的现象。众所周知，在我国当前，公众的批评与监督对于抑制司法腐败和促进司法公正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虽然司法腐败的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司法制度本身的改革，但是新闻自由不仅是一项公民权利，同时也是一项制约政府行为的制度设施[58]，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重要体现。对于恶意毁损法院“名誉”的言论所引起的问题，可以通过公法手段去解决，并不是非授予公共机关以名誉权不可。[59]然而，无论如何，对舆论批评的处罚必须予以严格的限定。只有批评包含着一种严重的实际恶意，并对法庭的审判秩序产生一种“明显且即刻的危险”，才够得上处罚。至于法官的名誉权问题，我们可以从本文第一部分所介绍的案例中获得一些启示。这些案例告诉我们，法官应当比常人更有能力承受舆论批评，或不应当动辄诉求藐视法庭罪以保护自己的尊严。以“名誉权”的术语来解释，对法官名誉权的保护要弱于对一般公民名誉权的保护。这些案例所蕴含的这些理念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1964年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60]一案判决中得到很好的揭示，并作为重要的司法先例构成有力的判决根据。其判决关涉这些案例的部分如下：“较之于事实上的错误，损害官员名誉并不构成更多的根据以压制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