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爱

□李小洛 著

暧昧时代的偏爱与坚执

                 ——李小洛近期诗歌解读

霍俊明

无论是李小洛近期的诗作还是她早期的文本，无不呈现了一个诗人写作背后强大的根性场阈，而对于李小洛而言，这个根性场阈就是她的故乡安康。应该说，每个人的诗歌和文学写作中都会有属于个人的“故乡”，当然我所说的“故乡”不是单纯地理学意义上的，更大程度是精神指向甚至是包括诗歌理想在内的。

对于李小洛而言，她的诗歌“故乡”总有着安康小城的影子，其间亲人、山村、秦岭、汉水、农作物、日常事物等元素构成的强大力量催生着诗人不能不言说的冲动。基于此，解读近期李小洛的诗歌，安康仍然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因为在我看来，安康正是诗人写作的起点、动因或许也是最终的归宿。

安康，这座秦岭以南，汉江边上的小城暗含着怎样的一个诗人、一个生存个体的成长履历和诗歌写作的深刻背景？在李小洛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特殊的“她”的影像：这曾经是一个有些孤僻、冷漠不合群的小女孩，在小朋友都在游戏打闹的时候，她却独自一人有些“不合时宜”地给年迈的奶奶写信；她会在盛夏的雨后偷偷地跑到郊区满布芦苇的池塘边看蚂蟥，她也会使用小聪明欺负玩伴然后自己在角落偷偷发笑。敏感、好奇、忧郁、执着、怀疑成了她性格的一部分，甚至也成了她诗歌写作症候的显影液。

李小洛在安康这座小城里无疑属于静静的甚至带有悲悯情怀的观察者和生活场景的“多事”的测量者。她在这座小城奔走、停歇、观察、思考。日夜流淌的汉江，高大的山脉，郊外广阔而荒芜的原野和白雪中飞动的乌鸦以及火葬场的巨大烟囱，南环路卖鱼虫的小店，简陋而温馨的小吃店和稠酒铺，陵园路的梧桐树和步行街上繁杂的人群，冬夜里的乞丐和夏日夜晚风雨敲打的屋顶都成为实实在在的生存场景甚至成了富于象征性的写作背景。多年来，李小洛仍然骑着她那辆略显老旧的摩托车在汉江的大桥和城区里穿行，嘈杂的市井和独处的沉寂正是一个暧昧时代诗人的生存寓言，而这种日常化的穿行忙碌正好与暗夜里的沉静形成互补的空间，这种空间所形成的对话性和张力冲突使得李小洛的诗歌很像是无穷尽的万花筒，层次翻新，耐人寻味。而李小洛在诗歌写作中也成为了这个无限暧昧时代的怀有偏爱的坚执者。

李小洛近期的诗作在质地上出现了不事张扬但又极富象征意味的成色，她在季节的漫漫光阴和匆促转变的生存场景中试图发出属于自己灵魂的声音，这种低声的倾诉和自我对话的情结时时处于后工业时代巨大的喧嚣与吵闹之中。在越来越欲望膨胀、生活空前加速度的时代，李小洛所能做的恰恰是为自己增添一个减速器，减速的结果是她在诗歌中发现和创设了一般诗人所普遍忽略的空间，在现场审视的冷峻深入和回溯性的黯然怅惘中诗人用情感、经验和想象交织成了陆离的时代声色和个体生命的斑驳光影，

“现在是春天，现在还是三月/花朵和青草/均以春天的名义向人世传送芳菲/天空和大地，也向人类暗示非凡的爱情/你不动声色，就俘虏了我/你的眼睛半睁半闭，躲在一排睫毛的浓荫下/微微地笑，笑发生在/这个春天里一些离奇，荒诞，而/又必然发生的事/某年，某月，某年某月里的某一天/那时候，我们正年轻/你也还是我一个人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是舒缓的、回溯的、挽留的、伤怀的、吟述的，这一定格化的抒写空前强化了象征性的时间场景，而偶然和必然都躲不过匆匆时光的利刃，这定格的略显发黄的时光画片在白杨、喜鹊、玉兰、芭蕉、紫苏、床单和信纸等这些极其普通的事物身上不仅呈现了温暖的光泽，而且光泽的背后仍然是无尽的强大的黑暗与阴影，“那时候，我们正年轻/你也还是我一个人的”道出了人生的单行道上的苍凉与深刻，说出了世间男女情怀的落寞与感伤。正是这种俗世场景中诗人凸现的是无处不在的时间感，而时间感正是近期李小洛诗歌写作的一个强大的根由，而我一再强调的是如果一个诗人的诗歌写作没有时间感，那么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诗人。

女性诗歌和自然以及植物之间有着天生的共通性，李小洛近期的诗歌路也呈现了对自然之物的本能性的致敬甚至迷恋，“一只木薯慢慢地抽芽/新叶一天比一天更为壮大/身体上长出了一些新的身体/又被另外一些身体占据//它们和人一样/也有自己居住的国家/它们信奉女神、因果/信奉明亮的灯塔/土地、泉水和乌鸦”（《它们》）。李小洛的这些诗作也因此带有向自然对话、探询和致敬的特征，可能这些原初而素朴的事物正与她希望“过滤生存杂质”的诗性意愿相契合。在《我来安排这个世界》、《它们》等诗中，在南瓜、水稻、芝麻、苜蓿、腊梅、木薯、苍术、油菜、棉花、大麻、向日葵和高粱这些自然之物身上投注了诗人暖暖的诗意和冥想的光泽，“一切动植物来去自由/任何一个地区和国家/不需要护照、身份证、绿卡/大家心平气和/看报纸，读新闻/吃晚餐，和早茶”。而值得注意的是，李小洛诗歌中的这些自然意象正好在相反的向度上呈现了后工业时代的悖论性和荒诞性以及去诗意性。

李小洛的诗作与其他女性诗人比照起来，她的诗歌写作更多是一种缓慢的、沉潜的、静思的状态，有着一种凝重的冷色调，这在女诗人中是少见的。而这种缓慢状态的诗歌写作比较具有代表性地显现出诗人在日常生活和岁月流逝中的深切感怀和知性思索，而这种静思的状态使得李小洛的诗作更具有一种复杂性。李小洛近期的诗歌在总体上有一种节制和慢节奏的倾向，诗人更像是在一个寂寥的清晨、落雨的黄昏和落寞的午夜静静安坐的怀想者，无论是现实的细节、往昔的记忆还是生发的想象都在看似闲淡的抒写中呈现了一个诗人融合了现实和想象的既简单又无限繁复的世界。无论是《等一个人》所阐释的带有共性的宿命与仰望的纠结，还是《比如你走的时候》、《但是，该告别了》的人生的相聚别离，在一个个场景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开场，也看到了一个个不愿意看到的结束与收场。

在《比如你走的时候》的这首诗中，秋天不只是作为一种场景，诗人内心的变化、忧伤、无奈和时光意识、人事变迁的感怀都化若无痕地与秋天的事物融为无所不在的氛围。而这种情感的渲染是与极其生动的细节结合在一起，挂在“邻家”阳台上的毛衣，缓缓低落的水珠，厨房、月光，这一切似乎都暗示了诗人对温暖的“家”和归宿的某种企盼，但是这一切似乎已成了虚幻，而诗人情愿将之泛化在时间的无情流逝中诗人对往日的、不能挽回的美好憧憬的记忆。李小洛在诗歌中不断渲染时间的力量——无形而强大的令人颤悸的力量。

李小洛在近期的诗作中不断强化着时间性的场景，其叙写也往往带有舒缓的回溯性，这就使得现实和生存都沾染上了强大的主观情思观照之后的别样的意蕴，同时李小洛近期的诗作一直有一种犹豫不决的调性，在张开与紧闭，迟疑与坚执，惯性的“右”和自我的“左”之间一直处于诘问和磋商之中。诗人既希望一个白雪飘飞的寒冷时日打开自己心扉的温暖的“信使”的到来，“也许，还有另外的一些/打马扬鞭的信使，还在路上/穿着厚厚的衣服，戴着/厚厚的棉手套”，又时时将自我封闭在一个自我的空间，“像一株蓖麻那样漫不经心/像一枚失效的指南针那样/不把你南方的邮编、地址/行踪和消息随便告诉别人”（《像一株蓖麻那样漫不经心》）。这就像“说给麦克风的低语”，诗人既想诉说和对话，又采用了看似不可思议的“低语”甚至自语的方式，而这种悖论修辞在李小洛近期的诗作中不断出现。日复一日，强大的生活的惯性成了左右我们一切的权力，我们无力挣脱生存的缰索，这一切秩序和规则限定了我们时时处于看似正常实则畸形的“右边”生活的漩涡之中，而强大的诗歌则要不断充当对生存“右边”的发问者、质疑者和矫正者角色，所以，“左边”这种看似不合常理、难守规范的“左撇子”式的个性的、自由的状态在诗歌中会不断得到强化和拓展，而其重要的根由恰恰在于生活权力所制造的“右”太过于强大了，强大得使得“左边”不断在压抑的黑暗中萎缩，正因如此诗人应该是偏爱“左边”的人，“我只是偏爱左边一点/左眼看报，左手写字/用左边的眼球积聚光线/夜里睡觉我也喜欢睡在床铺的左边/像颗小个子的蚕豆，占据黑夜最小的位置”，“我已经习惯了接受来自左边的疼痛/习惯了它们比右边来得更为仔细一些/准确一些/放肆一些/慢慢地/温暖一些/幸福一些”（《偏爱》）。

李小洛的带有执拗性的偏爱和坚执使得她更像一个后工业时代的高速路上的奔波者、出走者、寻求者和发问者，在工业时代的尾气和纵横交错的城市中，也许只有诗人还能够最后一眼看到草原和乡村，“我跟随汽车，它的尾气/在高速公路上/加速度奔跑，靠右行驶/跟随飞机/在跑道上滑翔，起飞/跟随火车去更伟大的城市/在雄鹰、虎豹噤声的地方/一望无际的草原和土地”（《在高速公路上》）。任何诗人的写作都不会脱离我们生存的时代场景而别做它声，无论是高速公路还是加油站，在这些极具象征性的时代场景中，诗人仍然在偏爱着自己的所爱，仍然在坚执中期待来日，反观过往——“我又一次走近河水流经的低地/加油站在身后开着灰暗的黄昏之花/模糊的沸腾之花……”（《再一次经过加油站》）。

陕西文学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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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日报2009年9月25日 

《陕西日报》编者按

从1954年11月8日，陕西省作家协会前身——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后改名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成立至今，省作协会员从当初的20余名，发展到今天的近3000人队伍（其中有近300人成为中国作协会员），充分显示了陕西文学事业的蓬勃发展之路。陕西文学历经数代作家的共同努力，涌现出了大批耳熟能详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享誉文坛，可谓姹紫嫣红、硕果累累。无论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等老一辈文学大家，还是后来者路遥、邹志安、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京夫、叶广芩、红柯、李春平等等，他们一贯保持旺盛的创作精力和创作激情，深入基层、贴近群众、走进生活，创作出了大量反映时代精神和火热生活的优秀作品并且享誉文坛。陕西取得的重要文学成就引起了业界及社会的广泛关注，从《创业史》《保卫延安》到《人生》《白鹿原》《秦腔》等等；从柳青、杜鹏程到文学“陕军东征”等等，可谓佳作不断、群星璀璨，那一部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打造了一张张精美的“陕西文学名片”，使陕西文学乃至中国文学拥有了一座丰厚的文学宝库，奠定了陕西文学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的重镇地位。今天，在举国上下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同来回顾陕西文学走过的辉煌60年历程，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也向那些辛勤耕耘在文学热土上的作家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陕西文学的前三十年

韦  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1日的成立，以及在此之前的西安解放，应该说是陕西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新篇章的开始和巨大成就的起点。在此之前的西安，虽然也有个别文化名人（如郑伯奇）和一些爱好文学的进步青年，基本上是荒漠一片。

1949年的夏季，一批身着灰布制服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干部从延安来到西安，这就带来了一片新的憧憬和希望，这些早年在陕北就集合在党的旗帜下的文化人，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工作和创作的指南，满怀革命激情，以最好的文学作品贡献给祖国和人民。进城不久，他们就组织去甘南临夏深入生活和采风，归来精心创作，如苏一萍的话剧《如兄如弟》，王汶石的小说《阿爸的愤怒》，戈壁舟的长诗《把路修上天》等，轰动一时。

1954年秋，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亦即陕西省作家协会）成立，标志着陕西省文学队伍的大集结。此前，以小说《铜墙铁壁》享誉京华的陕西作家柳青已从京迁来，落户长安县，参加农业互助组的建立活动。以描写陕北解放战争和第一次塑造彭德怀司令员崇高形象的小说《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以及从部队转业的诗人魏钢焰，小说家王宗元，以《七月的战争》《大进军》长诗获奖的军旅诗人胡征，原籍四川投奔陕北的诗人戈壁舟、玉杲，以及从北京文学讲习所学习归来的散文作家李若冰等都聚集到作协的文学大院里。原来的西北文联主席、著名革命诗人柯仲平这时继戏剧文学作家马健翎担任作协主席，当时的作协专业作家有十余人之多，真可谓群星闪烁。

在大集结完成后，在这批陕西文学的中坚力量正值年富力强之时，他们不留恋城市生活，舍弃安逸的书斋岁月，纷纷响应时代召唤，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到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柳青此时已落户住进皇甫村，一心一意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并进入《创业史》的创作过程。杜鹏程继《保卫延安》后，深入宝成铁路的建设工地，陆续写出《在和平的日子里》《年青的朋友》等中、短篇小说。王宗元到青藏公路格尔木段任职，他反映高原生活的小说《老嫂》后被拍成电视剧《昆仑山上的一棵草》。王汶石到渭南地区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体验中国农民奔向社会主义的热情和自我改造的过程，写出《风雪之夜》《春节前后》《新结识的伙伴》等享誉全国的小说，好评如潮。李若冰则到酒泉、柴达木油田等地，体验在荒漠中寻找石油的艰苦生活，写出《柴达木手记》等报告文学。魏钢焰深入陕南、陕北及纺织工业第一线，他采写的有关赵梦桃的报告文学《红桃花怎么开的》影响巨大。省作协主席柯仲平创作了表现陕北红军的长诗。在此期间，文学月刊《延河》也创刊出版，陕西作家的重要作品或成名之作大多发表在《延河》上，成为反映陕西文学直至全国文学态势的一个窗口。

纵然陕西当代文学的精兵强将都集中在陕西作协，但经过辅导和帮助，各条战线的青年作者也纷纷出现，不仅加大了陕西当代文学作品的数量，质量也在上乘之列。这一时期经常可以在报刊上看到他们的作品，充满朝气和生活气息，富有创作上的新颖特色。他们是：王德芳、毛锜、田奇、贺抒玉、杨大发、陈松影、张映文、霍如壁、侯雁北等。

随着农民诗歌创作运动的兴起，他们之中的突出人物从偏僻一隅脱颖而出，在陕西省直至全国产生影响。谢茂恭以走村串乡说快板为主，他的《说土改》是发行量很大的土改干部下乡必备的宣传品，他三次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将士。王老九以他亲身经历控诉罪恶的旧社会的作品《除了肚里大疙瘩》《歌唱三户贫农办社》《进北京》等轰动一时，他曾进京参加高层诗会，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后来的李强华、贺丙丁等农民诗人都是跟随他们的足迹前进的。

陕西当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评论的促进关注，除过傅庚生、霍松林及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学院中文系一批年轻教师多有贡献外，主要的代表人物有胡采、王愚等。胡采担任省作协副主席、《延河》主编的同时，集中精力为作家王汶石、杜鹏程的小说写序，给予总结式的评价。他的集陕西作家创作经验大成的专著《从生活到艺术》出版以后，影响甚远。青年评论家王愚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崭露头角，短短时间内就颇受文学界的关注。陕西文学界还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作家相互交流，或老作家辅导青年作家，介绍自己的创作心得和体验。柳青、王汶石、杜鹏程都有这样的文章或专著，他们出之于实践的创作体会和心得是一笔不可替代的文化财富。

在举国上下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陕西作家在陕西文学前30年的漫长岁月里，对陕西乃至中国当代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诸多作品如《创业史》《保卫延安》等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陕西作家自觉深入基层、贴近群众、抒写反映时代精神和火热生活的文学作品，自觉担当起人民作家的重任，他们并以此作为终生的目标追求，有力促进了陕西文学的蓬勃发展。

                        陕西文学的后三十年

                                                        李  星

世纪五六十年代，陕西文学就是举足轻重的中国文学重镇，陕西作协（当时名称为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的机关刊物《延河》杂志是绝对的全国文学期刊翘楚，众目所瞩、众望所归，其影响甚至不亚于《人民文学》。正是带着这种光荣和自信，当“文革”末期一批老作家、评论家、文学编辑家陆续从被下放的农村、干校、工厂回到西安，并受命恢复被林彪“四人帮”撤销的作家协会活动时，首先就是恢复《延河》杂志。但是因为当时“四人帮”尚在台上，“左”毒犹在，只能起名为《陕西文艺》，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让“延水照样流”——恢复《延河》名称。实际上早从《陕西文艺》时，他们从西安郊区找到了陈忠实，从延安大学找到路遥，从自然来稿中发现认识了贾平凹、莫伸，又从工厂、基层文化馆、学校及一些文艺团体联络发现了如：晓雷、李天芳、马林帆、曹谷溪、刘成章、焦闻频、王德芳、峭石、程海、邹志安、郭京夫、赵熙、王宝成、刁永泉、徐剑洛、张郁、王蓬、张虹、韩红、王晓新、李佩芝、叶广芩、李凤杰、徐岳、蒋舍彦、张兴海等一批在诗歌、散文、小说、儿童文学方面有所特长的文学人才。胡采和《延河》编辑部为这些文学新人的成长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并形成了既为《延河》版面服务，又为陕西培养文学新人的良好人才培养机制。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全国许多省市文学创作力量还处于散兵游勇状态时，陕西已经形成了一支具有地域特色的强大的作家队伍。1979年、1980年《延河》杂志连续两期编发了“陕西中青年作家专号”，集中推出了20多人的短篇小说新作，并空前地配发了他们的简介和短小的评论，轰动了中国文学界，并被人们命名为“陕西作家群”，当时还是研究生的曾镇南和尚未出名的雷达，先后为他们的作品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正是藉这种集团性的冲击力量，仅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就先后有莫伸、贾平凹、陈忠实、路遥、郭京夫、李凤杰、邹志安、王戈等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和儿童文学奖。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陕西文坛又有一批文学新人脱颖而出，如高建群、杨争光、和谷、冯积岐、沈奇、朱文杰、商子秦、黄建国、穆涛、远村、萧重声、朱鸿、方英文、李康美、杜爱民、吴克敬、伊沙、冷梦、沙石、文兰、鹤坪、孙见喜、刘亚丽、庞进、王观胜、安黎、杨小敏、马玉琛等，并有和谷、冷梦、刘成章、贾平凹等人的散文、报告文学先后获得全国多种文学大奖。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至今，陈忠实、贾平凹、叶广芩、高建群等50岁以上作家风头更劲，除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先后获得中国文学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以外，叶广芩连中两届鲁迅文学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诗人王有政连折中国少年儿童诗歌大奖桂冠，继短篇小说奖以外，王戈获得全国报告文学奖。更为可喜的是一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文学新人犹如初升的旭日跃上陕西乃至全国文坛。如红柯、李春平、高鸿、李汉荣、闫安、塞北、李小洛、梦野、陈毓、丁小村、唐卡、周瑄璞、寇挥、王福海、庞文梓、王海、王晓云、杜文娟、辛娟等。尤其是红柯，刚一走上文坛，就以其西部风情浓郁，内容个性鲜明的中短篇小说连获两届鲁迅文学奖，并以其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和《乌尔禾》被全国文坛所瞩目，成为名副其实的陕西文坛新生代的带头人；而偏居陕南一隅的李汉荣是以诗为陕西文坛所知，但其散文、小说也同样具有较高的文学水准；安康的李春平独自在上海奋斗，写出了《上海是个滩》名噪文坛。

作为陕西新时期文学的一个见证人，我还不能忘记另外的“业余作者”的文学贡献，如果不借此机会将他们的成就“曝光”，我将受到良心的谴责，尽管同时也会招来一些非议和误解。这里所谓的“业余作者”，个别的甚至还在文学艺术岗位，但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长期或至今不在所谓主流文坛的视野，并从未引起文学舆论的重视，但他们的写作都很努力、很执著，并创作出了令人眼前一亮、心中一跳的作品。如卢晃、闫道勇、郭亚玲的中短篇小说，即使不说篇篇精彩，但也可以说多数整体创作水平不低。前者身份虽然在文化单位，但其现代意味浓烈、文学品位很高的中短篇小说，却默默无闻；中者是个药材商人；后者是个中专女教师，但他们的许多作品却可以同很高层次的作家比较。也正因为无名，他们只好自费出书，然而因销路有限，并未引起更大范围的重视。延安的裴积荣原来是陕北一个县的主要官员，因为酷爱文学调入文联，他此前出版的小说和散文集质量平平，但退休后他出版的以延安现实生活为素材，表现离退休干部多姿多彩命运的喜剧色彩浓烈的长篇小说《祝君晚安》不仅填补了这类小说的空白，而且有较高的文学水准；中年医师马其昌克服文史知识欠缺的障碍，刻苦研究南宋末期政治文化历史，用五年时间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正气歌》，具有不俗的历史文学品位，他自己却也劳累致病多年。咸阳一位因故离职的县处级青年干部，不怨天尤人，潜心文学创作以向导为笔名所写的长篇小说《沉浮》品位不俗，辗转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反响很好，今年他的一本中篇小说由著名的《当代》杂志在显著位置推出，同时由《中篇选刊》、《北京文学》转载，目前他正潜心创作长篇小说，前几年创作的几部中篇小说也即将发表，创作起点很高水平不俗。银行青年干部吴文莉本来专工书画，但她以上世纪50年代河南人来西安安家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叶落长安》出版后反响热烈，并有影视公司正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中年法学者孙皓晖为了创作小说和电视剧《大秦帝国》，辞掉不错的职位只身居住海南，十余年过去了502万字的长篇小说《大秦帝国》横空出世，轰动文坛，同名电视剧（第一部）也将在央视播出，网上颇得好评。延安青年工艺美术工作者高鸿在西安打工期间，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沉重的房子》、《农民父亲》难以出版，他贴在网上创造了近千万的点击率，后出版受到文学界有识之士很高的评价，称他为有后劲的年轻实力派作家，目前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血色高原》也即将出版。陕西日报社青年记者戴吉坤创作的“第一代城市人”人生命运的长篇小说《栀子花开》今年出版后颇受好评，省人民广播电台制作播出，听众反映热烈，几家影视公司正联系改编电视连续剧。特别让人惊奇的是少年作家高璨，从8岁开始写作诗歌、童话、散文，目前已有近十本诗集出版，受到谢冕、陈忠实、梁小斌等知名作家、诗人的高度评价，陕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学生杨则玮接连出版了她在中学时创作的长篇小说《春发生》和《末路荼蘼》，《文艺报》发表了评价文章。西安市退休干部郑征长期研究陕西回民历史，去年他创作表现清末陕西回民起义的长篇小说《东望长安》史料翔实、大气磅礴、白参虎等人物形象生动鲜明，用文学填补了一项陕西回民历史空白，受到回汉各民族人民共同肯定。

此外长安区王渊平的《水幻终南》、王峰的《河湾梦》、崔皓的《苍莽神禾原》等长篇小说、黄陵青年高坡的《金色黄昏》、电力职工马福林的《雪燕发廊》、扶风县马友庄的《周原风》、咸阳石竹的《命运》、青年税务干部林喜乐的《解冻》《客居长安》，申晓的《奶娘》、李文德、王芳闻的《安吴商妇》、杨玉坤的《陕西楞娃》、解放军干部韩怀仁的《大虬》等长篇小说，临潼退休中学语文老师王嘉民所写的长篇历史小说《长歌李存勖》等等，皆各有其不俗的文学成就，有的还表现出了很高的文学创作才能和巨大潜力。

与此同时，一些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也把文学创作当做自己的执著爱好。张伟在出版了两本散文集后，受强烈的西安历史热情所鼓舞，几年之中连续出版了填补西安近代历史小说空白的《五福》和《晚春》，目前又正在努力写表现“双十二事变”的一部小说；薛保勤创作了五六百万字的长篇抒情诗《理想之歌》，并被电台多次播出；李宗奇则潜心于散文写作，已出版个人散文集多本，被认为具有专业散文家的语言艺术水准；白阿莹从年轻时就是一个执著的文学爱好者，出版过多本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集，并与李宗奇同获冰心研究会设立的“冰心散文奖”；孙晓杰的儿童诗歌层次很高，是继王有政之后陕西的第二位儿童题材诗人；骞国政、祁玉江也早都为广大读者熟悉并被专家关注，等等。

“业余作家”和名不见经传的中青年文学爱好者“突然冒出来”（陈忠实语）的作品，已占陕西近些年文学创作的相当比重，也成为新时期陕西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遗憾的是，面对文学出版的困难，他们多是选择了自费出书，有办法的尚能收回成本，没办法或家境困难的为此常常背上债务。专业团体和社会文学研究者关注的是少数有能力宣传的人，而对大多数则听任自生自灭，这是需要重视的一个现象。

陕西文学60年作家照片：

柳青、杜鹏程、马健翎、王汶石、李若冰、柯仲平、胡采、路遥、邹志安、陈忠实、贾平凹、京夫、程海、高建群、刘成章、叶广芩、红柯、和谷、李春平、王朝阳、孙见喜、方英文、朱鸿、李小洛

国内第一部“70后诗歌”研究专著

《尴尬的一代》出版

国内第一部70后诗歌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日前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作为一部系统、深入、全面考察中国70后先锋诗歌的断代史，《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综合性地呈现了与70后一代人密切相关的生活史、思想史、灵魂史和诗歌发展史，富有创造性地论述了70后先锋诗歌的命名、成因和深刻艺术思想背景以历史境遇，富有发现性地深入挖掘了一代人的诗歌江湖，一代人的精神档案和诗歌史谱系，全书466页，28万字，由青年评论家霍俊明历时3年完成，除了作者论述外，还收入了“70后诗歌”10年来发展历程中的各种图片、著作文论篇目等大量极具研究价值的史料。

专著在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即得到了国内著名学者、诗人和媒体的广泛关注。诗歌评论家吴思敬、洪子诚、陈超、程光炜、罗振亚、陈仲义、李少君、毕光明、张清华、杨宗翰、张德明、胡亮、荣光启、张桃洲、姜涛以及诗人梁小斌、王家新、梁平、江非、安琪、李小洛、黄礼孩、沈浩波、胡续冬、刘春、谭克修等都对此书予以高度评价，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批评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的一项重要收获。著名诗歌理论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吴思敬教授认为，该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70后先锋诗歌”的专著，是在对“70后”代表性诗人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全面地对“70后”一代人的生活经验、创作道路、诗学追求进行了细致地阐释。这本书研究的是“70后”的诗歌历史谱系，是针对一个散落在公开发行、民间传阅的书籍、报纸、刊物以及网络上的一个庞杂的“70后”诗歌创作群体，进行的一项艰苦细致的野外考察工作。专著从文本细读和历史场阈出发，把一个个“70后”诗人推上了研究的案面，不但为诗歌理论界近距离观察这一群体和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也显示了一个青年批评家敏感而锐利的眼光。作者在众多的“70后”诗人和文本大山中选取有代表性的矿石以点带面，重点论述，显出了超强的理论发现能力和举重若轻的功夫，一方面，尽力地清除了一代人身上的污泥浊水，另一方面也没有去对自己的同代人做刻意的美化，而是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刻划出这一代诗人的整体风貌，写出他们的贡献，也写出他们的不足。作为同是一代人，作为“70后”诗歌的当事人与见证人，作者是怀着对同代诗人的热爱与深情去写这部书的。虽然同代人研究同代人，也许不如后来人的研究更为冷静而客观，但作者占到了对研究对象的贴近、知心与理解的优势。虽然由于“70后诗人”还是一个需要成长、不断嬗变的创作群体，作者所论述的诗人以及判断与评价，还需要历史的检验，但本书所突出表现出的对“70后”诗歌状态的原生态描述和历史性发掘以及作者用自己发现性的摄影机给21世纪来的“70后”诗人留下的这些“老照片”，已弥足珍贵。专著的出版，也奠定了作者作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最具代表性具有先锋和个性批评气质的青年评论家的地位。

著名诗人、先锋诗歌批评家、河北师范大学教授陈超指出，霍俊明是近年来相当引人注目的优异诗歌批评家。他的批评文字准确、敏锐而具有生命的激情。在他身上，不乏学院系统训练的研究能力，但同样不乏自由先锋批评家的活力、命名能力和个性话语。《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是批评界第一部研究“70后诗人”的理论专著，它集中体现了作者如上特点，也是霍俊明对中国诗坛的特殊贡献。在写作意识上，作者不仅从系统的文本细读出发，同时注重于历史的考古挖掘和诗歌史的重新审视，从复杂的历史语境和具体的生存情境以及诗人的精神履历出发，以求言说有据地得出个人的结论，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在作者的理论批评中，诗歌的“本体”和“功能”都得到了平衡的阐释。它们牵动了诗学批评、文艺美学与其它相关人文学科的关联域，使诗歌形式本体论趋向于与之相应的生存、生命本体论。在这部专著中，作者自觉地将对诗学的省察，与对生存的省察交织在一起，从人的具体历史语境出发去把握诗歌艺术的美，使语言不再作为狭义的修辞学意义上的“美文”，而是人与生存之间真正的临界点和困境来考察，并进而发掘出某些诗歌现象和特定文本的深层的文化精神，这种诗学批评方法的自觉，对思维空间的拓展具有很大的意义。可以说，《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就是在寻求并成功体现着“综合性的语境批评”的可能性，作者不仅深入挖掘了代表性诗人的文本和精神完型，而且从具体历史语境出发对它们进行了准确的分辨和命名。他指出，70后一代人是处于种种临界点上的特殊的一代人，一种教育规限了他们的奉献精神和理想，但是另一种真实生活却为他们跟随社会大潮完成一次次思想转型，预设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他们出现的矛盾、尴尬、悬浮、边缘，使之成了清醒而困惑的一代，理想而务实的一代，守旧而背叛的一代，沉默而张扬的一代……总之，体现着新异的人的沉沦与抵抗沉沦的悲喜剧。作者以同代人的视角表达着自己的“历史想像力”，从不同方面辨析着历史与人，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文化，历史与语言，历史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作者没有像时下许多论文所做的那样从现成的理论观念出发，来套框具体的鲜活的一代人诗歌创作的实际，而是坚定地从具体历史语境出发，在反复阅读了大量作品以及相关文献后，在细读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进而升发出具有历史思辩性的力量来。从而对这一代诗人的创作道路、话语形式、文体特性的论析，基本做到了由表及里、从形到神的独特的揭示。在这本书中，作者没有回避问题，也没有简化问题的复杂性，而是承认了这一代人就置身在诸多价值龃龉和分裂中，也是在对这种龃龉和分裂的动态把握和整合中，他们才得以创造出与自己的生存处境相对应的开阔而真切的表达。这部著作里归纳出来的许多观点，不少是发前人之未发，具有很强的理论想象力和原创性，从而把“70后诗歌”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视域，必然会在同行中甚至是思想研究领域引起很大反响。

著名诗歌评论家、南开大学教授罗振亚强调，尽管遮蔽与拒绝仍在，但70后诗歌的青春方阵获得成功突围已是不争的事实，霍俊明的《尴尬的一代》即可视为70后诗歌鲜活的精神档案和历史见证。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以诗人、诗评家的双重身份的感同身受和艰难掘进，可以说是全方位地把握了70后诗歌的思想脉动和深层实质。书中，个案的微观透析与整体的宏阔扫描兼容，频发的新知锐见同率性自由的文笔共生，读起来构架系统，视野放达，才华、功力、学术风格俱佳。作为一部拓荒性的诗歌断代史，这部著作必将在中国先锋诗歌研究史上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且为未来的新诗史研究提供丰富的学术启迪。著名诗歌批评家、厦门城市大学教授陈仲义指出，当下诗歌流变，因存在众多变换因素而显得特别不可捉摸而更富挑战性。霍俊明知难而进，面对70后诗歌现场，进行了颇具成效的垦拓与采撷，无论是第一手资料甄别，进行时态梳理、还是批评性清场和必要的价值判断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可贵的敏识眼力和胆识，为文学史及时提供了70后诗歌研究——中国新诗滚动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且时发新见，贡献了不乏文采的诗性批评文本。这不仅让人为这样的高起点感到鼓舞，也令人要向一直在诗歌前沿钻探的年轻同行表示由衷的敬意。著名诗歌评论家、《天涯》主编李少君说，当代汉语诗歌无疑正处于上升状态中，而其标志就是年轻一代诗人越写越好，“70后”诗人中就涌现出大量优秀诗人，但是怎样来全面客观地把握、研究这一极不寻常的现象与情况，说到底还是需要深入诗歌的内部，需要潜心的思考与研究，更重要的是，需要大视野，霍俊明的这本《尴尬的一代》就具有了这样的显著特质。

70后代表性诗人江非则强调，《尴尬的一代》是一本事关一代人的书，是一本书不再单纯地论述诗歌与文学而是事关思想史的书，认为它出现于诗歌创作现场的迅速、有效和积极，都对当下的中国诗歌评论家社会制度现状有着特殊的突围意义，它不但以一个优秀评论家的思想高度和敏锐眼光，从此给予了一代“无名者”一个名为“尴尬”的恰当称呼，它的中国思维和西方方法的有效结合，也打开了文学批评更值得探索的另一史学和诗学的视野。江非指出，这本书以对世纪之交的诗歌现象的一个局部为研究对象，深入而系统地分析、归纳了这个现象的精神动机，并以这一动机为考察对象准确地捕捉到了一代人焦虑、奔突、游走和自我救赎的“灵魂感”。在这本书中，或许作者并没有去直接触及一代人的灵魂，而是要去寻找塑造一代人灵魂的那些水与泥土。这并不是说作者是在忽视构成文学性的人的灵魂性，恰恰相反，这正体现了作者对于灵魂正是由时间赋予而体现为那些不可抹除的历史胎记与经验外套——灵魂也是一个时间的跨度，它一旦出发便已成年——这一事实的卓越认识。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可能还是作者从更大、更深、更高的学术层面上考察了他的研究对象，而在深入腹地的考察中他断然抛弃了那种盲目命名以及与之有关的类似判断，而用“尴尬”一词，为他的研究课题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精神背景，从精神展开，重新建立了一个批评的境遇，也为批评工作展开了一个平衡、信约、恰当的天地。《尴尬的一代》满足了大家要求评论家像研究古代诗人、诗词那样的一本书对于一个现象、一本书对于一个群体、一本书对于一个概念、一本书对于一个个人、一个评论家毕生针对一个选题用几十本书来深入研究、系统论述的渴望和呼唤。可以说，在兼顾前期中国诗歌批评的的“诗歌史”景状的同时，它终于向个案的内部更深地迈进了一步。作者是一位评论家，同是还是一位诗人，所以其诗歌批评的内部还是一位诗人的内部。在《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这本书中，作者正是以燃烧的学术激情和真实的责任感，把每一位陌生的研究对象都作为了在心灵深处远道而来朋友，以一颗互爱之心、渴望之心与他们在精神的内部相逢，它表达了作者纯粹的学术理想和对首先是对自身的寻根愿望，也在他的批评发现中实现了与大家心灵和思想的多重交流，在描述一条整整一代人在褪除“尴尬”命运的焦虑中行走的精神之路的同时，由于作者本人也身处其中，而充满了悲壮的诗意；它本身就是一个孤独男孩在树顶上的秋日歌唱。《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在中国诗歌“70后运动”发轫10周年的今天出版，这是这一代人一次总结性的献出，也是中国最后一代集体理想主义者所举行的一次珍贵的自行祭缅。

（《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霍俊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全国出版上架发行，28万字，定价30元；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3690号，标准书号：ISBN 978-7-5633-8658-1。）

（请看到的朋友帮忙转一下，谢谢）

暖水瓶缘何爆炸

——读李小洛

逸尘

今天再次读李小洛的《一只暖水瓶爆炸了》，总觉得有话要说，索性就这样对着屏幕随意敲打吧，敲打出什么就是什么。

　　《一只暖水瓶爆炸了》

去看你的时候

我的春天已接近尾声

只有涣散的柳絮

还在空中舞动

中午的时候你带我去了城西

一家不大不小的餐厅

菜还没上齐的时候

一只暖水瓶突然爆炸了

在距我们两米的地方

它发出一声巨大的响声

这让事先毫无准备的我

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这时你忽然笑了

看着地上的碎片说

这好像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那只暖水瓶等了许多年

今天它终于把自己炸掉了

这是一首情诗，起码，应该算做一首写友情的诗。但这里没有泛滥的思念和追忆，看起来，像是在平静地叙述一个事件，而且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事件。而当我们细心读过之后，却能够感受到一份沉淀于尘世间的恋情或友情。

诗的第一节写到“我”去看“你”，这个时候“我的春天已接近尾声”，这里的春天，我们即可以理解为对实际节令的交代，更有理由理解为诗人的年龄状况和一种关于情感的心态。

第二节的前两行完全写实，而后两行则不然。这里的“菜”和“水瓶”有着关乎情感的隐喻，“菜”，我们可以理解为朋友或情人相见后一些嘘寒问暖之类的铺垫，而“暖水瓶”则应该则象征着一座内心的火山，装满曾经的爱恋或友情。

理解了前两节的隐喻和象征，就不难理解第三节了，女性的矜持，有一些慌乱的幸福感，在对事物的实景描述中生动地呈现了出来。

而最后一节，我们似乎听到了一段真情的告白。多年以后，当时光不再，当一切都可以从容面对，当年不曾说出的话终于得到了表白。非常欣赏这里的“忽然笑了”，由于这一句的描述，使得整首诗歌避免了缘自情感的某种缠绵和压抑，从而变得坦荡起来，让读者从中感受到，这只“暖水瓶”的爆炸，并非自杀性的毁灭，而是一种灿然的释放。

口语，生活。仅这两点就让我对这首小诗格外喜欢，不再需要任何其它的理由

评李小洛的《迷人的秋天》

作者：邹建军

李小洛何许人也？我不是太清楚，也许是一个青年诗人吧？不过这是一个有着自己的独立思想的诗人，并且有自己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有自己的生活理想与精神空间。读完此诗，最引起我的兴趣的，还是对人生、社会、自由、上帝的种种思考，并且又以非常富于诗情画意的方式表达出来。

李小洛的诗，首先有一种尖锐性，这既是指感觉的敏锐性，也是指所提出的问题的尖锐性。她敢于指出“这些都是假的”：“我给你的微笑/我流的眼泪/我说过的话语”、“我唱给你的歌声/我写给你的诗歌/我送给你的玫瑰”，如此等等，包括我正说着的这些话，“都是假的”。为什么呢？“都是因为我们向来/塞满了溃败的芦苇和灰尘而是假的！”这是非常深刻的话语，其表达的方式却是很艺术化的。要在诗中揭示“自我”的虚伪性是需要勇力的，最终的目标指向社会与时代，更需要一种强大的勇气。

在《我要指给你看》中，诗人不仅要将自己的“痛苦”指出来：她怀抱着自己的“膝”与“裙子”、永远背不完的“书”那样的无奈形象；她也要将那个坐在“高处”而忽视平民、具有一双“掠夺春天的手”之冷漠的“人生”形态指出来；那个她自己曾经那么爱的“上帝”也没有被放过：“上帝其实是一个愚蠢的人/上帝其实还是一个懒惰的人”。诗中对现实社会与虚伪人生的批判，的确是相当独到而深刻的，我们好像许久没有读到这样的诗了，因此我为读到这样的诗句而感到欣慰。

李小洛的诗体现了一种自由而真诚的人生态度，她对真理有自己的追求与把握。她并不是一概地否定现存的一切，只是从自己的感受出发，说一切自己所说的、所送的都是假的，最后归结到这个世界也是假的，这种艺术表达是巧妙的。

而《我要把世界上的围墙都拆掉》所表达的却是一种自由精神：把世界上所有的篱笆都抽开，栏杆都拔走，围墙都拆掉，为什么呢？“我要让这个世界从此宽畅起来/春天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拦”。那真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世界：“太阳”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花朵”想在那儿开放就可以开放，而“自己”呢，想在那里拥抱情人就可以“紧紧地抱住不放”。虽然这样的“自由”是少有的，但这种美好的想法与自由精神，却是值得肯定的。在这里，诗人所抒写的情感是宁静的，其气度也是从容的，那当然就不是一种所谓的“自由主义”。

　　最有意思的是《我要这样慢慢地活着》这首诗。表面上看起来，诗中展示的好像是一种变异的人生，什么都是“慢慢的”，晒太阳、喝酒、写诗、说话、恋爱、用餐、怨恨、喝水、哭泣、欢笑等，就像一个成都人，什么都是“慢三拍”。这里的描写初看起来不可理解，其实正是当代年轻人的一种新的“享受人生观”：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充分地享受每一天中的每一时刻，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空闲，让自我的感官充分地张开，感觉大自然给我们所提供的物质与精神元素。最后两句也许是画龙点睛的：“最后，我要慢慢地过完这一生/再慢慢地在傍晚里慢慢地死去。”我在此想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这里所写到的“生”与“死”，是值得肯定的呢，还是值得否定的呢？

　　变异是此诗在表达上的一个特点。所用的语言是朴实的日常口语，没有什么虚饰与生涩的，但是诗人所展示的好像都已经变形：一切生活形态都是“慢”的，所说的一切都是“假”的，世界上一切的围墙都要“拆掉”，那些坐在高处的人包括“上帝”都是冷漠的与愚蠢的。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是丑的，而诗中所表达的情感却是美好的、高尚的、可贵的，看起来是一种矛盾，其实也是一种和谐，一种变异的和谐。诗的语言也是有节奏、有意味的，诗人在诗中往往是一层一层地展开，到了最后才亮出自己的主旨：如第一首的关于“生”与“死”的思考，第二首整个世界都是“假”的，第三首抱住自己的情人“紧紧不放”等。我们可以看到，每一首诗的开始都较为平淡，没有什么引人之语，但到了最后，往往都能够引人深思。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组诗本身就是思考者的诗。在诗中有着自我的观察与思考，但又是以诗的方式加以呈现，以意象化的方式存在于诗中，这就是李小洛的明智选择。

　　邹建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社常务副主编。

                   辛辣的嘲讽

                   ——<<我最爱的人>>赏析

                               文/杨铸钢



人绝对是世间上最矛盾的动物。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时常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譬如，在一个礼节性应酬晚会上，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说：“你是今晚上最漂亮的女人”；事实上，男子对女子却没有丝毫感觉。所谓“漂亮”，不过是男子借以表现他的绅士风度的虚假话语而已。又如，某员工被老板痛骂了一顿，尽管心里不服，口头上却不得不唯唯喏喏地连连应答“是是是”。该员工如此心口不一，亦不过是基于自己的私利——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罢了。

人总是自私的。不管你如何否认，如何辩解，终究得承认：私欲是人类一切欲望的根源。但奇怪的是多数人又偏偏不愿直面说他是自私的。正是这样，自私导致了人的矛盾与虚伪。诗歌《我最爱的人》无疑就是对人性矛盾与虚伪的一种无情批揭。粗读之下，<<我>>诗似乎写的是恋爱的男女双方微妙的情感世界：“我”与诗中的“你”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但“我”最爱的人究竟是谁？是不是她呢？她很想知道，而“我”却清醒地知道“我”最爱的人只有“我”自己！为此，“我”竭尽了“守口如瓶”之能事，而且以至于“一生不渝”来掩盖“我”的自私自利。“我”玷污了爱情却又极力回避，难道不是对虚伪爱情的一种最辛辣的嘲讽吗？

细细品读之下，诗中的“你”又不单是代表恋人形象，它还可以包括亲人、友人以及一切“我”熟悉的人。由此延伸开来，<<我>>诗更值得人们慢慢咀嚼：“我”最爱的人是谁呢？恋人？亲人？友人？抑或是萦绕于心头的所谓“天使”？统统不是！诗的尾节作出了回答：“不让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只有我自己/从来不会是你/也从来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的人”。余音回响，震惊了现代人；“我最爱的人只有我自己”一句更是无情地揭去了现代人自私、空虚而又矛盾的精神伤疤，使虚伪的现代人尽数完形毕露，给人予警醒，发人予深思。

我最爱的人

文/李小洛



从你的眼神里

我知道,有一句话你很想知道

那句话其实我也知道

却不能说出来



不能让你也知道

我最爱的人不是你

也不是在春天里漫步的那些人



我不能告诉你这些

是因为我还在活着

因为你还在我的身边

就是有一天

我要死了,临死前

我也不能说



我也一定要紧闭着眼睛和嘴唇

不让这句话一不留神说了出来



不让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我最爱的人只有我自己

从来不会是你，也从来不是世界上

任何一个其它的人



-----选自《花城》2004年3期

李小洛：充满诱惑的寻找

◎高春林

这是一个喧嚣和浮躁的时代，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的诗歌写作以嘲讽的口吻逼视着诗人们的终极关怀和人文精神。是献媚或拒绝，是表演或洞察，每一个写作者该有一种姿态。李小洛的诗歌以睿智的思考方式，守住宁静、纯粹，独立特行，像安康那片山水一样抒情，保持了诗歌的品质。她说：“人类的光线，在暗。”“让大地,在我一低头的瞬间 /看见，我/一直含在眼里的这颗泪滴。”这就是李小洛诗歌的开始，清醒地、悲悯地在这颗泪滴中透出本真的光芒。



这样的开始意味着什么？透过语言在诗歌和世界之间建立起来的隐秘关联，其实在李小洛，就是宁静中的寻找和灵魂的“回声”。《上帝让我找人》，找到了什么，她始终没有告诉我们，她很轻易地说出在春天，在上帝的旨意下，去找一个年轻人，“一个穿布衣/背二胡,流浪的年轻人”。这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就像莫扎特《安魂曲》中的那个“黑衣人”。因此，诗歌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这神秘是祖上的“钥匙和奶嘴”，是平民的生活方式，是“擦泪用的旧毛巾”。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生活中现实的事物进入诗歌，使李小洛的语言在返回根源的途中，进入一种奇妙，蜃景式的、神秘性的上升过程。



我试图把学医、绘画、写诗这三个不同的笔法在李小洛那里统一起来。它们或许在李小洛的写作中都有着某些影响，才造就了她的诗歌的清醒的洞悉世界“病原”的意识和绘画的色彩层次。《上帝让我找人》，这个过程分明也是一层一层的“色彩”泼墨。我有幸看到他的几幅绘画作品，也正是在逼真的景象中布上了神秘气息。但这气息又是撩人的。在这艺术气息里呼吸的李小洛也许真的像她诗中说的那样，像一只幸福的小麻雀。寻找、呼唤。卡夫卡说：“人的主罪有二，其他罪恶均由此而来：急躁和懒散。由于急躁，他们被驱逐出天堂；由于懒散，他们无法回去。”也许李小洛深知这一点，她在诗歌中始终是耐心的，纯粹的。甚至要慢慢地说话，慢慢地恋爱、哭泣、欢笑。无疑，这是一种清醒，这清醒来自于心灵的寻找：“沿着空气里一些烟草的味道/二胡的旋律”，“找他时,步履一定要轻”。这个过程是自然的心动的，充满了诱惑。

李小洛诗歌：理想使痛苦生辉

　　                             王征珂

李小洛的诗歌创作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那是一个物欲膨胀、快餐文化热情高涨的年代，许多人被这股热浪推着往前奔跑，你能跑多快就跑多快，屋里屋外的人拿着鞭子催着你跑，想不跑都不行。王晓明教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演讲中曾说：“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是越来越粗鄙化了。除了金钱和时尚，别的都没有兴趣，不读诗歌，不习惯沉思，稍微抽象一点的东西就看不明白，甚至迎面遇上了美妙的事物，他都毫无感觉--这样的精神和心理状态，在今天的社会中非常普遍。”（《90年代与“新意识形态”》）随着文学和作家的日益边缘化，不用说诗歌，就是小说，也沦为了电影电视的脚本了。但李小洛似乎独立特行地在自己的路上走着。在地处秦巴山地、汉江流域的小城安康，她的诗歌以及绘画作品，奔涌而出，这不能不说是安康，也是诗歌的幸事。

《一只乌鸦在窗户上敲》是由李小洛的24首诗歌构成的组诗。这一长篇组诗蕴含着极大的热情，充分体现了诗人的灵思和探幽索微的笔法。诗人审视异化的现实，追寻灵魂，立足于现实而超越了现实，发源于生活而超越了生 活。其间缔结了若干重要母题： 自由、痛苦、磨难、叛逆、 抗争、爱情、命运，纯洁、高贵、美好都是李小洛孜孜以求的。李小洛没有在对题旨的图解、说教，而是从细致入微的脉冲式觉 入手，“由遭遇转换为投入，由视像转换为意象，由激动转化为内发的悟性与激 情，由古典经验转换为现代经验”（杨匡汉：《随想十二则》）在诗与对象之间 的转换中实现了诗美的高蹈，进而使诗篇抵达了形而上的纯粹。这使得我们 通常所说的宏大的主题--元叙事或大叙事之类--因了诗人感情的真挚深切，使“小我”上升到了“大我”的 境地，“自我”命运具有了撼人魂魄的普遍意义，并因此避免了一些诗写者习以 为常的滥情、矫情，规避了一味沉迷于一己之悲欢离合而浑然不可自拔。当下，悬浮、飘忽，或者呆滞、板结，难以传布诗意的诗遍布网络，对这种无效写作导致的尴尬状态，李小洛有着自觉的、清醒的 警惕。“诗意肯定不是诗歌，但诗歌可以滋生出诗意”（张执浩语），对此，李 小洛是深得其中三昧的。

“一只乌鸦背着影子/在天上飞/ 没有人知道它引领的亡魂/ 那些影子/足以 压垮一只乌鸦的重量/ 他们只知道/ 乌鸦的沉默”。出现在李小洛诗歌中的乌鸦 ，可以说是《一只乌鸦在窗户上敲 》这组诗的关键词。乌鸦，本是一个约定俗成、盖棺定论了的物象，和黑 暗、不祥、晦气、劫难、灾祸、死亡等概念相关，经常以喻体的方式出现在诗篇 和口头语中--“乌鸦嘴”就是一个例证。在这种对乌鸦的“集体认知”之外， 李小洛要告诉我们什么呢？犹如女诗人翟永明赋予了“黑夜”以全新的内涵，李 小洛对乌鸦进行了重新命名。这只乌鸦囚困于现实场中，它是“经验”的、“现 实”的、“血统论”的、有“阶级成分”的：儿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孬种儿混蛋 。这只乌鸦驮载着宿命、屈辱、冷嘲热讽：“没有人理它/ 也没有人听它的/他们 用树枝，石头躯赶它/ 他们把它叫作乌鸦”；同时，这只乌鸦奔突在心灵场中， 它是超验的、超现实的、有“反骨”的、离经叛道的，有可能“揭竿而起”的：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它驮载着先知先觉、怀疑精神、叛逆意识：“没有人知道 它最后要去哪里/ 没人知道它最后的巢穴在哪里 /当初上帝在造它的时候/ 也没 有考虑过其它的颜色/ 没有在后来分配工作的时候/ 发一张表格给它/ 想起来要 问一问它/ 一只乌鸦的理想是什么”。

一只乌鸦的理想是什么？这是一个饱含悲痛、震撼人心的发问！诗人以形象化、色彩化的文字， 将对理想这一精神性 命题的发问蔓延到蚂蚁、麻雀、燕子、狮子等物象，蔓延到易被亵渎、易被污损 的人事，深层次开掘，感伤地追问。 “ 那些蚂蚁为什么不飞起来/不像我/ 也不像一只麻雀那样/ 去天空里觅食//那些蚂 蚁为什么飞不起来/ 不像蝗虫，也不像一只蚂蚱那样/ 跳到庄稼和叶子上”《那 些蚂蚁为什么不飞起来》；“ 看海的老人看见了大海/ 想家的燕子飞回了旧都 / 那个肩披丝绸的女子 /也终于找到幸福的小旅馆 ”《在这个好的春天里》”；“ 那头狮子在唱歌的时候/ 样子漂亮极了/ 像月光，像草地/ 像雪山，抱着自己庞 大的影子/在天地间走来走去”（《他说起一头狮子》）阅读这些语象温厚、旨意 深远的诗歌，正如当代杰出女诗人翟永明的话“无力到达的地方太多了……心在 隐隐作痛”，是的，理想正是诗人最渴望到达而难以到达的一个地方，也正因为 难以到达而愈加值得 ，幻想 着“把那些拆下来的砖头拿去铺路/拔掉的栏杆拿 去当柴劈/ 抽开的篱笆拿去当草席/ 我要让这个世界从此宽畅起来/ 春天再也没 有什么可以阻拦 《我要把世界上的围墙都拆掉 》。理想是心灵漫游者的首都， 朝圣者心中的圣地，理想是理想者的黄金，理想使痛苦生辉。诗人因而听到了： “高原上有一头狮子/ 在黄昏里唱歌/ 庞大的歌声从乌云/ 从鹰翅，从夜里不曾 睡下的石头/ 和森林中穿过”（《他说起一头狮子》）。

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一书中指出：爱情总是需要女人深深的舍弃，女人被动 地、疲倦地置身在爱情之中。无尽的黑暗层层包围过来，这是肉体的黑暗，是风 声在子宫中的黑暗，是墓穴中的黑暗，于是，女人的自我不再存在。读李小洛那 些以女性、青春、情爱为母题的作品，你会发现她对女性命运的深深关切，发现 浸润在诗歌中的若干重要情结，它们是：人生的虚无感、宿命感、迷乱感、破灭 感、死亡感、对肉体的困惑感、对自身的罪恶感、和对女性悲剧遭遇的深思反醒 。 李小洛诗歌中的这种情景是自在的 ，其间的情绪跌宕起伏。情绪在她的作品中起到了类似发动机的作用，她发动着 “自我”这架充满奥妙的“发动机”，痴迷于挖掘内心。把个人情感和普遍情感 交织在一起，字里行间流动着女性的情绪、情感和感受，“挖得越深，留在里面 的越多”，留在诗篇里面的是：人生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女性的精神生理处 境，青春期的喜怒哀乐，那里有--幸福和不幸、美好和丑陋、善良和凶恶、真 诚和虚伪、伤害和被伤害、欺骗和被欺骗，有“注满爱情的虚假和谎言”，诗人 对此痛心疾首：“不 那些风/ 它们刮起来的样子/ 老让我想起一个 的人/ 《我不 喜欢世界上的那些风》。在对女性生命境况和青春岁月的审视中，诗人是 敏感的、脆弱的，也是觉悟的、叛逆的。

她不用作品伪装“救世主”、“女强人 ”、“巾帼英雄”，也不伪造“浪漫”的诗意，不故作“天真”、“无邪”、“ 单纯”，不故意制造“甜言蜜语”。她用笔尖指点读者看--留在心灵深处的温 柔、美感、善意、真情，也指点读者看--软弱、忧愁、无奈、隐痛、、嘲讽、 怀疑和绝望。 《只有最后的一颗眼泪了》写到：“那些爱我的人/ 我也不 能流给他们 /他们爱我时都在我还活着的时候 /有一天我走了/ 他们也会像爱我 一样/爱上别人/一颗眼泪就像一场霉雨/就像一个女人的一生/ 所以我最后的最后 一颗眼泪/我一定不能轻易地把它流下来/ 我只会让它在眼眶里深深地蓄着”，这 样决绝的诗句呈示了内心的自爱、自尊。正如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亚所说的 ：“你的身体伤害我／就像世界伤害着上帝”，上帝就是女人自己，解救女人苦 难命运，要靠自己这个上帝，不靠神仙和皇帝。 也许是学医并且曾经多年从事医务工作的的原因，每天面对了更多生命 的痛苦和结束，李小洛的创作中，留下了更多关注生命和死亡的东西，而那些不该毁灭的毁灭，更让人心里沉甸甸的。 诗人忘不了，《到医院的病房去》去看看白色的病床/ 水杯、毛巾和 损坏的脸盆/ 看一看一个人停在石膏里的手”；忘不了，“看看那些早已失修的 钟/ 病床上，正在维修的老人/ 看看担架、血袋，吊瓶/在漏。看一看/ ……人类 的光线，在暗。”

李小洛的诗歌艺术是早熟的，颇多可圈可点之处。其不少作品摇曳多姿、丰富多彩，既有沉郁的低吟，也有高亢的吟唱；既有恣意的抒发，也有内敛的言说；既有朦胧的笼罩，也有清新的流泻。其作品以传递情绪、直觉、潜意识见长，笔触所至，自有吸引读者眼球、感染读者魂魄的力量。“上帝告诉我，要用他的名义/ 要沿着空气里一些烟草的味道/ 二胡的旋律去找他/ 找他时，步履一定要轻，要轻（《上帝让我找人 》）；安静的棕毛/安静的胡须/ 我说我相信/ 我相信那头会唱歌的狮子/ 他已经来了，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灰暗的秋天里”（《他说起一头狮子》）——这样闪烁着类似宗教光芒的诗句，令我唏嘘再三：它不是满心污浊、满脑子庸俗的人所能写出的。

李小洛很多作品细部清晰、准确。同时有理性意识和“形而上”意味。这使得她的作品一方面摆脱了琐碎、絮叨、堆砌、流水帐似的罗列，一方面也避免了枯燥、板结、空洞、板起脸来的说教。隐喻、象征、暗示、通感和电影蒙太奇等手法的采用，使得她的诗歌一方面“向内挖掘”，表现出可贵的内凝、自制的质地，另一方面又“向外辐射”，具有鲜活的流动感、跳跃感。她的不少诗歌舒张自如，舒则轻敲慢打，从容不迫，张则疾风骤雨，如泣如诉——节奏的疏密有度，好比一个人调遣鼓点，全凭一双懂得节律、音韵的灵秀之手。

李小洛诗歌的独特韵味和意趣是多方面的。她将叙事引入了自己的诗歌创作。 又和一般的口语诗人不同，她的叙事带着强烈的情感化、形象化色彩，叙事中包含着很深的感情（在这里，我无意比较他们之间的高下）。她在叙述中，抓住神态、动作、心理，抓住自己熟知的物象、人物，生动勾画出一个个鲜活的形象，表达了妙不可言的感觉。她的诗歌是有“声样”的，是非常可触可感的，因了第一人称在许多篇章的频频在场，因了“自我倾诉式”的表达，而具有某种”心理独白”、“心理自传”的味道，向读者展现了一个隐秘、丰富的内心世界。这里有诗歌发出的声音，诗歌展露的模样：委婉则委婉到--和风细雨、小桥流水、低唱浅吟； 活泼则活泼到--玉树临风、口吐银铃；冷漠则冷漠到--寒风凛冽、曲高和寡；孤傲则孤傲到--落落寡欢、拒人千里；疑惑则疑惑到--时光不居、物是人非、疑云重重；浓烈则浓烈到--飞流直下、杂花乱树、烈酒入喉；惆怅则惆怅到--愁眉紧锁、愁肠百结；坚忍则坚忍到--梅花傲雪、大地傲霜。，而且，这种“心理独白”、“心理自传”远远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色彩更加斑斓、气势更为壮观的书写还在不可限量的未来。我们拭目以待。

被李小洛诗歌中的真诚、深沉，温柔、细腻、尖锐打动着，唤醒着，记忆深处 因物欲和喧闹而失去的美好的东西，--这真是不能一时一人就可以清楚看得 出来的。我想，优秀的诗歌往往要经过若干年、若干听者群体的反应和沉淀，才能逐步得到一种明晰的了解和深悟。

“倘若借用鲁迅当年的言辞，问：今日的中国社会将‘进向’怎样的‘大时代’？我想这答案应该不在别处，而就在当下的社会，在这社会的文化，在千千万万与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的精神和心灵。我不相信庸俗、粗陋、黑暗的东西能够永存，但是，只有当真正优异的文化发出光芒、照亮大地的时候，它们才会真正的消失。”（王晓明语）（《90年代与“新意识形态”》，《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

中国女性诗歌的新证据：一种居中的享受式写作

——关于李小洛

2004年以来，一位以独异的写作风格引人注目的女诗人，让和诗歌有关的目光不约而同一下转向了陕西，安康；各个年龄层的读者们也因此记住了李小洛这个名字。在纯文学退守到精神边缘的今天，这种景象非常罕见！也很令人欣慰！

李小洛的诗歌先后出现在重量级的《花城》、《诗刊》、《山花》、《天涯》、《星星》等中文核心期刊上，04年末的《诗选刊》年代大展上，她的诗作排列在显要位置，刚出版的《2004中国诗歌精选》又选入了她的作品，新近出版的《诗歌月刊》上，头条诗人也是她。

05年《诗选刊》上，主编在回顾全国04年诗歌时这样说：“自如安详地想一想2004年的诗歌，有一些具体的诗句浮现出来，这是因为我当时读到它们的时候，曾经被自然地打动了。李小洛的诗让我有了多种感受。是‘表达存在与虚无、具体场景及过程与人生价值判断之背离、附贴的作品’。”

元月份的《人民日报》上，亦有评论家这样指出：“在去年诗坛上，粗豪奔放、深沉隽永的艺术风格是主流，……李小洛等人的新作，由粗豪奔放的喷突涌泻形成了深沉隽永的审美情感，应该是诗人

艺术风格渐臻成熟的表现。……是‘从文化的源头喷涌而来，从哲学的峰峦喷涌而来’”。《人民日报》 (2005年01月13日第九版)

可以说，李小洛几乎是去年国内女性诗歌中最亮的亮点，作为中国女性诗歌一种新的证据，她用她的诗歌文本证明了：今天，在昔日常见的某些共同特征之外，女性诗歌文本呈现出更新的写作向度：一种趋向于“中”的享受式的体验与情感流程。这种“享受”缘于一种与现实和现时紧密联系的生活观，写作成为生活的一个部份或是如影随形的习惯性行为，是一种精神自省，其生发和渗入也同时反弹着曾经的关于诗歌的理解和接受习惯。

女性诗歌文本向度一般“居中”的较少见，因为，中本身就代表一种难度，需要先受后享，使“遭遇”进步转向之后回流到“享受”。李小洛在此方面处理得非常好，尤其难得的是，其诗中，性别特征无意间被放下，但又不是那种作为写作策略的有意的性别换位；它自然，行文因此真实，动人；至少，其文本所提供的，既是个人又是众人的，那个叫住“共鸣”的词在此显然就找到了它的位置；这全赖作者的语言控制力。就其诗，我注意到，反讽式的调侃和自谐用在其中，加深了一种“悲”的气氛，这种气氛由语言“捏造”，但却是由生活所积累，积累到深处人孤独，形成一种“深处”关怀！此外，一般女性诗人不常用或不愿用的反讽、自嘲手段在李小洛诗中较常见，但它并不显得玩世或嬉皮，而是一种沉静中的自省与豁达，是一种先“受”后“享”。这也使得李小洛的诗作呈现螺旋式上升之效果，我们可能并不陌生的“生活”在她那里被重新涂抹上漆，呈现出新的陌生色泽；它是跨时间的，也是跨空间的，更是跨性别的！由此，鲜明的写作个性也因此凸现。

“享受”，作为与实在生活的一种真正的精神挂钩，它是某种程度上与早些时候的女诗人不同的写作“观念”有别的并以自在姿态的一种新的展开。或说，李小洛所持的是一种更符合实际的生活观。我们说到经历（经验），同时也是一种“享用”，而以前这种“实际”可能被忽略或被别的概念化的东西所覆盖。因此也可以说，在李小洛这里，又似乎不存在什么“观念”——不，也许该说李小洛这里体现的不是印象中常识性的女性诗歌观念；这个主流包括两条，它几乎也算是以前女性诗歌写作的两足：一是传统的女性诗歌概称，二便是翟氏诗歌概念。

如果不管李小洛的性别，就其诗歌的内容、语言方式看，能看出并断定它们一定出自女性写作者之手吗？答案是否定的。这就反映出，一种“享”的前提，一种容。而“享”之前又有几个联贯互动的潜在前提：身体资源的先行发现，现行生活状态及其基础上的另类想像，记忆与现实摩擦中思的更新变化——而由此，可说李小洛的“观念”是散射状的，它不固定，它的变化主要随时、随地，随身，更随语言。这种“享”，也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容”，它是能动的，它的动态因时因地因人；高境界“中”。李小洛正向这一境界靠近。

在观念之外，李小洛的诗歌一个最关键的独异之处是自在的形式！社会转型以来，诗歌一直在按自已的方式参与、行进着，它开始接受了只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的新任务，此过程中，在保持着原本的必须的一些功能的同时，它更多地证明“人类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但，如果没有相应的形式建设，这种参与又是事倍功半。

李小洛的写作，也提醒了我们，往简单点讲，诗歌不过是掌握了一种介入和呈现生活的方式——至少先期必是；而形式的建设，则带来陌生的意味，并拓宽思想多样性，拓宽了语言的发展中滋长乐趣的可能，而李小洛正向我们指出这种可能。对于诗人而言，当这门手艺不知怎的就到了手中时，诗人就在拥有的同时被控制。在共有的天空下，诗人与诗人的差别，最终将体现在思想观念的更新，表现力和表现手段的出奇之上——这正是诗歌艺术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