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记者贺延光静悄悄地将照相机对准病房里的小患者，他想拍下点什么。但是这个小女孩发现了有人在拍她，便急忙用手中的杂志挡住了脸，并说：“叔叔，您不要拍我，我妈妈还不知道我在这里呢”？
这个小患者大概也只是躲在病房里看杂志，并不是在这里生病。还有，这真是诗的逻辑：只要她妈妈不晓得她在生病，小姑娘自然也就是健康的了。小姑娘在说话，制止了对一种真实境遇记录的发生。
感谢贺延光记下了孩子的话，我也像当年背诵语录一样背诵着它，就是这句话，背在身上真是比辞海还要厚重啊。
我也要学会去制止什么。1981年我参观了北京的星星画展，第一次看见了画家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这幅和领袖画像一样巨大的父亲造像原来是由黄土高原的层层沟壑堆积而成，父亲正端着水碗却暂时没喝，不知是等待着水该凉一些，还是期待着阳光把水晒热。而父亲扶着碗沿的拇指上的指甲污黑却清晰可见。
这就是逼真的艺术所带来的震撼效果，开始我想说：父亲这幅画，破天荒地画出了解放后中国农民的苦难和淳厚，这几乎是一句空话。我是空旷展览大厅内众多簇拥观众的一员，我们在震撼之余也不知到底在怎么想，我们都说不出一句话。在《父亲》面前我们徘徊接着走开，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父亲”终于也在说：“艺术家同志，请不要这样画我，我妈妈还不知道我已变成这般模样”。
我也的确在套用小女孩的心声，因为站在苍老的父亲面前，我们还不会想到他还有妈妈，因为逼真已经是底蕴，已经像大地一样。在逼真的后面，不会再有什么，于是，艺术家可以尽情地去画。
倒是当年审查这幅画的干部懂得：逼真的农民形像要有所遮蔽，这就有了画家在父亲的耳朵上画了根圆珠笔的妥协方案，以示父亲也有文化。父亲固然“有文化”，但他苦难的面容，一经发布已经尽人皆知，唯独至今没有听到他母亲的哭声。
我们开始热衷于艺术的逼真运动，还是在北京，在那个“798”艺术工厂区，现在有一组矿难雕塑矗立在露天。那天我远远望去不知道广场上的一群人怎么都变成黝黑黝黑的模样，我蹲下身本来想揭开地上死者的被单，原来被单是以石头铸成。雕塑群中，除了有死者，还有活着的孕妇和孩子。我们打着领带穿着皮鞋的人从这里经过，那个被石头铸成的孩子，只是抬头看他的母亲，而从不抬头看我们。在参观者中，还真有胆子大一点的小朋友，拎着汽球，围着矿难雕塑满场跑，他想惊动他们，但他们仍然纹丝不动。小朋友终被他的母亲喊回了身边。
到底是满足了一个灾难事实的描述，还是满足了艺术家以求逼真的艺术心理，我耳边又继续响起那位病中女孩的箴言。现在该由那位黯然神伤的孕妇说出：“雕塑家先生，请不要把我们铸造成已经死去，也不要把我浇铸成我已经怀孕，我们的妈妈还不知道我们躺倒在这里”。
这大概可以成为批判家们批判我想掩盖人间真实苦难的口实，是的，除非他们没有母亲，除非他们只是苦难本身。我也曾以凝重的心态偷偷地欣赏这苦难矿工们的造型细节，我甚至伸手摸摸那个悲伤的孕妇像石头一样硬的肚子，瞬间觉得她忘却了躲闪。我的好奇心以摸摸那个孩子的脑袋做为参观结束，这就是因为她们没有母亲，这样连苦难都是孤独的。迄今为止我们只懂得口头上的“价值关爱”却无从知晓“价值悲痛”。因为，关爱只能从悲痛中而来。
在我们这个国度，人间灾难消息的发布，最初的确是以“隐瞒事实真相”的方式进行的。一个战友牺牲了，唯独必须相瞒的就是在家乡井边正在提水的他的母亲。所谓悲剧通报的难点就是通报时刻的来临。其他人知晓没有明显的意义，死者的战友们藏着死者的遗物但谁都没有胆量走向老人。那放下木桶的腰身还没有站直，谁敢破坏母亲此时的无知状态，无知就是宁静。所以欲言又止，说出战友阵亡的事实，那话语中的意味真比蚕丝还细。谁都害怕看见母亲因悲痛而崩溃。
在我们这个国家，隐瞒事实真相到后来蜕变成像高级首长隐瞒，但上面下来的首长却听到了什么风声，非要亲自去查看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首长走了一遭后感慨地说：“只知道老百姓苦，但没有料到有这么苦。”一点不错，关于人民的苦难只是首长心中一种甜丝丝的心绪和挂念。当首长终于在某一天受到了强烈的“视觉冲击”，这个冲击不是别的，正是人间的呼吁。
但是艺术家看上去也在呼吁，因为呼吁可以成名。但是，令我尊敬的贺延光先生在说：“直接表现苦难是最简单的，如果仅是为了触目惊心，去展示视觉刺激，而不考虑自己的照片对被拍摄者生活的影响、人格的损害，这样的心态是很可怕的。因此，要有点忌讳”。
这个世界上的艺术家们早已把艺术“要有点忌讳”这个准绳抛到九霄云外。越演越烈的所谓视觉冲击力和听觉冲击力已如同潮水。最早我注意过那个“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时刻，竹竿将大红灯笼挑起，在某个屋檐下灯笼悬定，挂钩声咔咔作响。我想艺术家肯定迷恋这种音响质感，但是也太夸张了。那个“泰坦尼克”号，为了保持灾难的风度和震撼，在下沉的最后时刻仍然念念不忘船舷上的灯火辉煌，我们从欣赏艺术和生活里的所谓“小小质感”开始，艺术品味在慢慢地上瘾，现在也开始学会欣赏灾难的质感了。
贺延光先生提到的艺术对人格的损害，我甚至理解为艺术正对母亲造成损害，说到底，任何苦难和灾害的当事人不论他们人间的年龄有多大，他们的心中一定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在爱着他们。生怕母亲受到惊吓这是唯一的宗旨，因此，苦难的写实必须有所忌讳，这才是苦难中人真正的心声。艺术家应当照顾这种心声。
二战期间，当“艺术家”还带着钢盔，手持卡宾枪在战场上服役的时候，那时，他们的行为只是忠实的执行法西斯当局所下达的活埋女孩的命令。任务的程序是：坑已经挖好了，然后将女孩推下去，最后用皮靴踏平泥土。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行为艺术”，这个行为的唯一主题就是宣告残忍。但是，孩子走到手持卡宾枪的人面前，平静地说道：“叔叔，请不要把我埋得太深，不然我妈妈回来就找不到我了”。我们的理解曾经有误，小姑娘不是在报道噩耗而是希望母亲能把她从深埋中拉出来，然后一块儿回家。这是在灭顶之灾面前勇敢地破解活埋的深度、破解所谓视觉震撼，我们人的最早的童声。因为人是有母亲的。
永远地不惊动母亲的神色，这应该成为我们的人心和品质，保持天下母亲和天上母亲那面容的静穆，是我们的守望和责任。而往往，我们看见母亲微微闭目如此安详，却试图去惊醒她。所谓朝拜和跪望，此刻人心并不真爱那个端坐的女神形象。
因而，我们日常的人心，贺延光先生看的最透。他要拍张生病小姑娘的照片，却要让小姑娘放心，他说：“你看你的，用杂志挡住脸，保证不让你妈妈看出来是你”。
是为警醒。
这些年，我陆续翻阅了不少文学教科书上对这首诗的评语，大概意思是说：作品集中反映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文革”历史的反思和觉醒。于是，我很欣慰，因为这首诗看上去的确像是在“反思”，我便戴着反思者的帽子，在这个“反思者”的功劳簿上打瞌睡，直到2005年，央视将年度桂冠诗人的头衔按到我的头上。
因为，至今并无真正思想锋芒直指诗人心底。所以我忏悔！
一个诗人在写出“钥匙”之前，他在写什么样的诗呢？我曾经说过，我是个逃离上山下乡劳动的冠军，但我的确由衷地抒发过“第一次进村”的情景，来讴歌知识青年到农村的那场运动。我记得，当“公社美景看不够”时，到底是把麦苗采在手，还是把麦穗拥在怀，我颇费心思。因为麦苗在手，是破坏春耕，而采下麦穗，又是掠取人民的劳动果实。诗人对一个举动作如此揣测，说明他的心迹仍然处在左右摇摆之中。
一个诗人必须对他写的诗承担责任，这是我心头的沉重石头，我在讴歌那个暴戾时代的时候，因为早有《理想之歌》在我的头顶，我在那个理想主义的诗坛上，没有哄抢到“暴风雨中的海燕”那顶桂冠。没有抢到并不说明就没有抢夺的愿望，没有抢到活的阶级敌人捡回来斗，我只抢到阶级敌人留在家里的坏思想。
那么，当我听到外面在敲锣打鼓地欢庆“十月的胜利”(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我为什么能在一昼夜之间(顶多过了几个礼拜)，立即把我过的那种“卷着红旗到食堂去吃饭”的质朴生活，重新说成是一个“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呢？
我曾经见过，有作家将农民吃的糠菜窝头拿到人民大会堂会议厅，让作家们轮流品尝的情景，糠菜生活本来是我们艰苦生活的象征，怎么在开了几天会后，又变幻成一个苦难生活的象征呢？
原来，包括我在内，均是阐释政治生活的写手。所谓“写手”，就是把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关系，揭露为阶级斗争关系，或者又依据新的时代要求，把它又还原为友爱关系，犹如那个糠菜窝头。因为它是文学的，它是以感人的面貌出现，它的基本模式是控诉。在我的诗歌那里，两种互相矛盾的声音，被乔装成为一个诗人的心路历程，蒙昧或者被迫，是掩护诗人过关的辩护词。
一个时代对于以前时代的思想当然是要批评的，但是我们往往只是抓到坏思想，而抓不到坏人。新中国对于旧中国的批判则是以消灭坏人而建立的。在我们的文学里，作家全是好人，因为作家太狡猾，他躲在了坏思想的里面，把一个坏人坏事的积极参与者，偷偷摸摸演绎成坏思想的受害者，改装成仅仅是活着的被压迫者形象，改装成在外面明明玩得那么疯，最后竟委屈地发现钥匙丢了的人。因此，我们仅抓住政治上的坏人，而丝毫指不出哪个作家和诗人是坏人，因为好像只有作家允许有心路历程，我躲在一个心路历程里，躲在一个骗局里面，并继续感染着后人。
我忏悔！当代文学里解构思想看上去具有批判精神，实际上如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一样，只是控诉主义骗局的变种，如今的青年诗人们看上去什么事情都未参与，当别人把“腐朽”的大厦盖起来之后，他们猛然成为一个拆建筑的人。我们能提供的所谓“诗歌经典”，就是这样无形地毒化着后人。
在“天问诗歌公约”里，有一条很醒目：诗人必须是时代的见证。我们过去把穿着军装在天安门前留影称为时代的见证，我们掏出没用完的布票和粮票后说，这是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我们离开了“顺民”生活，写出“钥匙”诗，以期喊出时代最强音，这种诡计沿袭至今。我们的诗可能是温柔的，但立场是凶悍的。
现在，“天问”重提见证，见证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十字架，一种是耻辱柱。一个诗人的心路历程其实质是：原指望能拼命攀上十字架，但在我的头顶，分明只是两个字：“耻辱”，今天，我将被钉在那根柱子上。说得好听一点，我至今仍然是一个在十字架和耻辱柱之间徘徊的人，当有坚实的脚，将我踢向耻辱。
我忏悔！《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违背了我们的前辈巴金先生所倡导的“说真话”的原则，我建议，将这首诗从所谓的诗歌经典系列中永远抹去。
天问诗歌公约
第一条 每个诗人都应该维护诗歌的尊严。
第二条 诗人天生理想，我们反对诗歌无节制地娱乐化。
第三条 诗人必定是时代的见证。
第四条 一个坏蛋不可能写出好诗。
第五条 语言的魅力使我们敬畏，我们唾弃对母语丧失敬畏的人。
第六条 没有技艺的书写不是诗歌。
第七条 到了该重新认知传统的时候了！传统是我们的血。
第八条 诗人是自然之子。一个诗人必须认识24种以上的植物。我们反对转基因。
那是十多年前，
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
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
后来，
我的钥匙丢了。
心灵，苦难的心灵，
不愿再流浪了，
我想回家，
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
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
翠绿的三叶草。
而且，
我还想打开书橱，
取出一本《海涅歌谣》
我要去约会，
我向她举起这本书，
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
爱情的信号。
这一切，
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天，又开始下雨，
我的钥匙啊，
你躺在哪里？
我想风雨腐蚀了你，
你已经锈迹斑斑了。
不，我不那样认为，
我要顽强地寻找，
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
太阳啊，
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
愿你的光芒，
为它热烈地照耀。
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
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
那一切丢失了的，
我都在认真思考。
天问诗歌公约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
第七条
第八条
签名人
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于哈尔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