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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文化 |
很遗憾，我还不曾真看过故宫的雪，所以也不曾知道某一个下雪的黄昏，或者某一个时刻，故宫的红墙内是否会有一位赤着身体的女子出神地凝视着窗外，就像我画过的那幅“故宫的雪”。我曾想象过如东流水般的宫怨，和高大围墙内的一声声绝望的叹息。故宫的雪不是一种引起人从心灵里愉悦和欢畅的美，它的美是有一丝淡淡的哀伤，除了建筑上和地面上的白色，我在用光上有如中国画中的惜墨如金的概念，或夸张一点说，四两拨千斤也就是这么回事 。
离开中国之前，我怎么会知道思乡的哀愁呢？
回故乡的路上
那是二月的一天，我在回乡的路上，在回北方的路上。
那一天，没有一丝冬日里的寒冷，没有千里白雪覆盖着的山峰与平原，没有冰川在太阳下耀眼的光辉，我的冬天，一片纷飞的雪花所编织的童话。
在艺术每日里都在失去她原来的意义的时候，我只想在我的艺术创作中图个吉利。
我不象许多人那样在创作中感受着彷徨与痛苦，我在我诸多的物象创作中所体验的，仅仅是对线与色选择时的感动。在我所有的语言中，一块独立的暗红色，一个起平衡作用的手势，都是极宝贵的词汇。只有绘画才使我的心灵得到安慰，同时，一种与生俱来的力不从心感又无时不在。灵魂常常处于创作前骚动的瞬间。
清晨，面对树叶上将要坠下的露珠不能自己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意念在我的心头萌动；在闹市观望行人匆匆而过的身体，太阳的余辉在人脸上呈现出纷乱的闪光，又有什么样的情丝在我灵魂里激荡，我说不出。有某些语言的障碍，即便是人的亲情或愤怒，也只能是被很有限的传达在艺术作品中。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使创作中的作品适合于我，而是我怎样去适应创造过程中那不能自己的，从一个阶段上升到另一个阶段的突变。因此我的创作过程常带有几分游戏的特点。要么去改变由此而给作品带来的戏剧性的不和谐，要么就去顺应以
回去的路上只有我和刘洋，她希望我把她给带到八王坟长途汽车站附近的地方。刘洋经常坐巴士，她坐在我的身边看起来比我还自信。路上自然也没费工夫。
当我把刘洋放在她的巴士站的时候，我还没有真正的意识到我所面临的问题。刘洋在下车前，为我指出了三环的方向。我告别了她，于是就上路了。
无论什么年代，总得有人画画，我就是这个人。所以，我不介意讨论架上绘画的生存或灭亡的问题。
我也不在意艺术中神似与形似的问题。因为它们两者都可能成为好的作品，就像艺术可以是为政治的，可以是为宗教的，也可以是为工农兵大众和你的邻居的。无论它为了什么，都可能出现好的艺术。好与坏的艺术标准正象体面的艺术宣言一样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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