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７年７月２４日，《收获》创刊，这是一本７０万字、３２０页的文学双月刊，定价１元４角。《收获》创刊号上有靳以执笔、巴金共同署名的发刊词：“ 《收获》的诞生，具体实现了‘百花齐放’的政策，《收获》是一朵花，希望它成为一朵香花……有利于社会主义祖国，是人民的有益的精神食粮。”在《收获》的５1年历史上，两次停刊，两次复刊。第一次停刊是１９６０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纸张供应紧张，中国作协决定将《收获》停刊。１９６４年，《收获》复刊，主办单位从中国作协变成了上海作协,每册定价七角。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收获》再次停刊，直到１９７９年１月再次复刊。
    复刊之初，《收获》刊发的作品展现几代作家在思想尚未完全解放得年代，以个人勇气直面现实，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对人性觉醒的探索，在理想和现实间选择的两难，如《大墙下的红玉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蹉跎岁月》《人到中年》《人生》《方舟》《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而从1980年代中开始，小说的叙事和语言中都产生了新美学思潮，叙事革命、语言实验和生存状态探索对文坛形成强烈的冲击，《收获》在1987合1988年连续推出了“先锋文学专号”，一大批默默无闻的年轻作家日渐成为中国文坛主力，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新景观。1979年复刊至今的《收获》，见证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整个发展历程——30年新时期文学的兴衰成败，中国当代文学面貌上的脱胎换骨，并在很多时期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甚至发表的作品打破改革开放中存在的思想禁锢，而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坛上一大批知名的作家无不是从《收获》中走出来，收获自己的文学天地。
    当记者回访近30位当代知名的作家时，他们中很多人都由衷地感谢《收获》，当他们聊起年轻时代在《收获》上发表的那些作品时，清晰的回忆拼接起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新时期的文学史。

     1979年
     严格意义上说，新时期文学不是从文革结束的1976年而是从1978年算起，“因为就文学的‘复苏’是以这一年8月开始的‘伤痕文学’为标志。”（陈思和语）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抗战以来形成的“战争文化规范”被否定。1979年10月，中国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在致辞中提出对文化创作“不要横加干涉”的意见，不久“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代替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1984年的全国作代会则明确作出了“创作自由”的许诺。但几十年的极左思想和阶级斗争思维模式，并没有一夜小时，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大墙文学等等，每一次新的创作和理论探索都回引起强烈的反响和争论，甚至不乏有重拾“批斗”的声音。但和改革开放路线不可阻挡一样，作家们的文学探索和对社会、历史的反思、批判在读者拥护声中，翻开新的篇章，这也使1980年代初的文学生机勃勃，“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又渐渐恢复活力。
    1979年复刊后第一期《收获》发表的重量级作品是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三部），也许预示着命运多舛的中国即将走出了政治运动的黑夜，又迎来了新的早晨。175万字的《上海的早晨》是作家周而复亲身经历了新中国对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用17年时间精心创作而成。选择《上海的早晨》（第三部）作为《收获》复刊号重量级作品，也许是续上1957年《收获》创刊那年的血脉，《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即是在那一年的《收获》杂志上刊登。不过，正如《收获》之后20年间走在“停复刊”之间，三部曲的《上海的早晨》（第一部）从1957年在《收获》发表，1958年出版之后，因为历次政治风波，直到1979年，小说才最终完整的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中历经了近20余年时间。《上海的早晨》的经历，只是中国文学和作家的一个缩影。
    从维熙在文革后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大墙下的白玉兰》在《收获》第二期刊发，“大墙文学”不胫而走。小说约6万字，描绘共产党员在共产党监狱里与“四人帮” 分子进行斗争的故事，作品的点睛之笔在于作者说出了一句没有人敢说的话：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而当时“两个凡是”还在盘踞着中国政治思想届。那时杂志复刊不久，刊登《大墙下的红玉兰》这期从开印时万册飙升到后来的几十万册。写《大墙下的红玉兰》时，“正是我结束了20年囚徒生活、回到京城的时刻———我于 1979年1月6日乘夜车离开山西。”小说在1979年第2期《收获》杂志刊出后，《新华月报》第6期给予转载；1980年上影《电影创作》第6期，把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剧本被评为当年上影优秀的电影剧本。
    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问世后，引发出来的各种麻烦，刊物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人写信指责编辑部，给反党小说开放绿灯。“让我最为惊愕的是，当年夏天，我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一千多封来信。信件中的绝大多数，赞誉作品对生活的赤诚和作者的勇气；但也有少数信件，是指责我‘意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有一位知名文学杂志编辑还给《收获》写信，称我是跟苏联解冻文学时的爱伦堡一样，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从维熙向早报记者回忆起三十年前的这部曾产生重要影响力的作品，作家手上的一份材料还记录着当年他所服役的劳改单位，专门为他这部“大墙文学”小说所开的会议，“1980年1月26日，我所服役的劳改单位召开政治工作会议专门为《大墙下的红玉兰》召开。他们除了上书中央称我为‘从犯’外，还在一份材料上写到——从犯所在劳改农场，现有犯人七百多人，现在就有一百二十多人不认罪了。——言外之意，劳改犯通过各种途径阅读或者广播收听到了《大墙下的白玉兰》后，开始反抗改造了。劳改单位工作人员进而公开对‘拨乱反正’政策提出了质疑。”“我曾对好友刘绍棠说过：我已做好重回劳改队的精神准备。”从维熙回忆说。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已在中国大地上涌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已刚刚确立，但几十年极“左”思想还不愿在历史巨变中退位。历经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学，虽再不是“八亿人民一浩然”，“但是要冲出过去的阴影，真是难而又难的事情。”从维熙说。
    不过在从维熙看来，写出《大墙下的红玉兰》是历史必然，“即使我没有写，受难的知识分子也会写出这样的小说，而当时有些政法机构，要封杀《大墙下的红玉兰》也是历史的必然。”但作家也向早报记者承认，如果没有3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之后雷厉风行的贯徹，“不要说我的文学命运，我真有可能再进大墙。”
    从维熙手头保存着一份发黄的1979年第2期《收获》，封面上贴着一条胶带，而这期对作家极具纪念意义的刊物是一位热心读者冷痛割爱转给他的。“前两年我去深圳，深圳金威酒业老板陈鹏飞请我签名留念；但当他听说我自己已丢失这本刊物，他最后还是割爱送给了我。”
    从《大墙下的红玉兰》之后，30年来从维熙大部分重要作品也都在收获发表，比如1981年发表的《遗落在海滩上的脚印》，1982年《远去的白帆》，“ 《远去的白帆》最早是给另一份知名文学刊物的，但编辑看了之后让我修改那些逼真地残酷描写，还对我说：不要在坟堆里掏黄金了。但对我而言，那段历史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不能遗忘的。”根据从维熙的回忆，正好1981年底，巴金从法国参加完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笔会活动，途经北京，“巴老女儿从我这里拿走了手稿给他父亲，巴老不顾疲劳连夜看完，然后很快就在上海排版了。
    复刊后第一期《收获》还收入了刘心武的《等待权利》。1978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班主任》后的刘心武，成为当时文学青年的偶像，小说与卢新华的《伤痕》一起成为“伤痕文学”的发轫。复刊号的《收获》约来刘心武也自有其道理。小说名出现“权利”一词，当时的中国人已经不知道“权利”为何物已经很多年，小说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国人对“权利”意识的一次启蒙。
    巧合的是，复刊后第二期《收获》上，还刊发了另外一篇“权利”小说——女作家张抗抗的《爱的权利》，长期极左路线折磨着人的精神和肉体，包括对人们对美好爱情权利的剥夺。1969年，张抗抗从南方杭州插队到黑龙江的农场，8年的农场生活异常艰苦，“但最艰难的不是物资生活条件，而是那种令人窒息的环境，自己对于文学事业的热爱得不到理懈的环境。我从谣言和中伤中走过来，伤害我的人有的是因为忌妒，有的却是当时那个年代的必然。我由此深深憎恶扼杀一个人纯真的愿望和感情的那种世态，《爱的权利》就是从我自己这种感受出发写成的。”张抗抗后来回忆说，“这十几年来，许多人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忍痛抛弃了它们（爱）。人们常常不能去爱自己所爱的人，不能去爱自己所爱的事业，爱情与社会的冲突、与环境的冲突，依然顽固地存在着。甚至因为爱人民、爱祖国，所做的一切事都会被罗织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最普遍的、最可悲的是，爱情竟成了可以用物交换的廉价的东西。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并没有立即恢复他们对生活的热情，愤怒和眼泪依然存在，阴影并未在人间消失。这到底是为什么？频繁的政治运动，人们几乎忘记了自己热爱生活、憧憬未来的权利。阴影不驱散，新时期阳光便透不进那些创伤深重的青年人的心胸。我是用我心中对‘四人帮’及封建残余的仇恨来揭示这个主题的。在塑造舒贝时，我倾注了我心中全部扩新时代唤醒的爱。如果没有比常人强烈得多的爱憎和鲜明得多的认识，你的作品能给予别人一些什么呢？”这篇小说能够引起反响，获得成功，原因就在这里。
    “小说的灵感是我和一个女同学一起在哈尔滨看电影的时候跳出的念头。1978年，当时我还是哈尔滨艺术学校读书的学生，我在一间琴房里很快写下了这个小说。小说提出了一个‘权利’问题，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张抗抗对早报记者说。人还远在黑龙江的张抗抗在1979年初将手稿最初给了《上海文学》，“当时《上海文学主编》是茹志娟，不过她建议我把小说给《收获》，也确实在《收获》上发表之后引起了更大的反响。”回忆与《收获》20年的友谊，张抗抗说印象最深的是1980年代编辑孔柔“用密密麻麻的小楷毛笔写的一封封修改意见信，从上海到哈尔滨。这个过程其实是对作家的写作指导过程，在我看来，这样一种修改往来过程对作家就像是一个‘写作班’。”张抗抗说。
    那一年的《收获》第二期还发表了冯骥才的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作为刘心武的追随者，冯骥才的这部中篇小说是“伤痕文学”中的优秀代表作品之一。“《铺花的歧路》是我在1978年夏天，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栋小楼里面写的，当时像我这样的不少文学青年都在那栋楼里去写作，大家交点钱就管吃管住，比如叶辛也在那里待过。” 冯骥才对早报记者说。自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之后，激励了包括冯骥才在内的一大批年轻作家，他们感觉到一个解冻破冰时代的来临，“当时的社会氛围是必须突破思想禁锢，必须有一批人走在时代前列，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有一种责任感在身上，那种责任感是从个人良知、内心发散出来的。看到刘心武的《班主任》，我深受激励，决定写像这样的一种小说。”
    《铺花的歧路》原来的名字叫《创伤》，写好后就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这部小说在出版社内部引起巨大的争议，“有人给我的定性是‘反对文革’，那个时候党对文革还没有最终定性。我还记得，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编韦君宜建议让我和其他两位作者一起在北京开个研讨会，轮到我发言的时候，茅盾走了进来。茅盾当时对这部小说当场肯定的，他支持这部小说，但也提了一点意见。但就算如此，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没有下决心是否出版。”在漫长的争论中，卢新华《伤痕》发表了，“《创伤》跟这个名字有点接近，所以我改成了《铺花的歧路》。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文革中的红卫兵们，在铺满鲜花的道路上走上歧路。”冯骥才对早报记者说。
正在这个时候，《收获》编辑李小林打电话过来了，“当时我还不知道她是巴老的女儿。然后我就把小说书稿寄到了上海，她还把小说给巴金看了，他也支持这个小说。然后在那一年，《收获》连续发表了我两部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和《啊》。”
不过，冯骥才说，就对他个人而言，《收获》在复刊年上发表的两个作品中，《啊》的分量更重，“它揭露了文革的残酷，文学性也更强。冯牧看了以后对我说，他一晚就看完了，看得浑身发冷。不过，他后来在会议上还是委婉地说：要是有个正面人物就好了。”“后来，首届全国中篇小说评比上，《啊》拿了二等奖。后来我得知，评委们本来是要给一等奖的，但怕领导们看了这个小说不高兴，出于保护作品和作家考虑，我的名字出现在二等奖中间位置，用他们的话说‘获奖，但要藏起来。’但在发奖仪式上，冯牧他们还是让我代表获奖作家发言。”
    那一年在《收获》上最风光的“年轻”作家无疑是身在贵州乡下的上海人叶辛，他的知青文学发轫长篇《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在那年第五、六期全文刊载。小说带来的新鲜之处在于以爱情为主线，着意描绘几种类型知识青年的性格、理想和命运，刻划他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一反当时比较流行的“控诉”文体，但其中对农村的浪漫主义描写后来也被人所怀疑。谈起这部小说在《收获》上的发表，叶辛对早报记者回忆道，“1979年初我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他们总编辑韦君宜谈稿子，他当时正在看刚刚复刊的《收获》，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收获》复刊了。而我已经在1978年底我刚刚完成了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不久，叶辛从北京回到贵州乡下，然后把稿子寄给熟识的上海文艺出版的编辑，“那位编辑一直看好我的作品，就把这部手稿又推荐到了《收获》编辑肖岱那里。”不过用肖岱地话说：“全国文学爱好者都知道《收获》复刊了，自发来稿非常多，文学的小道上挤满了人，所以稿子要按先后排队看。”手稿拿到《收获》是三月份，“九月份的时候，我就在贵州乡下收到了杂志社寄过来的便签，大致意思是审稿完毕，准备在第五、六期上发表，特此告知，上面还有一个红公章。过了几天，我到贵阳出差，那里的同志订阅了《收获》，我就从那里才看到，自己的小说在上面发表了。”叶辛对早报记者说。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在当时引起的巨大反响，不过叶辛更重磅的小说《蹉跎岁月》很快又在《收获》上发表了。“1979年底，我到上海探亲，那个时候刚刚写完《蹉跎岁月》，乘这个机会带着手稿到《收获》杂志社去。”“在探亲的几个月里，我每隔两个礼拜就要杂志社，一方面和编辑聊怎么修改稿子，一方面取热情读者看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后寄给我的信，每次总有十多封。”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刚刚在1979年底刊载，所以《蹉跎岁月》将安排在1980年下半年才发表。“小说原来的名字不是这个，编辑说，小说要到年底再发所以好好再想。正好，那年还要去北京参加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同去的上海作家还有王安忆。四、五月份的时候，编辑开始催我，有一天早上我在散步突然想起了一首诗——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我觉得‘蹉跎’这个词跟这部小说特别贴切，然后我就打电话到上海告诉他们小说名字我取《蹉跎岁月》，我在电话中听到编辑们马上就拍板了这个名字。”
让叶辛始料未及的是，《蹉跎岁月》在《收获》刊发期间，创下了杂志发行量之最，“刊登《蹉跎岁月》上半部分时，《收获》印了50多万份，1980年第六期刊登下半部分时，《收获》发行了110万份，这是《收获》发行最高峰。” 《蹉跎岁月》掀起了知青文学的一个高潮。
    “我常常对学生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把我带入了文学界，《蹉跎岁月》则让全国读者都认识了我。” 叶辛说。
    成名于知青文学的叶辛，30多年来其最深入人心的作品依然是那些描写知青的故事，每每签售会，一批批他的知青“战友”总是忠实的排在签售队伍中。
    成名于文革期间的女作家谌容一度被认为是“浩然式”的作家，她那部发表于1975年的《万年青》同浩然的《艳阳天》一样成为当年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小说还被四人帮当作阶级斗争路线的工作。“不过我认为《万年青》描写了一批中间人士，所以一度不能被出版。”文革结束，下放北京郊区的谌容的回到城里，在中学教授俄语。不同于，一大批文革中红的发紫作家在新时期销声匿迹，谌容并没有放弃写作， “因为我在文革中问心无愧，我在1978年写了《永远是春天》。”《永远是春天》描写了饱受磨难、意志坚强的的老干部韩腊梅，标志着摆脱“极左”路线，重新回到文坛，寻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学道路。
    但真正给谌容巨大成功的是《人到中年》，小说发表于1980年第一期《收获》，小说在当时产生了强烈社会影响。那一期的《收获》更成为当时最紧俏的阅读物，“后来刘心武开玩笑对我说，《收获》一期的价格是1元，‘人到中年’这个小说名每个字的价格是2角5分。” 谌容对早报记者说。
《人到中年》主要通过描写眼科大夫陆文婷的性格和命运，来反映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又迫切需要解决的中年知识分子问题。一方面，中年知识分子是社会工作的骨干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又超负荷地工作。对于小说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谌容对早报记者说“这是因为，《人到中年》可能是新中国以来第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小说。” 谌容说：“有的同志把陆文婷比作天上的一颗星星，说她在我们的生活中静悄悄地放着光芒。我同意这个比喻。我认为，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星星，组成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灿烂的夜空。他们不求闻达，只把自己的血与力献出来，为了下一代，为了我们多难的祖国。” 通过塑造这个人物形象，谌容向全社会发出了关注知识分子问题强烈呼声。陆文婷的命运和遭际折射出此类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社会矛盾，反映出人民群众要求解决这些矛盾的迫切愿望，而这又正是对全面改革的呼唤。“我最早写的小说都是农村题材，一方面是因为抗战期间我随国民党法官的父亲避难于四川农村，后来又下放农村多年，我对农村是很熟悉的，也有感情。后来谢了《人到中年》等一系列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这也跟我成长在知识分子家庭有关。” 谌容对早报记者说。
    写《人到中年》时，由于各种原因，谌容“失业”在家，“写《永远是春天》和《人到中年》时，我都没有工作，借了很多钱，《永远是春天》发表后收到杂志社寄来的稿费后才开始还债。可以说，我是那个时候真正的‘专业作家’。”
    小说发表后，随着同名改编电影的上映，在社会上产生了更大影响力，成为1980年初最受欢迎的电影之一。“电影在1982年就拍好了，但电影要到1年后才能上映。” 谌容说，“审这部电影时，我陪着中央领导胡乔木一起审，他建议我修改下结尾部分，但我拒绝了。”
讲述：
张贤亮
    发表于1985年《收获》上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我在1984年创作的，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名职业作家，获得了三次全国小说奖。我写《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个年代，一边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鼎盛时期，另外一方面文学和思想领域还是有很多禁区需要突破。20多年的极左路线不仅是对人心理的破坏，也是摧残了中国人的生理。后来很多人都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中国当代性文学的开端，甚至开玩笑的说我是中国当代文学性描写的鼻祖。正因为我试图冲破“性”这个文学禁区，整个80年代对这部小说有不小的非议和争论，据统计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评论文章加起来竟然有200多万字，是小说体量的10多倍。
    关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我写完这个小说之后就到美国爱荷华州参加聂华苓创办的国际写作班去了，小说发表的时候我正在美国。发表之后，国内正好兴起了一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我的这个小说被当作批判对象之一。我在美国一点都不知道，但美联社却发表了一篇文章，以我的小说受到批判为例来说中国又将进入政治运动，我由此才知道自己和自己作品在国内的处境。当时，台湾有关当局还打电话策反我，并许诺如果我不回大陆就给我10万美金生活费。在我结束写作计划的时候，聂华苓专门给我开了一个告别宴，我当着与会近百位中外作家和记者表态，表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文化开放有信心。事实证明，这个改革开放中的插曲很快过去，没想到我这部小说的遭遇成了改革开放曲折前进中的一个插曲。
陆天明
    1982年在《收获》上发表的《白杨深处》对我个人意义非常状态，在文革期间我就已经开始写作，但是很多在文革中颇为知名的作家到了新时期都找不到写作方向，退出了文坛，我很可能也会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但是因为《白杨深处》这部在新时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开启我个人写作的新篇章。除了这部小说，当年在《十月》上海发表了我另外一部作品，这一年对我而言是脱胎换骨的一年。《白杨深处》我前后重写了6稿，小说虽然只有10万字，成稿文字达 60多万字。关于《白杨深处》发表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小说手稿寄到《收获》杂志后，李小林找我到他家去改稿子，后来我是在他家一楼改了这个稿子，当时李小林父亲巴金就在楼上，但我没有去打搅，这也有点遗憾。我想，我是唯一一位到巴老家改稿子的《收获》作者吧！
王安忆
    1980年第4期的《收获》上，我发表了《广阔天地的一角》这部短篇小说，之后的第6期又发表了《新来的教练》，之后又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收获》上发表。1980年，我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一半的时间学习，一半时间写作，那个阶段集中写了一批作品，其中就包括《广阔天地的一角》和《新来的教练》等，这些短篇小说后来就收在了《雨，沙沙沙》这部小说集中。发表《广阔天地的一角》时候的《收获》编辑是郭卓，也是我母亲的老战友，我母亲最初为了避嫌建议我   不要在上海的杂志发，但最后她觉得确实好，忍不住还是给了郭卓。这对我的鼓励是非常大的。在1980年代初，我在《收获》上集中发了一批短篇小说，1986年后开始发中篇，后来觉得自己满意的作品就一定首选在《收获》上发表，我应该是在《收获》上发表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了。
1987
    八十年代中叶开始，小说的叙事和语言中都崛起了新的美学原则，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进行了叙事革命、语言实验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的探索，对文坛形成强烈的冲击，改变了已有的文学图景和文学路向，一连串的名字首先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收获》杂志上。1987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份，那年的《收获》第五期推出了“先锋作品专号”，震动当年文学界。专号集中刊登了一批青年作家具有文学探索性的作品：《极地之侧》(洪峰)、《四月三日事件》(余华)、《1934年的逃亡》(苏童)、《信使之函》(孙甘露)、《上下都很平坦》(马原)、话剧《屋里的猫头鹰》(张献)等。通过这次专号，这批势力青年作家集体亮相。
    事实上，“先锋作品专号”并非是先锋文学的发端，多数作家和评论家都同意，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才是中国先锋文学的开拓之作。他在1985年左右发表的一系列作品比如《冈底斯的诱惑》和《拉萨河女神》成为当时文学青年推崇的文本，后来毕飞宇在对早报记者的采访中也说：“马原是我的老师。”不过，因为 1987年《收获》的这个专号的推出，直接推动了当代文学以另一种面貌发展。
    “先锋作品专号”的推手是在《收获》只工作了5年的年轻编辑程永新，他这一青年作家专号的建议得到李小林和编辑部的支持。“我预感年轻作家更有力量，离文学的本身更近，他们和王蒙这一代作家有所不同。”程永新后来回忆说。“在1985年的桂林笔会上，我与同时参加会议的马原都敏感地觉察到文坛正酝酿着一种变化，全国各地分别有一些零星的青年作者写出与此前截然不同的小说，但如何使这些游兵散勇成为一支有冲击力的正规部队，如何使涓涓细流汇聚成河，形成一定的气候，我想到了《收获》，我想把全国的冒尖作者汇集在一起，搞一次文学的大阅兵。尽管当时要在《收获》上做这件事难度是非常大的，但当时我想，只有《收获》才具有这样的代表性和影响力，《收获》做了这件事才不愧为《收获》。”程永新当年力推的这批作家后来在1990年代后成为中国文坛的主力，他们中很多人也都成了他20多年老朋友。
    但“先锋作品专号”中的不少作品令老一辈作家头痛不已，有老作家直言：我一篇也看不懂，相关批评不断。于是，直到1988年第六期，《收获》才再次推出“ 先锋作品专号”，收入作品有《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史铁生)、《罂粟之家》(苏童)、《请女人猜谜》(孙甘露)、《难逃劫数》(余华)、《死亡的诗意》(马原)；《异邦》(皮皮)、《青黄》(格非)、《悬岩之光》(扎西达娃)；话剧《时装街》(张献)。不过，其气势明显不如第一期专号，多数作家也已经是《收获》和文坛的老面孔了。而用马原的话说，“颓态渐露”。
    专号的最大得益者之一无疑是余华，在此之前他仅在其他杂志上发表过一两个短篇。先是《四月三日事件》上了专号，然后在紧接着的第六期，《一九八六》又上版了。在《四月三日事件》里，刚满十八岁的“他”无意中发现父母背着自己在说“四月三日”，因而以为四月三日将有一个阴谋针对自己发生。当“他”试图去弄清楚四月三日究竟有何不寻常时，他觉得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回避他的问题，提防或监视着他，这使他确信他们都是“四月三日事件”的同谋者，终于在四月三日来临之际爬上一列运煤车离家出逃。这一来，作为幻觉的迫害不论在生活中是否“真实”存在，对于自我来说，它已经以出逃和无家可归的结果证实了迫害对于个人的真实存在。作为历史的寓言化，《一九八六年》以死亡叙述表现了对“文革”以及封建专制统治的久远历史作出的反省和批判。1986年，浩劫已成为历史，小镇已是春天。但是历史的阴影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烟消云散，相反，在这浓重的阴影下，春天的灿烂却显得如此脆弱，被人们“精心埋葬掉的那个黑夜”总是突如其来。这类充满血腥气的描写，是关于“文革”的可怖记忆伸。
余华可能是所有作家中对《收获》感情最深的作家之一，“在后面的20多年里，我所有作品的四分之三都在《收获》杂志上发表，这样一个比例我想在全中国作家中都是最高的。”余华对早报记者说，“在发表了《四月三日事件》之后，1987年第6期上又发表了《一九八六年》，当时我的编辑是肖元敏，他认为这部小说中一些残酷的情节描写在当时不太能被接受，他希望我做些删节。肖元敏为了此事，特地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建议我做些修改，并手抄全文附上了他的修改意见。我非常感动和受宠若惊，因为我当时只是一名无名作家，编辑对无名作者作品胡乱修改是常有的事情。”
余华的第一个长篇《在细雨中呐喊》也是在《收获》上发表，“李小林看到之后，她就坦率的对我说，前半部分很好，后半部分不好，要求我修改，直到她满意了才行。她这么严厉可能她认为，我是个有潜力的作家，应该可以写得更好。于是，我几乎把后半部分重新写了一遍，最后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在余华看来，“《收获》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道·琼斯指数，从《收获》上发表的作品就可以了解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平。所以，肯定有爆发，有平庸。”

    专号上最大牌的作家是马原，实际上早在1985年，马原就已经在《收获》上开始发表作品，《西海的无帆船》刊登于1985年的第五期上。“《西海的无帆船》是我在《收获》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想要在《收获》上发表处女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要求太高了。在发表《西海的无帆船》之前，我已经给《收获》寄过稿子，不过都被退回了。”马原对早报记者说。《西海的无帆船》写于1984年，那时的马原还是位在**工作的记者。
马原是叙事革命的代表，他混淆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形成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成为许多人模仿和小说实验的起点。与他同时莫言则在表达自己的感觉方式方面显示其先锋性。1982年，马原来到**工作，“在我来到**后写的第一期小说中，大多具有强烈印象式的风格，但随着我在**的慢慢了解，第二期的小说开始关注我生活的这个地方，《西海的无帆船》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有很多无人区，无人区里生存的困难特别适合写成小说，于是就有了《西海的无帆船》，坦率的讲，小说里有我个人经历的成分。”马原对早报记者说。
    而发表在专号上的《上下都很平坦》是马原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有人经常开玩笑说1987年是‘马原年’，因为除了《收获》，那年我还在《上海文学》《人民文学》上发表了重要作品。1987年是我写作状态最好，作品写的最多、发的最多的一年，但当时文学上的繁荣，在我个人看来已经透出了一点颓势，我的个人写作也出现了颓势，这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得到了印证，而我在1989年之后写作基本上就中断了。也正因为如此，李小林大姐好几次都鼓励我再次写作，她常常说：‘别人不写我不管，但马原你不写我要管。读者那么喜欢你的作品，我们那么喜欢你，你说不写就不写了？’”
    先锋的马原在创作了让他近乎虚脱的《上下都很平坦》之后，最早走上“平坦”之路，然后慢慢不再写作。（请点击标题转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