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体近日报道，世界上第一枚氢弹的设计者并不是人们一向认为的“氢弹之父”爱德华·特勒，而是另一位不为人知的科学家——当时年仅23岁的加温。是什么原因使真相一直不为人知？为何科学家们对此故意隐瞒？
   
    “氢弹之父”，晚年录音吐真相
   
    2003年9月，著名核科学家、被誉为“氢弹之父”的爱德华·特勒去世。在晚年一次心脏病发作时，特勒感到自己时日不多，便决定把深埋心中多年的关于第一枚氢弹的秘密告知世人。于是，他找来朋友录下了遗言：世界第一枚氢弹的第一次设计是由20多岁的年轻人加温进行的。随后，为不让人们产生误解，他又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
   
    理论探索，争议使研制很缓慢
   
    自20世纪40年代初以来，爱德华·特勒就一直在进行核武器的理论研究。1945年初原子弹研制成功后，他便从理论上考虑氢弹研制的可行性。他当时的基本想法是：通过引爆原子弹生产高热，点燃氢燃料，把原子融合在一起，产生更大核能的爆炸。然而，如何把这个理论付诸实践，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没有人探索。
   
    1951年初，特勒与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数学家乌拉姆发生了争论。不久，一个新的计划出炉。根据计划，实验室将建造一个巨大的圆桶型的外壳，里面两端分别安放一枚小型原子弹和氢燃料。然而，当时谁也不清楚这个想法是否切实可行。由于特勒和乌拉姆的矛盾，氢弹研制的可行性研究进行得极为缓慢。
   
    当时，核科学家们对氢弹的研制还存在严重顾虑。他们认为，从理论上来说，氢弹威力无比，而且，其核燃料很便宜，核当量可以按照设计进行调节。但是一旦失控，氢弹将可能成为人类的“末日武器”。通过计算发现，威力无比的氢弹可以将地球大气层摧毁，如果它在大洋上爆炸，掀起的海浪将可能把整个地球淹没。于是，关于制造氢弹的争论极为激烈。
   
    23岁博士，设计出首枚氢弹
   
    1951年5月，23岁的加温博士从芝加哥大学来到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在大学时，加温就是顶尖物理学家费米实验室的高才生。加温回忆，他来到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后，特勒就告诉了他有关氢弹的理论，并让他设计一个实验型氢弹，以证明氢弹理论的可行性。而在这之前，实验室的同行们曾多次努力，但都没有成功，因此备感疲惫。
   
    经过与其他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们磋商，加温于1951年7月底拿出了氢弹的初步设计方案。实验室拿到他的设计方案后，要求他不要随便对外谈论氢弹的设计。随后，他又进一步完善氢弹的设计方案。在完成氢弹的设计后，当年秋天他便回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实验室。
   
    爱德华·特勒的录音也证实了加温的说法。他说，取得有关氢弹的主要理论的突破，他整整花了10年时间。然后，他把这一理论告诉了费米的杰出学生加温，让他去搞一个具体的氢弹设计。加温确实设计出了世界第一枚氢弹。当时，加温的氢弹设计遭到了一些科学家的批评，但最后还是经受住了考验。加温回到芝加哥大学后，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朗迈尔和罗森布鲁特继续进行了第一枚氢弹的详细设计。1951年12月，特勒对氢弹的进展进行了检查，发现“氢弹的计算结果与他的理论预期几乎完全一样”，“设计几乎没作什么改变”。因此，“就我而知，氢弹的准备工作是由加温完成的”。
   
    两年后，在意大利举行的一次科学家聚会上，特勒和加温都应邀参加。特勒提到这位年轻人时曾说道，“氢弹的爆炸几乎是很精确地按照加温的设计进行的。”
   
    美国政府，为冷战故意瞒真相
   
    1952年初，世界第一枚氢弹的设计工作完成。随后，美国开始按照设计方案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枚氢弹。1952年10月31日，世界第一枚氢弹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一个环礁上成功爆炸，核当量高达1000万吨，相当于700枚广岛原子弹，把一个直径1.6公里的小岛活生生地炸没了，燃起的火球直径就超过了5公里。
   
    几十年来，人们谈及氢弹时，一般都只提爱德华·特勒，而很少提到加温。而这正是美国政府需要的。冷战时期，美国为了与苏联竞争，保持对核武器技术的垄断，故意把核武器的秘密隐藏了起来，让对手无法知道真相。
   
    加温则一直保持沉默。在有人谈到“氢弹之父”称赞他为氢弹首位设计者时，他总是很谦虚地说：“我虽然参加了氢弹工程，但只是设计者之一，是氢弹的'助产婆’。”
   
    广受称赞，亦怀疑特勒搞阴谋
   
    20世纪80年代初，爱德华·特勒赞同美国政府搞“星球大战”计划，而加温却极力反对。两人思想遂逐渐走向对立。1995年，美国著名作家罗兹著书称，特勒实际上延缓了第一枚氢弹的研制，同时指责特勒平时不提加温在第一枚氢弹研制中的作用是故意的。
   
    其实，关于究竟谁最先产生研制氢弹的想法，又是谁首先设计了氢弹，这些问题在美国一直存在争论。颇具争议的“氢弹之父”爱德华·特勒公布加温为第一位氢弹设计者的举动得到了一些历史学家的赞扬。氢弹工程的另外一名专家基德尔博士更是说：“这是令人激动的，也是令人可信的。我敢说，这是极其准确的。”
   
    罗森布鲁特虽然对自己在研制第一枚氢弹中的作用被低估感到不满，但他也承认说：“加温在氢弹研制中的作用是独特的。他是不同领域核专家之间的桥梁。”
   
    不过，也有历史学家提出了怀疑：这会不会是特勒的一个阴谋？他之所以抬高加温的威望，只是想借此贬低竞争对手数学家乌拉姆在研制世界第一枚氢弹中的作用。 （聂云）

 

很多著名的科学家都拥有精彩的绰号。

　　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的绰号叫“魔术师”。他一生有1000多项发明创造，包括电灯、留声机、电影机、收发报机等，平均每十几天就完成一项，速度可谓惊人。他采用现在所谓的“系统研究法”，从一项发明中奇迹般地引发出许多新发明。例如继电灯这项发明后，稳压器、熔断器、

开关以至接线盒、绝缘带等多种发明先后问世。如果没有这位科学技术的“魔术师”，人类还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过上现代文明的生活。

　　“鳄鱼”是英国著名原子物理学家卢瑟福的绰号。1911年，他通过粒子散射实验发现了原子核的存在，并建立了原子结构的行星模型。1919年，他又首次实现元素的人工嬗变。在科学的海洋里，他像鳄鱼一样勇猛无畏，吞食一切。卢瑟福之所以被称作“鳄鱼”，还有另一个原因。据说，鳄鱼具有爱护后代的天性，卢瑟福对自己的学生就十分关心。他听取年轻学生的发言就像倾听科学权威的意见。他领导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被称为“科学天才的幼儿园”，先后有十几人获得诺贝尔奖。

　　有的科学家的绰号是自己起的。19世纪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最早提出了人猿同祖论，由此戳穿了上帝创造人类的神话。为了捍卫达尔文的进化论，他于1860年在著名的牛津大辩论中有力驳斥了大主教对达尔文学说的诬蔑。他自豪地称自己是达尔文的“斗犬”。鲁迅先生赞扬他“以渊博的学识，精辟的文章，东冲西突，攻陷了自以为亚当和夏娃的子孙们的最后堡垒。”

　　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的绰号是“昆虫世界的荷马”。荷马是古希腊的伟大诗人，他写的两部史诗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法布尔无愧为昆虫学的“荷马”。他从少年时代起就酷爱昆虫，有时竟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50岁以后，他用30年时间写就了《昆虫记》。在这部十卷本的科普巨著中，蝴蝶、螳螂、蜘蛛、黄蜂……各种各样的昆虫活灵活现。仔细的观察、生动的描绘、精辟的论述，使这部格调非凡的作品至今仍在科普史上放射着异彩。

 

奥本海默的沉默

方在庆

众所周知，美国杰出的物理学家奥本海默由于在“曼哈顿计划”中卓越的管理才能，被称为“原子弹之父”。但更让世人记住的，恐怕是他所遭受的不白之冤。他的个人遭际常常成为探讨科学与政治关系的“范例”，坊间已有不少这方面的书。奥本海默本人所写的《真知灼见》（Uncommon Sense）[收入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科学家传记丛书》中]具有特别的意义。一方面，本书绝非传统意义上的自传。除了简短的生平年表外，人们甚至找不到“传主”在科学上和生活上的略成系统的事迹。另一方面，作者在文中没有任何情感方面的流露。相比之下，本书封面上奥本海默那张严肃的面孔，尤其是那双深沉、略带忧郁的眼睛，则更能说明问题。

奥本海默的悲剧尽管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叶，但却具有永恒的特征。这不仅只是他个人的遭遇问题，而更多地反映了人性的普遍弱点。表面上看，他之所以受到安全审查，被剥夺安全特许权，是因为他早年同情共产党，战后又反对美国政府发展氢弹，加上他与特勒之间的个人恩怨（主要是特勒本人的卑鄙），因而受到了麦卡锡主义迫害。按照原子能委员会（AEC）发表的声明：奥本海默是因为“他的'性格’过失得到证明因而没有资格得到政府的继续信任”。

这一引起争议的决定，使得许多历史学家去探讨奥本海默的性格特征。他们普遍认为，奥本海默性格中的两个方面应对他的悲剧性人生负责。一是他的极度聪明，一是他的奇特个性。他的绝顶聪明获得了一大批本身也异常聪明的科学家对他的尊敬和赞赏。在战前他们按照奥本海默的要求去做，在战后也是如此。至于他的性格，则负面的评价居多。至少认为是不完善的。他的个性被认为像一个“具有截然不同的两极的一个磁体”。一方面，热情似火，极具说服力，有时甚至让人为之着迷。另一方面，又极度傲慢，为人尖刻，让人畏惧，不能容忍那怕一点点委曲。

这种说法流传甚广，甚至得到一些严肃的史学家们的默认。但遗憾地是，它一直没有受到多少检验。如果果真是“为人尖刻，让人畏惧，不能容忍那怕一点点委曲”，那我们很难理解他在受到奇耻大辱后的那种冷静的态度。尽管美国政府在奥本海默生前就为他“平反”，他也有许多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但他在多次的公开演讲中，从来不提个人的恩怨。作为人性的本能反应，一个无端受辱的人在自己写的“传记”中，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自己所受的不白之冤。但抱这种想法的读者失望了。奥本海默为何三缄其口，个中的原因何在？

事实上，奥本海默并非像原子能委员会所说的那样，没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也不是像他本人有时所说的那样“在政治上比较天真”，更不是像他的诽谤者所称的那样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是有一整套自己的政治理念，但他从来就对严格的教义持不信任态度。因而他也不可能无条件地相信某些教条，但他的基本信念是不会改变的。这可以一直追溯到他的家庭教育和中学时代所受的伦理教育。

他的不守常规，与他的家庭有关。尽管奥本海默的父母双方都来自于正统的犹太家庭，但与许多中产阶级的美国犹太人一样，他们拒绝接受正统的犹太教义和文化。奥本海默的家庭富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却“背叛”了他的阶级，成为社会上的受压迫者，下层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从小就被教导要生活在一个公正的、和平的社会中。学习知识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只是他服务社会的一个工具，而决不能成为他自己晋升之阶。一个物理学家，首先应该是一个人，其次才是物理学家。

他之所以在“曼哈顿计划”中担任要职，是因为他要让他的职业为更大的社会公正做出些微的贡献。这就是要想方设法地去阻止法西斯主义。与爱因斯坦一样，当他知道德国人没能制造出原子弹时，他开始反思他从事的“曼哈顿计划”是否正当。在德国投降后，日本成了最后的目标。他虽然没有公开反对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但内心却异常痛苦。作为一个把原子弹从潘多拉的盒子中释放出来的科学家，他对自己无力去阻止这一人间悲剧的发生，以及自己在原子弹制造过程中所担任的角色非常后悔。

由于其卓越贡献，战后他频频应邀在国内外各种场合发表演讲，为美国政府和国会制定有关原子能的政策提供咨询。他当然希望他的和平主义的主张能为人们，尤其是各国当权者所接受。但他憧憬的和平时代并没有来临。苏美之间的冷战让他的梦想破灭，尤其是因为他有机会亲自参与了联合国代表团与苏联的谈判。他本希望向苏联表明美国人自己拟定的原子控制计划是切实可行的，但他的努力不可能成功。他对苏联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实施“霸权主义”的实际行径非常失望。苏联的做法与他的和平主义的理想背道而驰。而他更不可能充当美国政策的说客，这就使得他受到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某些人的“排挤”。他的“忠诚”受到了怀疑。

经过几次听证会后，他变得异常冷静。尽管如此，他还是一再重申人类的普遍价值，人类对和来的向往，而把他个人的遭际放在一边。

他最终也没有找到一个他所向住的社会。他面对着一大群自以为是的“疯子”和“没有头脑的”大众，夫复何言？

尽管如此，奥本海默的精神将还会存在，作为一位与众不同的人，奥本海默的精神将永远活着，只要人类还继续存在的话。

 

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不稀罕外国荣誉头衔(组图)
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不稀罕外国荣誉头衔(组图)
2008年10月09日 12:02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10月9日电 今年诺贝尔化学奖得奖者之一钱永健的堂叔，正是鼎鼎大名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综合《人民日报》，香港《文汇报》消息，年届97岁的钱学森是“国宝级”科学家之一，对国家有杰出贡献，亦是中国航天科学奠基人之一。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亲身到钱学森家里问候。

　　钱学森1911年在浙江出生，193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之后获得公费留学美国，之后在美国各地大学教授讲学。1955年，由于美国麦卡锡主义兴起，钱学森毅然选择了回国。他在1956年受命组建中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等，对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学发展有重大贡献。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两国之间的科学技术交流和科学家互访逐渐增多。在这种形势下，一些美国著名科学家和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不断向钱学森发出邀请，请他到美国访问。并表示他们和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讨论过钱在美国的工作，认为他成就卓著，举世公认。如果他应邀来美，将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院院士荣誉称号。

　　1979年他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授予他“杰出校友”的称号，1986年6月南加州华人科学家工程师协会给他授奖，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在纽约给他授奖，他都没有去。

　　1985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访华，他在会晤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时表示：钱在美工作过20年，对美国的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军事科学的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在研究过联邦调查局的历史档案后，十分清楚，麦卡锡黑暗时期的美国是欠钱学森的债的。我们现在感到很难过。美国政府对钱学森横加迫害，是没有道理的。美愿邀请钱学森访美，并由政府和有关学术机构表彰他对科学的重要贡献。如钱不去美访问，美方可派美国科学院院长普雷斯来华，授予钱学森“国家勋章”，表彰他的贡献。

　　对此，钱学森当时就明确表示：“这是美国佬耍滑头，我不会上当。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deport)出境的，按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的。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美国国土。”所以，美国人给他再高的荣誉，钱学森也不稀罕。钱老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2002年在杨振宁的直接推动下，在台湾出版了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书中用大量篇幅叙述了我和杨振宁合作和分裂的事情，引起了学术界的很大震惊。

　　我和杨振宁的分裂，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的悲剧，但它是事实，无法回避。自1962年与杨振宁合作破裂后，我一直保持沉默。1982年杨振宁在他的英文文集里公开发表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描述。他对此事的描述和我对事情实际经过的记忆相差太大。于是我不得不在1986年作了书面说明。在今年4月3日前，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对事实的公开说明。这一说明是用英文写的，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在这之后我继续保持沉默，祈望这件事就此了结，不再纠缠。可是杨振宁却把事情转向了中文读者，借用《杨振宁文集》（1998年出版）等一些中文出版物继续对我攻击。去年，在杨振宁直接推动下，终于又在台湾出版了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编造了更多不真实的故事。因此，我不得不再一次打破沉默。
 
　　我和杨振宁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在1956年我们合作发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中，有关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谁首先提出来的。本来这个问题是无需争论的，可是杨振宁在1982年忽然用英文发表文章，宣称当初这个思想突破是他一个人提出来的，当时我还反对。1986年我在用英文发表的文章里指出杨振宁的说法与事实不合，之后，杨振宁就改用中文不断地继续发表和加强他1982年对我的攻击，完全不顾1956年的事实和经过。

　　事实是，1956年，是我首先独立地做出了这个思想突破。接着，立刻就有多位实验物理学家按照我的想法进行了实验和分析，证明了我的想法是可行的，并发表了记载此事的科学论文。在这之后才有我和杨振宁合作写出《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的论文和吴健雄等对该论文的实验证实。对于这项事实，当时进行实验予以证实的物理学家后来又发表了回忆文章，对事情发生的时间和经过做了细致、客观的描述。因此，很容易证明在我和杨振宁两人完全不同的说法中哪一个是假的。这种情形是相当惊人的，在科学史上可能也是很少见的。

　　我和杨振宁的分歧是中国学术界十分关心的事。现在事情又有了新发展，我觉得有必要让中国国内和海外华人学者及所有关心此事的炎黄子孙能进一步了解李杨合分的真实情况。因此，我才把就此事回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女士的全文及当年有关的英文资料的中文翻译，汇集出版，公布于众。

　　李政道

　　二OO三年七月
 
　　写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