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偏爱左边一点
□ 提问者:霍俊明
问:应该说,作为一个青年诗人你的“写作年龄”并不长,但是新世纪以来你的诗歌写作却迅速的产生了越来越为广泛的影响并获得了一些在诗界看来相当重要的诗歌奖项。当然,对于真正的写作者荣誉并不能代表什么,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自己的诗歌受到了如此广泛的青睐,或者你认为自己的诗歌有着怎样的个性?
李小洛:是的,我是从2003年才刚刚参与到国内的诗歌现场的。这六年之中,我虽然没有过多地去思考自己正在经历着一个什么样的诗歌时期,也不大能从理论上知道自己到底在写下一些什么,但我已深切感受到了诗歌所带给我的诗意和温暖。诗意是来自母语对一颗孤独的心灵的教化。温暖则是来自于大家的,可以说,这六年,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诗歌,也使我更加深刻地领会了“诗人”这个词语。如果说到自己的诗歌,我想应该是低沉、缓慢、笨拙、自然、和真诚,是它们在完成我的叙述需要。我想也可能正是因为我在努
“80后”为中国诗坛提供了什么样的版图?
作为一种代际划分的诗歌概念和研究方法尽管一直受到一些研究者和诗人的争议,但是对于中国诗坛而言,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降代际划分和研究却一直在进行,无论是第三代、中生代、“70后”、中间代、“80后”乃至渐渐吐露新姿的“90后”都一次次将这种代际研究推向新的阶段,在争议声中代际研究不仅没有消泯反而是越来越盛行。当然代际研究并非就一直有效,甚至这种研究方法有着自身不可避免的缺
2010年《星星》诗歌理论半月刊约稿函
各位批评家、诗人:
《星星》诗歌理论半月刊(中文核心期刊)自创刊以来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现代诗歌理论与批评的建设,进一步总结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历史和诗学征候尤其是诗歌理论工作的问题,本刊编辑部约推出“1979~2009中国诗歌理论与批评的‘伪问题’”栏目。
现邀请全国有影响的批评家和诗人参与“1979~2009中国诗歌理论与批评的‘伪问题’”的讨论。实际上,20世纪中国诗歌理论和批评尽管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其问题仍然很显豁,尤其是当代以来中国诗歌的很多诗学问题不但没能解决而且一再被搁置和遮蔽,甚至其中存在着大量的伪诗学问题。而1979以来的中国30年来的诗歌创作无疑是中国诗坛的比较令人满意的时期,但是,我们仍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30年的诗歌理论与批评很多时候仍然处于无以置喙甚至失效的命名之中。当30年的历史转瞬即逝,我们
陈 超
1
现在,当我面对霍俊明的诗歌批评要说点什么话时,我想起了我们之间的两次谈话。记得八年前,当霍俊明以绝对高分通过硕士入学考试站到我面前时,我在教研室和他认真地谈过一次话。内容大概是他说这一生立志要搞诗歌研究和写诗,而我则说,先不必急于定什么“志业”,学习一段再看。因为与其它文学批评工作不同,研究诗歌的人,除去刻苦的知识积累和良好的理论训练外,他还一定要真正热爱诗歌,且要有足够的感受力和穿透力的天赋,包括一点“怪癖”,才可能把这件事做到位,做到底。多年来,我所招收的一直是更宽泛的“当代文学研究方向”研究生,就是考虑到专事诗学之人才的可遇不可求性质。但马上霍俊明有些委屈地对我正色道,“我相信,我很适合干这个。”当时真给我逗乐了。俊明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人,三年就读期间,他勤读苦练,发表了十余篇诗学论文及一些诗歌作品,成为同届学生中的翘楚。毕业后,俊明考博,同时考中两所高校,在郑重征求我意见时,这次谈话则是我力主他跟随诗学家吴思敬教授学
“中年”的芒刺搅动纷繁的记忆
——子川近期诗歌
霍俊明
当在北京的初春再次看到子川的时候,他仍然是那样精瘦而坚执,而他递过来的近期完成的诗歌手稿则使我感慨良多,这种感慨不仅在于我和子川之间的见面与分别,而且更在于他近期的诗歌写作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撼人至深的力量与“中年”景观。
子川近期的诗作更为明晰地呈现出一种“中年”特征,而这种“中年”又更多地呈现为知性的植入与拓深,更多带有在生存的暧昧场景中擦拭记忆的能力和关于时间的生命体验的本能性的对称与浩叹,而逝者如斯的感慨在子川近期的写作中得到反复的确认。当诗人面对的世界越来越祛除了陌生而呈现出“熟悉”面影的时候,子川也强烈感受到自身生命的成熟和诗歌写作的“中年”是以失去青春、激情、往事和记忆为代价的。尽管成熟并不可怕,甚至带有一种少有的秋天般的平静之美,但是“中年”的心态和带有“中年”特征的诗歌写作却注定要开始了。当现实的列车、生存的列车甚至是时间的列车带给诗人一个个起点和一个个没有归宿的终点的时候,诗歌则成了作为